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还是不拍

null拍还是不拍拍还是不拍拍？还是不拍？ 2005年05月18日 2005年5月12日，厦门摄影记者柳涛成为“焦点人物”。他候拍的一个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摔倒过程的照片，被各大网站转载，相关评论超过上万条。 　 有人夸他报道及时，更多的人谴责他守株待兔，“卑鄙”、“没公德”。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争论，几乎将柳涛淹没。 　 受到这样质疑的，柳涛不是头一个。1993年，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拍摄了《饥饿的女孩》：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匍匐在荒凉的原野上，不远处，一只兀鹰正盯着她。这张记录饥荒的照片为他赢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也招来无数批评，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个捕猎者，是在场的另一只鹰。 　 获奖两个月后，他自杀了。他的遗充满噩梦般的呓语：“心情恶劣……没有付房租的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的记忆纠缠不休……” null 很多人认为他死于无法平衡的“新闻和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而读者长平却坚持，从遗书来看，卡特死于心碎，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什么“舆论压力”。 　 亲历和记录人间苦难，是摄影记者的职责，同时也是一种煎熬。 　 这种煎熬出现在1971年孟加拉的达卡。美国记者霍斯特·法厄斯拍下孟加拉游击队员慢慢挑死被俘虏的东巴基斯坦平民。“我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至于无法更换胶卷……把发生的这些报道出去是我们的职责。” 　 这种煎熬出现在1963年的越南的西贡。记者马尔科姆·勃朗尼拍到了一个和尚在街头自焚的全过程。这也引起了争议：作为一个普通人，只要冲上去，把汽油瓶踢掉，就能阻止这一政治殉道行为。可是他没有。“因为我是记者，只是目击者，不是由我们去当审判官，职业可以凌驾于道义之上。” 　 18709人参加了某门户网站上柳涛候拍事件的调查。在回答“你认为记者的角色应是怎样的”时，43．20％的人认为职业素质重要，42．30％的人认为社会公德重要，另有14．51％的人认为“很难平衡”。 nullnullnullnull拍？还是不拍？这确实是个问题。 　 某大报社招考摄影记者出过一道考题：作为摄影记者，看到有人落水，在何种情况下你可以拍照片？在何种情况下不能拍照片？ 　 或许美国人维珍尼亚·萧可以给出一个完美。1953年，她在一座大桥上目睹前车撞坏栏杆并燃烧起来，车头则挂到了桥面下。同伴们用绳索把司机吊起来时，她跑到对面的山丘上，拍下救援镜头，并赢得了次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其实没有惟一的答案。”出题的摄影部主任说，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就你一人在场，想办法救人比拍照更重要。 　 考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如果落水者是我亲戚，我就救人，如果是陌生人，我就拍照；也有人说，无论如何都坚持拍照。当然，这些人都没有进入下一轮。这道考题测试的，是职业道德的那根底线，是人性，是良心。 null正因为有这根底线，卡特按下快门后，赶走了兀鹰；正因为有这根底线，柳涛拍完摔倒的行人后，找来一个提示牌放在坑边。 　 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并不认为柳涛的做法超越了那根“底线”。“如果这坑足以使人致命，而记者还在那里候拍，就不应该了。一个成熟的摄影记者，不仅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不拍，什么时候拍，还应该知道怎么拍。” 　 贺延光还认为，有的事情本身就很“残酷”，摄影记者是难以回避的。“如果他们的镜头里都是‘春光明媚’和‘莺歌燕舞’，那倒太可怕了。” 　 网上激辩“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如何平衡”的同时，长平撰文说，这是一个“伪问题”。在他看来，关于卡特的争论的前提是，新闻已经职业化甚至过度职业化。在前现代的中国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怎样完善社会分工，怎样建立职业伦理、培养职业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的是道德伦常，缺的是职业伦理。到现在，仍有很多公众把记者当官员、当法官。 null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顾骏认为，记者传达新闻的义务和公德心没有矛盾。现代社会分工细化，每个人履行公民责任的最好方式是：用职业手段取得最大的社会效应。柳涛拍摄的照片见报当天，出事路口附近的几个坑都被填平了。 　 和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摄影记者斯坦利·福尔曼相比，柳涛的麻烦还不算大。前者在一次火灾救援现场，拍到了一组消防队员营救的照片。就在消防队员带着被困的妇女、儿童来到太平梯出口时，平台坍塌，妇女摔死了。 　 照片发后，编辑收到250张被撕碎的报纸。愤怒的公众谴责暴露一个人死前的一刹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之后，波士顿通过了一个加固全城所有太平梯的法令，一张照片竟彰显出意想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