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

null第四章 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 第四章 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 null30年代三场密切相关的思想论战：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0年至1934年。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5年。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从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开始，在1931年8月至1933年4月形成高潮，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前。 三场论战的重要历史地位三场论战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于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历史问题，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功能。三场讨论与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直接相关，讨论的结果也深化了中国理论界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中国历史问题的理论认识，成为中国思想界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 中共、国民党、托派等重要政治势力均参与进来，对中共、国民党等各派政治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延安时期中共确立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国民党分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具有重要影响。第一节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第一节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null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从1930年开始，到1934年转入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主要在中共与托派分子之间进行。 中共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一般称新思潮派。 托派以《动力》杂志为阵地，一般称动力派。 一、论战的起因一、论战的起因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到认识中国革命道路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到认识中国革命道路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 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 论战的两个基本起因论战的两个基本起因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共产国际和苏联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 两方面起因虽然相互交织，但苏联方面的争论直接引起中共和托派的争论，成为论战的直接导因。 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早期探索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早期探索中共成立伊始就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进行理论探索。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提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初步分析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苏联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分歧苏联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分歧2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上，苏共党内产生严重分歧。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少数派与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派，形成两种不同看法，并产生激烈争论。 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少数派的意见托洛茨基等少数派的意见托洛茨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中国大城市有资本主义企业，有些地方有资本主义农场。封建主义压迫在中国已经很少，只是“残余的残余” 。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只是由于海关不好，中国只需要搞一个海关革命就可以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等少数派的意见托洛茨基等少数派的意见拉狄克（苏共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商业资本就是资本主义，中国没有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一直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在中国历史久远，已经蚕食了封建势力，现在中国农村已没有封建势力存在，“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派的意见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派的意见封建势力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力量。 帝国主义通过扶植中国封建势力现实对中国的统治，支配中国的近代工业，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特权，是中国的太上皇。 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殖民地”，还有许多半封建制度残留着。 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布哈林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情况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单纯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还是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中国共产党党旗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阐述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阐述 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既是一个旧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之所以是旧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还是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的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之所以是新问题，是因为在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公开背叛革命的历史事变之后提出这一问题，“人们自然感觉是新的。”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1928年11月1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第783页。 蔡和森二、论战的过程二、论战的过程托派的形成托派的形成托派：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一批受托洛茨基影响、从中共分离出来的中共党员组成的政治派别。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中国托派的主要发源地。在20年代中期，苏共出现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派重要成员、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和其他托派教师向中国学生灌输托派思想。两校一些中国学生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 托派的形成托派的形成1927年12月，苏共十五大将托派定为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并决定对托派进行清洗。 部分中国托派学生被苏联遣送回国，1928年初，集结成一些托派小组织。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受到中共党内批判，对中共产生不满情绪。 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后不久，陈独秀、彭述之、马玉夫、汪泽楷、郑超麟等形成反对中共六大路线和六大产生的中共中央的派别。 陈独秀托派的形成托派的形成1929年4、5月，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文件《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交给陈独秀、尹宽、汪泽楷、郑超麟等传阅。他们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一拍即合。 1929年9月，陈独秀等联络回国的托派学生，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出临时中央，陈独秀任总书记。 1930年3月，陈独秀等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故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派的形成托派的形成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组成“我们的话派”、“十月派”、“战斗社派”等托派小组织。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操纵下， “无产者社派”、 “我们的话派”、“十月派”、“战斗社派”等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由陈独秀任总书记。 中共与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歧中共与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歧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1929年，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 对上述解释，1929年8月，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托派意见：中国很早就有商业资本主义，它已经破坏了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关系，再加上1927年蒋介石取得政权这种政治变动，封建关系已成为残余的残余，在经济政治上已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中国现在从经济到政治都已是资本主义的国家。 中共与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歧中共与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歧陈独秀的托派论点与其四一二政变前形成的“二次革命”论相结合：1927年蒋介石集团取得政权后，中国资产阶级已取得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胜利。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现阶段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口号的合法斗争。 上述观点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中共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共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1929年，中共在党内开展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涉及到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 1929年12月，李立三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系统批驳“托陈取消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观点，论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中共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共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共关于“半封建”解释的重要改变：李立三与共产国际的解释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 此后，中共对“半封建”的解释大体如此。 1930年5月，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成立，开展对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的研究。 李立三王学文其人王学文其人1895-1985，原名王守椿，又名王昂。 早年留学日本，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1927年夏回国到武汉，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后，在上海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 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发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中共党团成员。不久，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中共党团书记。 1932年，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管省委机关报《红旗》。 1933年后，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工作。 1937年春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教。 抗战时期，先后主持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 王学文《新思潮》杂志与新思潮派《新思潮》杂志与新思潮派1929年11月，王学文等在上海创办《新思潮》杂志。 《新思潮》第5期《中国经济研究专号》：1930年4月出版，发表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李一氓《中国劳动问题》等。 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最具代表性。 潘东周：曾任李立三秘书，后被敌人枪杀。 向省吾：原名傅学铣，立三路线时被捕牺牲。 基本观点：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思潮派：因创办《新思潮》并以该杂志为主要阵地而得名。 严灵峰、任曙其人严灵峰、任曙其人严灵峰：托派组织“战斗社”成员。 任曙：原名任旭，又名任昭明，四川南充人。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农民部秘书、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党团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后参加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的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严灵峰相关论著严灵峰相关论著1930年7月，参与创办《动力》杂志。 《动力》杂志只出两期：1930年7月15日第1期，9月15日第2期。 在《动力》杂志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1931年6月新生命书局出版，以《动力》杂志两篇文章为主，再加《我们的反批评》及《序言》。 1932年撰写《追击与反攻》一书。 任曙相关论著任曙相关论著《中国经济研究绪论》 ：1930年12月撰写，1931年1月15日出版，1932年12月1日出版修订版。 另在《读书杂志》发表几篇文章。 1932年12月1日神州国光社出版严灵峰、任曙的托派观点严灵峰、任曙的托派观点动力派：因严灵峰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动力》杂志，所以，严灵峰代表的托派分子一般称“动力派”。 基本观点：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严灵峰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任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所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 新生命派的相关观点新生命派的相关观点除中共与托派外，新生命派也参加论战。 1928年，陶希圣、周佛海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杂志，被称为“新生命派”。 1928年至1930年，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等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 陶希圣中共对托派的批驳中共对托派的批驳中共组织人员批驳托派观点，文章发表在《新思潮》、《读书杂志》、《布尔塞维克》、《中国经济》等刊物。影响较大的文章包括： 赖田《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前途》； 伯虎《中国经济的性质》； 思云（王学文）《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 刘梦云（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何史文（瞿秋白）《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 宇宙《现代中国经济性质的探讨》； 刘苏华《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钱亦石《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 杜鲁人（何干之）《中国经济读本》。 三、论战的主要问题三、论战的主要问题null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发生于1930年至1934年。 主要在中共与托派之间进行。 争论核心：中国社会性质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主要从三方面展开：关于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军等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null第一个问题：关于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帝国主义到底是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抗战时期出版的何干之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 论据之一：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通过对外贸易，向中国输入商品，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说，“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对外贸易是中国整个经济变动的动力。” 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论据之二：在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应该“不分彼此”，“一视同仁”，都属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两者相加，便占据优势，足以压倒封建经济。 严灵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一文中说，“不能将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矿业、铁路等等，推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外。” 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书中说，“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时，绝对不应当随时随地把整个资本主义中给他划分一个界限，认为这是国货的资本主义，那是洋货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时。”“中国境内的华洋两种资本主义”应当“当作统一的中国经济看待”，华洋资本加起来“就足以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 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论据之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扩张，既有限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比阻碍作用重要。 严灵峰在《追击与反攻》一书中认为，帝国主义扩展了中国经济交换的范围，向中国输入了机器、航业、银行、铁路、工厂等等的投资，从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共的观点中共的观点强调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两面性，既有客观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阻碍的一方面。但前者只是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目的而客观导致的影响，其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更重要。 中共的观点中共的观点 刘梦云（张闻天）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 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了输出商品，为了榨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垄断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建设了一些新式资本主义企业，使中国城乡商品经济获得了某些发展，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的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使独立的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 张闻天null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托派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作了夸大性的估计，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支配全国经济生活的程度； 中共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一直处于畸形和落后状态。 抗战时期出版的何干之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目录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将“华洋两种资本主义”视作统一的中国经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支配全国经济生活的程度。 严灵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一文中说，“中国社会经济中是资本主义成分占‘支配’或‘领导’的地位。” 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 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书说： 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将要夺去生产的全部领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从纺织、缫丝、织布、榨油、磨面等等，以至缝衣、种桑，甚至种棉、剥落花生、上海的推豆腐等等，都已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了。因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从1928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纱厂锭子与用花数量的比较中，特别是从用花数量的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与当年的俄国、法国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直追“英帝国主义后尘，而欲与之并驾齐驱。” 中共的观点中共的观点批驳了托派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支配全国经济的观点。 刘苏华在《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一文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受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与支配，不可能“领导全国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在中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而居于领导地位的也是帝国主义经济。中国经济明显地居于隶属的地位，成为了各帝国主义的附庸。” 中共的观点中共的观点 王学文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一文中指出，由于没有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又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竞争，原料的缺乏，再加上封建势力的束缚，以及军阀割据和军阀混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直处在畸形发展的状态中。 null第三个问题：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是农业大国，无论是土地面积，还是人口比例，农村和农民都具有主体地位。所谓封建生产关系，也主要在农村。 中国农业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还是以封建经济为主，是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 托派与中共的观点针锋相对：托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在农村占主体地位；中共方面则认为，封建地主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形态。 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是资本主义性质，不是封建主义性质。 论据之一：把土地集中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达，对农村的土地集中情况作了歪曲性解释。 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书中说，“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与资本主义相依为命。”这是因为土地集中不仅表现为贫农失去土地，也表现为中农失去土地，而中农失去土地，就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遭到破坏的证明。 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论据之二：对地主阶级的性质提出新解释，认为中国农村的地主已经是由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变来的“新式地主”，而不是传统的旧式地主。 严灵峰在《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一文中认为，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旧式的地主和广大农民一起破产了，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变来的地主，是“新式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一样，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 从而歪曲了农村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封建剥削的实质，歪曲了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实质，把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误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 托派的观点托派的观点论据之三：在中国城乡经济中，城市是领导和支配农村的，而城市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那么，农村经济的性质也应当是资本主义性质。 严灵峰在《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一文中说，“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很显然地一切经济生活都为资本主义公律所支配”，这是因为城市领导着乡村，今日中国农村一天都不可能与城市断绝关系。 中共的观点中共的观点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封建性质。 伯虎在《中国经济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依然占主导地位。具体表现在：一、地主对农民实行超经济的剥削；二、根据这种权力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三、地主用强力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甚至使农民的身体在法律上或实际上失去自由。所以，这种剥削关系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封建性质的。 中共的观点中共的观点 吴黎平在《中国土地问题》一文中指出，“现在中国的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正是中国农村经济低落、农民贫困的基本原因。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 四、论战的意义四、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不仅是一场学术理论之争，而是涉及更加严肃的现实问题：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分析，直接牵涉中国革命道路和性质这样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论战进一步证明，二大以后中共作出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大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涉及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亦即马克思中国化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事关中国革命成败。论战为以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进一步证明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毛泽东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最终全面、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终形成。第二节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二节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null论战时间：1935年。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重点集中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农村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人口上说，都在中国居主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状况极其复杂，理论界对中国农村的分析依然笼统。 中国经济派：以王宜昌、张志澄等为代表，以《中国经济》杂志为中心，坚持托派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占据统治地位。 中国农村派：以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为代表，以《中国农村》杂志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中国农村经济以封建生产关系为主。 一、中国农村派的形成 一、中国农村派的形成null所谓“中国农村派”：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1933年，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 《中国农村》月刊陈翰笙（1897—2004）其人陈翰笙（1897—2004）其人1915年赴美留学，在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学习。 1916年夏，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Pomona College），学习植物学、地质学、欧美历史。 1920年珀玛拿大学毕业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1921年获硕士学位。 1922年春，到哈佛大学学习东欧史。 1922年秋，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研究东欧史，1924年夏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1924年秋，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 陈翰笙陈翰笙（1897—2004）其人陈翰笙（1897—2004）其人通过留学美国、德国，掌握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在北大期间，受到李大钊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加入共产国际。 1927年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 在苏联期间，与共产国际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札亚尔（L. Madjar）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上发生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陈翰笙则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 中国农村派的农村调查中国农村派的农村调查1929年春，陈翰笙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任为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所务。 陈翰笙聘用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以现代社会学为方法，开展农村社会调查。 从1929年开始，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农村调查；在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专门调查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 钱俊瑞中国农村派的农村调查中国农村派的农村调查出版或发表《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论文或论著。 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业复兴委员会的调查系列。 陈翰笙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获得极高声誉， 《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作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 薛暮桥中国农村派的江苏无锡调查中国农村派的江苏无锡调查1929年7月至10月，对江苏无锡农村进行三个月的社会经济调查。 调查团成员有45人，调查前学习《资本论》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马克思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方法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 调查过程中，用阶级关系、地位对农户进行分类，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没有采用被其他学者使用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 孙冶方中国农村派的其他调查中国农村派的其他调查1930年5月至8月，进行保定清苑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详细调查。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进行岭南农村调查。首先全面调查中山等16个县，然后集中调查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又对广东另外50个县的335个村进行通讯调查。 秦柳方null中国农村派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对象典型，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相结合。 得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属于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结论。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陈翰笙与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陈翰笙一直担任研究会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解散。 1934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农村研究进行批评。 吴觉农null中国农村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农村社会调查，科学、细致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问题，为他们进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点和论据。 1980年，薛暮桥(左)在无锡与孙冶方合影 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过程及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过程及内容null论战主要发生在1935年。 导火线： 1935年1月26日，王宜昌在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 中国经济派：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欠宽）等，其文章多数发表在南京《中国经济》杂志。 中国农村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钱俊瑞（陶直夫、周彬）、薛暮桥（余霖）、孙冶方等，所有文章均发表在《中国农村》月刊。 天津《益世报》论战内容概要论战内容概要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对象开始，归结到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问题。 中国经济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生产力，问题的核心应该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农村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生产关系，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应该是半封建社会。 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本： 王宜昌等的研究方法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本： 王宜昌等的研究方法王宜昌等提出由农业生产力，到农业生产技术，再到农业资本问题的农村经济研究方法。 生产力是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王宜昌1935年1月《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对中国农村派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表示不满，认为是“单注意社会条件及人对人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忽视了生产力的因素。“指示某社会历史的性质的标帜，不能不是生产力，”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将生产力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导致他们进一步将生产技术视作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 农业资本问题与生产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自然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 由生产力、生产技术到农村“资本主义化： 王宜昌等的观点由生产力、生产技术到农村“资本主义化： 王宜昌等的观点农村经济研究方法问题与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密切相关。 在肯定生产力、生产技术是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同时，就否定了生产关系、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王宜昌说，他看到“中国农村生产工具的资本主义的变革，和其相应的生产关系的转移、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与其规模大小的分划，使我不能再以土地问题为农村经济问题的中心，而以资本问题为中心”。 由生产力、生产技术到农村“资本主义化： 王宜昌等的观点由生产力、生产技术到农村“资本主义化： 王宜昌等的观点由于把农业生产力、生产技术和资本问题作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王宜昌等根据极少数示范性的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断定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 王宜昌说:“农业机械和人造肥料的应用，不唯表示资本制的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同时更表示资本主义在国内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在农业上的增大和农业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农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土地问题变成了资本问题的支配物以后，对于一切农村经济问题，我们便不再着重土地分配、土地所有等形态，而要先着重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 农村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 中国经济派的观点农村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 中国经济派的观点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观点出发，中国经济派认为，通过国民革命，农村的土地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土地问题已由改良政策而达到某种程度的解决”，所以，“以土地问题为农村经济研究的核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现在应该以资本问题为农村经济研究的核心。”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无的放矢了。 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中心问题应该是生产关系和土地问题。 钱俊瑞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辩证关系之中，生产力是决定的、主导的因素。可是在辨认某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单纯地、直接地用生产力来决定；而要从生产关系本身……的分析来决定。”生产关系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农村生产关系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生产手段，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70％以上的土地，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中农、贫农则仅有30％的土地。同时，农村资金的运动也是以土地买卖、所有权转移为契机的，农村中苛捐杂税、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等使农民失去土地。此外，农民流亡，农村劳动力荒废，也是由于农民失去了土地。所以，“土地问题主要的是土地分配问题，我们应从土地问题、租佃关系问题、农业经营问题、农产物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问题等，来分析中国农村生产关系，阐明农村社会性质。” 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中国农村派的观点把生产关系和土地问题作为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主要，中国经济派得出结论：中国农村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虽然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但封建地主经济占主体地位。 薛暮桥认为，以研究土地问题为中心，是因为“研究土地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在阐明在这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国底土地关系（包括租佃关系）之中无疑地显示着十足的过渡性质：一方面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另一方面封建残余还占相当的优势”，所以，中国农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半封建的生产关系。 三、论战的意义三、论战的意义null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论战使中国农村派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观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李景汉也赞同中国农村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关系和土地问题，“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页，第127页） 李景汉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1930年到1934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更加细致和深入。 论战的意义论战的意义中国农村派的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共产党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在1935年已经基本完成：稍后，毛泽东在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两文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将此作为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null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参见民国丛书第4编第13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上海书店1992年12月影印本，据新知书店1936年版影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 第三节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第三节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null发生时间：与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同时进行，1931年5月《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开始，1931年8月至1933年4月形成高潮，延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几种社会形态，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 具有明显的历史学学术色彩，主要在历史学界进行。 与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密切相关：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必然牵涉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认识。 生活书店1939年版何干之著《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论战的展开一、论战的展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郭沫若：现代著名学者，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1928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避居日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郭沫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28年11月至1929年上半年，在《思想月刊》、《东方杂志》发表《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1929年下半年，撰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1930年，将五篇论文辑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 郭沫若的结论：马克思指出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生产方法的进化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西周以前是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了封建时代。 1930年上海新新书店版陶希圣的中国史研究陶希圣的中国史研究陶希圣：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1928年12月加入国民党汪精卫系改组派。 与郭沫若同时，陶希圣也在用其所谓“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 1928年11月，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杂志，在该刊连续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文。陶希圣陶希圣的中国史研究陶希圣的中国史研究1929年，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专著，同时，把在报刊发表的相关文章编成《中国历史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出版。 1934年12月，在顾颉刚提议下，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被史学界誉为“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食货》半月刊陶希圣的中国史研究陶希圣的中国史研究“弃公式而取材料”：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 “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 ——《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1日。 论战的经过论战的经过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论战开始。 1931年9月，上海《申报》发表长篇时评，号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1931年8月至1933年4月，《读书杂志》先后出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四辑，同时，其他报刊纷纷发表讨论文章，论战形成高潮。 1933年10月，《读书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捣毁，被迫停刊。 此后，论战在《中国经济》、《食货》、《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国农村》等刊物进行，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王礼锡二、讨论的主要问题二、讨论的主要问题null讨论的中心问题：围绕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种社会形态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以及如何运用这几种社会形态分析中国历史问题展开。 讨论内容不仅涉及大量历史理论问题，也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史实，所以，内容十分庞杂。 讨论内容大体包括六个问题。 神州国光社1936年再版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1859年，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9页 ） 苏联学者提出各种解释，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提出，西方的古代生产方式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由于地理条件不同，当氏族社会瓦解后，东方和西方分别进入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 普列汉诺夫这种“东西分途”解释，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影响了很多人。 普列汉诺夫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1928年，马札亚尔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提出，中国及东方国家自原始社会解体后，进入既不同于奴隶制社会、也不同于封建社会、完全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不存在土地私有，人工灌溉对农业及官僚制度的产生具有决定意义，国家形式是“专制政体”，全国大多数地方分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组织”——“乡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几千年，直到帝国主义的侵入将它打破。 马札亚尔否定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苏联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批评马札亚尔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反对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作东方独有的社会形态，而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等社会形态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 1929年，莫斯科国际农业问题研究所所长杜博洛夫斯基出版《“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特殊的生产方式，而是当作亚洲国家一般的生产秩序。马札亚尔所说的土地国有和灌溉制度，只是“某一种生产方法所附有的特殊表征”，而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才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生产方法。所以，中国在欧洲入侵前，“是封建的或农奴的生产方法占优势，而且现在还占优势。” 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1931年2月，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会，分成“亚细亚派”和反“亚细亚派”两种意见。 反“亚细亚派”的哥德斯：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假说。当时摩尔根《古代社会》沿未出版，人们对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崩溃和奴隶社会私有制的产生还缺乏了解。马克思不得不设法填补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空白”。马克思看到东方各国一方面在公社的条件下保存着原始关系的残余，另一方面又出现阶层支配和专制国家，就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假说。当摩尔根说明私有制的产生过程以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假说就没有意义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假说，大体相当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 列宁格勒讨论会后，另有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具体形态”。 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苏联的争论引起中国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争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如果不是，它相当于哪一个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理论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郭沫若《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一文：“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是西周以前的“原始公社社会”。 李季：赞同普列汉诺夫观点，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奴隶社会并行的、前封建的社会形态。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始于夏，止于殷末。 胡秋原：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专制主义社会”（或称“先资本制”时期）阶段。 “亚细亚生产方式”指这个时期。 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吕振羽1935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初期的奴隶制国家的形态”。 翦伯赞：“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存在于东方社会的“一些特殊的色彩”，并不是“历史发展中之一独特的阶段。” 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所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仍是中国学术界持续讨论的问题。 问题之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问题之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牵涉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是否适合于中国历史的大问题。 截然分成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派，每派之中又各有意见分歧。 问题之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问题之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肯定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认为中国从西周开始进入奴隶社会。 否定奴隶制的论者：一部分是托派，如李季、杜畏之、王伯平、李麦麦等；另一部分不属于任何派别，如胡秋原、王礼锡等。 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肯定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但不赞成郭沫若西周奴隶制说，主张殷代奴隶制说。 问题之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问题之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中国经济派”王宜昌：主张“中国有奴隶社会”。起初把奴隶社会时间断限定为殷周至西晋，后又把夏代定为“初期奴隶社会”。但王宜昌完全以地理因素和异族征服因素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 陶希圣于1932年撰文，把战国至东汉定为“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 周绍溱主张春秋战国为奴隶社会，但认为中国先经历封建社会，后进入奴隶社会。 戴行轺主张从盘庚把商的都城迁到殷至周初为奴隶社会时代。 问题之三：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问题之三：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几乎没有人否定中国经历过封建社会阶段。 由于对“封建社会”概念理解的歧异，以及对历史资料的不同解释，在时间断限上，众说纷纭，各说各话。 大体形成七种主张。问题之三：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问题之三：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一、陶希圣： 1929年《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主张从炎黄时代开始；1932年8月《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一文认为三国到唐末五代是“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 二、梅思平：从尧舜时代开始。 三、周绍溱、梁东园：从夏代开始。 四、托派李麦麦：从商代开始。否认奴隶社会存在，把封建社会与氏族社会衔接起来。 五、托派李季、王伯平，无党派的中间人员王礼锡、陈邦国等，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吕振羽、翦伯赞：从西周开始。 六、郭沫若：从东周开始，后又将封建社会上限改定为春秋战国之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通行观点。 七、王宜昌：从五胡十六国开始。 问题之四：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 问题之四：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 都承认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而且，秦汉至清代叶没有本质变化。 对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论者的观点极不一致。 问题之四：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问题之四：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一、梅思平、李麦麦、王志瑞等：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二、李季：前资本主义社会。 三、王礼锡、胡秋原等：专制主义社会。 四、梁园东：半封建社会。 五、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邓云特、朱新繁等：封建社会。 六、王平伯、陈邦国等：历史“循环”论。自秦以后，中国历史走入“土地集中，农民破产、手工业破坏、农民暴动”的“循环圈”。 问题之五：中国为什么始终未能进入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问题之五：中国为什么始终未能进入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都承认中国始终未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处于“长期停滞”状态。 对于秦汉以后长期停滞的原因，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问题之五：中国为什么始终未能进入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问题之五：中国为什么始终未能进入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陶希圣1928年《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把原因归结为“士大夫阶级”的“桎梏”和农民暴动的“消极”作用。 王礼锡1931年为《读书杂志》出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撰写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一文：把“中国不能自动的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地理条件“便于统一”和低级文化民族的侵入。 1935年11月《食货》半月刊署名“非斯”的《中国社会史分期的商榷》一文： “循环”是中国社会史的进化路线，而造成“循环”的原因是“农民暴动”。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