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料理鲁迅身后事

许寿裳料理鲁迅身后事 许寿裳在回忆他与鲁迅的关系时,曾深情写道:“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他还说过,“我有鲁迅、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一生总算没有白过。” 鲁迅在世时,也对人说过:“季,(许寿裳字季,)他们(指许寿裳和鲁迅的另一位朋友齐寿山)对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 鲁迅与许寿裳自1902年相识,到1936年鲁迅病逝的三十五年间,一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安危与共,患难相随,并肩前行,始终保持着真挚、深厚而又稳固的友情。甚至在鲁迅去世后,许寿裳仍然继续为宣传亡友焦唇敝舌,高声呐喊,并因此惨遭杀害。 一 1936年10月20日上午,许寿裳突然接到来自上海的噩耗,他一生最挚爱的朋友鲁迅于19日凌晨5时25分逝世。他无法相信、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不禁失声恸哭。他强忍悲痛,起草了一份唁电:“许广平夫人鉴: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悲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其孤,勉从先志。”不久又寄去一百元作为奠仪,达哀思。在上海帮助料理丧事的宋庆龄、冯雪峰、胡风等考虑到许寿裳与鲁迅一生始终不渝的情感,草拟治丧委员会名单时,写上了许寿裳的名字。遗憾的是,这时日军已逼近平津一带,北平学生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国民党特务加紧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为了保护学生,许寿裳无法离开学校。再加上他与鲁迅的特殊关系,过去几次大的反政府活动都与鲁迅共进退,早已引起当局的注意。为了他的安全,宋庆龄写信劝他不必回来,因而他没有能够到鲁迅灵前默哀行礼和执绋送殡。 但他深深懂得,回忆是最好的纪念,写文章是表达友谊最好的方式。在鲁迅去世以后的日子里,他把宣传鲁迅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写出了一篇篇材料翔实,情感真切的文章。鲁迅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与思想随着许寿裳文章的发表而公之于世。 1937年1月,许寿裳利用回嘉兴探亲的机会路过上海,专门拜谒了鲁迅墓,献上花圈,以示哀悼。又满怀痛惜与钦敬,口占《吊鲁迅墓》一诗: 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 鲁迅先生的丧事结束不久,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与许广平商定,决定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邀请许寿裳参加,许寿裳欣然同意,并在北京联络鲁迅的朋友马幼渔、曹靖华、齐寿山、沈兼士,及陈仪、胡适、周作人等一同加入。纪念委员会想尽快将鲁迅去世后国内外发来的唁电、信函、挽联、颂词以及各新闻媒体发表的消息、纪念文章、照片、诗词等汇集一起,编辑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纪念集的前面拟收入《鲁迅先生年谱》、《鲁迅著译目》两篇介绍鲁迅生平事迹与业绩的谱牒。许广平认为,最了解鲁迅的人首推许寿裳了,于是函请他执笔编写《鲁迅先生年谱》。许寿裳慨然应允,同时提出周作人最好也参与起草。经过分工,周作人起草从出生到1909年部分,许寿裳编写1909年至1925年部分,1925年至去世则由许广平执笔,最后由许寿裳总其成。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涉及鲁迅一生,他虽然与鲁迅有过三十五年的亲密接触,但远不能对这些尽闻其详。在这之前还没有鲁迅年谱问世,编写起来没有任何参照。为了完成这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许寿裳不惮繁难,大量翻阅鲁迅著作。在年谱中如何处理鲁迅、许广平,以及原配夫人朱安的关系上,许寿裳先写信征求许、朱二人意见,仔细措辞,使她们都很满意。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许寿裳终于完成了脉络清晰、重大事迹与业绩基本完整的第一篇鲁 迅年谱。他首先在北平大学办的《新苗》上发表,《鲁迅先生纪念集》出版时,被放在全书的前面。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及其他一些著作,都将这个年谱收入。但许寿裳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时间短促,几近急就章。加上参考资料不够详尽,访谈人数不算太多,所以内容过于简约,不免留下很多遗珠之憾。 鲁迅在世时,主要的杂文、散文、小说等虽亲自编辑出版,但还有许多文章、译作、整理的古籍、书信、日记、诗歌等没有出版过,对于了解与学习鲁迅显然是极大的缺憾。许寿裳等友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想尽快编辑出版《鲁迅全集》。1936年10月28日,他给许广平去信,商榷出版全集事宜。但是,他又考虑到出版全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困难。1930年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对鲁迅的所谓“通缉”还没有解除,这无疑是出版全集的最大障碍。另外,鲁迅的全部著作洋洋大观,可谓汗牛充栋,如果印行,耗资甚巨,远非许广平个人所能承担。于是他给蔡元培去信,说:“豫兄为民族解放始终奋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积蓄,上有老母在平,向有豫兄一人奉养,在沪则有寡妇孤孩,其创作杂文达二百万言,翻译不计在内,如能刊印全集,则版税一项,可为家族生活及遗孤教育之资。然此事有政治关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济,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付印。”蔡元培虽然认为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无足轻重”,“于发售全集,不生影响”,但他还是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打了招呼,邵与负责图书检查的内政部联系疏通,寿裳才稍宽忧怀。1937年6月28日,他利用南下探亲之际,路经上海,专门带上许广平去拜访在上海居住的蔡元培,当面商量《鲁迅全集》印行出版的各项事宜。以后他几乎每月都给许广平寄信,每封信都谈到出版全集的意见,有时一个月竟写了三四封信。怎样编辑,如何募集资金,由哪一家书店出版,他都提出了建议。对于各地大量盗版印刷鲁迅著作,他十分气愤,竟一一调查,列出书名。足见他对出版老友著作的重视。 《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许寿裳与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等均为编委会成员。许广平专门赴北平就出版全集事向许寿裳等人请教。为筹集印刷款项,寿裳利用社会关系,四处募集,他的留日同学、福建省主席陈仪接到募捐信后,慷慨解囊,捐助了一千元。正在福建省政府任职的郁达夫也四处筹措,共得四百五十五元,一起寄来。不久,日本侵略军燃起战火,但由于北平、上海文化界的积极努力,《鲁迅全集》终于于1938年7月与读者见面。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形势日益紧急,北平各高校纷纷迁往中国的西部和南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以及天津北洋工学院奉命迁往西安,合并成立为西北临时大学(不久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许寿裳任法商学院院长。他安顿好家眷后,立即奔赴西安就职。行前,专门把鲁迅给他的四封信带上,他视这些信函比生命还要重要。离开家不久,嘉兴即被日军占领,他家所有房屋财产全被焚毁,所幸老友的这几封亲笔信被保存下来。 在离乱中,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去写自己的朋友。1942年4月,王冶秋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书,请他作序,他毫不犹豫,很快写成一篇序文,回忆起许多他与鲁迅在日本留学,在杭州教书时既有意义,又生动有趣的事情。 这年7月,《教育全书》约许寿裳写传记《周树人》,他迅即写好交上。 10月,写了《关于〈弟兄〉》一文,在阐释鲁迅的《弟兄》等小说的同时,回忆并赞扬了鲁迅对二弟周作人的关心与爱护,一则回答了社会上许多人对周氏兄弟失和的种种揣测与误解,二则告诫在北平已经附逆,担任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不要忘记民族良知与兄长对他的殷殷教导。 1944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八周年的忌日,许寿裳写了《回忆鲁迅》以作纪念。他热情写道:“鲁迅有了这种修养,所以无论在说话上或写作上,他都不肯形容过火,也不肯捏造新奇。处处以事实做依据,而又加以价值的判断,并不仅仅以文艺技巧见长而已。” 当鲁迅逝世九周年到来之际,他又写了《鲁迅的几封信》一文,将几经辗转,保存下来的鲁迅写给他的四封信加以诠释,公布出来,帮助读者从私人生活的空间里认识鲁迅。过了三天,他又写了《鲁迅与民族性研究》,揭示出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在于他对民族的极端关注与深刻思考。 抗战胜利后,许寿裳随考选委员会回到南京,很快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取得联系。时值鲁迅逝世十周年到来的前夕,许广平请他撰写回忆文章,他一口应允,立即准备材料,动手写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即成三篇。鲁迅去世十年来,许寿裳尽管也处在动荡不定之中,但总是设法照顾许广平与海婴,许广平曾深情地在文章中写道:“许先生不但当我是他的学生,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鲁迅逝世之后,十年间人事沧桑,家庭琐屑,始终给我安慰,鼓励,排难,解纷;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这一位长者。” 二 1946年5月,许寿裳和鲁迅的同乡兼留日同学陈仪任光复后的台湾省行政长官,来电邀请许寿裳到台担任编译馆馆长。许寿裳于1946年6月底抵达台湾,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只用了两个来月就完成了编译馆的筹备工作。他首先聘请了在鲁迅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德才兼备的学者以及其他青年才俊,如李霁野、李何林、杨云萍等,然后分成教材编辑、社会读物、名著翻译、台湾研究四组。业余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撰写回忆老友鲁迅的文章上面。《鲁迅的精神》、《鲁迅与青年》、《鲁迅的人格和思想》、《鲁迅的德行》等文章不断地发表在当地比较开明的刊物《台湾文化》上。鲁迅虽死,但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界仍被视为禁区,写出这些热情洋溢的言论是需要勇气与胆量的。 翌年5月,台湾文化促进会收集他的十篇文章,汇为一集,取名《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公开出版。 台湾虽然是许寿裳的朋友陈仪主政,但毕竟是在蒋家王朝的统治之下,文化特务以及忠于政府的文人纠结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当许寿裳在《台湾文化》上发表第一篇歌颂鲁迅的文章时,反动文人曾今可化名在有台湾警备司令部做背景的杂志《正气》月刊上发表文章,大骂鲁迅,说鲁迅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会骂骂人,写写小说而已。指责许寿裳因为与鲁迅“有私交,就乱捧”。台湾国民党的喉舌《中华日报》也登载文章攻击鲁迅,批评许寿裳。更为恶劣的是,台湾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刊物《平言》上发表了一篇为《杂谈师资》的文章,用造谣谩骂的下流手段,攻击许寿裳,连他的儿子儿媳,以及正在大学读书的女儿也不放过,但许寿裳不予理睬,他用鲁迅的战斗精神继续着宣传鲁迅的工作。他利用一切时间,回忆亡友,不停地写着,改着,到了1947年5月26日,他的最主要的一部回忆鲁迅的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已全部写完。这部著作在这年10月19日鲁迅忌辰到来时在上海正式出版印行。 《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对国民党当局刺得更深更痛,最后几章写了从广州到上海十年间鲁迅同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之间的斗争实况。他虽然是国民党员,又长期在政府任职,但他写起文章来依然放言直陈,不避锋芒,并直言不讳地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党迫害鲁迅的罪行。一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教授李季谷看了该书,建议删去若干段落,许寿裳果决表示不可,说:“我都老了,害怕什么。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 此时,魔爪在他身后悄悄地伸了过来。 1948年2月18日,农历春节刚刚过去一个星期,许寿裳一家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天已大亮,一向习惯于晚上9点就寝,清晨3点起床,4点开始工作的许寿裳的房门还关着。熟知他生活习惯的女仆感到奇怪,便喊醒许先生的女儿世玮。世玮来到父亲住的房子一看,只 见房门虚掩,门锁已被扭坏,她大吃一惊,慌忙进到父亲卧室,见满地狼藉,书柜、桌斗全被翻过,书籍纸张凌乱不堪,撒得到处都是。再看床上,蚊帐低垂,溅满血迹。撩起帐子,见父亲蒙在被子里。掀起一看,她惊叫一声几乎晕倒――床上血肉模糊,父亲颈部被连砍数刀,刀伤处皮肉外翻,惨不忍睹。 警方接到报案后前来勘验,发现许寿裳室内面盆里的水呈浅红色,房外未发现血迹,显然凶手作案后从容不迫地洗完手才离开现场。而院子里却发现了一份在汉口出版的《和平日报》,估计是包凶器用的。这份报纸在台湾尚无销售。 警方经过侦破,将凶手锁定在曾在编译馆做过电工的高万车身上。官方公布的案情为:高因曾在编译馆工作过,对许宅情况比较了解,想乘夜去偷东西,许寿裳发现后用手电照射,高将手电误以为手枪,才动刀将许砍杀。警方不久即将高万车“验明正身”,予以处决。 台岛各界对此舆论大哗,认为这是掩盖当局有意杀害民主人士罪行的弥天大谎和拙劣表演。许寿裳一被害,很多人就断定,这是“闻一多第二”。报章杂志纷纷对案件提出种种质疑,认为死者表情安详,像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杀。至于包凶器用的报纸,来路更为蹊跷。然而,由于国民党统治森严,完全控制着刑侦和司法大权,案情一时难于大白天下。 直到1950年,曾在台湾“高等法院”任职,并直接担任许寿裳被杀案的主审法官陈醒民回到大陆后,在《观察》半月刊上撰文披露审案前后的一些情况,案情才初露端倪。案件发生后,凶手刚刚抓到,时任台湾“外交部”外长的魏道明多次向法院院长示意:立即结案,不必过事铺张。遭到拒绝后,他又通过CC派政客葛之覃、朱佛定找陈醒民疏通,直言不讳地说:“省政府对这件案子很重视,你不必追究是否另有阴谋,只要从速把凶手判处死刑,这对你是有利的。”陈醒民坚持依法办事,他们便找了两个被收买的推事陪审,以牵制主审法官,最终实现了把凶手匆忙枪毙,杀人灭口的目的。 许寿裳既是资深的光复会员,又是一名国民党员,性情温良敦厚,天真率直,被称为“白头婴儿”,想不到竟这样被杀害了。 作为鲁迅的挚友,他最终英勇地倒在了另一个战场上。他和鲁迅一样,无愧于民主斗士的称号。 台湾知识界送的一副挽联,恰当地概括了他与鲁迅的关系: 同窗同僚又同志,楚地招魂,能不同声一哭 异人异事遭异难,鲁迅好友,应喜异世重逢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