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权辩护》到《女性的奥秘》——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

《译林杂志》------ 2009年第三期 从《女权辩护》到《女性的奥秘》——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 杨鸿雁 　　摘　要：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是多元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先导。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运动，推进了英美女性和欧洲女性在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上与男性的平等的权利的获得。 　　关键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女权辩护》；《女性的奥秘》 　　一、开端：《女权辩护》与平等教育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称主流女性主义，是多元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发端和先导。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标志，与其一直以来所承载的精神和政治义务密切相连。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领域和家庭领域方面，男女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根植于自由主义思潮之中，而人性即人的独特的理性是自由主义所信奉的理性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主义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允许个人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有理性的人即意味着人能够超越动物性和阶级属性，选择和创造个人的命运。“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首先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自由表现为开放的选择余地，而不自由的制度则尽量限制公民个人的选择度。”正是基于天赋人权的启蒙运动的理念，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当时还没有女性主义这个词语）对女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被拘囿于家庭即私人领域的意识合法性进行了清算，认为社会习俗以及法律规范限制了女性个性及理性的充分发展。 　　在可称作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先导之作的《女权辩护》（1792年）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18世纪女性的教育模式和理念进行了宣战。18世纪虽然理性主义盛行，但理性却被认为是男人的专利。无论是教育哲学家还是行动手册，都认为女性不具备理性思考即抽象思维的能力，并且社会也不应该培养女性这方面的能力，似乎女性唯有的美德便是对男性（特别是丈夫）的恭敬服从与展示风情。“她们自己既然没有判断的能力，所以她们应当把父亲和丈夫的话作为宗教的话来加以接受。”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如果理性是启蒙运动所颂扬的理念，是使得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志，那么女人也该是具有理性的，除非把女性归类于动物。而传统的道德中，“女性似乎命中注定是介于人兽之间的；她们既没有禽兽的那种万无一失的本能，而又不被容许以理性的眼光来注视一个完美无缺的典型。她们生来就是为了被人爱，而不应该以得到尊敬为目的，否则她们就会因为有男子气，而被驱逐于社会之外。”在她眼里，女性的命运由此被套上了牢不可破的枷锁：“假如妇女永远不运用她们自己的理性，永远不能独立，永远不能超出于别人的见解，她们也永远感觉不到一种理性意志的尊严。”她认为，在传统的对女性的教育理念中，妇女“被剥夺了应该装饰人类的真正美德，却用各种人工的文雅来点缀她们，”使她们失去了美德的基础即真正的自由，而变成“美好的残废”。她因此主张，卢梭在《爱弥儿》中所倡导的对爱弥儿的自由教育模式和理性的教育理念，应该延伸到女性身上。 　　《女权辩护》中的主旨在现下的时代语境中看来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对18世纪末的传统性别教育理念来说，却无异于平地惊雷。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女性也应该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教育的机会。这种平等教育的理念，成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在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的重要的武器。 　　二、发展：《妇女的屈从地位》与选举权 　　如果同意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理性，应该受到同等教育，那么，如果把女性拘囿于家庭即私人领域，则无异于社会和男权共谋的、在家庭范围里对女性的精神暴政。L.T.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1911）中写道：“专制家庭是专制国家的缩影。其中丈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妻子和子女的人身财产的绝对主人。解放运动要争取实现三点：1）使妻子成为一个完全承担责任的人，能够拥有财产，起诉和被起诉，自己经营业务，并对她丈夫享有充分的人身保护……女性如果走出家庭专制，成为一个完全负法律责任的人（包括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当她拥有公民的权利、尽着公民的义务的时候，也应要求得到公民所具有的选举权。 　　早在1776年，阿比盖尔在给丈夫约翰·亚当斯的家书中就指出，在法律程序的制定或实施上，女性没有任何发言权及代理人。如果女性能被送上绞刑架接受法律的制裁，那么女性在这将她送上绞刑架的法律中也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但是英美女性获取选举权的道路却艰苦卓绝而漫长。1818年，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在《议会改革》中就倡导赋予女性选举权，这种理想也被他的合作者的儿子约翰·穆勒所追随。 　　1869年，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指出，“妇女从属于男人是个普遍的习惯”,这习惯源于社会规范，而不是自然的天性。穆勒认为,现代社会和旧时代的人类社会是不同的，即“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 　　这里的“人”是指广义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而不仅仅是指男人。穆勒认为，妇女因为其出生性别而无望于选举权，已成了现代立法中的一个具有讽刺性的例外：“妇女的社会的从属性就这样成了现代社会制度上的一个孤立的事实，成了唯一违反其基本法律的事实，它也是在各方面即在思想和实际的方面均已被推翻的旧世界在这件最普遍关注的事情上留下的唯一遗迹：犹如一个巨大的石桌状墓标……女性地位的提高或贬低,从整体上来说则逐步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最可靠的检验和最正确的尺度。”因此穆勒倡议，应赋予女性选举权，以倾听占人类大约一半人口的另一个性别的声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男人可获得的有关妇女的知识，即使是关于她们的过去和现在而不涉及她们将来可能怎样，也不幸地是不完整的、表面的，并且直到妇女本身说出她们要说的一切以前，将永远是如此。” 　　三、再发展：《女性的奥秘》与无名的问 　　西方社会在过去有两种社会统治形式，一为君主专制，一为从古希腊城邦时代起就沿袭下来的公民民主传统。但公民的身份只是赋予了男性自由人，女性则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18世纪理性觉醒的启蒙运动，从理论上确认了抽象的人人平等的概念，在向等级社会的阶级身份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同时，也给了女性以质疑她们的性别身份的空间。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英美等国家屡次扩大选举权，欧美各国基本实现了成年男性的普选权。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各国女性也相继获得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美国，早期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与废奴运动一并崛起，但是从1848年塞内卡瀑布会议发布的《感性宣言》到1920年美国通过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她们为了选举权奋斗呼吁了半个多世纪。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战争的创伤、家园重建的任务、选举权的获得以及其他法律权利（如教育、遗嘱、财产等）的保障，使得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奋斗的目标暂时告一段落。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高涨，黑人意识到他们虽然获得了选举权，但他们并没有和白人享受一样的公民权。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提出了女性获得选举权后的玫瑰色的幸福生活表象后的无名的烦恼。 　　1863年，被誉作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之母的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写道：“这一问题埋在美国妇女的心底，无人提及，已经有许多年了……妇女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传统的呼声和弗洛伊德复杂理论的说教,说她们只该在自身具有的女性特征内荣耀一番,舍此不能别有祈求。”一切所谓的专家都以关心女人的名义，教授女人该如何以家庭为唯一的中心和目的，“妇女们被教会去怜悯那些神经不健全的、不具有女性特质的、并不幸福愉快的某些女人，这些女人想当诗人，或是当物理学家，或是当总统。妇女们懂得，真正具有女性特征的女子就不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受高等教育、享受政治权利。”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她们的唯一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的住宅，她们唯一的奋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如果一个家庭主妇在给地板打蜡的时候，却根本体会不到那种神圣的幸福的满足，她是否应该感到羞愧？她是否是本该幸福和感激的女人群体中的一个意外？有多少女人和她有着一样的感受，感受着无名的问题？贝蒂·弗里丹认为，完美主妇的幸福感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已，否则无法解释备受贫穷妇女所艳羡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所诞生的“主妇综合征”：“许多年轻的妇女——当然不是全部——被她们受过的教育投入到一个想入非非的世界里，但在她们自己家里，她们却感到窒息。她们发现她们的日常生活跟她们受过的教育根本对不上号。像被关禁闭一样，她们觉得像是被抛弃了……”,看起来,似乎“16年的学业是对今后当妻子做母亲做实际的准备。” 　　四、“无名的问题”的 　　那么，这些看似无忧无虑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其实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不难找到答案。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欲望有五个需求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完美主妇的幸福生活只是女性作为一个生物概念的性别所能享受到的幸福，人们赋予她的爱、尊重和赞许都是基于她对女性身份这一生物事实所作出的努力和尝试，并非是出于她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单纯的女人）所创造出的成就。女性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应该只拘囿于性别范围还是应该以人的普遍标准为标准，这可能就是无名的烦恼的根源。马斯洛认为，“它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模样，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欲望。” 　　沃斯通克拉夫特时代的中产阶级妇女中的美好的残废们，还有着仆人来帮助她们料理家务；而弗里丹时代所谓解放了的女性，与她们一百七十年前的女性同胞所不同的是：她们获得了许多法律保障和选举权，受到了更好的学校教育，而她们真正行驶的角色职能，只不过是在妻子及母亲的身份上再加上了一个概念，即家务奴隶。且不说并非每个女人都善于料理家务和看管孩子，即便女人都是完美主妇，她们也渴望着主妇身份之外作为人的身份的自我实现。1851年，哈丽特·泰勒就在《妇女的选举权》中提出，“妇女不应该仅仅是寻求机会读书和扔选票；她们同样应该寻求机会成为男人‘在劳动和收获、工业生产的冒险和报酬’这些方面的同伴。”她断言，“已婚的妇女除非能‘在物质上支持家庭’，除非有做这种具体的物质贡献的信心和名分，否则她是不能真正和丈夫一样平等的。” 　　从对“美好的残废”形象的质疑到对“完美的主妇”的幸福的质疑，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作为享受着相对经济特权的女性阶层，提出了经济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之后女性在其性别成就之外的作为人这一抽象的概念的成就的呼吁。然而，是否女性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就一定会获得幸福了呢？这一问题成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及其他流派的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探讨的焦点。因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又必将面临着新的两难处境，“当代女权主义教育我们，要反对传统中那些性别价值观，我们却得一边追求男人的成功标准，一边按男人的标准保留‘女人味’。” 　　五、结　语 　　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发端，源于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的理念。英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如约翰·穆勒这样关注人类全面幸福概念的男性自由主义者，为推进英美女性在政治、法律、教育、福利制度上地位的改善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性别平等所作出呼吁和努力，给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贫困女性展现了在争取性别平等的努力中的远景和忧思：随着法律权利的取得、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身份仍旧困窘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选择迷宫，那么女性的困境必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因素。这里并非如弗里丹所说，“女权主义单纯从女性角度而言，已经发展到了最大限度。”只能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在为女性争取政治和法律上的性别平等的努力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必然还有着漫长的道路，于是这条道路上涌现出了多元的女性主义流派，多元的女性主义流派的诞生，必然会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幸福的话题带来更为宽广的视域，挑战男性和女性的固化了的性别认同以及评判模式，使得讨论的焦点更接近全人类幸福的核心。 　　（杨鸿雁：湖北宜昌大学路8号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邮编：44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