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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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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 证 山东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 姓名:靳永 申请学位级别:博士 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指导教师:蒋维崧;徐超 20060514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 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 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 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 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步幺扛 论...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 证 山东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 姓名:靳永 申请学位级别:博士 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指导教师:蒋维崧;徐超 20060514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 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外,本论文不 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 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 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步幺扛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叫夕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 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 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 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奄‘ 论文作者签名:生三导师签名:』圭墨垒日期: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摘 要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中国历代文物资料大量出土。正如王国 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些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研究的 新问题,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促生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学者结合传世文 献,对旧有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从而引起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因为出土文物资 料大部分与书法相关,学者援引出土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书法文物对比参正, 综合考察,也促成了书法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与书法相关的文物资料的大量出 土,极大地开阔了书法家的眼界,修正了他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引起了书法艺术 创作的繁荣。 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 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本书建立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将传世文 献、传世书迹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书法研究、书法史研究和书法艺 术创作作全面反思,力图反映文物、文献等多重证据综合考察下书法研究和创作 的新成果。本书努力探讨新发现下书法研究的新范式,对书法史重建的前景进行 了反思,对如何结合新材料进行书法创作、从而开拓新的领域进行了探讨。 本书共五章。第一章“绪论??文物、文献与书法研究”:本章主要申说本书 写作旨趣,阐明研究方法。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新材料与新学问的关系。历 史上新材料的发现,常常引起新学问的诞生。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开拓 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引发了书法研究的新问题,开阔了书法研究的新视野,更 新了书法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的发现,为书法研究和书法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前景。第二节主要阐述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对书法研究范式的探索, 即书法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取地下 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合书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了“多重证 据法”,即以出土文物资料、传世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与书写活动 相关的物质材料与书法文物资料、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书法墨迹与刊刻资料互相 释证:出土文物中的无名写本与传世经典写本、拓本互相释证,等等。多重证据 之间互相补充、发明,从而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书写活动的真实情况,为书法 研究和创作提供参照。第三节是对第二节的补充,具体说明在多重证据互相释证 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必须要综合运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的知识;必须要综合运用文物、文献等方面的辨伪知识;必须要将出土文物与传 世文物、文献对照考察,综合研究。 第二章“书法视野下的字体研究”: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对于字体的研究 是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汉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主要依靠手写这一书写活动来传 播,从书法角度来研究汉字的字体,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是文字学家研究的重 要补充。第一节主要探讨了古代字体的名、实和体、用问题。因为字体命名与字 体产生时间的不平衡性,汉字的字体常常存在名、实不能对应的情况,有的是一 名数实,有的是一实数名。这就常常引起人们在文献阅读时产生歧义,也常常引 起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不对应性。一种字体可以运用到不同场合,而呈现的样 式也不同,比如有潦草的手写,有郑重的抄录;有随意的刻划,有严肃的刊刻, 等等。同一书体,因为应用场合的不同,抄本、刻本等呈现方式的不同,书法的 美术风格差异就很大。这也是引起书体问题纷繁缭绕的重要原因。 本章第二节以小篆和古隶为例,具体阐明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在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人们未见秦代手写墨迹,对秦代的字体只能依靠文献记载 来推测。睡虎地秦简等秦汉简帛书的大量出土,使人们重新审视以前的认识,对 小篆和隶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小篆、隶书是“兄弟关系”而非“父 子关系”,小篆为战国文字说,等等。这些学说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部分地修 正了前代的认识,是学术的进步。本节综合比较秦文字中刊刻字体和笔书字 体两 大体系,结合文字学、书法学知识提出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即秦始皇统 一文字的字体就是今天文字学者所谓的“古隶”,只不过小篆是刊刻体,而古隶是 手写体。因为用途的不同,手写和刊刻呈现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美术风格的差异。 本节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书体的各种名称并非起自秦代,而是迟至汉代才有 书体的区分和相应名称。 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本章的第三节对“一体二用”说作了进一步推阐。商 周时代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分成笔书文字与刊刻文字两大系统,其中刊刻系统包括 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等。甲骨文字的契刻因为单刀、双刀的不同,美术风格也 不同,其中双刀契刻的作品与某些商代青铜器铭文风格非常接近。人们所谈论的 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的不同,除了时代的因素外,绝大多数是因为加工制作的 和材质的不同而导致的。它们在契刻、刻铸之前的稿本,应该同于笔书文字 的风格。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见的商周时代笔书文字,应该是当时实用文字 的 “体”;而甲骨契刻文字、青铜器铭文、石器铭文、玉器铭文等,都是“用”,是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经过工艺加工的“变体”。本节还对字体问题上的科斗书、漆书、八分书等问题作 了讨论。 本章还从“体用”、“名实”角度出发,对字体问题作了初步总结,提出了对 当前文字学研究的一些个人看法。当前的文字学研究,偏重对文字内部结构理据 的分析,而忽略对文字外部形态的研究,尤其忽略书写活动对文字的影响。在文 字演变的研究中,重视字形对比分析,而常常忽略书手个人风格的因素。这些方 面的偏差在字体的研究中已经逐渐显露出弊端,应该建立书法文字学的研究模式, 从新的角度进行文字学的研究,作为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补充。 第三章“多重证据法视野下的书法研究”:本章第一节从手写体与刊刻体的差 别入手,进而对清代中后叶以来兴起的碑学运动、南北书派论以及当代兰亭论辩 进行反思。最后,再讨论综合考察、互相释证的方法对碑帖研究的推动。十九世 纪中后叶兴起的碑学运动有思想上的原因和学术空气的影响,不单纯是一种书法 潮流。本节以大量出土文物为依据,论证了“南北书派分别论”的狭隘性。并以 此为基础,对兰亭论辩的得失进行了反思。 本章第二节探讨了书法史重建的问题。新材料的发现,首先影响到书法史学 的研究。文物资料的大发现,使当代学者认识到重建学术史的必要性,并形成文 学史、美术史等“重写”的潮流。在这潮流中,书法史的重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节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书法史重建中需要著力研究的问题,以张旭、颜真卿楷书 的传承关系为例说明怎样进行书法谱系的研究;以对院体的索隐为例说明怎样对 一般书法现象进行研究;以对草书写经体的研究为例说明怎样加强对规律的探讨。 第四章“文物研究与书法创作”:与书法相关的文物、文献的交互释证,属于 学术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它对于当代的书 法艺术创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章第一节探讨了学术研究与艺术创 作的关系,阐明学术研究的“求真”,是艺术创作“求美”的前提和基础。本 节从 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学术研究为正确书写汉字提供了必要前提。因 为各种原因,历代书法文物资料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错别字,这就需要有学术研究 的基础,作为取舍的根据;在文字的具体运用上,需要辨明假借等,这同样需要 学术研究的基础。二,学术研究为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在影响书 法家审美价值观的诸种因素里,书法家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具备深远的影响。对于 与书法相关的考古材料的认同,是构成书法家对文化传统态度的重要成分。那么, 他接受的是这些材料中的哪一部分,对这一部分认同的程度如何,去取的态度如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何,都会对他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和修正产生重大的作用。学术研究去伪存真,还 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们的接受活动准备了必要前提。三,学术研究为书法 创作提供了物质材料上的参照。物质材料对书写活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笔、简帛、纸、墨等书写工具的性质和质量影响书写活动;家具等物质材料 影响 执笔的姿势和运笔的方法。书法史家只有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具和家具有深 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切实体察彼时的书法创作。 本章第二节以古文字书法的创作为例,具体分析文物研究如何促进书法创作。 只有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才能在历代积累的丰富的用笔技巧上,对古文字材料进 行“改造”。经过“改造”,既要使创作出的古文字书法蕴涵传统书法美的既有因 子,又要凸显出古文字书法各个具体门类的独特因子。这就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 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书法艺术与工艺美术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临摹与创作的 关系。前者主要针对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铭刻作品而言,后者主要针对 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墨书作品而言。本节结合甲骨文、金文、篆书、古 隶书等古文字书法的具体门类,对以往古文字书法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反思,对当 前的古文字书法创作也进行了思考。 第五章“与书法相关的物质材料的研究”:物质材料的因素,在书体的演变、 书法风格的形成等诸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忽视对与书法相关的物质资料 的研究,是过去书法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缺陷。本章第一节介绍了出土的历代毛笔 的具体形制,并进而分析毛笔制作工艺的变迁带来的书法风格的变化。本节还重 点介绍了从简帛到植物纤维纸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这种书写材质的变迁带来 的书法风格的变化。 本章的第二节介绍与书写活动相关的家具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执笔方法、 书写姿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从战国秦汉至南北朝, 人们写字时采用席地跪坐的姿势,一手执简、一手执笔。因为矮几的高度不够, 人们肘、臂、腕悬空,握笔的姿势类似今天执钢笔。到唐宋时期,桌子代替矮几, 人们已不再席地跪坐,而是垂足坐在凳椅上。相应地,执笔法也发生了改变。这 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书法风格的变迁。 主题词: 考古文物文献多重证据法综合释证字体名实手写体刊刻体 毛笔简帛植物纤维纸体用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曲 .,“.’’, .’ , , .. , .,‘‘ .’ .” , , ,,.. , ... ,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 , ,.., , , 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 ‘” . ’ 】 伍,, ,,母 “,’’ “,” , 黜. 糟 . . . 跏 ,. . , “”, “”. ‘” . ., , . ,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 .仃. , , ., ..: ???】『?? 、、,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绪论 ??文物、文献与书法研究 第一节新材料与新学问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二十世纪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殷周甲 骨文、金文,战国、两汉简牍帛书,敦煌遗经,六朝墓志??这些新材料极大地 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引发了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开阔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 更新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催生了学术研究的新学派。人们甚至说,二十世纪是 新材料、新方法的世纪。的确,正是因为新材料的发现和新问题的提出,二十世 纪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 新材料的发现,常常促生新学问。年,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 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 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待今日始矣。自汉以来, 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 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 朝及唐人写本经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已足当孔 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 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也。。 汉代孔壁遗书的发现,引起了经古文学的产生;西晋汲冢竹书的出土,促进了文 献学的繁荣;北宋对古器物的研究,导致了金石学的诞生。历史上这些大规模的 学术新潮流的引发,无不发轫于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先生清楚地认识到新材料 的发现和新学问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他敏锐地把学术视野投向当时刚刚发现的殷 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遗书、大库档案等,并在这些新的学术领域拓荒,从而 引发了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新潮流。人们常常援引陈寅恪先生在《陈 ?《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一???????????????????????????? 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 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 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 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能否取用新的材料,来研究新的问题,是衡量学术品格和境 界的一个标杆,决定学术研究能否“预流”。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新材料的关注和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 领域,而且使原有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更新了研究范式,甚至改变 了学术格局。在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工艺、美术等各个领 域的研究,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仅仅依靠传世文献 进行学术研究的不足和偏颇,“重建”学术史成为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书法研 究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新发现、新材料面前,书法史上大量的空白 需要填补,既有的结论需要重新审视,研究的范式需要转型,创新的价值讨论需 要重诂。一言以蔽之,无论书法研究抑或创作,书法学、书法史学都需要“重建”。 新材料的发现,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在殷墟甲骨文字发现之前,书法 史研究的上限止于两周金文。对于金文书法,也仅限于清代极少数金石学家和收 藏家的零星、偶发的研究。因为材料的匮乏和缺失,大多数对于秦前书法的 研究, 还是依靠想象,或是辗转因袭。而这些重大发现,把我们研究的触角伸向了遥远 的殷商时代,因为材料丰富多样,研究的成绩也就信而有征。人们对战国简帛书、 两汉隶书、六朝以迄隋唐写经的研究等等,也都是全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新材料 大大丰富了书法研究的维度,延伸了书法研究的广度,挖掘了书法研究的深度。 新材料的发现,引发了书法研究的新问题。传统的书法研究,因为材料的限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举例来说,古文字学的发达完全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即使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也因为新材料的发现, 从而赋予了当代学者超越清儒的可能。比如朱德熙、裘锡圭等的一些论文,就很好地利用了考古新材料,解决 了一些老问题。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援引文物资料考察古典文学中的名物问题而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比如扬 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和‘古诗文名物新证》两部著作。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材料的发表, 使人们重新反思儒家、道家思想,对先秦哲学提出了价值重诂。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则有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 想史》等著作,依据文物资料考察思想史上的“一般信仰从而引起了思想史 研究范式的变革。大量古文献 的出土,使文献学研究走出“疑古时代”,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以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比勘,从古代服饰入手,解决了古代工艺、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问题。孙机、杨泓等 人关于文物与美术的著作,也成功地把文物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传世文物研究有机结合,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制,只能在传世书法作品和典籍文献上下功夫。人们研读文献产生的疑问,单纯 依靠传世书迹的比照,远远不能解决。书法研究从单纯的艺术品评上升为独立的 学术门类,是在宋代金石碑帖之学兴起之后。宋代以迄清末近千年的时间里,因 为书法研究对象的限制,书法研究取得的进步很小。缺少新材料,就无法发现新 问题。新材料、传世书迹、文献典籍等互相参照,有的结论就有了重新审视的 必要,新问题也便大量产生。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旧有的研究局 限如此之大,甚至大家习以为常的“常识”也有可能靠不住。 新材料的发现,开阔了书法研究的新视野。旧有的书法史研究,几乎是文学 史、哲学史研究在书法领域的翻版,局限于对充斥着书家名录的“录鬼簿” 的研 究。日有的书法本体研究,也不外用笔、结体、章法诸端。新材料的发现,大大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甚至训诂学等相关领域的 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开始被书法研究者注意,并援引到对新材料的研究中去。在 学术新视野下,与书法活动相关的物质材料也开始纳入书法研究的范畴。 新材料的发现,更新了书法研究的新范式。人们开始反思传统书法研究范式 的缺陷,表现出多种文物、文献资料互相释证的研究趣尚。西方学者在美术学、 考古学、艺术心理学等领域运用的新方法,也因为新材料的层出不穷而被借鉴到 当前的书法研究中。西方艺术史家对这些新材料进行研究的范式和成果,引起了 国内书法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影响到国内的书法研究,从而收到了攻错之效。 从最近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新材料的发现对书法研究 范式的影响。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对于空前丰富的新材料,书法研究还很滞后,书法学、 书法史学“重建”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书法学、书法史学“重建”的前提是 对新 材料的充分研究、利用。对于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学科来 讲,考古新发现仅仅提供了“材料”。而考古新发现的材料与书法研究的关系,则 更为直截。遗憾的是,书法研究对这些新材料的运用,还远远不够。在书法史的 研究、书法本体的研究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度依赖传世文献的记载,而忽 略出土文物的参照;过分强调书法名家的成就,而忽略无名书手的作用;重视传 世书法文物的研究,而轻视出土书法文物的研究;重视书法作品的研究,而忽略 与书法相关的物质材料的研究,等等。这些偏颇或缺憾的存在,~方面是因为研 究中容易产生的惰性使然,大家习惯于陈陈相因,辗转相抄,而不愿费力气去甄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别、考辩、运用新材料。另一方面,学术跟光的狭隘也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许 多人很少接触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相关学术领域的新成果也不熟悉,没有兼收 并蓄的能力,只能拖残守缺,株守几本传世载记和一堆碑帖。书法研究队伍的 局 限。也是产生上述缺憾的重要原因。老一辈学人出于兴趣,偶尔涉足书法研究, 乃是余事,并不作为学问的专门。当代从事书法研究的大多是书法家,他们以艺 术家而涉猎研究领域,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不具备解读新材料的能力。二十世 纪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本应该使书法研究焕发出更迷人的光彩。因了这些因素的 存在,却成为学术重建中最薄弱的领域之一。 正如上面提及的,旧有书法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单纯依赖传世文献和 传世书法文物,从而导致方法的偏枯,导致结论的偏颇。这问题不是书法研究领 域独有。沈从文先生在谈到服饰研究的弊端时说: 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 而作出的说明和,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 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 或值得重新着手。汉代以来各史??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相 袭,未强见于实用。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 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 移用这段话来概括旧有的书法研究,完全适合。沈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或值 得重新着手”,对如何利用出土文物、结合传世典籍进行综合释证的研究,更具有 重要的启发。数量庞大、种类丰富的考古新材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新问题 的解决呼唤着新方法、新范式的产生。 第二节多重证据法与书法研究 考古材料的新发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书法研究的范式。传统的书法研究, 一方面因为文物资料的匮乏,一方面因为“文献情结”,对传世文献有过多的依赖。 ?《中困古代服饰研究?音》,:海书店版社,年。 ?关于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文献情结”。李零先生曾援引两方学者的看法,对我们理解这问题可能会有它山之助: “中国文献史料太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一向都认为足好事,很少想到它的削作用。但年夏,我到洛杉矶问罗尜讨论他的人作《中躅考古学的历史帮》 .,.?,才知道他和我们的看法很~样,有氆柏:我们这 , 儿小成问题的问题,到他们那儿就成人问题。罗泰对中固考古学的“文献情结”批评很多,:伞宋代金“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二十世纪初叶,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遗书等考古新材料的大发现,首先引 起了史学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的单一性的突破。王国维先生有一段很有名的话, 谈 到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 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 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 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有名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 法时,曾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实践,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坦途,从而使二十世 纪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 互相释证”的研究范式,也为书法研究范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参照。 书法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文献和文物两大类,文献可以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 文献,其中传世文献是书法研究的重点。出土文献中虽然也有可资参证材料,但 毕竟是少数。文物所包含的内容虽然丰富而庞杂,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传世书法文 物和出土书法文物两个大的方面。其中,传世书法文物包括真迹、揭本、拓本、 传世石刻,以及相关的书写工具如笔、纸、墨等。?出土书法文物主要包括甲骨文、 金文、简牍、帛书、石刻,以及相关的书写工具如笔、纸、墨、甲骨、简牍、缣 帛等。这晕特别提到与书法活动相关的物质材料,因为在书法研究中,书写工具 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进而论之,家具的作用在书法研究中也应该得到重视。简 单归纳起来,书法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以下诸项,即传世墨迹、金石铭刻、拓本、 出土墨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书写工具。这样看来,史学研究中的“二重证 据法”在书法研究中就扩大为“多重证据法”,即传世墨迹、金石铭刻、拓本、出 土墨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书写工具诸项之间的互相释证。 学和湃代考姑学,下到罗之学和考古所.从意识形态、民族感情到理论方法。都有所涉及。最为好感是《古 史辨》。他认为我们足“文献反被文献议”:由十迷信文献、滥用义献,闲叮小但背离门珥方的考古方法,也糟 蹋中困的考古资料。他这篇文章足写给两方读者看的,属十关起门来讲悄悄话,当然话说得相当不客气我 们这儿的“悄悄衍”也一样。但他的文章却很胄警醒的作用。东两方两种传统的接合点打哪儿文献和考古的 接台点柏:哪儿我们该怎么掌摊分寸这样的吼题还是很重要。”参李零《说考 古“嘲城’强,《读书》年 期。 ?:圈维《古史新证》,。清人学?版礼。年。 ?陈寅恪《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贝。:海古籍版;:,年。 ?我们这毕把拓奉和描奉作选分,这阿个名实再仃所施,能混用。奉章的笫兰节仃所辨正,请读书参阅。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文物与文献可以互相释证。文物对文献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物能够印 证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能够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能够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等方 面。反过来看,文物的正确解读,也依赖文献记载的阐释,这就构成了一个从此 到彼、又从彼到此的循环解释过程。在文物、文献相互释证的问题上,我们提倡 “释古”的态度。百年来的历史学研究,治学蕲向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信 古一疑古一释古。?一味佞古的态度固不可取,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和常识。但 经历了“古史辨”等“疑古”思潮的洗礼,大概很多学者要走到疑古的阵营里去。 由怀疑而至否定,就成为非古,走到佞古的反面了。这态度也是我们所不取 的。 我们所提倡的释古的态度是:文献中的误记,结合实物资料加以纠正,并说明致 误的缘由;文献中纠缠不清的地方,与相关文献加以对比,并结合实物资料加以 疏通,以明其所以异同。 手写体与刊刻体可以互相比证。同一种书体,因为用途的不同,或写或刻, 或庄重或率意,美术风格就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手写体的墨迹与 刊刻体的拓本进行对比释证,以阐释发生风格变化的原因,探求书体演变的内部、 外部规律。同一时代同一书体的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有统一的地方,而传世经典 作品常常只有拓本,利用拓本来考察某一历史时期实际挥运书写的实况,很难认 识到历史的真实。考古文物中的书法遗存常常是无名书手的写本,但因为是墨迹,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人书写的实况。用无名书手的写本与经典作品的拓本互相 比证,就可以推求经典作品未经刊刻时的风格。同~墨迹经过刊刻,因为工艺的 精粗有别,那么刊刻出来的美术风格也有差别。用墨迹底本与拓本比照,或用 同 一书家的墨迹、同一时期风格相近的书家的墨迹与拓本比照,可以使我们对风格 的把握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 书写工具与书法作品可以互相参证。书法风格的形成,大致受到三个方面因 素的影响,一是书家的趣尚和技巧,二是时代的美学倾向,三是文具和家具的变 迁。我们往往重视对前面两个因素的研究,而常常忽略文具、家具的变迁对书法 风格的影响。某一时期书法作品的外部形态、整体风格,是与这一特定时期的文 具、家具密切相关的。书法活动所使用的毛笔、简牍、绢帛、纸张,与特定的书 法风格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研究这种对应关系,就可以根据书写工具来大致判定 ?史学研究中“信古、疑古、释古”的三种趋向,是由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首先提出的。后来李学勤 先生叉在这基础上作了发挥,从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命题。参见李学勤著傅杰编‘失落的文明》第 节“谈‘信古、疑古、释古,?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书法作品的相对年代。 在书法研究中,传世墨迹、金石铭刻、拓本、出土墨迹、传世文献、出土文 献、文具、家具等诸多因子构成了“多重证据”互相释证的链条。将这个链条中 的任意两个或多个因子提出来,作认真的比照释证,都可以对文物、文献、作品 进行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 第三节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综合运用文物材料、文献资料研究书法问题时,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多 方面的知识,其中,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年代学、辨伪学等方面的知识最 为切要。缺少传统语言、文化方面的综合修养,就容易导致郢书燕说、认朱成碧、 牵强附会等错误。 一、要综合运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 传统语言文字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解读 古代文献的钥匙。掌握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知识,是研习中国古典文化的必要 前提。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当然更离不开传统语言文字学知识的浸润。很多出土 的文物资料除了具有书法研究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字、音韵、训诂、文献等方 面的研究价值,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常常是综合进行的。考察文献的过程、辨 析文 字的过程、探求语义的过程、考索语音的过程常常和书法研究同步。我们试举 一例。 历代碑帖著录中常见“揭本”、“拓本”和“打本”字样。大概从宋代以后, 有很多人以为这三者没有区别,常常混用。其实,仔细考查“揭”、“拓”和“打” 这三个词的语源,以及它们在宋前典籍里的用例,“搦本”、“拓本”和“打本”之 间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揭本”与“拓本”、“打本”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但现 在出版的一些经过今人整理的古籍,往往因为不知它们之间意义的差别,简单地 以“拓本”替代“揭本”,以为二者之间仅仅是汉字繁简的不同,这就容易造成读 者理解的歧误。今人因为不明“揭书”与“拓书”的区别,在阅读、援引古代典 籍资料时,常常出现错误。比如钱存训教授的名著《书于竹帛》第四章讲到“拓 印的起源和技术”时说: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拓印石刻文字的技术在唐代更加发展。宫廷中至少有两处雇有专 管拓印的“拓书手”。据《大唐六典》所栽,崇文馆有拓书手人。?旧 唐书》和农新唐书》均栽,公元年,集贤殿书院有拓书手人, 以及掌管其他文书工作的书记、装潢匠、制笔匠等。。 实则《唐书》本作“揭书手”,传世唐代诸种《兰亭序》摹本,即出此辈之手。而 钱氏误将揭书与拓书混而为一,遂援此以证拓印石刻文字的技术在唐代的发展, 实为失据。 我们先对“揭”、“拓”、“打”这三个字的意义略作考察,以明语源。《说文》: “拓,拾也,陈、宋语。从手,石声。”同部还有一个“摭”字,是“拓”字换声 符的或体。《广韵》承袭了《说文》的解释,但另外还收了一个同形的“拓”字, 云:“拓,手承物。又番复姓。”这个拓字是他各切,读音和意义都相当于今天的 “托”字。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收了“拓”字,也是作为“摭”字的或体, 两个字“并正”,而拓“亦开拓字”。以上“拓”字诸义,、实与“拓本”的“拓” 字语义无涉。可见“拓本”的“拓”字另有语源。 《说文》无“打”字,但木部有“木丁”字,段玉裁《注》以为即“打”之正 字,而“打”则“木丁”之俗作,“木丁之字,俗作打,音德冷、都挺二切。近代读 德下切,而无语不用此字矣。”又《广韵》卷三王念孙《疏证》: 打者,?众经音义》卷二引《苍颉篇》云:“椎,打也。”王延寿?梦 赋》云:“撞纵目,打三颅。”?后汉书?杜笃传》云:“椎呜镝,钉鹿 蠡。”钉与打通。《说文》:“木丁,撞也。”木丁与打亦声近义同。 据此推测,则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所得之本,当作“打本”。后来民间造作俗字, 从手从石会意,而有“拓”字。而字恰与摭拾之“拓”字同形偶合,遂混同为一 字。那么,作为“拓本”的“拓”字出现的历史时代,当大致与发明椎拓工艺同 期或略后。 《说文》无“揭”字。《大广益会玉篇》:“揭,他蜡切,掳揭也。又都盍切, 手打也。”制作揭本一般是采用双钩填墨的方法,而《玉篇》里的解释,不能说明 为什么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复制品叫作“揭本”,但却与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的 方法有接近的地方。我们推测,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所 得的复制品,就叫“揭本”。后来有了双钩填墨的复制工艺,而民间又造出“拓” ?钱存训《书于竹帛》’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字,有了“拓本”之称,则“揭本”便成为专名,专指双钩填墨之本了。 榻书的技术起源较早,至迟在南朝初期就有。刘宋虞稣《论书表》:“及泰始 开运??繇是揭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 谓不精。”“泰始”是刘宋明帝年号。《法书要录》里保存的梁武帝与陶弘景的书信 里,即有“摹揭”之说。“摹揭”又可简称为“摹”,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卷 上“论临摹二法”条谓: 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盘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 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揭之,若 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 响搦焉。临之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 这里提到的“响拓”,唐人一般用硬黄纸,即把黄蜡用热熨斗均匀地涂布在纸 面上,使纸面光亮、透明,便于钩摹原迹。传世的赫赫名迹神龙本《兰亭序》、《万 岁通天帖》等,都是以硬黄纸双钩填墨的“揭本”。 摹揭一般用双钩,而梁代亦有单钩之法。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陶隐居 与梁武帝第三启”云: 二卷中有杂迹,谨疏注如别,恐未允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 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余条并 非用摹揭,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 这里提及的“填毕”,当是陶隐居即陶弘景双钩廓填从梁武帝处所借观的前代 法书。而文中“余条并非用摹榻,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 恨”, 大可寻思。“单郭”当即“单廓”,用单线条钩摹出笔划。与双钩填廓相比,这种 方法制作的法书复制品质量要差得多。因此陶隐居“追以单郭为恨”。 按照前人的记载,“揭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双钩,~类是在双钩之后 再填墨。填墨时,墨色的浓淡要与原作尽量逼近,所以是很麻烦的事。有些人为 了省事,干脆就把填墨的工序省略了。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章草急就补 亡后”条提到自己看到了一本有阙字的张伯英本《急就章》,就是“唐人摹而弗填 者”,“陶隐居谓之填郭书,近世谓之双钩书。” 不但法书有“揭本”,名画亦有“揭本”,以摹揭之法复制。。如张彦远《历代 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揭写”条谓: ?此处为蒋竣斋师所指示者。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自注:顾恺之有摹 揭妙法。古时好搦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揭本,谓 之官搦。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搦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 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搦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 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 从这条资料来看,最迟至顾恺之生活的东晋时代,就有摹揭名画的工艺了。 宋人尚知“揭本”与“拓本”的区别。如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石经 与今文不同”条,谈到石经因为年代久远,风雨剥摧,裂为小块,而黄伯思留意 收藏,“予皆得其拓本”;同卷“周史伯硕父鼎说”条谈到青铜器铭文的拓本,都 是用“拓本”而不用“搦本”。而同书卷上“论书六条”条第六,“世言其揭本与 真迹同”,则用“揭本”而不用“拓本”。 又有可附论者。拓石与印刷都是复制技术,或从碑石,或从雕版,都可以复 制出许多份作品,两者在方法和原理上非常相似。因为椎拓技术的应用关系到印 刷技术的发明,研究印刷技术史和书籍史的学者,常常要探讨“拓本”出现的时 代问题。学者一般依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推测在梁代即有拓本,甚或上 推至晋代即有拓本。按《隋书?经籍志》: 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 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 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 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 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 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度其文意,并未明言梁代即有拓本,所谓“相承传拓之本”未必出于梁代。今据 可靠文献查考,则梁代并无椎拓技术。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第四启》云: 世论成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 碑,可就摹采。 《陈太丘碑》文出蔡邕,书丹者不传。而度陶弘景文意,则书出钟繇于笔,当是 后来补树者。陶弘景所说的“太丘之碑,可就摹采”,无疑是指传真钟繇书迹而言。 如果梁时有椎拓技术,则梁武帝、陶弘景自可遣使渡江椎拓。综合此条资料并俗 体会意“拓”字出现的历史时代,椎拓技术的出现应该在梁后隋前。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这是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来解决书法学上 的问题。下面,我们再举出一个出土文物材料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传统语言文字 学在文物研究、书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悬泉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各 类文物万多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万多枚汉代简牍、份帛书、张纸文书以 及幅墙壁题记等文书。。其中有一份叫“元”的官吏写给“子方”的帛书,因为 内容牵涉到汉代刻印的问题,引起了书法界的关注图版?。有的研究者在文 章中援引这条资料,作出如下释文: 吕子都愿刻印,不敢报不知,元不肖,使元请子方,愿子方幸为刻 “御史十公印”,一异上印,日“吕安之印”,唯子方留意,得以子方成 事,不成复属口人。口表示未释出之文。 考其文意,扦格难通。后来这份帛书的图版发表,原来援引这则资料的作者释文、 句读都出现了错误。正确的释文和句读应该是: 吕子都愿刻印,不敢报,不知元不肖,使元请子方,愿子方幸为刻 御史七分印一,龟上,印日:吕安之印。唯子方留意,得以子方成事, 不敢复属它人。。 原来“‘御史十公印’,一异上印,日‘吕安之印”中“十公”为“七分”之讹, “异”字为“龟”字之讹,均为形近而误释。所谓“龟上”,意谓以龟为印钮,因 为汉印印钮有区别官吏级别的作用。这封帛书里提到的“吕安”,应是姓“吕”名 “安”,字“子都”,所以信中说“吕子都愿刻印”,而所刻印文为“吕安之印”。 因为研究者文字学、文献学修养的不足,导致对出土文物资料的误释,便无法正 确解决相关的书法、篆刻研究的问题了。 二、要综合运用文物、文献等方面的辨伪知识 在综合运用文物、文献资料进行书法研究时,对使用、研究的材料一定要进 行详细的考察,确定文物、文献资料的可靠性,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这就 我们必须具备文物、文献等方面的辨伪能力,对学术界已经有定论的辨伪学 的成果也要了熟于胸。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懋泉汉简释秤?前;曲,?页。熄古籍出版社,年。 ?许敏雄《汉悬泉置帛书“刻印”记的启月?》,《书法》,年期。 ?释文参见酬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贞。:海占籍版社,年。。?‘’辅?纛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两周就有制作赝品的活动。如《韩非子?说林》:“齐 伐鲁,索谗鼎,以其赝往。齐人日:赝也。鲁人日:真也。”宋代金石学发达,学 者和收藏家开始搜求金石材料,贾人为了牟利,便大量制造青铜器、碑刻等赝品。 清代金石学繁荣,伪造金石文物更成为专门的行当。近现代以来,甲骨、青铜器、 简帛、刻石、写本等与书法相关的文物,都有大量的赝品出现。这就给书法研究 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文物的断代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书 法风格的判定,所以是否具备辨伪的能力,对已有的辨伪学成果是否熟悉,是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一般的研究者而言,在对使用的材料进行辨伪时,常常有条件的限制。 他们通常无法直接接触文物,那么对文物的出土、流传、形制等就无从研究。具 体到书法研究中,研究者就只能通过对文字、文献、书法风格等因素进行辨析, 从而通过拓本或影印本进行辨伪。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局限,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途径。 利用文献学的知识来辨别伪本,是一个可靠的办法。作伪者因为历史学知识 的匮乏,常常犯错。比如敦煌遗书中著名的小岛文书,因为内容关系到景教在中 国的流传,经常为学者援引,成为景教研究的基本文献。而这两件文书的楷法精 严,也常常为书法史研究者瞩目,作为唐代楷书作品的代表作。然而从文献角度 考察,这两件文书实为伪本。按《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卷的尾题云:“沙州 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卷尾 题云:“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而据《唐会要》卷四 十九所载诏书,天宝四载九月唐朝才把全国的波斯寺改称大秦寺。作伪者不懂景 教历史,又疏于文献,出了硬伤,露了马脚。。又如清代王学渊所刻丛帖《唐楷萃 真》中,收有虞世南书《破邪论》一种,序中有云:太子中书舍人虞世南。考唐 代职官太子官有中舍人,无中书舍人。又虞世南的父亲名荔,丽此文中有薜 荔字,正犯其父讳。综合职官制度和避讳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伪作。。 从书法角度来鉴定真伪,是最为通行的办法。但鉴定与鉴赏不同,鉴定的目 的是辨真伪,而鉴赏的目的是品优劣。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一定要本着历史的原 ?这个例子是援引了荣新江教授《敦煌学十八讲》中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 ‘节中的论述。读者可以参考此书 页的相关论述。 ?这个例子是张伯英先生首先揭出的,见《法帖提要》’《续修网库全书总目提要稿奉》第册,齐鲁书社, 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则,不能把鉴定和鉴赏混淆。比如在敦煌遗书的辨伪中,就存在这样的误区。 敦 煌写本里有很多卷子写手的书法水平并不高,但确属真本;相反地,有一些卷子 书法水平很高,但却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举例来说,清末民初的李盛铎是敦煌遗 书的大藏家,他的凡将阎藏品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近年来学者发现,很多钤有“凡 将阁”印章的写本,实为赝本。但这些赝本出于精通书法的人之手,单从书法上, 很难断定这些卷子的真赝。周珏良先生曾经谈过一段掌故,说起伪造敦煌卷子的事: 伪造敦煌藏品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当时天津有一陈某,听说是李木 斋盛铎的外甥,见过李氏所藏的敦煌卷子。他颇精于书法,所以造 了不少假东西卖钱。我曾见过一卷近一丈长的仿隋人写经,若不仔细看, 几可乱真。??扬州名士方地山尔谦,别号大方先生曾说:“唐人 写经是抄书,不是临帖,如过去穷书生代人抄书院卷子,不欲过好,不 得过丑。”这句话板是,写经出自经生之手,给值不高敦煌卷子中就 有经生在经尾上写自己的牢骚,抱怨给钱太少的例子,是不可能象书 家那样,照艺术品的要求创造的。鉴别敦煌卷子的真伪,这是一条有用 的经验。。 其中所援方地山的话,很有道理,真是一条很有用的经验,敦煌学者不可不知。 从文字的角度来辨别文物的真伪,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在辨别甲 骨、青铜器等器物时,铭文文字的正误是一个关键的依据。特别在古文字研究整 体水平还不很高而造假风行的清末民初,许多甲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常常出现 文字误摹的情况。。有一个现象我们要特别注意,即古代的书法遗迹很多出于抄手 和刻工之手,因为文化水平的限制,其中确实有误字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还需 要有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辅助。但如果作品出于修养很好的文人之手,那么文字 方面的证据就几乎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了。例如传世有一件著名的绢本《竹山联 句》,署颜真卿款,历来很少有人怀疑。但细考其文字,竟有十个明显的误字,如 茗写作髫,梁写作婆等,而文中颜真卿的部下李峙字伯高,竟被写作李萼, 名义全乖。即使不考虑此件作品中颜真卿的结衔及整体的书法风格,仅此一端, 即可断定《竹山联句》为伪作。因为颜真卿以小学传家,他曾亲书颜元孙《干禄 字书》,作为士人匡谬正俗的依据。这么好的文字学修养,如何笔下会出现那样的 ?周珏良《我父亲和二?》主?,见《周珏莨丈集》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年。 ?关于青铜器的辨伪,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专辟辨伪一章,大家可以参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有初步的探讨。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错误呢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要鉴别一件书法文物的真伪,需要综合考虑文字、文 献、书法风格甚至印鉴、纸张等因素。传世有传苏轼书《方干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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