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55（2012-12-3）

潘君诺与云起楼 姚善一   发表于2012-12-03 00:29 　　潘君诺先生以草虫写意驰名，潘师从郑午昌在云起楼之前，师从赵叔孺先生在云起楼之时，师从陈半丁先生在云起楼之后。虽然云起楼存世只有短短的四年，却是潘君诺先生艺术经历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环节。 潘君诺作品 《丝瓜草虫》 　　潘君诺先生（1907-1981），名然，晚年号然翁，斋称虫天小筑、茧蜕斋、演雅楼，祖籍江苏丹徒，长期寓居上海。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新制第六届）卒业，先后师从郑午昌、赵叔孺、陈半丁诸师。自习独创写意草虫，成一家风骨；晚年指画尤妙，风韵独特超然；工花鸟蔬果，善写真，博诗文，擅口技；书宗李北海，后习二王、怀素。曾为蜜蜂画社、中国画会、中国画人协会、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成员。 　　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55年）、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1956年）展出潘君诺花卉草虫小品，“北齐（白石）南潘（君诺）”之誉鹊起。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潘君诺花虫小品集》。 　　我在编撰《潘君诺先生艺术年表》时涉及到上海“云起楼”：1942年7月至1945年8月，潘君诺先生在云起楼古玩处工作。 　　潘君诺先生师从郑午昌在云起楼之前，师从赵叔孺先生在云起楼之时，师从陈半丁先生在云起楼之后。虽然云起楼存世只有短短的四年，却是潘君诺先生艺术经历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环节。 　　 一、潘君诺与严惠宇、秦更年、黄葆钺诸老 　　云起楼为严惠宇先生在上海沦陷时期开设的古玩店。 　　严惠宇（1895－1968），名敦和，因收藏明清书画扇面一千余帧而号箑斋，江苏镇江人，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实业与教育、公益事业，为人豪爽，具有崇高的爱国气节，被称为“镇江三杰”之一。先后开办大东烟厂（上海）、四益农产育种场（镇江），经营溥益纱厂、贾汪煤矿等实业。抗日战争爆发，镇江成立民众组织委员会，严先生与辛亥革命时的爱国将领冷御秋（南社社员、同盟会会员）、镇江工商界领袖陆小波分头负责。镇江失守，严惠宇先生转道至沪，因拒绝出任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之职，避居香港，香港沦陷后方返沪。严惠宇先生在镇江与陆小波创办私立京江中学，并自任校长；大力支持经济上陷于极端困难境地的南通学院，并资助南通学院在沪分校，资助京江中学在沪租界复课办学，捐助为镇江在沪难民治病的诊所，还曾与穆藕初先生共同捐资在苏州创办昆曲传习所，培养出一批“传”字辈的昆曲新人。严惠宇先生工书法，笔势挺劲，腴美中有古朴之气，又爱与书画家交游，好收藏书画及文物古董。 　　由于社会动荡，战火绵延，不少前清遗老、失意政客、落败军阀等纷纷在相对安定的上海租界购房，当起了寓公，而他们携带而来的古玩细软，成为支撑安逸生活的资金来源。日军侵华期间，富有的江南地区沦陷，又有大批殷实人家逃难到“孤岛”上海避难，在没有生活来源的困境中，只能靠变卖家藏维持生计。有些古玩商大量收购，转售海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沦陷，日伪势力趁火打劫，掠夺古玩字画与珍贵图书。具有崇高爱国气节的实业家严惠宇先生为保护中华文物，不使流入海外，于1942年开设云起楼收购。 　　云起楼有汤定之、秦更年、黄葆钺诸老，品鉴收藏的名家名画，为严惠宇先生掌眼。 　　1939年，潘君诺先生因上海美专同学尤无曲先生（后为严惠宇外甥女婿）结识上海实业家、收藏家严惠宇前辈。严长潘12岁，深为赏识潘的才华，并为题“行有馀力”。 　　严惠宇先生惜才养士，先后举荐尤无曲（在开设云起楼之前的1939年）、潘君诺（在云起楼歇业后的1946年）拜陈半丁为师，北上前又都为他们联系北平的金城银行安排任职，以解后顾之忧，安心学画。 　　潘君诺先生结识秦更年前辈颇具戏剧性。 　　郑逸梅先生在《艺林散叶》中写道：“潘君诺年十五六，过秦更年宅舍，见案头有一空白扇面，即挥毫为作花卉，掷笔即去，更年见而大异之。后若干年，君诺竟为花卉名手。”此事发生于潘在江苏扬州读书时。秦更年长潘22岁，虽未见着潘君诺的面，但已从画上看到他显露出的艺术天赋和才华。 　　1940年，潘君诺先生谒见时已寓居上海的秦更年先生。入室时，秦老正在理发，潘便默坐一边等待。因无事，就将书桌上的砚台翻转，在砚背画像。秦剃完头瞥见一生人在旁，面有愠色。潘唯以指叩砚微笑，秦老见砚上肖像正是他自己容貌，形韵两得，不禁大喜，说：“吾寻之多年，今得之矣。”这个“多年”竟是二十年，爱才的前辈犹是不忘后进！ 　　潘君诺先生与黄葆钺先生结识是否早于1942年，现无资料可寻。黄葆钺先生长潘27岁，潘君诺以师礼事之。近得陈佐凡先生传来一张旧照，从照片的背景看，此照摄于新闸路慈孝邨黄葆钺宅隔壁弄堂三元坊。照片上方题有“蔗香馆师生合影”，照片反面题有“乙丑（1949）端午蔼公夫子七十正寿与会合影。后排邹肇邨、杨元生、钱逸云、王哲言、王凤岐、翁史焹、黄克欧、潘家瑞、殳书铭；前排叶正一、黄聿丰、蔼公夫子、黄新民、潘君诺”。蔼公夫子即黄葆钺先生。另外，潘珍藏一长方“潘然”朱文印，边款为“君诺老弟正。葆钺”。 　　我读时必路过位于新闸路1316弄的慈孝邨，常见在散步的黄老，长衫一袭，长须飘拂。一日，见老人的美髯短了一截，且变得焦黄，好像是家里遭火灾，不慎被火所燎。 　　 二、云起楼三客 　　1942年7月，严惠宇先生聘潘君诺、刘伯年、尤无曲三位画家在云起楼鉴定、修复古字画，人谓“云起楼三客”。云起楼应始于此时。 　　尤无曲（1910－2006）：名其侃，号陶风，晚年自署钝翁、钝老人，斋称古素室、后素斋、光朗堂等，长期寓居南通。诗书画印兼擅，且精通园艺。晚年顿悟“水”道，衰年变法，创“笔墨水融”法。 　　刘伯年（1902-1990）：名迁，字思若，别名玉成，署伯岩、伯年父，斋称今是楼，四川崇庆县人。早年就读于成都四川美术专科学校，24岁来沪报考新华艺专，后追随王个簃转入昌明学艺。擅画人物花鸟，工写兼备，晚年花卉多写意。书法工楷书、行草，兼能治印。 　　云起楼也是海上画家雅聚之场所，汤定之、秦更年、黄葆钺等前辈名宿常来常往（时汤寓胶州路，黄居新闸路，皆离陕西北路的云起楼不远），云起楼三客借此请益于诸老，摩挲、观摹严惠宇先生收藏和云起楼购入的古代字画，从古人的气息中直接吸取到大量的艺术精华。 　　云起楼三客意气相投，画艺各有所长，谈诗论画，切磋激发，佳作迭出。我在南通藏家陈辉先生处拍摄到这一时期他们的合作——《素友》、《夜半客》图。 　　《素友》图（790mm×280mm），潘君诺画毛笋，刘伯年（伯岩）画白菜，尤无曲（陶风）画萝卜。半个世纪后（1998年），尤无曲加题：“人物精神刘伯年，草虫无过是潘然。楼名云起常三客，剩有钝翁写百川。戊寅年尤无曲题于光朗堂，年八十九。”此画只有三画者落款，并无画题，《素友》为我杜撰：画上的毛笋、白菜、萝卜皆为蔬食，意在画者的淸交薄世；尤老的加题，更是对昔日素友情谊纯洁的无限感慨。 　　《夜半客》（830mm×225mm），潘君诺画蟋蟀，尤无曲（其侃）画红烛，西邨画书帙，刘伯年（伯岩）画柏枝并题“乙酉（1945年）春莫集鹤园作此遣兴。伯岩记事”。不知画中西邨为何人？画面上的夜半客是红烛下的蟋蟀，画意中的夜半客谓关系亲密的人，故我杜撰画题《夜半客》，不知当否？ 　　1943年冬，潘君诺先生选定联语求严惠宇前辈墨宝：“茅屋万山中车马不来正避俗，柴门疎竹处簟瓢可乐自忘年。君诺仁兄选句嘱书以志所题。癸未残冬，朱方严惠宇。”联语展现的是隐逸清贫的生活，也是云起楼三客“隐于市”的写照。他们为上海地区文物、字画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体现。 　　1945年10月，潘君诺供职于上海市社会局农林部，尤无曲亦已任职于上海中南银行（见《尤无曲》书中，孙杰、陈晖整理的《尤无曲艺术生涯》一文）。由此观之，抗战胜利后，云起楼已结束使命。 　　 三、潘君诺的写真画 　　由于严惠宇、秦更年等前辈和郑午昌师（潘君诺在上海美专得郑亲炙）的提携和引荐，潘君诺先生在1940年代初，为秦更年、吴庠眉孙（1878－1961）、宣哲愚公、宝匋簃主刘光鼐（1881-？）、关朴立亭、梅鉽鹤孙（1894-1964）、姚荫达雨耕（1871-1944）、仇埰述庵（1873-1945）、沈宗威（1914-1997）、吴徵待秋（1878-1949）、陈汉苐伏庐（1874－1949）、高存道时丰（1876－1960）、高野侯时显（1878－1952）等海上名人写像。 　　吴眉孙先生录当时潘君诺写真盛况：“乡人潘君然，字君诺，工写真，兼擅花卉草虫。一日在秦婴盦坐上，为予写科头小像，顷刻便成，形韵两得。数月间，徧画群贤，一一妙肖。蔡巨川（1900－1974）为镌‘每逢佳士必写真’小印相贻。婴盦谓，其人其技足与何阿黑并传艺林。爰用陈其年赠阿黑词韵，歌以张之……” 　　潘君诺先生的写真，不渲染，不设色，随意数笔，便得颊上添毫之妙。仇埰先生记潘为其写真的情景：“君诺仁兄先生工花卉、翎毛、草虫，并精画像。点笔传神，惟妙惟肖，均有声于时。近遇于同社至友午昌鹿胎仙馆画室中，相与倾谈，欢然如故。次晨，为埰钩小像，极肖，因订神交。”仇埰长潘34岁，为教育家、书法家、词人，与伍仲文等创办四区模范小学后，创办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校长15年，后增设艺术专修科，又创设栖霞乡村师范分校。其书法有骨秀神怡之誉，又工诗词，为“蓼辛社四友”之一。潘君诺先生与其倾谈于写真之先，意在待其言笑流溢，发见本真性情，而后可以会心，放笔如在笔底。所作小像“极肖”,此当指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 　　在现已搜集到的图片、文字资料中，潘君诺先生的写真主要是肖像。除上述之外，还有尤金镛（1868－1957，尤无曲之父）、尤无曲（1910－2006）、李遵宪（？－1939）、黄宾虹（1865－1955）、冒鹤亭 (1873-1959)、唐云（1910－1993）、陶冷月（1895－1985）、洪洁求（洪丕谟之父）、庄逸珊、张文长等肖像，有名人大家，也有平头百姓，有半身像也有全身像。黄宾虹前辈以画家的敏锐目力、学者的厚重素养和师长的深识前瞻，潘先生的写真“无作家习气”，传神“雅健似明贤”。 　　此时的潘君诺先生名重海上。苏剑秋先生在《画虫的潘君诺》一文中写道：“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他的润格颇高，名列鹿胎仙馆入室弟子之首。”此有姚荫达先生诗句为证：“潘郎潘郎早擅场，行见艺林名大噪。一纸千金价未高，踏穿门限迹难扫。” 　　 四、潘君诺的草虫画 　　宣愚公前辈有诗，称赞潘君诺先生的草虫：“落笔秋声满耳中，敢将小技薄雕虫。涪翁演雅无人和，不及先生体物工。”此诗成于潘君诺先生入云起楼之前的1940年。那时期，潘的草虫画工整精细，还深受五代黄荃的影响。 　　1942年3月，潘君诺夫妇迁至万航渡路中振坊3号，自署虫天小筑，秦更年为绘《虫天小筑图》）。所谓“虫天”，语出庄子《庚桑楚》篇“唯虫能虫，唯虫能天”。此昭示他专攻草虫砉然启关的心志。 　　入云起楼之后，潘君诺的草虫完成了由工而写的转变，更多地采用“没骨法”画草虫，趋向野逸高雅，形成自己的面貌。 　　潘君诺少时耽思于虫，栩栩蘧蘧于虫我。此在他画上的题跋可见一斑：“余儿时喜捉蟋蟀，每于更深人静，循声而往，往必有所获”、“此虫吾乡名钱驼子，跳跃甚高，群集灶间，儿时常见。及今思之，犹能写其神态”。又有“或游园圃观栩栩，或闻蟋蟀蹲东篱。遗蜕曲悬视仿佛，翅羽夹册瞻其奇”诗句，自录对草虫生态积精蓄神的观察。古稀之年的他犹初心不失，潜心于虫。 　　更有趣的是，潘君诺先生能模声虫语。此是否始于年少时的蓄虫、逗虫和引虫？虽不得而知，但我曾亲遇潘先生戏逗盆中蟋蟀，不用丝草而引以虫声，蟋蟀为之突乎盆中，舞须寻斗，无果，旋尔踞地撑足，开牙示雄。老先生戴着厚厚的镜片，凑近盆沿，蹙着嘴唇又发声相激，一时“瞿瞿”之声此起彼伏，竟不知我之为草虫，草虫之为我。我窃思此非口技，是虫语交通。 　　潘君诺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期间（1927-1930），着意临摹宋元明清古画，历代草虫佳作寓目得心。后又与昆虫学家尤其伟先生相识切偲，得赠昆虫图录（日文版），对昆虫的解剖及其栖境、发生期等认识趋于科学、广博。 　　由对草虫的深识，到意象的提炼，进而变化为墨韵色相，体现为用笔，此种化度贯穿潘君诺整个草虫写意生涯，使得他在中国画写意草虫门类绝伦超奇，开宗立派，成一家风骨。 　　潘君诺的写意草虫种类繁杂，蜂蝶蝉蛐，蜻蜓络纬，信手拈来，甚或蚊蝇蚁黾，无不为之，各具情性。他曾与我说起和唐云先生的一次玩笑打赌：唐先生画多少种花，他就添多少种虫，结果是虫多于花。其身后出版的《潘君诺花虫小品集》中所画的一些草虫，编者特请昆虫研究所的专家释名。能画活如此众多之虫，前人所未有。 　　他笔下的草虫不仅具有目、科、种的征状，而且一俱物理生意，蚱蜢腾趠之势，螳螂攫物之贪，蟋蟀振旅之雄，无不活脱逼真。我见徐梦嘉兄所藏潘君诺所画皮虫（茶蓑蛾的被蛹）：一片枯叶卷成虫袋，叶柄依旧连着蜡梅树枝；虫袋用赭墨碎笔画成，历经霜雪风雨的侵袭；蛹尖的皮茧如喇叭状翻开，一条幼虫探出身来，暗褐色的胸腹，橘褐色的头眼；口器吐出极细的丝，若隐若现地粘连着树枝；韧性的细丝居然牵动了虫袋，显出茧蜕的生命力。能如此妙夺造化，前人所未有。 　　蜂、蝉、蜻蜓有膜翅，飞则灵动，驻则透明，画史多存佳作，而潘君诺先生则另辟蹊径。 　　潘先生画蜂，清水点蜂翅，淡墨剔翅根，水墨浑成而四翅振动，仿佛若有声；浓墨点后足，沁翅洇化，如携花粉而隐约翅下。潘先生画蝉翼，脱化种种而造无尽意：画夏日之蝉，先以淡墨勾勒翅脉，再用浓墨复醒，调以淡赭于翅脉间染身,这样的蝉翼燥而透彻，盛阳之下似有折射投影。画秋初之蝉，先施清水画翅形，趁湿用淡墨勾翅脉，复以浓墨醒翅缘，着淡赭润身，这样的蝉翼晕而未晞，有秋露濡衣送凉之意。画雨后之蝉，率笔写翅，性率而存其形，复草草勾翅脉，苟简而有其骨，淡墨着身，使之与浓墨微有晕化，这样的蝉翼湿水如浸，加之两翼略张，有晾翅欲去淋漓之感。更有以指、以大写意画虫，心意自恣，穷其妙旨，得奇幻之变。 　　潘君诺先生深度近视，加之糖尿病尤损视力，古稀之年仍于画案上浸渐草虫，不障于目，运腕深厚而意在轻松，秀韵天成而自在。其用目耶？其用指腕耶？其用心也！技进乎于道矣！ 　　 五、云起楼寻踪 　　1958年后，严惠宇将其5000余件珍藏分别捐献给上海、南京、镇江博物馆。 　　郑重先生在《海上收藏世家》一书中，谈到严惠宇1958年向上海徐汇区政协主动捐献一事（后转交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严惠宇这次捐献的文物有明清名人扇叶集册1816开81册，明清书札1616开61册。” 　　“向镇江博物馆捐献宋元明文物62件，其中有宋建窑黑釉盏、罐等，明代梅花白瓷三足洗，还有署陈鸣远款的破竹筒形白紫砂陶笔筒；明清画98件；另外还有古籍图书100箱，对恢复绍宗国学藏书楼起到促进作用。” 　　“向南京博物院捐献不少文物和书画300余件。” 　　事过二十年，“严氏后人严忠婉、严忠慎遵其父遗愿，又将宋元明清瓷器11件、明清书画9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不久，严忠婉、严忠慎又将父亲的遗藏明清书画20件向上海博物馆作了捐赠。其中有董其昌的《谿山雨意图轴》、清六大家之一恽寿平的《双松图轴》、《桃花山鸟图轴》及《秋妍图轴》等写生杰作，反映恽寿平早、中、晚不同时期风格的作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86年，严忠婉、严忠媛、严忠慎“将上海落实政策返还的195件书画捐献给镇江博物馆”。 　　这些捐献的文物、字画、古籍中，有当年云起楼的购藏，有云起楼三客整理修复的心血，可惜云起楼的确切地址始终被雾霭缭绕。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朱京生先生在《云起楼三客——刘伯年、潘君诺、尤无曲》一文中提到，云起楼“位于上海西摩路大东烟厂俱乐部的一层”。在《尤无曲年谱》中，云起楼的地点只注明 “西摩路为今陕西路”，当时“是黄金地段，豪门住宅区，当年蒋介石娶宋美龄的婚礼，就是在西摩路宋宅举行的”，没涉及具体地址。 　　我出生在陕西北路太平花园，在那里曾住了三十多年，对陕西北路很熟，“宋宅”也进去过。我想，云起楼是古玩店铺，而店铺一般是街面房；云起楼是“大东烟厂俱乐部的一层”，那么公私合营后可能是大的烟纸商店之类。于是，我就骑上自行车，凭着早年的印象，从陕西北路南头往北一直找过去。 　　今非昔比，陕西路菜场变成了商厦，原来抱希望最大的南阳路口大烟纸店不见了踪影，宋宅又换上了高高的黑篱笆…… 　　我不死心，以后又多次在陕西北路上梭巡。甚至做梦，云起楼在原平安电影院附近，我在冥冥中进入了一幢房子的二楼，那是“云起楼”。 　　当我站在陕西北路上海民主党派大厦前，向四周张望，核对梦中的景象，突然对面马路弄堂牌坊上的“慈惠北里”跃入我的眼帘。“慈惠北里” 四个字在哪里见过？似曾相识的一定是见过的。我急忙赶回家搜寻，终于找到在三十多年前所的纸片，上面果然有“慈惠北里”。那是在1970年代中期，因潘君诺先生无子嗣，我曾有编写潘老年谱的心愿，将他课徒时零零星星告诉我的一些旧事，回家记录下来。只因当时政治环境恶劣，记录方式只用词组，不组成句子。后来，师母怕惹祸，不让潘老多说。我原想等环境宽松了，再系统地向老师了解情况。没想到拨乱反正了，潘老却中风了。我之所以没有留意“慈惠北里”，是因为没有和“西摩路”、“云起楼”联系在一起。 　《黄葆钺合影》（黄葆钺前排左三 潘君诺前排右一） 　潘君诺、刘伯年、尤无曲合作作品《素友》 　潘君诺、尤无曲、西邨、刘伯年合作作品《夜半客》 潘君诺作品《杨柳知了》 　　“瞻望弗及，实劳我心”，我只能将慈惠北里的外景拍下来备考。 　　2011年6月初，接北京朱京生先生来电（是南通尤灿介绍的），他将来沪，约我见面。6月4日晚，我们见面了。我向朱先生介绍了《潘君诺年谱》史料收集的情况，并给他看了数百幅摄录潘君诺画作的图片文件。可问起云起楼，朱先生也不知具体地址，甚至不知道“慈惠北里”。 　　同月12日，尤灿先生来沪。我曾在《收藏家》杂志2006年第六期上见到尤先生撰写的《擢秀敷荣，造微入妙——潘君诺的草虫画》。两年前，我于同门师兄庄正先生处得到他的手机号，我们通过电话，得知他的爷爷就是云起楼三客之一、潘老的终生好友尤无曲先生。我学画时，在潘老家多次见到过尤老，在潘老仙逝后，我还坐船去南通拜访过他老人家。我和尤灿先生从没见过面，就约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碰头。我指给他看，对面就是云起楼所在的慈惠北里。他也不知道云起楼在“慈惠北里”。 　　没想到，当我将慈惠北里的照片给同门蒋孝勋、白芜师兄看时，他们说：李家本先生居慈惠北里，其公子李学殊先生仍居于此。在我摘录的资料上有“李家本”条目，他是严惠宇的私人秘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居然有这样的巧事，真是天意！白芜师兄立刻为我联系，约好后带我前去。 　　李学殊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们。 　　上海陕西北路119弄（慈惠北里）26号底层的西前厢房，原是云起楼的营业场所，有25平方米，现仍按原状修缮；东中、后厢房及阁楼原为库房（现已非原样）；原宽敞的客堂间公用（现有住家），还有天井，可供进退。 　　李先生介绍说，这里没有做过“大东烟厂俱乐部”（是传说有误），二楼亦非云起楼（是我梦中臆想）。云起楼时期，李家本先生在此照料一切，但不居住于此。后因严老安排，李家本一家于1949年搬入居住，搬入前租住者为刘姓古董商。 　　潘君诺于南归上海后的1948年1月至8月，以鬻画为生，无继续在云起楼的经历。由此观之，“潘君诺于南归上海后，与人物画家刘伯年、山水画家尤无曲相聚于严惠宇的云起楼”（见《擢秀敷荣，造微入妙——潘君诺的草虫画》）一事，可能有误。 　　李先生还特为找出潘君诺、尤无曲、刘伯年合写的《茗仙老伯遗像》给我们观看。此画是应李家本之请，云起楼三客合作，上有刘伯年题款：“茗仙老伯遗像。喆嗣叔原同昷属，潘君诺造像，尤无曲补景，刘伯岩写衣褶并记，时甲申十二月朔也（1945年1月14日）。” 　　茗仙公（？－1939）为李先生之祖父，名遵宪，字和甫，号茗仙。遗像中的老人，双颊瘦削，气象倔强，双目炯炯，凝情定志。潘老的写真，用笔处轻重恰合，秀骨珊珊，不可移易，傅色处淡雅融合，清神奕奕；凹凸磊落，无模糊着迹之弊，呈现豁朗爽之心。 　　我与李学殊先生相商，能否暂借一两日拿回家拍摄。李先生慨然相许，并将他父亲手书简历一同借我。 　　李家本先生（1918－1999），字叔原，号西邨，江苏扬州人。早年曾任江苏银行扬州办事处助理员、上海大乡保险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总公司秘书。后严惠宇召为私人秘书，兼四益农场董事会秘书、上海办事处主任。公私合营后，在大东烟厂、恒新机器厂从事工会工作。师事严惠宇，善书画，通诗文。 　　此前，我一直不知与云起楼三客合写《夜半客》的西邨为何人，今知之矣。奉还画和手稿时，我带去了《夜半客》等图片文件。 　　李先生又找出潘老《水面风波鱼不知》图。前段有词作《台城路·一九七一年重阳寄西邨》：“廿年尘世空如梦，而今可堪重道。海国秋风，江城暮雨，曾把黄花一笑。人间换了。算霜发萧疏，有谁情好？报与词仙，近来两鬓又增稿。湖山清兴多少。登临酬晚节，佳事都杳。检韵搜音，研声校律，樽畔由君吟啸。斜晖蔓草。怕时序相催，易伤怀抱。余也惊衰，暗中愁思老。”填词者何人？只留下一方“奉贤”白文印。 　　后有潘君诺画墨笔小鱼水草，款题：“风（水）面风波鱼不知。潘然写前人句意”；“家本兄为余老友，诗书画三绝，素为钦佩。今以诗卷见眎，画兴来时，略写小鱼数尾，难免续貂之讥耳。君诺又题。” 　　苏剑秋先生在《画虫的潘君诺》一文中写道：“曾听朋友讲述，刘海粟夫人夏伊乔问起那时画花鸟草虫谁为首推，刘海粟毫不犹豫地讲：‘当属潘君诺。’日后据说托人请潘君诺画了一套册页，并作为夏伊乔学习花鸟时的摹本，可见潘君诺花鸟草虫画的影响力。”确有此事。那是在1964年前后，每周日下午，潘君诺先生至刘海粟校长家，教刘夫人夏伊乔先生画草虫。因刘海粟先生此时已闭门不出，故延请其上门教画。当时，潘君诺先生的弟子殷红、张永恺都曾陪过潘老师去刘府。 　　苏剑秋先生写道：“潘君诺先生作为海上画坛的一员，尽管后半生境遇坎坷，可他的艺术瑰丽多姿。公平地看待潘君诺，称他为近代花鸟草虫画大家，应该没有异议。” 　　五十年前，郑逸梅先生在《题潘君诺画册》一文中写道：“洵足夺标艺苑，拔戟自成一军者矣。” 　　今年潘君诺先生诞辰一百又六周年。4月11日，我与白芜、秦杜荪、徐梦嘉、殷红、蒋孝勋诸兄赴姑苏尧山祭扫先师潘君诺先生墓，将《潘君诺写意草虫艺术》、《潘君诺绘画艺术》（初名《潘君诺画集》，列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第一期上海文化艺术资助项目）二书告成于师。 　　祭扫前的夜里是一场大雨，祭扫时的早晨阳光和煦。春晓的尧峰枝上花开，花岗石的墓碑风痕苔点斑斓。先师埋忧夜台，忽忽三十一载。瞻念前尘，哀咽填胸，师恩如沐，今可再得乎？然传灯幸不灭焉。 　　2012年9月4日 　　注（1）：汤定之先生（1878-1948）名涤，号乐孙，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为清代名画家汤贻汾之曾孙。年未弱冠而书画皆通，三十岁起应聘广州、苏州、北京等地教席，声名鹊起。长于山水，有浅绎、青绿等多种面貌；擅梅竹松柏之属，亦能人物，造诣卓绝，书法初工北碑，后攻汉隶，见重于时。汤曾与陈师曾、余绍宋一起发起成立宣南画社。曾应蔡元培、庄蕴宽之聘，任北京大学书画研究会导师、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早年居北京，晚年居上海。性豪爽，喜交游，善相术，道骨仙风，自谓 “相法第一，诗第二，隶书第三，画第四”。 　　注（2）：秦更年先生（1885-1956）原名松云，字曼青、曼卿，号婴闇，江苏扬州人，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多才艺，为一时名士”（郑逸梅语）。秦曾任广州大清银行、长沙矿业银行、中国银行文书主任及上海中南银行总银文书主任、总务课长等职，生平足迹遍天下。秦饶古名士风，淡于仕途，精于版本碑帖之学、文字学与书画鉴定，闲以吟诗填词为乐，尤肯谆谆教诲后学。著有《金石辨伪》、《汉碑集释》，辑《华山碑考证》，撰《华山碑续考》，编《婴闇杂俎》等。 　　注（3）黄葆钺先生（1880-1968），字霭农，号邻谷，别署青山农，常用室名有蔗香馆、暧庐、邻谷草庐、永春堂等，福建长乐县人。诗画篆刻均有建树，尤工汉隶，自成一家。其与吴昌硕、黄宾虹、丁辅之、章一山、张善孖、张大千等艺术大师过从甚密，经常交流作品，切磋技艺。与章太炎、李根源、陈叔通、谭泽闿、李拔石、郑振铎、郑孝胥、蒋维乔诸君交往甚厚，经常吟诗作画，研究学问。■ 一封未收到的启功来信 郑重   发表于2012-12-03 00:17 启功致郑重信札 　　这是启功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抄录于后： 　　郑先生重赐鉴，多年不晤，对面不识，万分抱歉！那天王立梅大姐陪同上博的同志枉顾，我兄被介绍是报业同仁，坐在沙发一头，弟眼底黄斑，对面不辨面貌，以至失于敬礼，今日追思，罪何可言！继而得读大文，记汪馆长所谈阁帖诸方面事，汪公所谈，鞭辟入里，我公所记，透彻精微，使王学茅塞顿开，不胜荣幸！上周奉到华翰，赐询鄙况，极愿晤谈，惟京沪距离稍远，赐顾略费时日，而遥企云天，不胜盼望！弟关节无力，在室内须以四柱手杖，步步扶搏，此次上博胜会，竟致缺席，仰荷见存，可知其行动之难矣。近时兀坐无聊，略翻旧稿，见《说千字文》，有许多谬论。又翻苏诗，觉东坡最重白香山诗，弟幼年蒙先祖抱持，口授苏诗，至今仍能背诵。中年多作白话诗词，并不费力，乃知其源来于苏白中，何时承教，一切面求教正！弟功再拜。 　　事情的经过，大体如启先生信所述。 　　2003年，由国家文物局王立梅大姐从中联络，促成《淳化阁帖》最善本回归上海博物馆，我参与采访报道，为了探讨墨拓本的时代性，曾专程去北京采访王靖宪先生，怕采访启功先生受他身边的人阻挡，又请王立梅大姐联系并陪同采访。我以为和启功先生是老朋友，没有作自我介绍，就坐在他书桌旁沙发的一端作漫谈。 　　那天，谈了整个下午，时间不算短，所谈的内容也不光全是《阁帖》的事。我告诉启先生我去看过朱家溍先生，他就和我谈起他们青年时代就在一起把玩文物的事。谈到徐邦达先生，他说现在邦达先生的生活有点像钱谦益，日子很不好过。谈到谢稚柳先生，他说他喜欢和稚柳先生“抬扛”，各不相让，但不伤友情。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当年曾经谈过的老话题，不会想到他还不知道采访他的就是我。从启先生的信中可知，他是读了我的采访报道，才知道是我采访了他。 　　启先生虽不知是我去采访他，但他在给我写信时肯定回忆起我当年拜访他的事情。他在信中所谈的读东坡诗就是其中的一件。1975年，我在北京住了几天，常去西直门内小乘庵拜访他，院子虽小，小院里铺地青砖长满绿苔，在安静的小院里，我们有时作竟日长谈。我把他的诗稿携回驻地，闲读抄录，通宵达旦，隔日归还时，我说他的诗很有苏诗的味道，引发了他的谈兴。可能是在那个“史无前例”严峻的日子里，我跑到他的小乘庵，听他这位小乘客谈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没随三十年的时光流逝而忘却。后来，启先生搬北师红楼，人们把他像大熊猫一样保护着，就很难得有和他聊天的机会了。 　　有趣的是启功先生写给我的是一封没有收到的信。几年前，北京收藏名人信札的友人李经国兄，曾多次打电话询问启先生给我写信的事，我说我对启先生都是登门拜访，没有通过信。今年（编者注：2011年）春天，经国兄居然以不菲的价钱从拍卖行购得这封信，并把原信考拍给我。读了此信，真感到启先生待人之诚，义薄云天。经国兄问我，你怎么没有收到这封信呢？是呀，我也想，为什么没有收到这封信呢？唯一可能是启先生把信写好，交人付邮或托人捎带，此公喜欢启先生的翰札，所以就留作雅赏。生活中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好事的雅者，所以才使一些墨翰得以珍藏而流转。■ 七十年师生琐碎情 来新夏   发表于2012-12-03 00:14 　　1942年秋，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得到当时齐聚在辅仁大学的多位名师的教诲，如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等。他们大多是高年硕德，为我所仰止；但因年龄的代沟阻隔，大多是维持一种敬而不亲的师生关系。独有一位正在壮年的老师启功与学生融洽无间，性格又很幽默，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十一岁，教大一国文，尚是讲师职称。但他的书画造诣与成就，已是名满故都。一个偶然机会，我与启功老师相识，他也像待其他年轻人一样，命我周日可到他在后门外黑芝麻胡同的家去做客聊天。每周日总有不少年轻人在启先生家聚集，绝大多数是来请教画法、画技的。启先生善谈，说古道今，谈说旧事掌故，有时兴至，谈到午时，启先生就留饭，饭后继续谈。我初去启府，怕打扰过甚，常是隔周去一次，有时提前辞去，不常蹭饭。后来走熟了，就每周去启府，经常蹭饭。 　　我去启先生家渐多，对启先生的家人也逐渐熟悉。启先生的家庭很简单，上有寡母和姑母。她们历尽艰辛，抚养幼年失父的启先生成长。启母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对青年学生颇多关注，不辞烦琐地随时为学生们缝连补绽。姑母因未嫁丧夫，终身陪伴寡嫂，性格豪爽直率，像个壮汉子，家人和我们都亲昵地叫她“二爷”。她见到我们举止失当时，都当面指斥改正，有时甚至骂两句轻量级的话。我棉袍罩有三个多月未洗，大襟上有饭嘎巴和一些污渍，大概让她老人家看不过，就大骂我“懒虫”，愣从我身上扒下来，为我洗熨晾干让我穿上走，我情不自禁地向老人鞠了一躬，眼里滚动着泪珠，老人拍拍我肩膀说：“注意点卫生！”启师母是一位时带微笑而不多说少道的温顺女子。尤其是启先生与学生们交谈时，师母从不插话。启先生没有子女，一家四口过着恬静和谐、令人羡慕的日子。每逢周日，总要多开一桌饭，而且都是美食。启老太太总说学生们吃食堂，油水少，该调剂调剂生活，十几口人的饭，统由师母一人承担，两位老人从旁协助，让这帮年轻人得到家的温暖。饭食都很好，饺子、面条、米饭，交替供应，让我们尽量饱餐。有一次，启先生十分高兴地宣布说，大家都别走，今天吃煮饽饽。我以为饽饽就是窝窝头，我暗自思量，今天可能吃不到美食，但不知启先生为什么如此高兴。等到上饭桌，却是几大盘三鲜饺子。原来“饽饽”在满人话中就是饺子。旧式结婚，夫妇在洞房中吃子孙饽饽就是吃饺子，吃时房外有童子问：“生不生？”明明是煮熟的饺子，新郎必须按事先的排演，连声说“生……生！”以示多子多孙的吉兆。 　　启先生周围的年轻人，多是向启先生学画的，有求画稿的，有请改画的，启先生逐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借此讲些画理、画技以及文史界的掌故轶闻。我虽不学画，但亦侧坐旁听，丰富了许多文坛见闻。渐渐的，我对书画也兴趣日增，但自知资质不够，未敢贸然陈请。直到升入大二的某一天，我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鼓足勇气向启先生提出想学画的要求。启先生当即毫不迟疑地同意收我为弟子，并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元书纸，画些枯枝、山峦和简单的皴法，让我回去练习。并嘱我每天摹写《黄庭经》和《乐毅论》小楷各一页。启先生作画稿时，潇洒自如；而我临摹时，愈画愈不像，手亦不听指挥。经过两周，始略见近似。启先生看过我的习作后，又动笔改了几处，使我原来的丑陋画面稍见生气！光这些枯枝与山头，我就画了三个多月，虽然画稿的内容有所丰富，我的习作也有些进步，但我一直不满意自己的进度，甚至有些厌烦得画不下去了。后来我曾按启先生的扇面样本，摹写过两个扇面，虽勉强成画，但连自己都不满意。启先生看后，用笔略加点染改动，才大致像个初学者的习作。我的这两件习作，于1943年冬在天津举办的“启功个人画展”上夹带进去，居然被不识货者因有“启功补笔”字样而购去，我得到足够两个月饭钱的报酬，当时非常喜悦。直到晚年，我愈想愈后悔当初卖掉两个扇面的蠢事，否则留存至今，当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啊！我学画一年多，虽然增长了一些画学知识，但画技一直进展不大，自己对成功信心不足，也担心消耗启先生的精力。终于有一天，我提出不再学画的要求，启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缺乏信心，只是不好中断，现在既然我提出要求，启先生略加沉吟，没有任何责怪语言，就微笑地答应了。这次辍画行为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固然难以成为名家，但如掌握一定的画法，亦可作为陶冶身心的渠道，不负启先生当年教诲之劳。我虽辍画，但启先生和二位老人依然热情呵护，我也照常每月去一二次，向启先生请教文史知识，直到1946年我大学毕业由京返津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进华北大学接受南下。不久留该校历史研究室工作，还能不时去启府串门。1951年，我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两地分隔，事务繁忙，只能在有事去京时，顺路去探望一下。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有点假期，不是学习，就是政治运动，人际交往自然日少。虽然经历过一次政治大变动和历年的政治运动，但启先生依然保持原有的幽默豁达性格，对人直率坦诚，随意谈笑。他不善周旋于人事漩涡，竟然误蹈陷阱，在1957年被戴上“派属右”的帽子，蜷居于西直门里小乘巷陋室，深居简出，潜研学术，但对故人却交往如旧。我每到北京，总要留出时间到启府小坐，而启先生每见必邀我到附近餐厅饱餐一顿，笑谈往事而不涉当代是非。 　　启先生对自己的遭遇，亦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启功韵语》中的许多诗词就是明证。也许我能遇事不惊，也是在启府几年间的熏陶所致。我感谢老师和他的两位老人平和处世的身教。启先生由于少年孤露，中年坎坷，对富贵利禄早就视如敝屣。他是民国元年生人，自称姓启，从未以清室贵胄自炫。启是清宗室的谱序，“溥毓恒启”是最后四个字，启功是名字，如果他能在启功名字上冠以“爱新觉罗”字样，作为满族代表人物，据说可能被安排在相当高的位置上。他早年诗书画皆有极高的造诣，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即以书法名，很少画作。我曾问过启先生左右的人，据说启先生有求必应，字比较简单，而画太费时间，所以回应书法多。启先生对求字，虽然有求必应，但也有拒写的时候，如有某权贵曾以现金来买字被拒；有无聊之人屡次求字，被启先生写信拒绝。他曾给我讲过有人设宴，说是请他吃饭，旁边却准备好笔墨纸张，席间一定要请启先生当场挥毫，启先生对经办人说，你准备饭，我吃，你准备纸笔，我可以写，那你要准备棺材，我就得躺？惹得满座哄堂，经办人赧颜而退，终席未写一字。 　　启先生生性豁达，好谈笑，但仔细体会又多含哲理。他给学生讲“猪跑学”，并解释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用以启示学问不仅要贯通，还要旁通、横通。他为了婉拒无聊的来访，就写了“大熊猫病了”的门帖，希望人们照顾呵护，让人无奈而退。1996年夏，我去北京探望，启先生执意要我和他挤在一张二人沙发中坐，忽然问我，“今年多大岁数？”我很诧异，因为他比我大十一岁，这是几十年前就已熟知的，但不知今天是什么意思，就回答说：“七十三”。他突然哈哈大笑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七十三、八十四，是个坎儿，这一挤碰，把咱俩都挤过坎儿了。这不值得笑吗？”说罢，又大笑，我也领悟到其中的道理，跟着大笑，真想不到七十多岁的老学生又一次受到八十多岁老师破除世俗观念的教育！ 　　2002年夏，我八十初度，亲友们为我祝寿，当时启先生已90周岁，久已不大动笔，知道后还特用硬笔为我写贺诗一首，并托柴剑虹师弟专程送津，令我惶恐不已。诗是这样写的： 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 　　鸿文浙水千秋盛，大著匏园世代长。 　　往事崎岖成一笑，今朝典籍满堆床。 　　拙诗再作期颐颂，里句高吟当举觞。 　　壬午三春拈句奉祝，新夏教授八旬大庆。启功再拜，时年九十，目疾未瘳，书不成字。 　　这首诗中的匏园，是先祖的别号，曾著有《匏园诗集》。启先生喜读先祖诗，故在其诗中推崇先祖学术，并激励我奋进，内容令人感动。 　　2012年是启先生的百年冥诞，与先生有七十年师生情的我，在思念中想写点纪念文字，大面上的事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但许多日常接触中的琐碎细事，未必是人所共知，历史是由若干细节组成，而日常的琐碎细事，常常是深情流露的地方。因就记忆所得，写这些琐碎细事，并将此文临空焚告老师：他的老学生在思念他！■ 敬惜余烟 单峥   发表于2012-12-03 00:12 　　母亲吴玉梅离开快一周年了，12月8日至明年初将在松江程十发纪念馆举办她的纪念展。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梦见母亲，最近也是如此，或去游历，或见朋友，或展开一幅幅画作，梦中仍然忧心母亲的病情。“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小时候，觉得家似乎是永恒的，人生仿佛是一出独幕剧，这一幕时间的河流，是恒久以前，因为宿世的因缘而流淌来，也将一直潺潺向前去，直到有一天倏然灯灭，幕布合上，于是知道，人世果然如梦如幻，如露如电，然后点上香，谢这一世的缘分。 　　炉香乍热，回味童年时光，遥远的回忆，一年四季，我们都爱那个小世界，父亲的单位，我们栖居的地方——华师大，它有诗意和清香。携手丽娃栗妲河边的小径，穿过晨雾，穿过午后悠长的蝉鸣，穿过夜晚重重的木叶剪影，记忆里有望向无尽星空的茫茫遐思，有踏碎纷纷黄叶拾起的书签，有呵手搓圆的冰凉雪球，有玉树琼枝的万千花朵。 　　我们在一起常常比较每一年的花事云景，深感每一个季节不可复得。母亲忙中给我们拍些照片，总是要我们笑，她甚至在出门看到好风景时，也一定要我们认真地观察，“看啊，你们仔细看啊。”似乎深感到一切美都是要匆匆溜走的，时至今日，我才体会到她的心情，幼年丧失长兄和父亲，让她在开朗坚强的外表下如此善感，对一切美，且行且珍惜。她给我们的影响是，生活上简单朴素，精神上，做一个贵族。 　　记得有一年，母亲和我们姐妹在师大校园雪上踩着走，我说：“现在视野里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花园就像是我们三个人的。”妈妈说：“你欣赏这些的时候，这些就是属于你的，你认为是你的，它就属于你。”我们拥有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印一个小小的印迹，承受人生的各种苦痛，只为在永恒的沉寂中睁眼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吧。 　　记得小时候，中国画院有很长一段时间要求画家每天去单位画室画画，休息日，母亲常常拿着本子，带着小凳子，就近写生各种花卉植物和昆虫，静谧安详，我在旁边跳上跳下，一次，磕破了膝盖，眼看膝盖上有小小的血滴溢出来，于是携手回家。一路“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母亲的艺术从传统中来，从生活来，更从真情中来，故而洒脱自在，扑面清新。 　　记得小时候，我们全家住一间筒子楼单间，外婆得带着姐姐和别人家的老人借了一个单间合睡。夏季的早晨醒得早，天刚亮，人们都还睡着，妈妈不在，起身找，在隔壁刚搬空的邻居家，看到她正于地板上埋头润色一幅画。记忆中画的是野草露水间的南瓜，这幅画是后来每次都收进画集的《农家乐》。母亲抬眼向我微笑，然后继续画画，我蹲着看。田园题材是她的最爱，蕴藏着她童年的回忆和理想生活的憧憬。 　　母亲说过，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刚进画院到“文革”前，住在汾阳路的白公馆，在老一辈大师们的悉心培养下，心无旁骛，潜心学习国画和古文诗词篆刻书法。当时他们几位学员都很勤奋刻苦，常常画到领导要强迫熄灯，母亲在绘画文学各方面都很快显露了自己的聪颖和才华。 十年浩劫，因为母亲的正直善良，重情义，使她受到伤害，“文革”后，她终于又能够静心画画。记得只要她在家，家里就有一种温暖的光彩，她总会在家灰黯的时候，洒上一抹温暖的光线，在家寂寥的时候，带来一束野花装点，我常常看窗边画画的她，阳光透过画纸映在她的脸上，那种恬静温和的美丽，是从心灵中滋润出来的。 　　珍惜余烟，家里每个角落似乎仍有母亲的脉脉芬芳和温热。母亲喜欢丝桐之音，年轻时曾有机缘学琴，遗憾的是因“破四旧”受到阻止，我却少时得以结缘古琴，在国画专业之余，领略琴音画韵相通之处，便是师从母亲的青年时代的朋友龚一先生。多年以前，母亲曾自题兰花图：“识曲知音自古难，瑶琴幽草少人弹，紫茎绿叶生空谷，能耐风霜历岁寒”。 　　尽管经历过人生的种种严寒，母亲始终是特别敦厚热诚的人，不事雕琢，用自己的充满灵性的谈吐、纯正美好的气息感染着周围的人。花篮凋谢后，我们换上满室的腊梅，母亲在照片中微笑得宽容慈祥，朋友们说，觉得她只是出了趟远门，不久就要回来了，真是体会到了精神不死。 　　和精神的自由与长存相比，肉身的脆弱短暂，近乎荒谬，这荒谬让人甚至不屑去悲戚。在病痛中，母亲虽然预感不祥，但也会对这种瞬间困于病榻的命运调侃，这豁达的背后，我们共担的是更深的沉重和无力摆脱肉身束缚的伤感。人的生命，轻如鸿毛，却有万钧之重，让人无法言说。 　　去年夏天，得知母亲的病情后，我们瞒着母亲，私下咨询中西医，都一致告诉我们平均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对所有的实话，我内心都不愿接受，也从未放弃过希望。母亲走后，有人说，你母亲很了不起，坚持得不短。的确，母亲很了不起。 　　我们曾安排了山中的疗养，怎奈正值夏季炎热，母亲已经没有游兴，记得陪母亲走到我们经常散步的湖边，看着夜晚的风筝升起来，想到这也许真的是母亲最后一次看夏末的夕阳，不禁心如刀绞。 　　今年的春天，经过了漫长阴冷的秋冬，终于还是如约而至，春天来到的时候，觉得恍惚。万千花树澄澈，如在镜中，竞相绽放，却原来是为了一年一度美轮美奂的送别和谢幕，原来是对短暂人生一期一会的反复吟唱。每个人都是人生路上孤独的行者，在人生的路上，在心的路上，我们和母亲隔着三十多年的岁月，随着自己年龄渐增，重新回味母亲的种种瞬间，会有更多的心情，更多的敬佩。 　　母亲出生在美丽僻静的上海乡村，民风淳朴，她的父亲是乡村少有的读书人，一袭长衫，一箱书，泛舟悠游，他能画，会多种乐器，制作精巧的走马灯和风筝自娱，为家人灯下读小说，这给了母亲较早的艺术启蒙。不幸母亲十岁时长兄和父亲接连去世，外祖母多病，家中境况艰难，母亲小小年纪在灶边垫着凳子做饭，感觉自己瞬间长大。母亲开始画画的机缘，是一位僧人，赠送了母亲一盒国画颜料，从此自学绘画，无师自通，直到十九岁在诗画大赛上显露天赋才情，1960年被选入画院学习，同学共五人，母亲被安排在唐云先生门下，正式拜师成为入室弟子，后留在画院担任画师。数十年的风雨，母亲始终以祥和映照世界，满纸天心，为观者涤去尘思，宁静中流露生生不已的气息，这正是田园草木风露的滋养。她热爱大自然，直到六七十岁的年纪，依旧去最深的大山，和衣睡在木楞房的地上，吃土豆糌粑，爬山涉水时，把年轻人抛在后面，在大自然的崇山峻岭中，她象一个饱满的孩子。我爱她的艺术和为人，以扎实灵动的笔墨、诗意的内涵、隽永的意境，感动观者，没有国界，不分长幼。 　　母亲说过，童年时，去寺庙，回来后耳边梵音挥之不去，青年去蒙古，回来后耳边总是蒙古的长调，萦绕不绝。梵音出世，长调情深，她是个既淡泊又重情义的人，孝敬长年多病的外祖母，不光在生活上照顾，也在心灵上陪伴，后来几乎是寸步不离，外祖母去世，她长达十数载亲自侍奉高位瘫痪的她的大姐，直到母亲过世，姨妈才于数月后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离世。她热心助人，曾经帮助不相识的同乡，介绍医生，资助手术费治好了心脏病，对自己的生活却很马虎甚至苛刻。她是随性的人，记得我小时候，她常常为了画画，啃几口干面包解决一餐，更常在清晨没吃早饭就拿着书看忘了时间。而母亲随性中不失生活的精致情趣，母亲的女红很棒，我幼时枕的梅花枕套是她自己手绘绣成，比市面买的刺绣更来得婉约典雅，针脚匀净。母亲没有给我们买过什么玩具，但曾剪纸给我们看，夏天，吃空了的圆圆的西瓜皮囊，被她一会儿雕刻成了一盏灯笼，点上蜡烛，图案透出光明。在艰难的生活中，她独自担当，没有依靠，还照顾许多的亲戚。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性，却保持着诗意和微笑。作为女儿，作为同行，我感到一个女性，要能有所成就，真是太不容易了。 　　母亲一生有佛缘，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研究佛学的苏渊雷先生生前，即是她忘年知己，经常诗歌笔墨唱酬。她曾经呼吁相助，重建了松江两座庵寺。 　　母亲最后的几周，要求我们把她接回家，我们买了医护床，在家继续给她输液服药，想法挽救，不断轻声播放母亲爱听的梵乐。最后的几天，母亲要求我们长跪念佛，精神上助她，于是不光我们，还有一些好朋友、亲戚，自发来，或站或盘腿而坐，大声助念，直至深夜。三夜后，一个晴朗的冬日，柔软的阳光照在妈妈的被子上，窗都关着，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特别细小的蜜蜂，是那种现在几乎见不到的蜜蜂，围绕沉睡中母亲的枕边静静振翅，稍后停在氧气管上，一瞬间又不见了。第二天，透明的阳光依旧温暖地洒在母亲的被子上，蜜蜂差不多时间又出现了，静静地围着母亲的面庞，稍作盘桓，安然停在腮边被角上，少顷又倏然不知所踪，我和姐姐甚感这一幕光明神奇。姐姐说：“母亲的蜜蜂画得特别灵动，这只蜜蜂会不会是一位使者，来接引母亲？” 我也似乎感到冥冥中有什么暗示。第三次蜜蜂出现，是在母亲五七的时候，一些居士和师傅自发来为她念经，围坐于母亲画案四周，阳光普照大地，洒在母亲的画案上，画案正中间安放一只念经时敲的钵，小蜜蜂又来了，在诵经的时候，停落在钵的边沿，然后离去。等到清明的时候，供上鲜花，亲友来，上完香，朋友呼唤我们，小蜜蜂再次光临，大家都感到是母亲回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慰藉。也许，母亲笔下的草虫、花卉，都太生动，从她腕下诞生的那一刻，就真的成了精灵，如今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伴随她，永不凋谢，长乐长存。母亲临终的嘱咐是，在艺术上，不要人云亦云，用自己的作品说话。我会谨记。■ 从田园到画院 吴玉梅   发表于2012-12-03 00:12 唐云（左）与吴玉梅在大石斋 吴玉梅作品《清味》 　　1960年的夏天，我在新浜广播站的卧室兼办公室里，刚播好音，办公室主任马松山同志陪了一位客人进来，他叫姜大中，是上海中国画院的干部。他环顾了一下简单的广播室，看到墙壁上和蚊帐里挂着一幅幅图画，问：“这是你画的吗”？我回答：“是的”。他笑笑说：“你欢喜画图，把你调到上海去学画好吗”？我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好咯！”他点点头，又问了些情况，然后走了。这使我想起了前些天在松江“醉白池”参加“四赛大会”的情景。当时，上海市郊十县，在松江“醉白池”举行赛诗、赛画、赛故事、赛歌大会，简称“四赛大会”。文化馆的同志通知我带几幅作品去参赛，并让我作为参赛代表在大会上登台作画。比赛那天我当众挥毫，自己赋诗一首题在画上，并在乐手的伴奏下吟唱出来，气氛热烈。事后听说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和上海中国画院的一些老师也来了，他们对我印象很好，说可能要调我到上海去培养。我以为这是说说罢了，谁知画院的老师真的又来了，后来听说程十发先生也到县里去联系过有关调我去画院的事宜。暑期过后，正式接到通知，让我到上海中国画院报到。我把新调来广播站的同志培训好，编播工作移交好后，便背起行装前往上海了。 　　一切来得都是那么突然，新的天地新的人，要做的是新的事，一切从头开始。 　　除了各自的主教老师，画院还为我们开了几门共同课，沈迈仕教我们诗词，周鍊霞教古文，来楚生教篆刻，俞子才教山水，程十发教人物，孙祖勃、邵洛羊教文艺理论，市委宣传部的朱根富教我们政治。 　　当时画院的主要任务是创作研究、教学辅导（除了画院内部的教学外还对社会上进行辅导），学员的任务便是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我们在老师的指点下，对唐宋元明清各家各派的精品代表作进行临摹研读。我临过的记得有黄筌的《写生珍禽图》，韩滉的《五牛图》，徐崇矩的《红蓼水禽图》，赵昌的《蛱蝶图》，崔白的《寒雀图》，任仁发的《秋水凫鹥图》以及林良、吕纪、青藤、白阳、恽南田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有宋人画册。每周一次，我拿了作业到老师家去上课，老师对这些作业逐一进行讲评。有时正逢老师作画，我便在一旁观看，看老师如何调色，如何下笔。他常常画到中途停顿下来，挂起来观察一回，这时唐老师凝视着画面，悠悠地抽烟，慢慢地品茶，静静地思索，有时忽然问道：“你看阿好？”我说：“很好。”他又问：“好在哪里？”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便笑道：“看画要动脑子，要发现问题。”老师并不主张学生一招一式模仿他，说取法乎上，要向传统学习。他开的稿子不多，看他作画倒是常有的事，他说老师是引路人，指点你方向，路要靠你自己去走，学像老师并不难，也没必要，要有自己的面目才是。■ (本文系节选,原题为《回忆与怀念》) 吴宽《虞文靖公帖》 舒畅   发表于2012-12-03 00:08 吴宽《虞文靖公帖》   　　《虞文靖公帖》是吴宽在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千字文》卷后所写的题跋。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苏州人。成化八年中状元后仕途顺遂，由修撰累官至礼部尚书。虽居官显赫，但真正使吴宽身后留名的，还是他在诗文书法上的成就。一纸《虞文靖公帖》穿越时空，让我们有机会能一窥这位五百年前苏州才子的艺术才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