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力推动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长期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矛盾，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私人占有制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贫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护资本家少数人根本利益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职能;对外扩张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 护资本主义统治为政治制度的社会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百年来为资产阶级所长期固守的这一传统制度安排，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占有社会化;财富分配均等化;经济运行有序化;国家职能公共化。对此，有人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已发生变化。我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出现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资产阶级迫于种种压力也采取了某些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政策，但从总体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私人占有制度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实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失去了私有制度的支撑，资本主义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的大厦就会倾倒。因而，资产阶级从来就视私有制度为生命，视私有制为一切。 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命运是不以资本家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存在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为前提条件。恩格斯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1](P218)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形态，生产社会化是其最基本特征，但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制形式在性质上是不能相容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社会生产的计划性、有序性与之相适应。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在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便使社会化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导致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社会化生产力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了最无情、最具强制性的要求:要么死亡，要么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垂危的生命不被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所抛弃，英美等国推行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把资本主义从死亡之谷中暂时拖了回来。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又有了新的更高程度的发展。新的技术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由“电气化时代”进入到“自动化、智能化时代”或“信息时代”。生产力的革命强有力地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资本主义进一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传统模式，推行包括国有经济、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因为，固守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传统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很难平稳发展，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难以缓和。尤其在金融、核电、民航、航天、电力、通讯等领域，离开了国有经济，国家便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在一些高技术领域，离开了职工股份所有制和利害攸关者经济，将无法充分发挥众多科技人才的技术优势，也无法保证这些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将当代资本主义又一次推向了两难境地;要么在固守旧模式中迅速死亡，要么忍痛变革旧模式得以暂时生存。两害相比取其轻，资产阶级选择了后者。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西方各国并不情愿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与自我调整，结果受到生产力的无情惩罚。每隔几年出现一次的经济危机，犹如紧箍咒一般将资本主义越勒越紧，使他们难以喘息，疼痛难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在两难中做出痛苦的抉择，在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寻求新的适合生产力社会化的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路径。 但是，资产阶级是老道的，也是顽固的，他们无论如何变革，决不是想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在挽救垂危的生命。正如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表白的那样:“在美国，没有比我更坚信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比本政府为这 个制度效力更多。”“假使这个政府当时稍有变更这个制度的意图，它只要袖手旁观，让这个制度继续下沉就行。”“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采取了上届政府在整个危机年代拒绝采取的措施:为了挽救它，我们采取了迅速而激烈的运动。”[2](P534) 当前，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上的确出现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等新经济形式，但这些经济形式并没有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也没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真正构成基础和主体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仍然是私有制。 在美国，全国土地的59%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制不仅拥有地上权，而且同时拥有一切地下财富。据统计，全美国除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外的固定资产总值中私营企业占有60%以上。英、法、德、日等国也与之相差无几。就是被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的瑞典，私营企业也约占企业总数的90%，据统计，瑞典经济的95%由100个大家族所控制，其中，15个家族控制了1/3的工业。[3](P193-19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大的资本家集团，还以各种方式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施加影响。挪威150个家族掌握着全国资源和生产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全国生产和销售的3/4;瑞典15家最大的垄断企业年营业额高达260多亿克郎，其中54%属于最大的五家垄断集团。[4](P146)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尚且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能，赚钱发财是资本家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和生活的最大乐趣。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损失。”[5](P564)资本家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金钱进行，都受金钱支配，都由金钱决定。“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6](P829) 资本增殖的最直接来源是剥削本国工人阶级。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惜以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马克思揭露道:“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它侵占人身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吃饭，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6](P290-291) 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不仅造成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也激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参与罢工的总人数有7400万，从1945年到1959年的15年中，参加罢工斗争的总人数已达1.5亿，而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参加罢工的总人数更达3.6亿。进入80年代以后工人斗争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却更加注重质量和成效，[7](P268)这就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分割上适当照顾工人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通过制定较合理的初次分配政策、实行个人收入累进税制、社会再分配等措施和机制，缩小收入的差距，出现了所谓“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等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美国，1949年—1970年，工人实际工资增加46.1%，而洛克菲勒财团的资产却增加了438.2%，摩根财团增加362.3%，花旗银行财团高达870%。1948年，美国100家大公司总经理平均收入202.5万美元，为工人的93倍，扣除税率的28%，收入是工人的70倍。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为1060万美元，是蓝领工人平均年收入的419倍。1989年美国最底层20%的家庭在美国纳税前总收入中只占4.6%，收入最高的20%家庭在税前总收入中所占份 额达到44%;199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取得全部家庭税后收入总额的34.9%，其中收入最高的5%家庭取得25%的份额，而收入最低20%的家庭所占份额只有4%左右。到1998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占全社会总财富的0.2%。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从总体上比美国要好一些，但也绝无本质上区别。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经过斗争，虽然可以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但是这“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允许把它略微松一点。”[6](P678) 三、维护资本家少数人根本利益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职能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其诞生以来，始终担负着两层职能:一是维护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二是维护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为满足全体国民的需要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两种职能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都表现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镇压。它全力维护资本家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对随意延长工作日给予政府的充分支持;它通过立法等形式，强迫工人阶级做资产阶级顺从的雇佣劳动者，对他们实施极为残酷的阶级压迫;它不惜运用各种杀人武器和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无情镇压工人阶级等广大劳动阶级对资本的反抗，充当资产阶级的打手。但是，“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8](P21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面前，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和尊重这一客观规律。于是资产阶级国家在继续强化它的镇压职能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弱化社会对抗、关心公众生活等方面的措施，从过去“刽子手”的单面孔，变为“刽子手”加“牧师”的双面孔。 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确实产生过巨大的作用，保证了它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一个“总资本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公共职能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特权的“保命”措施。 首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是为避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打击，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在危机中灭亡。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的社会，它的产生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但同时也对其所能够适应的生产力水平做出了限制。当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被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代替时，它的这种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立刻走向它的反面，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社会化的占有。但是，失去了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就等于失去生命。这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了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私有财产占有者一方面盲目扩大再生产，一方面加强对广大雇佣劳动者的盘剥，这就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说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P831-832) 在死亡来临之际，资产阶级国家向资本家伸出救援之手。它通过并购等手段，把濒监破产的私人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并将它保护起来;通过大量征税、发行公债等办法，控制大量国民收入，使财政开支空前扩大，以此兴办一些私人资本无力兴办或投资的企业和部门，为资本家寻找商品出路，为其发展提供后勤服务;通过兴办交通运输、供电、供水等公共事业，为私人垄断资本扩大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兴办教育和科研事业，为私人垄断资本提供科研成果和现代化生产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对经济实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刺激经济的发展。总之，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调整经济的政策，就像向资本家私人资本注射了一支支强心剂，使它们在昏溃中逐渐清醒，在死亡中逐渐复活， 一步一步恢复元气，走向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繁荣”。 其次，资产阶级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怀柔”政策，是为了保证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中自己不被推翻。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既是一对孪生兄弟，又是一对天生的仇敌。由于资产阶级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对无产阶级采取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政策，因而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从他们诞生那天起开始了。早期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经济问题，斗争的形式也仅仅是个别企业的工人同个别企业的资本家之间分散的进行，既无政治要求，又无组织形式，更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因而，资产阶级可以毫无顾忌地运用一切暴力手段予以镇压，而且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步成熟起来，他们不再把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归罪于机器的使用和个别资本家，而是进一步认识到使用那些机器的社会制度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罪恶。于是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也从自发阶段发展到自觉阶段，从无组织的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斗争，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已经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如果不让步，就得死亡。于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收起了刺刀和步枪，代之以“糖饼”和面包。马克思揭露道:资产阶级很清楚，“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1](P263)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阴险和狡诈所在。 四、对外扩张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 资本天生具有扩张的本能。对外扩张既是它生存的内在需要，也是其发展的外部条件。因而，自资本产生那天起，便在世界范围内努力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获取更大价值，“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P254)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使用先进的武器和廉价的商品，征服了世界上的几乎一切民族。使用包括海盗活动、商业战争、奴隶贸易、贩卖毒品等一切手段，进行殖民掠夺，赚取了大量财富。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更是赤裸裸地使用武力，公开发动战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奴役和控制，为资本的发展开拓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而进行的厮杀，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3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在希特勒德国等法西斯国家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结果造成更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广大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日益强盛，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空前发展，在世界的力量对比上造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和制约，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原来的策略。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扩张和控制不再以公开的武力掠夺和血腥的镇压为主要手段，而是采取了更隐蔽、更狡猾、更富有欺骗性的手法，甚至有时还带有种某“友好”与“和平”。 但是，资本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当对它的制约和制衡发生变化以后，它的狰狞面目便会立刻暴露出来，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更加贪婪和残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从而也打破了世界力量的平衡，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此情况下，美国的资本主义扩张本性迅速膨胀，它已经不能满足于自己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它要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控制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并防止重新出现一个能与它相抗衡的国家、地区、或集团。于是，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通过轰炸伊拉克占据了前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通过北约东扩占据了前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通过与亚洲国家的军事同盟和建立共同防御体系，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并扩大其影响，而对于那些不愿拿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作交易的民族，他们就动用武力——而且是用人类最先进技术制造出来的武器对他们进行最野蛮的轰炸，甚至不顾这些民族生存环境的破坏和子孙后代的健康，1999年3月24日—6月10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的侵略战争投下20余吨能够导致新白血病及各种畸形病态的贫铀弹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时髦话题，有的人还对其抱有极大的幻想，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了。共产主义难道还远吗?”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大同”指日可待了。全球化及 其前景真的如此美好?德国《明镜》杂志的汉斯?马丁等在《全球化隐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回答:否。倍受推崇的全球化的神话就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有的国家决定着世界84.7%的社会总产值，84.2%的贸易额，85.5%的各国储蓄额。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它实际上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任其发展的结果一定是社会结构的全面崩溃，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复存在，无法遏制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因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这一进程是基于后发展国家过渡国家主权和市场来实现的，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现实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不公正的贸易关系控制和支配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使得他们不得不居于边陲地位，成为依附于中心国家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条件的国家。因此，全球化是资本统治和经济剥削这一历史运动的现代表达方式，是资本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最终征服，是强者获其所需，弱者必须放弃其自身的利益。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承认:全球化就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放大的美国，它“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在全球造成了新的更为惨重的灾难和破坏。汉斯?马丁等上述观点虽然有些偏颇，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扩展空间上的有限性会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一面，但它毕竟给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