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常的体验网站,请在浏览器设置里面开启Javascript功能!
首页 > “档案”词源研究再探

“档案”词源研究再探

2018-05-01 7页 doc 19KB 34阅读

用户头像

is_591137

暂无简介

举报
“档案”词源研究再探“档案”词源研究再探 “档案”词源研究再探 ,论坛, 张江珊 约4760字 “档案”一词极大地体现了汉字之艺术性,使人会意出“档案”放置的器具、“保存备查”的作用等,很难找出另一个词汇与之替代。 “档案”词源的探析一直是档案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王金玉先生在其作《“档案”词源新证》一文中,以《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为据,说明“档案”一词在清太宗崇德年间已经出现,此文突破了“档案”一词始于清康熙年间的旧说,把档案词源提早到一个新的时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此后,丁海斌教授发表了《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一文,丁教授认为“孤证不立”...
“档案”词源研究再探
“档案”词源研究再探 “档案”词源研究再探 ,论坛, 张江珊 约4760字 “档案”一词极大地体现了汉字之艺术性,使人会意出“档案”放置的器具、“保存备查”的作用等,很难找出另一个词汇与之替代。 “档案”词源的探析一直是档案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王金玉先生在其作《“档案”词源新证》一文中,以《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为据,说明“档案”一词在清太宗崇德年间已经出现,此文突破了“档案”一词始于清康熙年间的旧说,把档案词源提早到一个新的时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此后,丁海斌教授发表了《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一文,丁教授认为“孤证不立”,仅凭“韩大勋史料”不足以说明崇德年间已有“档案”一词。《清太宗实录》乃属后世编修,后人写前朝的历史,所使用的语言往往是作者的语言,而不是所写历史时期的语言,因此“韩大勋史料”中出现的“档案”一词并不能肯定是崇德年间的用语;另,《清实录》在后世的编修过程中,常有删减情况发生,其记载并不完全真实可信,因此,丁教授不赞同“崇德年间说”。其他一些学者也对“档案”词源的探析做出了努力,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然而,对档案一词形成的背景和历史过程尚缺乏历史性、逻辑性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笔者认为,“档案”一词是历史的产物,清太宗皇太极的政治改革为“档案。一词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机遇,使其具备了一定客观的历史条件,也为“档案”一词最早出现的时点划了个基本的界限。 一、“档”与“案”的词义探源 1 满清文化中的“档子” 满清入关前与档案有关的事物,如文书、誓约、账册等多称为“darlgse”,汉文多音译为“档子”,“档子”起源于萨蛮教的“萨蛮档子”,是满清文化的独有特色。清太祖努尔哈赤十分重视“档子”的作用。天命四年,众人向努尔哈赤立誓言以示忠心,努尔哈赤认为口头的誓言约束作用不大,命令各级将领将自己的誓言星奏于他,他“阅后书于档子”,若有人日后变心,即依照档子中所记的誓言进行审断。为了加强对八旗的统治,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还命令八旗下的各牛录派十人专门用来书写档子。 满清为何将与档案有关的事物称为“档子”?康熙十四年,汪琬在其作《钝翁类稿》中对“档子”一词作了解、释:“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汪琬认为“档子”就是挂在墙上的记事木牌,杨宾进一步解释了 “档子”的由来,他在《柳边纪略》中称“边外文字多书之于木,往来传递者日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杨宾所说的“边”指的是“柳边”,也即宁古塔地区,“边外”指的就是现今的东北地区,清军入关前的领域。可见“档子”是满族人特有的用法。“档”,《辞海》释为“橱架”,《康熙字典》释为“横木框架”,满人的窗户多是用横木搭建,往来传递的木牌积累多了,满人把它用皮条穿起来挂在墙上,可使人联想到用横木搭建的窗户,因之,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解释“档子”是因“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汪琬与杨宾的说法互为印证,满人记事用的木牌被称为“档子”,由于木牌记事不便,也不利于传递,顺治帝革新政治时,于顺治二年颁布上谕,命令“不许复用木签”,改用纸张,但“档子”的说法仍然沿用了下来,书写在纸质上的亦被称为“档子”。“档子”一词在清前期档案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2 汉族文化之“案” 清代以前汉文化中与档案有关的事物,公文术语中多称为“文书”、“案牍”、 “文案”、“案卷”等,元代文献典籍《元典章》、元代杂剧中大量出现了这些词汇,元代对掌管六部各项事务的记录皆以 “案”指称,如吏案、户案、礼案、兵案、刑案、工案。元《吏学指南》,对于文吏使用的文字术语名称一一予以诠释,其中相关词条如此解释: “案牍:考察文献日案牍,书字之板日案牍。”“案”,《说文解字》解释为“几属”,即小桌一类的东西。由此可知,“案”本来指的是像小桌子一样的东西,元代前,人们把用以写字的小桌子称为 “案牍”,唐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无案牍之劳形”亦是此意,后又把“案 牍”引申为“考查文献”。 “案杏:谓文卷重重也;文卷:谓牍编搭舒也,文案:即文卷也。”古文字多书写在竹简、木简之上,一件事情由多块竹简、木简缀连书写,可以卷之存放,因此,出现了“文卷”的用法,从而引出了“文案”、“案卷”之词。“案”一词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从小桌子的象征,成为一个事务处理结果的记录。明代的官方文书用语中亦大量使用与“案”有关的词汇。查明朝自在州档案有“乞调案卷究问”、“衙门批回卷案”之语。目前尚未发现明以前的文献中有使用“档”之一词,虽然《明实录稿本》中有“户部文档不明”之语,但现存《明实录》亦非明代原稿,历经清朝几代帝王,于乾隆四年由武英殿刊印而成,因此使用的语言带有明显的满清语言特色。 二、“档案”词源产生的历史条件 从“档”与“案”的词义探析可以知道,明朝以前,皆以与“案”相关的词语指代“档案”,而“档”乃是满文化之特色。毫无疑问,“档案”一词必然是满汉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吸收而形成的结果,但是词语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不能凭空出现。 入关前的满清十分重视文化。满族以前没有文字,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根据蒙古字创立了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同时他还任命额尔德尼为“榜什”,“榜什”的职位与古代的“博士”非常相似,是由知识渊博、擅长书写的人来担任的,“榜什”负责书写、管理重要的满语文书,文字的创建与专门文书官员的任命对满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清太祖时期的“榜什”皆以满语金字书写,并无汉文,所以此时一直沿用“dangse”即“档子”的称谓,未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档案”一词出现的可能性极小。 真正促使“档案”一词出现之人是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继位后,十分重视汉文化的学习,他大量起用汉族官员,开始使用汉语。《满文老档》记载,清太宗天聪四年,皇太极致白都堂、崔道元二人的书信,“记于汉文档册内”,说明汉字已经开始成为清王朝使用的一种语言,但这并非定制,自清太宗天聪五年杨方兴上书始,汉语开始正式在文书处理中使用。天聪五年,汉族大臣杨方兴向皇太极上奏说:“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代,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会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 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 杨方兴认为当朝之实录,后世之国史,对于王朝至关重要。辽金元三国虽然灭亡,但后人仍然知道此三国,正是因为有三国之史书流传后世,满族榜什仅以金文书写文字,不便于汉人知晓,因此,需要设立官员,将金文翻译成汉文,满汉文共用。皇太极采纳了杨方兴的建议,在天聪五年,设立国史院,取消“榜什”之称,改为“笔帖”。“笔帖”有满文笔帖式和汉文笔帖式之分,参考《钦定盛京通志》中的职官设置,户部在清太宗天聪五年设满文笔帖式十二员,满汉文笔帖式三员,其余四部皆有满汉笔帖式数名。由此可知,清朝的文书官员由满汉官员共同担任,这是清朝文书官员的一大特色。汉文笔帖式负责将满文转译为汉文,汉字开始正式纳入国家行政语言体系,“档案”一词的出现有了语言基础。 国史院负责记录国史,国史的来源即是六部形成的档案,而六部的档案则是由笔帖式负责处理。笔帖式地位比“榜什”低,从事文字书写记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形成的档案进行处理,将重要的档案挑选出来,送往国史院,以备编修国史之用。国史院与笔帖式的规定可从清太宗年间的盛京刑部档案中印证。查《盛京刑部原档》,其中崇德三年的一份档案如是记载: “上命毕力克图、郎泰曰:‘宁塔海之兄子满癖勿随处行走,著学书之。’而宁塔海私遣满癖行猪,故罚宁塔海以规定之罪。 已入档子(色黑诺窝黑诺写)”这份档案表明宁塔海案是由刑部官员巴哈纳鞫审,笔帖式色黑诺与窝NN_-人将案件材料记入“档子”中。从《盛京刑部原档》来看,标有“已人档子”记录的档案开首即写有“suduri yamun”(国史院)或“suduri”(史)的字样,有的档案上面还记有满文“写入’的命令式“ara”或“不写”命令式“ume”的字样,此系国史官所注,由此可见刑部档案由笔帖式把重要的档案“记入档子”,送经国史院后,由史官决定哪些案件应录入实录,也即国史中。标着“写入’字样的档案,有的可从国史《清太宗实录》中找到相应的内容,“韩大勋史料”即是其中的一份档案。 皇太极的一系列改革,本是出于加强政治统治的目的,但无形中大大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 “档案”一词的出现有了历史性的机遇。为了当朝国史可以流传后世,需要汉文笔帖式把满文档案转译为汉文,再择要送交国史院由史官审核采用。汉文笔帖式在转译满文的过程中,对于满文如何翻译有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档案一物,汉文惯用与“案”相关之语,满文惯用“档子”一语,究竟如何翻译才能既使满人接受,又能符合汉族的文化习惯?最终文化融合的结果即是“档案”一词的出现。语言的形成有一个时间过程, “档案”一词究竟何时最早出现,由于没有原始文献可据,目前尚不可考,但我们能肯定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年间“档案”一词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清太宗天聪五年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有--了国史院等相关机构的架设、满汉文书官员的设立。相关机构及人员责任的设定,“档案”一词才有了出现的历史条件。“档案”出现在皇太极天聪五年之后的任何一年,从逻辑和情理上推断都是合理的。 清人关前的档案文献中,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证据表明“档案”一词已经出现。顺治年间在使用大量“档子”的同时,“档案”一词已经在官方文书中正式使用,如顺治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记载:“因年久不记得了,还当查彼时出征档案。等语。及查档案,并无马进宝带来兵丁数目。”康熙年间,“档案”与“档子”仍然是交替使用。康熙帝认为满汉文在互译的过程中,一些翻译的词汇逐渐远离了原词的本意,因此十二年,康熙帝下谕改变文字使用不统一的状况: “圣祖特谕傅达礼日: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用者甚多,后生之弟渐生差谬。尔任翰林院,可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使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用于后学。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期永远可传,方可善也。”傅达礼遵照康熙帝的谕旨,与同僚历经三十余年,于康熙四十七年修编而成《清文鉴》词书,收词一万二千余条,其中收录了“档案”词条。此后,“档子”一词逐渐废弃,“档案”一词开始通用起来。 三、结论 “档案”一词不是偶然的历史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满汉文化融合自然形成的。清天聪五年,皇太极进行政治改革,清王朝正式设置汉文笔帖式,把汉字纳入官方文书处理体系,“档案”一词的诞生才有了客观历史文化基础。因此,笔者认为,皇太极天聪五年是“档案”一词出现的最早上限,满足这一历史时点前,“档案”一词的出现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韩大勋史料”记载的清太宗崇德三年,距天聪五年有八年的时间,“档案”一词的出现从情理与逻辑上推理是可能的,但尚需其他材料佐证。除非发现清太宗天聪五年后汉文笔帖式翻译的满文原稿中直接使用了“档案”一词,否则,“档案”究竟出现于哪个具体时间点的研究似属已无必要。
/
本文档为【“档案”词源研究再探】,请使用软件OFFICE或WPS软件打开。作品中的文字与图均可以修改和编辑, 图片更改请在作品中右键图片并更换,文字修改请直接点击文字进行修改,也可以新增和删除文档中的内容。
[版权声明] 本站所有资料为用户分享产生,若发现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客服邮件isharekefu@iask.cn,我们尽快处理。 本作品所展示的图片、画像、字体、音乐的版权可能需版权方额外授权,请谨慎使用。 网站提供的党政主题相关内容(国旗、国徽、党徽..)目的在于配合国家政策宣传,仅限个人学习分享使用,禁止用于任何广告和商用目的。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