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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上帝与凯撒之间》

2017-11-18 3页 doc 14KB 16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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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上帝与凯撒之间》丛日云《上帝与凯撒之间》 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 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介绍 天路客 丛日云先生的《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一经出版, 便引起了颇多的关注。《在上帝与恺撒之间》是探究基督教与近代自由主义关系的一部著作。即使不能说它填补这方面的学术空白,至少也是国内从政治哲学高度论述两者关系的最为系统的论著。 从构思方面而言,丛日云先生打通学术壁垒,一反学术界纯粹思想史的考察和论述,从政治文化的嬗变和继承角度来考证两者的关系。视角新颖、独到,这为文章的成功奠定了前提。通过考察基督...
丛日云《上帝与凯撒之间》
丛日云《上帝与凯撒之间》 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 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介绍 天路客 丛日云先生的《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一经出版, 便引起了颇多的关注。《在上帝与恺撒之间》是探究基督教与近代自由主义关系的一部著作。即使不能说它填补这方面的学术空白,至少也是国内从政治哲学高度论述两者关系的最为系统的论著。 从构思方面而言,丛日云先生打通学术壁垒,一反学术界纯粹思想史的考察和论述,从政治文化的嬗变和继承角度来考证两者的关系。视角新颖、独到,这为文章的成功奠定了前提。通过考察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和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及两者的发展流变,作者发现: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正是基督教的二元政治文化的产物。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激烈否定的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正是自由主义的产生母体,两者植根的政治文化有着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 对于两者如此“密切”的传承关系,作者从个人、国家、彼此内部的权限划分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是对“个人”的分析。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是自由主义的“基石”和“终极价值”。自由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就是强调的尊严,甚至主张个性的神圣。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作者并没有在这里止步,而是继续向深处追究,找到了它的“宗教之纬”(即宗教根源) 。在基督教那里,人具有一系列二重性:灵与肉、来世与现世、精神与世俗等。 在这些二重性观念中,基督教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只要在精神上笃信耶稣和《圣经》,人就是“新人”,就是自由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神学个人主义”。近代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体解放和个性自由,其实就是要求人的本真的展示。这种本真,很大层面上就是基督教神学个人主义演变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丛日云先生认为,从基督教二重性的“人”中走出了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其次,从基督教与近代自由主义对“国家”的认识来论述二者的传承关系。笔者看来,丛先生对这部分的论述最为精到。在基督教那里,国家是“上帝不情愿的赐物”,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工具,是“不可避免的祸害”。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如何产生的呢,作者是这样论述的:基督教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以恶制恶”,即以恶的国家来制止人性中恶的方面。基督教徒出于对上帝的忠诚而服从国家,把国家只看作走向神圣天国的瞬间过道。国家和人一样背负着原罪,服从它是因为它是“上帝的赐物”、“佣人”,因为它代表正义。也就是说,基督教只赋予国家有限的价值,在上帝的人类救赎计划中,它是有用的但也是有限的工具(第173 页) 。自由主义对国家的认识正是从这里延续和和定位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祸害”,是基督教的政治态度,被自由主义者继承下来了(第189 页) 。近代自由主义只是将国家和上帝脱钩,从对自然状态和人类本性(恶) 的分析中,找到了建立和维持国家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在无政府状态(自由主义的孪生物) 和国家之间,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自由主义者选择了国家。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须具备的,另方面又承认国家是对个人自由的潜在的、永久的侵犯或敌视。从这一层面的分析,自由主义对基督教的传承可见一斑。 最后,作者从两者内部的二元权限界分的层面,阐述了基督教和近代自由主义的相续关系。在基督教那里,是“上帝之物”(教权) 和“恺撒之物”(俗权) 的划分;而在自由主义那里,就成了私域(个人权利) 和公域(国家权力)的严格区分。通过考察,作者认为:自由主义二元界分的一个主要源头便是基督教。基督教关于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二元观念转变为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二元化的观念,基督教对政府权力予以界定和规范的思路为自由主义所继承。随着欧洲社会的进步和世俗化的演进“,个人”逐步走向成熟,这样“, 上帝”被迫退隐, “上帝之物”也就转化为“个人之物”(第296 -297 页) 。与此相适应,“恺撒之物”也从专制国王转到人民集体手中。这样,自由主义就在基督教的腹中诞生了。 从丛日云先生的分析和论证中,我们不仅对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二元政治文化的传承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且对近代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原来,自由主义对个人、个体价值的珍视和推崇,对国家、政府权力的警惕和敌视,都是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血与火洗礼的结晶;自由主义的“个人”原来是上帝“遗留在尘世间的精髓”。同时,我们也更加容易理解,西方有限政府的建设为何成为可能,又为何较易接受公众的监督。同时,也会引起人们的许多思考,如,人们是否应该好好重视基督教对整个西方文化的渗透性影响,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二元分裂和张力,是否对国际社会的不少成员建立更加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启迪……, 当然,一系列思索和领悟,都是作者巧妙构思和精妙阐述的结果。 当然,在对本书的构思和论述叹服的同时,也不免有一点遗憾。丛先生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分析可以说是极尽笔墨,对其基本内涵及发展脉络作了令人颇为信服的阐释。但对于它向自由主义嬗变的论述似乎感觉有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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