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学派南北宗比较研究

太谷学派南北宗比较研究 太谷学派南北宗比较研究 -30 17:16:45社会文化太谷学派南太谷学派南北宗比较研究:2014-8 北宗比较研究“太谷学派”始创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创始人为周太谷(1764年,1832年)，安徽池州石埭人，星垣为其字，太谷为其号，别名崆峒子，后人遂以“太谷”冠其学派名。太谷学派广泛传布于扬州、泰州、苏州以及山东一带，百余年间，盛行于江湖，全盛时徒众达万余人。这一学派仍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学说作了很多新的解释，可以说是传统儒家学派的，现代新儒学的开端。周太谷有陈一泉、韩仰瑜、汪全泰(字竹海)、张积中(字石琴)、李光炘(字龙川)五大弟子，其中张、李为传铎，即传学的弟子。太谷学派产生于清代嘉道之际，延之民国年间，它以创始人周太谷而得名。当今的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在传授的方式和学术思想上又与儒家学派有所不同，它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的一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派。这个学派的“教天下”与“养天下”，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都具有启导作用。周太谷在家乡安徽石埭一带传徒，讲授时常杂有一些气功之类的养身术，弟子达数千人。官府恐危及朝廷，将他逮捕并准备处以死刑，后经狱卒相救，周太谷得免于难。他隐迹江湖数年后于道光初年来到扬州，以行医为生，经常出入茶馆市肆，言行怪异，不流时俗，他的言行被扬州的有识之士关注。扬州书生汪全泰率先求道，成为周太谷在扬的第一个门徒，世称大竹先生。不久，颇有文名的七旬老翁许鹤汀也拜太谷为师，周太谷的名声大振，信徒日众，上至达官显贵，下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影响颇广。道光十一年(183 对平静的隐逸生活。后来迁到黄崖后，逐渐形成了以张积中为核心，周太谷孙媳妇李素心、张积中侄女张静娟副中心，以其子张绍陵、姨表兄吴载勋等为重要组成的管理层，家族制特点明显，组织体系比较封闭。但其对从学者不论出身，不分男妇，皆收入门中。他因人施教，对官僚既讲儒学，又授“房中术”;若贩夫走卒，则以通俗的语言传授儒家学说，并杂以佛家的某些典故和名词使之神秘化，同时又以“气功”等眩目法术吸引徒众，“闻者惊创论”，信众糜聚。张积中 不太注意学员的质量，这些人中成份比较复杂。如弟子司冠平后来参加了刘德培1861年领导的淄川起义，为“军师”，占据县城，并曾于1863年3月奉命南下邀请捻军与长枪会军北援淄川。1863年8月，淄川起义失败，刘德培自刎殉难，司冠平则逃往黄崖。这些也为以后的惨案留下了伏笔。再来看看李光炘。李光炘(1808-1885)，字晴峰，号平山，道号子炘,又号群玉山人。张积中之表弟。太谷逝世后，遵其遗嘱，在扬州江都宜陵建龙川草堂，(1832-1866，在扬州三十余年。)收徒讲学，创立学派南宗，人称李光炘为龙川先生。黄崖难后，他主要活动在东台、如皋、泰州、杭州一带。李光炘授徒开始也是有教无类，弟子上至达官，下及妇女，但后来李光炘招收的弟子由以往的社会下层转而吸引社会各层次人士加入，特别是对社会中层人士的吸引，这些人以读书人为主体，士绅阶层的加入使南宗具有较高的声望和人脉资源，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和保护。著名弟子有谢逢源、蒋文田、黄葆年、刘鹗、高尔庚等数十人，后指定蒋文田继承北宗，黄葆年继承南宗，使太谷学派又得以延续。 虽然他的兄弟、儿子也是太谷学派的重要骨干，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没有形成以家族为中心和管理体制，相反一个人游走于江湖。与张积中的神秘与封闭不同的是他没有形成一个聚众的据点，作为官方不认可的学派，又客居他乡，李对自己的门徒的举止是严格要求同时注意内外有别，根据亲疏来决定传授的范围，不轻易与别人说话，态度十分审慎，他认为周太谷和张积中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个人出言行事的随意和放纵，因而“举止修饰，引积中为戒，深相韬晦”。传道的途径不同。张积中之所以被官方认定为“传播邪教、聚众谋反”，主要的原因没有正确把握学派的定位，给学派赋予过多的宗教甚至军事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打的“术士牌”。为增加其神秘性和控制力，制定了许多约束措施。如其“山规”:民众人寨，须先至公局通名登记，并将私有财产的一半捐交山寨公库;寨民一般袒露右臂。并宣布寨民严禁恋色、吝财，禁止互相馈赠、宴请，不歧视妇女等。且黄崖山寨对于违犯“山规”的寨民，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听者逐出山寨。山寨还自立武装，抗拒调查。山寨设有“武备房”，“益市弓弩兵仗习战事”，使寨民具备军事技能。 张积中被神化成为“张七圣人”。他的传教 非常注重仪式的神秘性，“每当深夜祭祀，这里便青烟飘渺、烛光辉煌，香烛之光十里之外可见。”老百姓传说的更加神乎其神——张七圣人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刚入教者，别说是见张积中，就是拜见他的两位女助手张静娟、李素心，也要“泥首九拜”，由此可见，张积中成了教徒心目中的神，成为难以撼动的权威的精神领袖。“千里间指麾使令，奉若神明。”山寨刊行《指南针》，成为统一使用的学习教材，便于张积中的传道，并且能从精神上控制信众。山寨不但有农耕收入，还有商贸收入。他们在济南、肥城、利津、海丰、安丘、潍县等遍布商号，将公共财产的部分作为资本，所有收入归山寨集体分配。这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古往今破天荒的生活模式。其宗教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与深化，尽管此时的张积中还未从主观上意识到，他曾明剖心迹:“淡于利禄，肆志诗书，以世乱未平，隐居求志。虽不敢希古人达人，寔自谓无愧衾影。无如韬光未而。处士虚声动，人间听相从。”但从实际上此时已经完成学派宗教化的过程，威胁到清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必然引起统治阶级的不安。而这个过程中，张积中不善于处理好与官府的关系，要么态度上冷漠不理睬，要么处于消极对抗之中，引起了诸多误会和矛盾，最终把自己逼到军事对抗的道路中，北宗几乎崩溃。李光炘讲学内容更加接近与我们所能理解的儒家范畴，并且更加开放与多元，甚至有了西学的成分。在组织结构上，李光炘建造了龙川草堂，半公开地招徒讲学，采取传统儒家学派常规的教学模式。在经济上，实行弟子轮流供养的，又称“辅翼圣功”。他打的是“才子牌”，有意识地与民间宗教划清界限。他一改太谷学派秘密传播的方式，以正统读书人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中，向社会公开开展学术和组织活动。“每日至泰州北门外储文懿公坊左右茶肆小集，以两桌按坐，先生居上，弟子分列两旁，气象肃穆，有东汉师弟之风”。可见传道的方式与张积中大不同，规模较小，组织松散，内容公开。他乐善好施，社会口碑很好，加上弟子的素质也相对较高，容易得到地方社会的支持和保护。为避免与官府的对抗，李光炘还一度中止活动，关闭龙川草堂，遣散弟子，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蛰伏自保，等待转机。与官府的关系不同。张积中的思想与周太谷几乎一致，只是在若干方面加以发挥与阐 述。时人称其“藏释典诸书，乃取以附会六经及诸子语录，以文其术。”其讲学，以儒家性、理之说为主，加以释、道之学，进一步阐述周太谷所传原理。他以名教大论来勉励其子弟。再综观《太谷学派遗书》中凡记载张氏言论语，未发现张氏讲学涉“教”之名。翻阅阎 ”一字之名。阎敬铭也承认 敬铭所上奏折，并无妄加黄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