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高级英语上册课文翻译

课文翻译(Translation of the text) 第一课超级摇滚巨星 ——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他们告诉我们些什么? 摇滚乐是青少年反叛的音乐。 一—摇滚乐评论家约翰·罗克韦尔 由其崇拜的人即可知其人。 ——小说家罗伯特·佩恩·沃伦 1972年6月中旬的一天,芝加哥圆形露天剧场里观众如潮,群情激昂,狂摇猛摆。台上,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正在演唱“午夜漫步人”。演唱结束时评论家唐·赫克曼在现场。他说:“贾格尔抓起一个装有半加伦水的罐子沿着舞台前沿跑动,把里面的水往前几排狂热的听众身上洒。他们蜂拥地跟随他,热切地希望能淋上几滴这洗礼的圣水。” 1973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大约一万四千名尖声叫喊的歌迷在华盛顿市外的首都中心剧场嘈杂地涌向台前。美国的恐怖歌星艾利斯·库珀正要结束自己表演。他借助断头台假装结束自己生命来结束表演。他的“头”落人一个草篮中。“啊!”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孩惊呼道,“啊,太了不起了!”十四岁的迈克·玻利也在场,但他的父母并不在。“他们觉得他令人恶心,”迈克说,“他们对我说,‘你怎么能忍受那种东西?’” 197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纽约州尤宁代尔的拿骚体育馆里,鲍勃·狄伦和乐队正在为音乐会上用的乐器调音。场外瓢泼大雨中,摇滚乐迷克利斯·辛格正等着入场。“这是朝圣,”克利斯说,“我应该跪着爬进去。” 你是如何看待所有这些溢美之词与英雄崇拜?当米克·贾格尔迷们把他视为至高的神父或神明时,你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你和克利斯·辛格一样对鲍勃·狄伦怀有几乎是宗教般的崇敬吗?你认为他或狄伦步入歧途了吗?你是否嫌艾利斯·库珀表演恶心而不接受他?还是你莫名其妙地被这个怪异的小丑吸引,因为他表现了你最疯狂的幻想? 这并非是些随便问问的问题。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能说明你在想些什么,社会在想些什么。换句话说,可以说明你和社会的态度。“音乐表现其时代,”社会学家欧文·霍洛威茨说。霍洛威茨把摇滚乐的舞台视为一个辩论的论坛,一个各种思想交锋的场所。他把它看作是一个美国社会努力为自己的情感与信念进行解释与再解释的场所。他说:“重新解释是一项只有青年人才能完成的任务。是他们将创造与夸张.理性与行动,文字与声音,音乐与政治结合起来。” 作曲家兼演唱家托德·伦德格伦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摇滚乐与其说是一种音乐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甚至连艾尔维斯·普雷斯利也并非真正是一种伟大的音乐力量,只不过是艾尔维斯体现出了五十年代青少年那种失落的精神状态。”当然普雷斯利震动了美国的成人世界。报纸发表社论抨击他,电视网禁止播放他的节目。但艾尔维斯也许证实了霍洛威茨和伦德格伦的看法。当他通过埃德·沙利文主持的星期日晚间娱乐节目出现在千百万观众面前时,一场“大辩论”就展开了。大多数成年观众皱眉不满,而多数年轻观众则拍手欢呼。 摇滚乐评论家们说,从艾尔维斯到艾丽斯,许多摇滚歌星帮助我们的社会阐述了其信仰与态度。鲍勃·狄伦触动了不满的神经,他唱到民权,核扩散物以及孤独,他唱到变革和老一代人的迷惑。他唱道:“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是不是,琼斯先 生?” 其他人也加人到辩论中来。霍洛威茨说,甲壳虫乐队借助幽默,可能还有麻醉品的微弱之力来敦促和平与虔诚。滚石乐队,傲慢的街头斗士,则要求革命。杰斐逊飞机乐队演唱的“我们能够联合”和“志愿者(来一场革命)”则是激进青年的进一步的声明。 但是政治并不是六十年代强硬派摇滚乐所辩论的唯一主题。情感,作为任何音乐表现中常有的部分,也是一个重要题目。詹妮丝·乔普林歌唱自己的悲哀。甲壳虫乐队唱出爱与恨之间一系列感受。以后又出现了狄伦的摇滚乐队,他们把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所表现的较为传统的观念与强硬派摇滚乐的较为激进的“都市”观念融合在一起。霍洛威茨认为这一乡村音乐的成份有助于为听众表达“逃避现实”,“回到往昔”的强烈愿望。当前最能说明霍洛威茨观点的例子之一是约翰·丹佛。他最著名的歌曲“阳光照在我肩上”、“高高的落基山”和“乡间小路” 把民间摇滚乐的音乐气魄与力量结合了起来,而歌词则赞美了“美好往昔”的淳朴和欢乐。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摇滚乐音乐家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反映出时代的感情和信念,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并形成自己的情感与信念。 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他们呢?当然是掌声与赞扬。在1972年的一次全国性民意测验中,中学里百分之十以上的男生,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女生说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超级摇滚巨星。我们还给他们金钱以回报。一份名为《福布斯》的商业杂志说:“当今成为百万富翁的最快捷的途径是当摇滚歌星。” 当今的英雄们一—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告诉我们,他们喜欢所得的报偿。“我暗自嘲笑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成为拥有亿万财富的宠儿。”那位独特的“文化英雄”艾利斯·库柏这样唱道。 可是重大问题仍然是:为什么他成为文化英雄?他,或者当前其他任何成功的摇滚歌星,他们会让我们对他们的歌迷们有些什么了解?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有些什么了解?我们的社会现在怎样,过去怎样;将来又会怎样? 第二课年轻人的四种选择 斯坦福大学毕业班班主席吉姆·索斯怨他毕业化不久给我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一些疑虑。信上说:“我们这一代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加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成人世界……而且也越来越倾向于完全否定那个世界。” 很显然他的话代表了他的许多同龄人的看法。在过去他几年中,我倾听过大学内外许多个年轻人的谈话,他们对成人世界同样感到不安。大致说来,他们的态度可以归纳如下:“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充满了不公正,贫穷和战争。对此承担责任的应该是那些一直在掌管大事的成年人。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他们又能拿什么来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不需要这类教导也行。” 我觉得这些结论是合情合理,至少以他们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对于成长中的一代人来说,与此相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不完美(我们可以视此为理所当然),而是如何来对待它。尽管这个社会严酷且不合理,但它毕竟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世界。因此年青人所要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选择一种策略来对付这个世界,通常这也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我所能看到的,只有四种基本选择: 一、脱离社会 这是最古老的办法之一,任何年龄的人,在任何地方,无论用不用幻觉剂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那些觉得这个世界太残酷、大复杂,因而无法忍受的人总是选择这种策略。按其含义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寄生性的,奉行此道的人蔑视这个社会并拒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依赖社会过寄生生活。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感到厌恶——认为这是一种不体面的生活,但对于既缺乏精力又缺少自尊的精神懦弱者来说,这可能是现有的最能忍受的选择。 二、逃避现实 这种策略也有其古老的先例。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有许多人试图逃离文明世界,希望能找到一种比较朴素的。宣言田园风俗的,更安宁的生活。与脱离社会者不同,他们不是寄生者,他们愿意自食其力,并为集体做出点贡献,但是他们就是不喜欢文明的世界,也就是说不喜欢那充满丑恶与紧张的大城市。 这一解决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已不能大规模地加以实践。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星球上高尚的野蛮人与未被法污的自然风光越来越少。除了极地地区,未开发的地方已无处可觅。少数特别富有的乡绅还能遁入田园生活,但是总的说来迁移的潮流是在向相反的方向流动,即从乡村流向城市。 三、策划革命 对无法容忍民主决策过程的单调沉闷的运作方式,或者相信只有武力才能改变基本 制度的人来说,这一策略总是很受欢迎。它吸引着每一代青年人中较为积极,较具理想主义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策略具有传奇色彩,通常以某个英勇无比,魅力超凡的人物为其象征。 这一策略由于简单,因此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既然这个社会已经坏到毫无希望的地步,那就让我们砸碎它,在它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些是革命者,其中一些人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些人的革命并未成功,他们还可以继续兴致勃勃地策划他们的屠杀,直到老朽。还有些人英年早逝,死在监狱里,或暴尸街头。但最不幸的是那些革命成功的人,他们活在幻想的破灭之中,看到他们建立新机构与他们所推翻的旧机构一样冷酷无情,死气沉沉。 当然,我并不是说革命都一无所成,有些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确实使事物有所改进。我要说的只是无论成败与否,干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失望,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胜利的曙光也从未照耀在他们梦想的,清除了人类一切卑鄙行经的灿烂的新世界上,而是洒在一个熟悉的,平凡庸碌的地方,仍需要食品杂货和污水处理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标签下,革命的国家也得由营销,卫生工程,官僚机构的行家们去治理,而不是由那些激进的浪漫主义者们去治理。 对于决心寻求更加可行的方法改造社会,而不是通过武装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四、力图逐渐改变世界,一次改造一点 乍一看,这一途径毫无吸引力。它缺乏魅力,收效不快。它依靠的工具是恼人的、不可靠的说服与民主决策。它需要耐心,而人们往往缺乏耐心。这种方法唯一的长处是有时真起作用——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其他可选的策略相比,它可以改善世界上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 至少历史上的证据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代人也发现世界一团糟,几乎在所有的地方经济体制崩溃。整个国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当时我作为大学报纸的编辑,也像今天的学生积极分子一样,强烈反对这一切。 同时,我们那一代人也逐渐发现,改造世界就像在亚平宁山区打仗,你刚占领一条山脉,另一条山脉又在你面都赫然耸现。三十年代的大问题刚刚有所控制,新的问题又取而代之:富裕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种族平等、保持城市适于居住、对付在陌生的伪装下的战争等问题。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发现的人口爆炸问题。我们突然间明白了在我们所居住的尤如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的星球上,乘客数目大约每四十年翻一番。只要地球上的人口不停地以这种似癌细胞增长的速度增加,那么其它一切问题便根本无法解决。我们的城市将继续变得更加拥挤喧嚣,景色将变得更加混乱,空气和水变得更脏。对每个人来说,生活质量都可能会持续恶化。而如果过多的人不得不为不断减少的食物份额与生存空间进行斗争的话,那么战争的升级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吉姆·宾斯这一代人肩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过去的事实证明,可以用以前对付困难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通过许多人的不懈努力,一点一点地,注重实效地加以解决。 第三课强制就医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他们是我的新病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名字,奥尔逊。请您尽快到我家来,我的女儿病得很厉害。 我到达时,一脸惊恐的母亲迎接我,她衣着整洁,怀着歉意,只问了一声,您是医生吧,便把我让进了屋。在房子的里间,她又说,请原谅,医生,我们让孩子呆在厨房里,那里很暖和,屋里有时很潮湿。 孩子穿得很严实,坐在离餐桌不远处父亲的大腿上。父亲试图站起来,但我示意他不必了。我脱了外衣开始检查。我能看得出他们都很紧张,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必须,他们不会对我讲得太多,得由我来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付给我三美元检查费的原因。 小孩用冷漠的,坚定的目光上下使劲地打量我,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动,内心显得很平静,是个出奇漂亮的小东西,从外表上看她壮得像头小母牛。但是她的脸色通红,呼吸急促,我意识到她在发高烧。她长着满头漂亮的金发,就和经常出现在广告插页或周日报纸的图片版上的图片娃娃一样漂亮可爱。 她已经发烧三天了,父亲开始说道,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得的病,我妻子给她吃了点药,你知道,就像别人那样做的,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附近生病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认为你最好给她检查一下,看她得了什么病。 作为医生,我常常根据猜测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问。她嗓子痛吗? 她父母一起回答,不,不,她说她的嗓子不疼。 你的嗓子疼吗,母亲又问了孩子一遍。小女孩的表情依旧,目光仍盯在我的脸上。 你看过了吗? 母亲说,我试过,可是看不见。 其实这个孩子所在的学校那个月发生了多起白喉病例,很显然我们都已想到了这一点,尽管谁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我说,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嗓子吧。我以医生最友好的态度微笑着问孩子的名字,并说道,来,玛蒂尔达,张开嘴让我们看看你的嗓子。 小孩没有任何反应。 唉,来吧,我哄劝着说,只是把你的嘴张大让我看一下。你看,我说着张开了两手,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只是张开嘴让我看一下。 多好的人啊,母亲说到,看他对你多好呀,快点,照他说的办,他不会伤害你的。 我极度厌恶此举,要是他们不用“伤害”这个词,我也许还能有点进展。但我没让自己显得慌乱,而是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说着话,再次接近小孩。 当我把椅子稍微靠近一点的时候,她突然间以猫一般敏捷的动作,双手本能地抓向我的眼睛,几乎够到了,实际上她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尽管没碎,还是掉在离我几尺远的厨房地板上。 小孩父母尴尬得不得了,连忙抱歉。你这个坏孩子,母亲抓着她的一只胳膊,一边摇晃,一边说道,看你干了些什么,这个好的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打断她的话,别对她说我是什么好人。我在这儿看她的嗓子是因为她很可能得了白喉病,可能会因此而死。可是她不在乎这个。听着,我对孩子说,我们想看看你的嗓子,你已经够大了,能明白我所说的话了。你是自己张开嘴还是让我们帮你张开呢? 她还是不动,甚至连她的表情也没变。而她的呼吸则变得越来越急促。接着一场斗争就开始了,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了保护她我得弄到她的咽喉分泌物培养。可我首先告诉孩子的父母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我解释了这种病的危险性,并说只要他们能对此负责,我就不会坚持要检查她的嗓子。 如果你不照医生的话做,那你就得上医院了,母亲严厉地告诫她。 是的,我微笑着,毕竟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任性的小家伙,对她的父母我是有些看不起。在接下来的这场斗争中,他们变得越来越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精疲力竭。出于对我的恐惧,孩子对检查的抗拒达到极度疯狂的程度。 父亲尽了全力。他个子高大,可这是他的女儿,虽然对她的行为感到羞愧,但又怕弄疼了她,所以每次在我就要成功的关键时刻,他就松开女儿,气得我真想宰了他。由于他担心孩子可能得了白喉,又让我继续,尽管他都要昏过去了,还是让我继续。而母亲则在我们身后来回走动,不停地将手举起又放下,痛苦不安。 把她放在你的大腿上,我命令道,抓住她的两个手腕。 可是他刚一这么做,孩子就大声地尖叫。不要,你弄疼我了,放开我的手,我让你放开我的手。接着她就歇斯底里地,令人恐怖地大叫起来,住手!住手!你们要杀人了! 你认为她能经受得了吗,医生?母亲问道。 你走开,丈夫对妻子说,你想让她得白喉而死吗? 来,抓住她,我说。 接着我用左手抓住孩子的头,试图将木制的压舌板伸到她的牙齿之间。她拼命地反抗着,紧咬着牙齿!我现在也愤怒起来——是对一个孩子。我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但是不行。我知道怎么让她张开嘴,露出喉咙让我检查,我努力这么做了。我终于将木压舌板伸进她最后几颗牙齿后面,前端已进入了她的口腔,就在这个时候,她张了一下嘴,没等我看清,她又闭上了嘴,并用臼齿咬住了压舌板,在我还没能将它抽出来之前,她已经将压舌板咬碎了。 你不感到羞耻吗,母亲对她喊道。在医生面前你这么做不感到羞耻吗? 给我一个光柄的汤匙,我对她母亲说,我们继续检查。孩子的嘴已经流血了,她的舌头破了,歇斯底里地狂叫着。或许我应该住手,一两个小时后再来。毫无疑问那样会好些。但是我已经看到至少有两个孩子得了这种病,由于疏忽而躺在床上死去了,我觉得我必须现在诊断,否则以后再来就不行了。但是最糟的是我也变得不理智起 来,我真想一气之下把这个孩子撕成碎片而后快。折磨她令人高兴,我的脸也因此发热。 尽管这个可恶的小家伙拒绝检查的行为是如此愚蠢,可还是得给她诊断,保护她。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会这样想的。尽管违背她的想法,但别人也需保护。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那种想释放体能的渴望产生出一种非理智的、无法控制的愤怒与成人受辱时的感觉,这些驱使我要继续下去,必须进行到底。 在最后的这场非理智的较量中,我抓住了孩子的脖子和下巴,强行将这把不轻的银汤匙塞进她的嘴里,伸至喉部,直到她开始作呕。是的,两个扁桃体上覆盖着膜状物。她英勇地反抗以阻止我知道她的这个秘密。她隐瞒嗓子痛这件事至少有三天了,并且对她的父母撒谎以便逃脱象这样的一个结局。 现在她真的愤怒了。刚才她是在抵抗,而现在她进攻了,她试图从父亲的腿上跳下来,扑向我,失败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第四课安乐死 需要对安乐死制定相关法律,这个问题不能再长期回避了。 在世界上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安乐死已被其医疗机构所承认,而且每年公开实施几千例。在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家,其医疗机构不允许安乐死。秘密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也不少。但几乎从未公之于众。现在哪个国家里有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被关在监狱里呢受罪?是那个小国——荷兰。荷兰有关于安乐死的法规,因而能有效地管理安乐死。那个荷兰医生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被关进了监狱。在安乐死这个问题上,对于任何国家,而不仅仅是这个禁止死刑的大国——美国,都存在一个道德问题。现在人们又在地对安乐死展开争论。 l月份,美国医疗协会杂志上刊发了一封奇怪的信。在信中,一位匿名的医生声称其在一名20岁的癌症患者的要求下杀死了这个病人。就此引发的争论将持续很长时间,一直到秋季,那时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可能会对一项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提案进行投票表决。这封信可能是为了引起争论而写的,不太可信。其作者声称他(或她)第一次见到那名癌症患者时,一只听到她说了“把这件事了结了吧,让我死吧”这句话,随后就将其杀死。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安乐死的极端倡导者们也不会支持这样的作法。然而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医疗中导致病人死亡的可怕事件无疑在继续,这几乎成了可怕的常规。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些医生在私下里承认他们有时是故意杀死病人,多数医生说他们知道其他医生这么做过,这真令人感到不安。但是因为医生们几乎不能公开与病人讨论安乐死问题——即使是病人恳求实施也不能——他们便只能在病人已处于垂死的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是否同意时,才对其实施安乐死。这样,因为病人主动要求实施安乐死不行,医生就只能自己做决定——病人在夜里非自愿地由一只注射器结束了生命。这就是秘密实施安乐死的一个代价。 如果任何形式的安乐死都是不对的,那么安乐死是应该禁止,然而的确如此吗?因为许多人都承认,利用医疗技术手段来延长病人临死前的痛苦,令人可悲,有损尊严,让人望而生畏。被动安乐死——医生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让病人死亡——是被广泛接受。美国大多数州的立法中有“活遗嘱”的规定,“活遗嘱”是人在神志健全状态下写下的面文件,因而当病人立下“活遗嘱”,说他不想让人延长其生命时,医生即使不尽力挽救病人的生命也不会被起诉。主动安乐死——医生给病人打一针致命的针剂让其死去——仍在争论之中。那么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之间的区别还会持续多久呢? 正如有人因未做某事而受谴责一样,也有做了某事而不受责备的。从道德伦理书上引用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人从某个孩子的死亡中受益。一个孩子在洗澡时碰了头便失去了知觉,这个人坐下来看着他溺水而死。这个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同样,假设医生停止某种治疗措施,以期病人更早地而不是更迟地死去,他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医生用足够的止痛药致使病人死亡,那他就一定是错的吗?这个医生采取了行动,而不是坐视不问,这样就应判他有罪吗? 许多面对病人临终前痛苦的医生认为,只有神经质的人才坚决地强调被动安乐死与主动安乐死的区别。他们像这样来为积极安乐死辩论:医生的一个职责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有时候这是医生唯一能做的事情,而积极安乐死是做这件事的唯一办法。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新奇。希波克拉底规定了医生在行医前必须宣誓,誓言明确禁止医生实施安乐死,而当时希腊大多数医生和思想家都不赞成这条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