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doc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doc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地方文献论文 更新:2006-4-8 阅读: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此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青、宁、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一体化的功能。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日趋丰富。其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除西北地方志书外,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研究成果。二、西北地方文献的图书馆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这项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曾一度停止。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重新启动,各类新志书相继问世。而继“西北舆地学”和“边政学”的研究之后,有关西北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西北学研究系统。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就是基于西北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起来,并在时空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连续记载西北地区自然和人文诸多信息的集合体。其概念范畴为: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及其自然区划、历史沿革所涉及的特殊区域)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 会变革、自然资源、自然生态变化等内容有关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载体。其收藏重点为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汗简及其考释研究资料;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资料;西北地方史地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方文物研究考释资料。据初步统计,截止2002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藏西北地方文献共计17611种。在文献类型分布上,期刊和报纸的种数相对稳定,图书所占馆藏比例逐年递增;文献整体增长率稳定,1964年至1994年平均为5 04%,1995年至1997年平均为4 88%;从学科分布来看,其增长面相对集中,并呈现较为传统的继续,1964年至1994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为:舆图、宗教、史地,1995年至1997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是:舆图、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地区分布格局基本为:甘肃50%,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及西北总论之和为50%。三、馆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鉴于地方文献所具有的保存价值、使用价值、资料性、广泛性,尤其是地域性这一概念属性,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为原始性、完整性、民族性、宗教性及文化复合性。1 原始性表现在西北地方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档案资料的存在,据初步统计,仅解放前搜集的总计为3310种图书中,就有档案资料1160种,约占1/3。其中有会议记录,《兰州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1944)》;收发电文,《西北行辕准重庆行辕关于拉卜楞寺与阿哇发生纠纷所致代电》;计划书,《甘肃省驿运管理处三十三年度营运计划书》;章程,《甘肃省通志馆章程纪要》;报告书,《渭源县政府合作指导室工作报告》;调查报告,《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统计表,《甘肃各类学校概况统计表》;名册,《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职员表》;大事记,《西道堂大事记》;法规,《甘肃省粮政法规汇编》等等。不少是珍贵的稿本和抄本,如郭汉儒《陇右文献录》、张维《甘肃通志稿》等,这些文献的内容广泛,是确凿的原始资料和历史证件,具有第一手的印证作用。2 完整性这种完整性,首先表现在文献时空意义的延续,从汉代的《汉书?西域传》到汉魏六朝时期都邑簿形方志《三辅黄图》;从清代的《回疆通志》到现今的《甘肃省志》。其次表现在文献所涉及的内容,西北地方文献在内容上涉及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诸多方面。第三,表现在西北地方这一层面的具体某一点的文献相对完整,如天水,仅地方志即有《[刘宋]秦州志》、《[顺治]秦州志》、《[康熙]秦州志》、《[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民国]天水县志》及今天的《天水市志》。第四,表现在出版形式上,一方面是公开出版物与内部出版物的并存;另一方面是不同类型,如图书、报纸、期刊,不同载体,如传统的纸质类文献和较为 先进的缩微胶卷类文献的相互补充。3 民族性应该说西北地方文献所呈现的民族性,是由于西北地区独特的民族分布状况决定的。西北地区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除汉民族及其先民外,先后有西戎、月氏、丁零、铁勒、乌孙、匈奴、氐、羌、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畏兀儿、蒙古等古代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民族之间经历了彼此消长、互为盛衰、相互融合的过程。元明以后,一些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现今的西北又成为回、藏、东乡、裕固、保安、土族、撒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大量文献决定了西北地方文献所呈现的民族性,使得民族文献在全部文献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些文献中,有古文献,如明代陈诚著《西域番国志》等;有现代文献,如《裕固族简史简志合编》等。从其涉及的区域而言,既有总论西北,如《甘青土司志略》等,亦有分论各省区,如《甘肃民族志》、《新疆礼俗志》、《青海风土志》等。其著作形式非常多样化,有地方志,如《西域图志》等;地方史,如《西夏记事本末》等;族谱,如《马氏族谱》等;资料汇编,如《马仲英事件文献资料汇编》等;印章,如《西夏官印集存》等;,如《青海各番族名称表》等;日记,如《龙蛇泪痕》、《庚午纪事》等。其中有刻本、稿本、传抄本、原件粘贴及油印本、铅印本等。有些文献观点虽有不妥,但史料价值弥足珍贵。4 宗教性5.文化复合性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合性,特指西北这一特定区域由历史沉积下的文化遗存在西北地方文献中的集中反映。它不是某种单一元素的表现,诸如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军事的或者说是历史的、地理的,而是上述这些元素或者更多元索的复合。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和“敦煌”文化。其概念的本身就具有多侧面、多内涵、多层面的性质,它们相互制约、影响,构成极其复杂的内部结构,并发挥着多种外部功能。比如“丝绸之路”,它是历史的,从西汉张骞“凿空”开始;它是地理的,从汉长安,经河西,到西域;它是经济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东西方的相互贸易;它是民族的,从匈奴、乌孙、大月氏到吐蕃;它是军事的,从“三通”到“三绝”……。以其为研究内容的“丝绸之路学”和“敦煌学”不仅在国内拥有日益深厚的研究基础,在国际上亦可称为研究广泛的显学,从而成为内涵多种元素、相互交织的交叉学科。体现到西北地方文献中即呈现出具体的文化复合性。随着研究程度的深入,这类文献在全部文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仅以《丝绸之路》为名的专著,就有法国学者, 布尔努瓦所著、中国学者杨建新等所著两种。此外尚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等。这类的期刊有《丝绸之路》、《丝路游》等。有关敦煌学的文献则不胜枚举,如《中国敦煌学史》、《敦煌学述论》、《国外敦煌 吐鲁番文书研究选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等等。这类的学术期刊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如前所述,西北地方文献是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重点。1988年全省文献资源普查结果表明,其社会科学研究级学科文献中,达到能够支持研究决策能力的第一位为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新疆研究并列第四。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北文献的源流,其一,为历史悠久的西北地方志书,其二,为清代“西北舆地学”及民国“边政学”的研究成果。而西北地方文献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则是甘肃省图书馆在现代西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的汇集,并由此呈现出原始性、完整性、民族性、宗教性及文化复合性等特点。 〔出处〕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3) (FAN)[摘 要] 管辖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避免和减少管辖权冲突的重要方法。协议管辖之所以被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是因为其自身诸多优点所决定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协议管辖制度在近年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主权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主权，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起诉，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起诉。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 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 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 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 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主权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 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款一方在 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 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 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 条和第246 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 4 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 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 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 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 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 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起诉讼，即原告享有选择起诉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