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分封制

西周分封制 商周之际，江河大地、山川地理形势复杂，分隔辽远;风俗民情差异巨大，不易沟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难以组合;水陆交通艰难，人员、物资、信息流通有限。何况，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口总共不超过一千万，却是“诸侯三千”，邦国林立，自然是“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了。满目草莽，遍地虎狼，“鸡犬之声”未必能“相闻”，人们出行维艰，国家有效管理何以推行? 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统治后，建立了周政权，将政治中心定在渭水边上的镐邑，名为镐京。镐京在今陕西西安市境内，“京”是高大城池的意思。镐京的建筑规模确实庞大，且交通发达，周围又配建了若干个邑，并驻扎重兵，拱卫着京城。从此，镐京成了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周王为着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在五等爵制下，向全国各地“封侯建国”，受封的大小诸侯们，便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仿照周天子那样，选定一个中心地点，建筑“都城”。都城周围也配以若干个“邑”。而都邑之间或城邑之外的广大地区，则统称为“鄙”、“野”。这就形成了以中心都会为核心的辐射式聚居结构。周天子的京师无论在建筑规模上，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均优于诸侯国的国都;诸侯国的国都，又优于他们的卿大夫的采邑。这样，各国的卿大夫采邑拱卫着诸侯的都城，诸侯的都城拱卫着周天子的京师，秩序井然。中国古代城市，从一开始就起着政治领导的功能，而且已经组合成网络，分布于全国。从此，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管理体制确立了。 周初受封的对象有几种情况:其一是“亲”，周武王直系宗族的男子，比如周公姬旦就被封于鲁(山东的西南部，都曲阜)，公爵，称做“鲁公”;因为周公要留在京城辅政，就让他的长子姬禽去鲁国创业。姬禽到了曲阜，以此为都，在这儿贯彻“周礼”，终于把这片土地培植成周代东方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其二是“功”，凡在周武王麾下，为推翻商纣王、统一各地土邦建立了大功勋的人，就能受封。比如姜尚(姜子牙)，他被封到山东半岛上的东夷地区去当“齐侯”，创建了齐国，都城营丘。姜尚懂得尊重东夷地方原有的文化，又力行经济开发，变斥卤之地为鱼盐之乡，这就为齐国后来发展成东方强国奠定了根基。三是 “宾”，是前代帝王或圣贤的后代，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如商汤王的后代就封在今商丘一带，建国号为“宋”;这里是商代的中心区域，经济文化向称发达。后来的诸子百家大多出于鲁、宋、齐一带。四是“贤”，社会上知名的贤达之士，如商纣王的叔父箕子，曾竭力 ”。此举使华夏文化能持续地辐射于燕山反对纣王的暴政，是有名的贤士，就被分封于“燕 南北、辽水东西，是很有意义的。五是“能”，各地原有的酋邦首领，本来就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能量，周天子不能单靠武力去平定人家，就实行召抚羁縻政策，承认这种人的既有势力，既得利益。如楚武王，他控制着今江汉及其以南的辽阔而富饶的地带，周王室便封其为“楚子”(子爵)，只要求楚子政治上“尊奉王室”，每年定期向朝廷进贡些“苞茅”——即荆楚大地盛产的白茅草——来象征楚人愿意“隶属于”周天子就行了。同时王室却定期地赐给“楚子”大批礼器，以示关怀。又如秦人的祖先叫“非子”，因帮周王室养马养得好，周王便封他为子爵，据有关陇西戎一带，建立了秦国(子爵)。另外还有大批分散在各地的小国，周天子让他们作为邻近大国的“附庸”。这样，周天子的“王国”与诸侯的“公国”、“侯国”及其“附庸国”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松散的统属关系，“领土国家”的初基便形成了。 通过这套措施，周王室雄踞关陇，君临天下，以镐京为中心，鲁、卫、宋、晋、郑、许、燕、齐、秦、楚、吴、越各国作扇面展开，有效地实现了中原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区、南方吴楚文化区的接触交融与渗透，进而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周公又用井田制、户籍制等一整套礼法制度与行政措施，让百姓都附着在相应的土地上，让大小族长们逐层逐级地进行管理，建立起稳定的社区秩序。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了。现在看来，没有周初目光远大的分封举措，没有这个制度下对各地各族文化的兼容并包气量，被高山巨川分隔着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种族血统极其复杂的广袤东方，是难以走向政治统一、经济统一、文化认同、心理认同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古希腊、古罗马是著名的“城邦国家”，其政治统治仅及于一个或多个城堡，无所谓疆域;而中国则很特殊，它很早就形成为“领土国家”，以城市为中心，对连成一片的广袤国土作统一的行政分区，进行有效的政治管理。这就决定了中国人有早熟的“国家意识”，有相应的领土理念与“国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