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文档]五种遗规(清朝陈宏谋)

[优质文档]五种遗规(清朝陈宏谋) 五种遗规(清朝陈宏谋) 五种遗规(清朝陈宏谋).txt人和人的心最近又最远，真诚是中间的通道。试金可以用火，试女人可以用金，试男人可以用女人--往往都经不起那么一试。陈宏谋《五种遗规》 陈宏谋(1696—1771)，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字汝咨，号榕门，谥文 (一作文恭)。雍正元年(1723)进士，毕生为官，曾任江苏按察使、湖南巡抚、云南布政使等职，止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外任30多年，历12省，研究各地民心风俗的得失利弊，分明兴革，逐条钩考，加之勤奋学习，遂成为学识渊博、编著甚丰的学者。主要编著有:《纲鉴正史约》(增订)、《司马文公年谱》(辑)、《三通序目》(录)、《甲子纪元》(辑)、《培远堂偶存稿》、《大学衍义辑要》(辑)、《大学衍义补辑要》(辑)、《吕子节录》(辑)、《女训约言》、《培远堂文集》、《手札节要》、《课士直解》、《培远堂文录》、《湖南通志》(监修)、《五种遗规》(辑)、《陈榕门先生遗书补遗》等，著作总集有《培远堂全集》和《陈榕门先生遗书》。 《五种遗规》，清陈宏谋辑。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五种《遗规》的成书时间不同，《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分别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类书亦甚多。而合刻本则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十六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 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本书汇集了自汉迄清80位名人学儒的有关著述，其中以宋、明、清三代居多，还有自撰的《序》及按语、评语等，系统阐述了封建社会为人处世方方面面的要求、问题、楷模、借鉴。兹分述各《遗规》内容于次。 1(《养正遗规》辑录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沧州精舍谕学者》、《童蒙须知》，程端蒙、董铢的《朱子论定程董学则》，方孝孺的《幼仪杂箴》，程端礼的《朱子读书法》，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社学要略》，陆世仪的《论小学》、《论读书》，唐彪的《父师善诱法》，朱用纯的《治家格言》，等等。主要是有关养性、修身、儿童及青少年教育、读书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论述。每篇首均有陈宏谋所加按语，说明选辑的指导思想和该篇的具体作用。而《序》则集中达了陈宏谋的中心思想。《序》开篇就说:“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端，自儿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为蒙，而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于是乎在。故‘蒙以养正，是为圣功’，义至深矣。”这就是所谓“养正”之义，也是陈宏谋编辑本书的指导思想。陈宏谋认为《养正遗规》“凡所以笃伦理、砥躬行、兴道艺者，悉已引其端，由是以之于大学之途，庶几源洁流清，于世教不无少助乎!” 针对当时世俗追慕科举功名、不务求实的风气，陈宏谋特意把《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在首篇，并加按语:“特编此为开宗第一义，使为父兄者，共明乎此，则教子弟，得所向方。自孩提以来，就其所知，爱亲敬长，告以此为人之始，即为学之基，切勿以世俗读书取科名之说汨乱其良知。”主张从小树立学习的正确方向，以“爱亲敬长”作为学、为人的出发点，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袭扰，成为“明人伦”的贤士。 陈宏谋还认为“立志”对于为学具有重要作用，而当时“世人所谓立志，志科名耳，志利禄耳„„所夸材隽，不过泛滥于记诵词章，而不复知孝弟忠信为何事”。正如朱熹当年所指出的那样:“志不立 之病，却在贪利禄，不贪道义;要作贵人，不要作好人。”因此辑录了朱熹的《沧州精舍谕学者》，“示以学之纲”，“正其志所向”，引导学者走上学为圣贤之路。 真正的“蒙养从入之门，则必自易知而易从者始”。朱熹的《童蒙须知》无疑是一个好的初阶。陈宏谋认为《童蒙须知》“凡一物、一则、一事、一宜，虽至纤至悉，皆以闲其放心，养其德性，为异日进修上达之阶。”因此，他大力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此书，说:“吾愿为父兄者，毋视为易知而教之不严;为子弟者，更毋忽以为不足知而听之藐藐也。” 《朱子论定程董学则》为十岁以上儿童出就外傅应遵守的规范，乡塾、党庠通行，家教、私塾亦可仿行，这样“内外夹持，循循规矩，非僻之心，复何自入哉,”在训练学童掌握日常行为规范方面，方孝孺的《幼仪杂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从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与、诵、书等20个方面简明扼要地归纳出做人的基本规范。在指导学童读书方法上，陈宏谋推重《朱子读书法》，采元代程端礼辑本录之。在儿童教材方面，陈宏谋对吕得胜父子的《小儿语》、《续小儿语》评价极高:“《小儿语》，天籁也;《续小儿语》，人籟也。天籟动乎天机，人籁餍乎人意，婆心益急矣。” 以下各篇或记小学，或谈读书，或议社会教育，或究居家处世，与以上各篇配合。可以说，陈宏谋的选辑是很有见地的。 2(《教女遗规》辑录了班昭的《女诫》，宋若莘的《女论语》，吕坤的《闺范》、《女小儿语》，温以介的《温氏母训》，唐彪《人生必读书》，等等。主要是封建社会女子道德教育内容。每篇篇首有按语。本辑表达了陈宏谋重视女子教育的思想。 陈宏谋认为:“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坚决反对历代忽视女子教育的做法。由于社会的原因，女子不能如男子一样有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且被视为“不必教者”。但为了增进妇女的德性，为她们编辑教材，读物就很必要。因此本书“采古今教女之书及凡有关女德者，裒集成编。事取其平易 而近人，理取其显浅而易晓。”其目的是“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 但陈宏谋论证女子教育重要性的出发点依然是传统的“相夫教子”观。他说:“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进而指出:“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 针对“近世女子好华饰，趋巧异，几几乎以四德为诟病”的情况，陈宏谋以“始之以卑弱，终之以谦和”的《女诫》为“对症良剂”，以班昭为“百代女师”，故将班昭《女诫》“列诸卷首，以为教女者则焉。”在女子教育读物方面，陈宏谋认为宋若莘编的《女论语》很有特色，它“条分缕析，便于诵习。言虽浅俚，事实切近。妪媪孩提，皆可通晓。”可以说是一部编排简明、通俗易懂的女子教育读物。而吕坤的《闺范》“前列嘉言，后载善行”，“子道、妇道、母道胥备焉。所载懿行，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至今读之，凛凛犹有生气。诚哉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孰谓女德为无关轻重哉,”仅《闺范》一篇，就占去《教女遗规》的55,的篇幅!可见陈宏谋多么注重榜样的作用。 以下各篇，或言母训，或论读书，或谈嘉言懿行，或议女子功德。 3(《训俗遗规》辑录了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袁采的《袁氏世范》，王演畴的《讲宗约会规》，王士晋的《宗规》，顾炎武的《日知录》，张履祥的《训子语》，王之的《言行汇纂》，史典江的《愿体集》，杨继盛的《椒山遗训》，王守仁的《王阳明文钞》，陈抟的《心相编》，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吕坤的《好人歌》，魏象枢的《庸言》，李应升的《诫子书》，陆世仪的《思辨录》，魏禧的《日录》，朱用纯的《劝言》，等等。内容比较庞杂，主要是论述乡里宗族之间致讼之因和消除矛盾的途径，汇集了古今一些乡约、宗约、会规等，也有如何训子、如何驭下(驭使奴仆)的办法，还有治家格言、名人遗嘱等内容，其中不少是劝人行孝、忍让和睦之类的说教。有自序，各篇均有按语。 陈宏谋辑《训俗遗规》实是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村社等社会教育的遗风。该辑《序》说:“古今之治化，见于风俗。天下之风俗，征于人心。人心厚，则礼让兴，而讼端息矣。”认为如有贤明官员，以此书要求去化导民众，就会出现“父诫其子，兄勉其弟，莫不群趋于善，而为不善之归”的现象，达到“人心日厚，民俗日淳，讼日少，而刑日清”的太平盛世。 《训俗遗规》所载社会教育内容虽为封建社会繁荣、稳定服务，但其中不少做法、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之处。兹举数例如次。(1)《增损吕氏乡约》，不仅立约简明，条目仅四:德业相劝，得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而且内容上亦较切实可行，易为乡民理解、接受和遵行。另有启示如按语所说:贤者不肯独善其身，亦不必居官始可以及人，“余重有望于乡人，更重有望于居乡之贤者，推己及人，媲美蓝田也。”我们今天的“贤者”不更应当自勉吗,不更应当为祖国的安定团结、繁荣昌盛而竭尽心力吗,此外，对于村规、乡约的意义、作用及编订方法、形式都有参考价值。(2)《训子语》认为为学根本目的在于“立身、行己”，而非“荣名、厚禄”，要求人们据此端正学习态度。并列举了许多体现在日用伦常中的“立身行己之极则”的忠、信、笃、敬行为。这种说理、举证、谈自己体会相结合的论说方式很有说服力，可资借鉴。另外在指导思想上，对于我们克服忽视德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颇有启发，因其关键都在于明其本末呀!(3)《居家条仪》，详细、具体地论述了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规范，虽有历史局限性，但仍有可资借鉴处。如家庭理财，应“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凡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贵加于父兄宗族”。 4(《从政遗规》辑录内容主要有吕祖谦的《官箴》，何坦的《常言》，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许衡的《语录》，薛碹的《要语》，王守仁的《告谕》，李廷机的《宋贤事汇》，高攀龙的《责成州县约》，吕坤的《明职》、《刑戒》，颜茂猷的《官鉴》，顾炎武的《日知录》。于成龙的《亲民自省六戒》。熊宏备的《宝善堂居官格言》、《官长绅士不费钱功德例》，等等。内容比较单一，主要是为做官的人选辑一些 可当作座右铭的箴规和应仿效的表率人物的言行，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怎样分别好恶官吏，怎样居官勤廉公正，怎样审理公务无误，怎样动用刑罚适当，怎样自省自戒等。陈宏谋本人为官清廉，体恤民情，素有佳名，他对当时官场的腐败深有痛感，疾呼:“若仅以因循陋习，了官场之故套，何以上副圣训，何以下符民望,”所以，他对于“凡切于近时之利弊、可为居官箴规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他说自己辑书的目的是“惟奉兹古训，随时考镜，转相传布，以此自勉，即以此勉人。”希望从政者“推心、理之相同，以尽治人之责，而又参之前言往行，以善其措施，则宜民善俗，或有取焉。”自己更是本着“即化即学之意”，深入钻研，以获取政绩。 首列吕祖谦《官箴》，赞赏“见居官者，必先自立，然后可以有为”的观点，认为有修养的官吏标准是:“谨小慎微，慈祥岂弟，任理而不任气”。薛瑄《要语》云:“吾居察院中，每念韦苏州‘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于心云。” 王守仁的《告谕》有一定的历史影响，陈宏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动之以天良，剖之以情理，而后晓之以利害，看得士民如家人子弟，推心置腹，期勉备至，民各有心，宜其所至感动也。”在此，陈宏谋批评了当时官府告谕的通病，他说:“近世公文，不论理而论势，止图词句之可听，不顾事情之可行，不曰言出法随，则曰决不宽恕，满纸张皇，全无真意，官以挂示，便为了事，而民迹遂视为贴壁之公文矣。” 《从政遗规》还有许多内容具有现实意义，可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5(《在官法戒录》分总论、法戒录、法录下、戒录四部分。辑录了历代书传所载封建官吏的善行和种种劣迹，并逐条加以指评论断，目的是让人见善者以效法，见不善者以自戒。 陈宏谋认为:“凡国计民生，系于官，即系于吏”，吏的非常重大。因此对吏的教育就很有意义了。实际上本辑就是一部胥吏教育教材，让他们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能够“粗知义理，习典故，明利害”，提高政务知识水平、办事能力和增强职业道德意识。激发起工作热情。 《总论》首篇引《太公阴符经》，认为“治乱之要，其本在吏。”指出“吏有十罪”，即苛刻，不平，贪污，以威力胁民，与吏合奸，与人无惜，作盗贼、使人为耳目，贱买贵卖于民，增易于民，震惧于民。谆谆告诫为吏者:“当知己与命官，虽有尊卑，其为民生休戚所系则一，不可不自勉也。” 《法戒录》首篇引《汉书》萧何事迹，极赞萧何的能力、见识、人品，认为萧何为沛县吏掾时“已具宰辅器识”，任相后“训后惟在节俭，尤非富贵中人也。”萧何无疑为官吏的千古楷模。 《法录下》。首篇引《唐书》孙伏伽事迹，对孙由小吏至高位坚持公道、宠辱不惊的行为大加赞赏。陈宏谋在评语中写道:“以小吏得微职，能于上前慷慨论事，不畏逆麟，则为吏时必能主持公道，扶植善类，不肯颠倒曲直，陷入于罪者也。及骤膺宠命，喜色不形;广坐陈说往事，不以小吏为讳。”这又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官吏。 《戒录》首篇引《汉书》张汤事迹，认为“张汤为酷吏之首其深刻残猛，自儿时已然”，而其父“不闻有义方之训，反使书狱，以宠异之”，终于使张汤断送了性命。作为官吏的张汤固然罪该应得，死有余辜，但张汤父亲不可辞引导不当之咎。 《在官法戒录》运用了大量事例，并通过评说，可以使人明白为官为吏的基本要求和常规政务，也可以赞同陈宏谋的自述:“观是录者，善恶灿陈，荣辱由己，何去何从，必有观感而兴起者矣。” 五種遺規 本書為清代陳宏謀選輯，刊行於乾隆四年(西元一七三九年)。陳氏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曾任御史、都督等職。 書內刊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學仕遺規、從政遺規等五大類，故名。 養正遺規係以人材之成，自兒童始，乃選篤倫理、砥躬行、興道義且簡要易行之嘉言，如朱子童蒙須知，呂近溪小兒語等，用以流布 鄉塾，供父兄師長教其子弟;教女遺規所收為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淺顯而易曉者，如曹大家女誡，呂新吾閨範等;訓俗逍規係念與其矜恤於獄之既成，何如化導於訟之未起，乃收呂氏鄉約、五士晉宗規、熊勉菴不費錢功德例等;學仕遺規乃感世人多誤空談以為學，苟祿以言仕，遂斥其謬誤，並以仕學相資濟其弊，所選多為闡發經義精蘊，合學術政事而貫通之文稿;從政遺規所收多為切於近時利弊，可為居官箴規者，如呂東萊官箴。全書嘉言絡繹、矩度昭明，固為往昔所宜遵循，亦為當前所應參擇。(蔡漢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