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十年大乱到大治

日本十年：大乱到大治 作者：羽柴秀辉   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也曾遭遇过严重的危机。当年世界知名的水俣病、第二水俣病、痛痛病就是日本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时期留下的烙印，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败笔。直到今天，有关水俣病的诉讼仍在进行。 日本食品安全从“大乱”到“大治”的过程，对今天在同时经历经济高速增长与食品安全危机的中国不无借鉴。 从中日两国对食品安全的定义说起 引用中国互联网百科全“百度百科”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所谓“食品安全”，就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个定义包含三个要素：无毒、无害和营养。这个定义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却遭遇到意外的尴尬，比如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就是为了让牛奶以最低成本达到营养标准。 日本人对食品安全的定义又是怎样的呢？这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因为它涵盖了对食品危害“四个层次”的划分和食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其关键词是食品的安心和安全。安全，是指排除了具体的客观危险的状态；安心，则是主体、主观上的心理感受。日本对食品的危害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急性的危害，指药物、化学物质引起的急性食物中毒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比如蔬果残留了较高浓度的农药；第二个层次是短期的危害，指食品因滋生了细菌甚至变坏、变质引起的食品中毒；第三个层次是中期的危害，指不健康饮食习惯引起的疾病，如糖尿病、脂肪过高、高血压、尿酸高等等；第四个层次是长期的危害，指“环境激素”对健康的危害，表现为某些含激素食品改变了人体正常的内分泌，引起不孕不育、癌症等疾病—这些危害并非一时半刻能够反映出来，因此也是食品安全管理中监管难度最大的类型。 中日两国对食品安全定义的最大差异是安全食品是否应该加入营养成分的标准。日本没有对安全食品提出营养标准的要求，只是要求食物的无毒无害罢了。此外，日本人还很注重对食品的安心，而这种“安心”的心理状态是需要长期培养的。中日两国对食品安全定义的差异，决定了两国食品安全管理政策、监管的范围都有所不同。 日本食品安全最黑暗的年代 五十多年前的日本，正处于“二战”战败后痛定思痛、奋起发展的时期。经济快速起飞，GDP高速增长。但也就在这个时期，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食品安全问题接踵而来，甚至出现了世界关注的日本“四大公害?病”。 1954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大规模爆发的水俣病，是人类史上因环境污染了食物链造成食物中毒的首例，因此又被称为“公害的原点”。短短几年间，水俣市就有过万人因进食有毒海产患上水俣病。祸不单行，1965年在日本新泻县另一个也叫“水俣”的地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水俣病，被称为“第二水俣病”。两次水俣病的大规模爆发，都是因为当地居民进食了含有水银的水产所致。 1910年到1970年60年间，富山县神通川下流地区爆发并长期流行一种“痛痛病”，患者出现多发性尿管机能异常症、骨软化症、呼吸时肋骨剧痛、运动时上肢、背部、腰部剧痛等症状，许多患者晚期出现了肾功能衰竭、极容易骨折等症状。后来日本厚生省介入调查，发现造成“痛痛病”的原因是当地居民进食了受污染的米。原来，神通川上游有一个神冈矿山，矿山的工业污水长期直接排入神通川，造成下游地区大面积土壤被污染。当地居民进食了受污染地区种植的大米，因而集体患上了“痛痛病”。 此外，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用黑心麦芽冒充正规麦芽酿酒、有毒添加剂混入食品、假冒伪劣食品泛滥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1990年到1996年间，日本发生了总计3宗O157大肠杆菌中毒事件，导致6人死亡、超过7000人中毒；2000年，著名食品企业雪印乳业发生有毒食品事件，导致1人死亡、超过1.4万人中毒。 “五位一体”的社会管理 构筑食品安全体系不能只寄望于行业自律，而要形成一个系统的社会管理工程。日本食品安全问题的转机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1945年，日本国内发生了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运动。此运动到60年代开始形成了规模，迫于国民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在1968年制定了《消费者保护基本法》，作为消费者权益的一个部分，政府决心捍卫食品安全的方向已然明确，日本政府开始稳步推动整个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这个体系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一是法律体系。日本在出台《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行业的配套法律。其中，最受国民关注的就是食品安全法的制定。在食品安全法出台前夕，日本社会各界对这部法律的争议很多，除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口水战，法律专家在各条款措辞、表述上的争论也不少。2003年5月23日，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在争论声中出台，共3章38条，并连带有附则。其中，第3-5条明确了国家确保食品安全的基本理念，第6-9条则是明确中央、地方政府和食品相关企业的责任和义务。这标志着日本政府从重视维护食品生产者利益转向更加重视消费者的权益。作为《食品安全基本法》的配套文件，日本国会对《食品卫生法》进行了大修改，并在同年5月30日公布了食品卫生法的改正法，确保两部法律不互相冲突。至此，日本人完成了保障食品安全立法层面的工作。 二是行政管理。立法既已完成，执法就成为决定食品安全管理成败的关键。以往，日本厚生大臣及其主管的厚生省（后改厚生劳动省）负责食品安全管理。2002年，时任日本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心狠抓食品安全问题，在厚生劳动大臣外加设了食品安全担当大臣一职，任命村井仁为首任食品安全担当大臣，位列国务大臣之一（相当于部长）。这标志着日本政府已把食品安全问题放到比国防问题更高的层次来看待（当时的防卫厅长官还不是国务大臣）。现任日本自民党总裁的谷垣祯一也曾出任过两任食品安全担当大臣。2003年，为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小泉又把食品安全担当大臣列为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并在得到参众两院同意后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由当时日本医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医学博士寺田雅昭出任首任食安会委员长。食安会由7名委员组成，下设4个专门调查会和1个事务局处理日常事务。可见，小泉之所以能够成为近年来日本在任时间最长、民望最高、执政最强势的日本首相，除了他的鹰派作风争取到铁杆的右翼选民外，强力推动食品安全建设也是他赢得国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三是行业协会。日本人管理各行各业除了依靠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管理外，还相当重视行业协会的监管。日本的食品制造、加工、流转、销售行业都是比较分散的，虽说有日清、味之素那样的食品业巨头，但中小型食品企业仍比较多。这些企业经营分散、竞争激烈，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行业协会进行协调和向政府反映诉求。日本的行业协会称为“业界协会”，最显著的特点是非官方化，通过民间力量运作，实行“内部矛盾内部解决”的协调机制，累积协会的实力和威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目前的食品行业协会都比较成熟，它们对会员企业也实行食品安全监督，采取扣分制、黑名单和推荐优秀企业等方式，督促其弃劣从优，形成行业自律。 四是诚信体系。除了环境污染，人的道德缺失也是导致食品安全屡出问题的重要原因。诚如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在著作《信赖的构造》里面所写的，对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期待必须靠建立信赖体系来实现。寄望于食品企业自觉讲良心在哪个国家都是不现实的，良心、道德必须通过建立食品行业的诚信体系去维系。日本人的做法是：第一，从小抓好诚信教育，建立以诚实守信为荣的主流价值观；第二，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坚持以“契约”（）为依据的诚信体系；第三，以行业协会为载体建立诚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共享企业的诚信信息，按照“一处失信，寸步难行；一朝失信，永远出局”的原则，督促食品企业依法经营、诚信出品；最后，质量管理执行ISO标准，严控食品安全指标。 五是舆论监督建设。日本传媒的独立自主性很强，对新闻主角的批评更是不遗余力。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件，从政府到涉案企业，没一个能逃脱媒体尖锐刻薄的批评，直到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和解决事件为止。一旦食品安全事件处置不当，企业负责人、国务大臣乃至首相都可能面临下台的危机。 也就是最近十多年来的努力，日本已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立法、执法、业界协会、道德诚信体系、舆论监督“五位一体”且日趋成熟高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注意，成熟不代表可以彻底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而是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的基础上，一旦出现问题能迅速、有效地反应，让黑心犯禁者付出最大的成本，也令其他企图仿效者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