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不是仅仅这样,他认识到人民力量对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还肯定了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扬革命行动。 司马迁所谓的“革命”,也就是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汉代景帝时发生过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进行的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弑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由此可以知道“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而且发扬了汤、武革命的观点,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也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歌颂反暴精神的。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锄强扶弱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马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二、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总观《史记》可以看出,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都是“因循为用”的;所抨击的暴君污吏反都是“多欲滋事”的。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帝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家破亡。 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来源于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同老庄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子》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政治内容分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 “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低在世时已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是他顺民之俗,“承蔽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司马迁在《平淮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铢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可见无事、无言就是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平淮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察觉了。所以《平淮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谕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请看司马迁的批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币制搜刮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而言,并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为政治的依恋和向往。 在《淮阴侯列传》里,论及韩信的结局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食血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项羽本纪》里,论及项羽曾所向披靡,最后却走向覆败时,则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三、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昕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 司马迁在论述国家的兴败存亡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时,认为天下一统是必然的趋势,任何人都难 以阻遏。如在《魏世家》里,评及大梁墟中人语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日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易益乎!”这里“天方令秦平海内”,并非借天命来解释秦的统一,而是对秦统一的一种夸奖!这一点,只要再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就清楚了:“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日:‘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天命所归,而且认为秦的统一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陈余、魏豹、天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因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 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安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高帝大封同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合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治观都是进步的。 四、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 众所周知,《史记》记载了大量的预言、卜筮、相术与梦异等宣扬天命的事件。如《秦本纪》载帝舜预言秦祖大费“尔后嗣将大出。”《封禅书》载秦献公时周太史儋预言:“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魏世家》载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这些预言和卜筮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又如《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后来果然如此“,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吴王刘濞列传》则更是邪乎,刘濞受封拜印后,刘邦观其相貌乃造反之相,很后悔,又不好反悔,于是抚其背而告诫:“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邦似乎成了高超的相术大师。宣扬天命的记载多的数不胜数。当然,也有不少材料似乎说明司马迁是否定天命的。如在《史记》史料处理中,司马迁常常将前代文献所载天命事例删削。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晋伐虢之事。战前晋侯请卜偃卜筮战争前景。问卜偃:“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祕祕,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预测晋国战争必胜,且将于十二月丙子朔灭掉对手。到了这一天,晋国果然灭了虢国。《左传》鲁僖公十五年载秦晋之战,亦相当神奇。战前,秦国徒父卜筮秦国大吉,但秦人刚渡河即陷入困境,秦穆公责备卜筮者,卜筮者对曰:“乃大吉也,曰三败必获晋君。”结果“三败及晋”,果真“获晋侯以归。”《左传》鲁僖公三十二年载“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后来秦师果然出击郑,晋师伏击,大获全胜。《史记》在记载此事时,将柩有声如牛和卜偃之预言删去。《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史记》中的叙述是:“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薨。”全部删掉了《左传》中的神话成份。在《史记》中,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记载也不少。 从司马迁所记大量天命事例来看,我们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天命论者。既然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那怎样解释《史记》中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言论和事例呢?其实从人事上寻找原因并不等于怀疑甚至否定天命,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天命论者也并非事事皆归于天命,一般来说,在探寻事件的因果关系时,首先还是立足人事,只有在他们看来人事不能给出时,才从天命找原因。所以,据此得出司马迁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次,司马迁认为天命并非无处不在,而只是关涉重大事件,因而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著述中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事例。司马迁在论及星占时批评人们将占卜琐碎化,小事也占卜,所谓“家占物怪,以合时应”甚或占验“凌杂米盐”。在他看来只有重大事件,如王朝的兴衰、人的命运这样的情况才需用天命观进行解释。这种认识可能来自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家的主张时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种认识不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自然对人的影响,而是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缩小天人相涉的范围,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文献所载的一些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这种删削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怀疑天命的表现。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同时他也不否定人的作用。这在司马迁时期,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 【1】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版. 【3】李昌宪.司马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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