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电视剧分析

《长恨歌》电视剧分析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自1995创作完成，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以来，十多年间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本30多万字的小说不仅一版再版，而且它的同名舞台剧、电影、电视剧也相继推出。在此，我将电影《长恨歌》和电视剧《长恨歌》的主及所达的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与比较，而这分析与比较，都是以小说文本《长恨歌》为参照。 一 首先说王安忆的小说文本《长恨歌》。不管这部小说在读者和编导心中得到怎样的解读，王安忆对自己的这个创作是有明确的目的和观点的。在她刚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她就在一个访谈录中这样谈及:“《长恨歌》则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由此可见，在王安忆看来，上海这座城市，才是小说的主人公，它不是背景，不是环境，也不是铺垫。王琦瑶，是上海的影子，王琦瑶的故事，是上海这座城市命运的演绎。而且，王安忆对自己这部小说的写作笔法并不看作是如何出奇，她觉得“我的写法是最传统的”，读者之所以对小说的开篇大段大段描写事物觉得奇特，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没有耐心的，最好是直接切入主题”。【2】作者的如此自信而明确的对这部小说作出表态，我们也可在读完文本之后反过来验证，看是否王安忆真的如愿以偿，使得王琦瑶像一枚绣花针一样，一点一点表现出这城市的沉浮跌宕以及它世俗而精致的灵魂,是的，王安忆做到了，她的创作的本意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她的细腻绵密的语言，真的是一个个细小的针脚，一点一点构建起这座城市的影像。单看针脚，是看不出甚么的，你只会觉得这针脚太小，小到琐碎，琐碎到让人厌烦，即使你厌烦，它还是密不透风，让你走不出来。当你凝神屏气把它读完时，你才发现，这是一幅多么精致而又丰富的画面。王安忆的这部小说，对读者是有一定的的，它要求读者与作者合作，一起完成这部作品，而读者与作者的合作的默契与否，则决定了文本所包含的能呈现出来的多寡。 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导演关锦鹏作为《长恨歌》的一个读者，对这部作品有着怎样的理解，他在自己的影片《长恨歌》中，阐释了甚么。当然，谁都没有规定一部影片对于原著的改编，是要完全忠于原著本身，我在这里比较的，只是影片《长恨歌》和小说《长恨歌》相比，它自身独特的地方。 电影《长恨歌》将一座城市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个女人的故事，着实是迎合了大多数读者的口味和理解。但是，这个女人的故事最后彰显出来的主角并不是王琦瑶自己，而是程先生。影片并没有像原著一样，让我们通过王琦瑶来对上海这座城市有所理解，而是让我们通过王琦瑶，对程先生有了很深的印象和体悟。这，也许是因为影片的叙述角度是以程先生的视角展开的，而不是像小说那样以一个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吧。在影片中，程先生不仅是故事中的角色，而且还是故事的叙述者，导演的某些旨意和思想都是通过程先生的内心独白来表现的。例如，在影片的一开始，程先生就说:“我认识好几位叫琦瑶的小姐，可是我特别希望能给这位琦瑶拍照”，这是导演延续小说文本的意思，在最后王琦瑶死后，程先生的内心独白是:“琦瑶，我是舍不得你”。舍不得，但王琦瑶还是不断的属于其他的男人;舍不得，王琦瑶还是戏剧化地死于非命;舍不得，你程先生还是始终充当了一个琦瑶身边走的最近的过客。这样的独白，是体现了“长恨”的主题的，但是，这“长恨”，是程先生的“长恨”，不是王琦瑶的，更不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影片《长恨歌》的主体比之小说本身，是有了偏移的。这样的偏移，让我们似乎感觉:关导演是以他独特的男性视角，以程先生的一以贯之的视角，对王琦瑶做了属于男性自己的解读。虽然这解读与王安忆的意图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这样的解读是合适的。如果说王安忆在她的小说中关注的是女性，是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女性，那么关锦鹏他在影片中的侧重则在男性，琦瑶演绎的和不同男人的故事，程先生都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他对琦瑶的近乎宠溺般的爱意，让我们在看完影片之后，不是为琦瑶这样跌荡的身世感慨，而是被程先生所打动，他对一名女子所给予的厚重的深情眷恋，让我们可以原谅影片内容上的单薄，可以理解导演的苦心经营。 影片《长恨歌》将小说的故事化简，将内涵凝缩，以单纯的恋爱的故事完成了改编。这样的改编是合适的，但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是浅的，比之文本的丰富与多义，影片则走了一条很清晰的阐释之路。它并没有将作者王安忆说的“一座城市的故事”的内涵发掘和表现出来。当然，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想并不是因为导演的笨拙和浅显，而是因为形式的限制。要在长度为两小时的影片中展现一座丰富而诡秘的城市的故事，而这展现，不能像纪录片一样仅仅是讲述，它需要情节，需要人物，还需要背景，这样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险的挑战。我们不能苛责关锦鹏导演，不管怎样，他已经抓住了他自己所理解的核心并将此很好的呈现出来了。如果我们希望有更丰富的内涵展现，那我想是要换一种形式来呈现作者王安忆的意图的，这样的任务和期待，应该给予电视编导。 三 我们没有失望，我们看到了丁黑导演的电视剧《长恨歌》。此剧上映以来，只上海地区的收视率就创下了最高10%个百分点。与电影《长恨歌》不同的是，人们对于电视剧版的《长恨歌》的指责声要温和许多，虽然王安忆本人曾经说过，她觉得看同名电视剧就像在看另一个故事，但电视剧版《长恨歌》还是得到了很多专家和观众的肯定。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这部电视剧是怎样赢得观众，让人们爱看，同时又赢得嘉许，让专家也觉满意。 首先，《长恨歌》这部小说，有着一个充满趣味性的故事，这是最容易抓住读者的心的地方;同时，它又是很丰富很多义的，它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很深的，这样就使得一个趣味故事有了深度，有了使人回味的东西。再加上图象比文字更直接，更易于让人接受和领会，所以丁黑对于改编《长恨歌》，所需要做的就是将文本直接叙述的文字转化成画面就好。这对一部电视剧来说，前提条件是非常好了，现在关键就在于导演的“转化”功力。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文字的叙述是很容易的，王安忆并不具备以对话和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和延续故事的高超能力，所以她借助了叙述，大段大段的场景描写，绵密紧凑的心里分析，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比喻。这些东西和它们所承载的内涵，要转化成图象和对话，是有一定难度的，弄不好改编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具空壳，或是一堆散了架的积木。不过，电视剧《长恨歌》对 于这转化，是很成功的。整部剧作不仅很好的展现了作者的意图，将王安忆所说的“演绎一座城市的故事”成功的实现，并且去除了小说文本那种艰涩的冗长的语言所营造出来的气氛，更为可贵的是，这部电视剧比之原作，还多了一种宽广的视域。如果说影片《长恨歌》是对小说作了一种减法，那么电视剧《长恨歌》则是做了加法，而这“加”，绝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锦上添花”。 我想，电视剧改编的成功，一方面在于编导以读者的身份和小说作者取得了很默契的合作，这合作不是指实际意义上作者对读者有甚么指导，而是说编导自己很好的理解了小说文本的内涵，并且这理解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吻合。我们从电视剧的情节设置可以看出来:就拿琦瑶为蒋莉莉母女操办一场家庭晚宴为例，我们感受到导演的细心和智慧。这个场景在中是没有的，但是导演以此表现出琦瑶的聪明和能干，表现出她的心气的不可欺辱，并且像保姆和佣人这样的小角色，导演也是非常认真的让他们表现自己的性格，进而更具体深刻的展现了琦瑶的形象。除此之外，这场晚宴还表现了上海上层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习惯，具体而生动。再一方面，编导对于上海文化的深刻体味和理解，也是决定这部电视剧改编成功的很重要因素。王琦瑶的一句“姆妈”，从声调中就感觉到了上海人的亲切和吴侬软语的撩人;琦瑶妈妈的一句:“那程先生顶多是个底”，一下子又让人知道上海人的世俗和现实;还有上海人喜欢精致和海派:蟹粉小笼要吃王家沙，跳舞要去百乐门，读书要进私立学校，要有前途最好出国留学，即使是粗茶淡饭，也要在腐乳里加上一点麻油的。 另外，电视剧《长恨歌》能赢得观众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它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观众。该剧讲述的是1947到1984将近40年的一段故事，而这故事又分成很多的小故事，时代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变化，人也一楂一楂地换，主人公王琦瑶也不断地更换生活环境和地点，不断的变老，不断的演绎新故事。男人观此剧，看见王琦瑶，蒋莉莉，和薇薇，女人观此剧，看见程先生，李先生，康明逊和老克腊;祖辈们看此剧，通过王琦瑶的青少年时光;父辈们看此剧，更加中意于琦瑶的中年光景;而我们这样的青年看此剧，则像 老克腊一样通过琦瑶的晚年让她带我们想象四十年代的上海繁华和美丽。就这样，各式的观众在电视剧《长恨歌》中都能找到自己想获得的东西，无怪乎如此受欢迎了。 当然，这部电视剧之所以也为专家和研究者所肯定，除了它能抓住观众的心以外，还在于它的厚度和广度。编导的视域之宽广，使得这部剧作不仅写出了一座城市，更写出了一段历史，李主任是和国民党政界相关的，康明逊家是和商界相关的，程先生是和学界相关的，而程先生的一朋友则是和共产党相关的。他们的境遇，折射出了时代的大背景，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表现这样庞大的区域，展现疾风骤雨般的社会里人们的生存状况，编导都是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不空洞，也不狭隘，真可以称作是“小人物，大手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