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的历史流变[权威资料]

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的历史流变[权威资料] 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的历史流变 1003-7721(2011)03-0038-05 摘要:北京大兴长子营再城营村的五音大鼓是乡村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通过深度访谈和口述史以及现场观摩、问卷调查等，厘清了再城营村五音大鼓的历史缘起、基本形式、流传影响和发展演变，对于其顽强的生命活力有了基本的认识。 关键词:五音大鼓;源起;形式;流传;演变 J607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3.005 [CDF10〗 作者简介:梁冬梅(1961~)，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北京 100192);刘广清(1958~)，男，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传承人之一(北京 102615)。 收稿日期:2011,,04,,28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气质迥异，中国社会也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中华文化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乡村是中华文化有形的根，中华文化的命脉也在乡村。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耕读传家”，“诗继世”，“礼失求诸野”。乡村文化，特别是乡村民俗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凝聚都起到了难以估计的积极作用。那些在乡间原野上久久传颂生生不息的乡村文化构成了古老中国的一幅幅风俗历史画卷。拂去历史的尘埃，踏着一代代中国人蹒跚的足迹前行，中国社会本真的面目和鲜活的生命存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一曲曲中华文化之歌就在我们的耳畔唱响。 北京大兴长子营再城营村的五音大鼓是乡村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从2008年开始，我们课题组成员先后多次深入长子营再城营村等地，走访了袁广坡、刘广清等说唱五音大鼓的先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和口述史记录以及现场观摩、问卷调查等，还搜集了大量其他相关材料。有的成员还拜五音大鼓先生为师，学习说唱五音大鼓。我们对长子营五音大鼓的历史流变有了基本的认识。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为口述史调查和分析研究，基本事实不会变化，而刘广清先生既是被调查对象，又是课题组成员和本文作者之一，文稿使用了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大兴卷中刘广清先生的《五音大鼓在大兴》及其他相关材料。除在此说明外，我们也尽量在参考文献中一一注明。 一、历史缘起 再城营村是一个自然村，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南13公里，凤河岸边，全村现有403户，980余口人。村民们至今仍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特别是蔬菜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堪称北京南郊菜花专业村。 再城营村旧属河北省东安县(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原为五台之一的李台，清乾隆年间划入大兴县，相传为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从晋南移民而来，乡间多种槐树。为不忘故里，多以原籍县名命名村庄。长子营镇是以原山西长子县为名。而长子县为尧之长子丹朱受封于此而得名。民间至今还传唱着这样的歌谣: 房前种上大槐树， 不忘洪洞众祖先。 村村槐树连成片， 证明同根又同源。,1, 长子营镇的每一个村落，房前屋后，村头地边，到处都种植着槐树;再城营村的每一个角落，田间地头，院坝场中，时时回荡着五音大鼓。五音大鼓就是村民们的生活本身，生活也是五音大鼓的源泉。 “槐”者，“怀”也，睹物以思故园，时时怀念家乡。“诗，可以兴观群怨。”思乡之情，可以通过歌唱以为排遣，家园意识亦可寄托于鼓曲。田间地头，拾起破碎的铧片，唱起“犁铧调”;农闲时节，“西河调”、“城南调”也在乡间传唱。 清朝光绪年间，在京南大兴再城营村以轿车营运为生的袁家，是京城一带较有名气的“京南花马袁”。袁喜与孙家女儿即后来所称袁孙氏喜结良缘。袁孙氏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是于家务村大户人家之女，读过私塾，能说《前后七国》、《施公案》、《彭公案》等传统大书，还会唱“城南调”，是附近村庄家喻户晓的人物。婚后，他们生育了两个儿子，长子袁德海、次子袁德林。袁德林在十岁左右时得了一场重病，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造成双目失明。为了给次子袁德林寻求一条未来的生存道路，袁家从廊坊麦洼村请来黄先生教袁德林学习西河大鼓、“落腔调”和中医，希望今后他自己能够以此谋生。其兄袁德海等人也跟着一起学了一年多的西河大鼓、“落腔调”。黄先生走后，村里喜欢唱的人，都愿意到他家串门学唱。,2,大家还喜欢听袁孙氏说传统大书，还跟她学唱“城南调”。 由于大家喜欢唱，会唱的也多了，大家就常常聚在一起说唱。刚开始时，村里人唱西河大鼓，伴奏只需要一把三弦。后来喜欢演唱的人逐渐增多，伴奏的乐器也增加了几件。除三弦外，还有四弦(四胡)、二鼓子(二胡)、打琴(扬琴)、月琴等。而大家在跟随袁孙氏学唱“城南调”的同时，又加进“落腔调”、“犁铧调”的唱法，从而形成新的唱腔和板式，并基本固定下来。大约在光绪年间，经袁德海、李桂忠、袁德林等人改编创造，便形成了一个由三弦、四胡、打琴、二胡、月琴、鼓板伴奏，一人演唱的新的说唱曲艺形式。村民们非常喜欢这种演唱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板式相对固定，而又变化无穷。伴奏乐器更加丰富，参与的人更多，气氛更为热烈，而大家配合十分默契，效果更好。 于是“子弟会”的萌芽产生。后来，逐渐形成一些加入“子弟会”的规矩和仪式。“子弟会”最初的召集人是袁德海、李桂忠，地点就在袁德海家里。后来“子弟会”就以更加具体的全称“五音大鼓子弟会”代替,3,。这种新的演唱形式就被称为“五音大鼓”。? 二、基本形式 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是典型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因以三弦、打琴、四胡、鼓板伴奏，再加上演员的唱腔，合为五音，故名五音大鼓。五音大鼓兴于清朝光绪年间，至今仍是大兴长子营等地村民在农闲时节重要的自娱自乐方式。现已传承四代120多年，今仍保留有完整的五音大鼓说唱组合。 五音大鼓的基本表演形式为:一人持鼓、板站立击“点”，说唱表演;另有三人分别演奏三弦、打琴、四胡进行伴奏。五音大鼓的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打琴为核心，伴以四胡、鼓板。 三弦，弹拨乐器。音箱为木质，扁平近椭圆形，两面蒙蟒皮，上端为长柄，张三根弦，按四五度关系定弦。为大三弦，即大鼓三弦。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伴奏的三弦以有150余年历史了。 打琴，即扬琴，击弦乐器。音箱为木质，琴身呈扁平梯形，在木箱上有很多弦，用竹制的富有弹性的小槌击打而发声。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伴奏的打琴有两排码，72根弦，为盲艺人刘玉昆所赠。据钱锋先生考察，该琴出自清朝手工作坊，至少已有150的历史了。中国音乐学院照原样复制了一部。 四胡，又叫四弦，拉弦乐器。形似二胡，有四根弦。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伴奏的四胡，琴干由实心红木做成，比普通四胡重，通体透着古韵，是师传近200年的乐器。 鼓，即书鼓，打击乐器。扁圆形，中间空，两面蒙着皮革。演奏时置于鼓架之上，用鼓键敲击。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伴奏的书鼓也是盲艺人刘玉昆所赠。 板，也叫鸳鸯板，演奏时用于打拍子的乐器。鼓点，即鼓板的节奏。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伴奏的鸳鸯板为响铜制作。由于长年使用，经过多年的摩挲，手指夹着的部位明显比其他地方要薄。,4, 五音大鼓的演唱曲目有传统大书、传统小书(传统短篇唱段，传统段子)和现代短篇唱段(现代段子)。传统大书是根据历史演义、民间传说、小说故事等改编的有完整故事情节、重多人物形象的丰富、结构宏伟、篇幅较长的说唱艺术形式。唱似说，说似唱，其说唱形式有别于传统小书和现代段子。传统大书往往要连续说唱很长时间，有的长达数十天。传统小书内容较为单一，人物形象较少，往往只有一个;或者只是简要叙事或议论或抒情。传统小书也多是传统故事的选编、选段。传统大书和传统段子属于传统曲目，这既是指其内容的传统性，多是来自于传统故事，也是说其传承方式的传统性，即口耳相传，代代相习。现代段子是描写现代人物形象和表现现代社会生活、现代新创作的鼓词。 五音大鼓的说唱都是使用北京的方音土语，说唱的曲式为四六体?，每一句曲式相对固定，但在演唱时却能因不同的说唱曲目、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说唱艺人而千变万化。 北京大兴五音大鼓的传统大书有《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等，传统小书有《湘子上寿》、《孔明压宝》、《宝玉探病》、《鸿雁捎书》等;现代段子有《永定河畔艳阳天》、《小姐仨剪窗花》、《王老汉征婚》、《我向奥运表真情》等。 北京大兴五音大鼓的说唱没有专业艺人，只是村民们在农闲时传唱，以为娱乐。它是乡村民俗文化的典型形式， 是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的不仅是一种说唱艺术，更是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独特的行为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五音大鼓的说唱形式灵活自由，形象生动，具体深入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些剧目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质朴的乡土气息，是中国乡村典型的民俗文化。它是农闲时候村民们自娱自乐的最好方式，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它同时具有维系村民世俗人情，巩固良好伦理道德和乡村价值观念的作用。说唱场所即是村民的娱乐场所，也是村民文化互动场所。其说唱形式就是乡村社会文化互动模式，其说唱过程就是文化濡化过程,5,。 三、流传影响 北京大兴长子营的五音大鼓不仅受到长子营村民的喜爱，也获得了当时周边地区村民的欢迎。安次县(今廊坊市)柴孙洼村说唱西河大鼓的盲艺人刘玉昆(绰号短胳膊刘)，经常带徒弟来“五音大鼓子弟会”进行交流学习。他认为这种新式唱法好，就在他们柴孙洼村成立了一个“子弟班”，也唱五音大鼓，有时自己还亲自唱上几段。后来，刘玉昆小有名气。他非常珍惜和“五音大鼓子弟会”之间的感情，晚年他还把自己使用过的书鼓和打琴送给了再城营“五音大鼓子弟会”。这两件乐器再城营“五音大鼓子弟会”一直沿用至今,6,。 大兴南蒲洲营村的张瑞祥，与再城营“五音大鼓子弟会”的李桂忠是姨表兄弟。他向李桂忠先生学习打琴，还学习五音大鼓的说唱。张瑞祥先生是马驹桥地区柴家务村翟青山的师弟，二人又是磕头结盟兄弟，他们合作演出了多年。翟青山因此也学会了五音大鼓,7,。 1934年冬，安次县伊指挥营村财主李祯家办喜事，走堂会?，翟青山先生与再城营“五音大鼓子弟会”的李桂忠、袁德海、陈彦平、刘殿祥等几位先生同台演出，共贺李祯之子“花烛之喜”。后来，翟青山先生的长子翟万盛还身 背单琴，来再城营村拜访“五音大鼓子弟会”的艺人。袁德海之子袁广坡先生亲自把他请到家中，盛情款待，相互切磋，共同学习交流。翟青山先生甚至把再城营村“五音大鼓子弟会”看成是自己可以托付子女的地方。翟万盛说:“我父亲告诉我，有什么事到李台(指再城营村)找你袁大伯(指袁德海)，他们肯定会帮你的。” 解放前夕，再城营“五音大鼓子弟会”又把五音大鼓传给了李堡村的张宝林、张丙元，西北台村的郝志海、贾宪武、张永顺、王玉山等人。于是，李堡村、西北台村也有了五音大鼓的传人。目前有的传人还健在，但大都年事已高了,8,。 四、发展演变 北京大兴长子营说唱五音大鼓的艺人被村民们称为“先生”，以为尊重。他们也是乡村道德的体现，人伦的代表。加入 “五音大鼓子弟会”有严格的要求和“规矩”:凡入会学艺者，严禁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等。不但口头宣誓，而且需要写凭据，签字画押，以示诚意。入会还有一定的仪式。除此之外，学艺先学做人，绝对禁唱带有色情内容的段子。“五音大鼓子弟会”讲究的是“以弦为媒，结交朋友”。 五音大鼓兴起之初，多是在农闲时，艺人们聚在一起自娱自乐。后来，谁家有红白喜事，也请去唱一唱。但从不收一分钱。由于其形式自由，内容贴近乡村社会生活，村民们参与程度高，成为喜闻乐见的乡村说唱艺术。不但广大的村民热爱，也得到其他说唱曲艺者的喜欢。他们学习五音大鼓，并不断发展五音大鼓。 二十世纪30年代，翟青山先生在演唱五音大鼓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其他的先生没能到场，他为救场，只身上台，只有扬琴伴奏，故名单琴大鼓。没想到竟意外获得极大欢迎和成功。翟青山先生于是与其师兄弟们不断进行改进，共同创造了在北方广大地区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曲艺形式―― 单琴大鼓。他不仅在京津地区及河北安次县(今廊坊市)一带演出，还在冀东电台、天数仁昌电台等演唱，并录制了唱片专辑，后来单琴大鼓传遍了全国，翟青山先生也成为闻名天下的“单琴大王”。 吴长宝先生是北京大兴长子营再城营村附近马桥村人，他与关学增先生是同门学习曲艺的师兄弟和同台演出的搭档。他们曾经跟随翟青山先生学习单琴大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学增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对单琴大鼓不断进行丰富、完善和改造，并改名为北京琴书。作为北京琴书的奠基人、开拓者，关学增先生德艺双馨，毕生致力于说唱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他用一生心血浇灌的北京琴书成为我国北方曲艺中的一朵奇葩，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和北京琴书泰斗。 2005年5月25日，关学曾先生亲自来到北京大兴长子营镇再城营村。他对“五音大鼓子弟会”袁广坡、李万石、陈德佩、刘广清、尤春普几位先生说:“我学的就是五音大鼓。鼓一响，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学的时候就是这个’点’，跟你们现在这个完全一样。它没有曲牌和固定唱腔，唱法随意把握。”“北京琴书就是从五音大鼓这儿来的，我学徒时也是用工尺谱，唱的也是(大兴的)这个’点(曲调)’。后来，发展发展就不一样了，节奏快了，一板三眼„„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慰问演出时，与搭档吴长宝先生商量，取名北京琴书了。”“师傅说过五音大鼓由三弦、四胡、扬琴、鼓板伴奏，没听说有瓦琴。”“这么多年了，你们还传承演唱着，可真不容易阿～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传下去～”,9, 由此，我们可以描绘出五音大鼓的发展路径: 五、余论 追根溯源，我们可以推论出:第一，五音大鼓之母袁孙氏当之无愧。这在中国传统曲艺史上也许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个案:一个女性――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会说唱鼓书，并 且在家里和儿子以及其他一些年轻人一起说唱。当然，她的目的是为儿子的未来生存寻找一条出路。但村民们能够欣然接受，这也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风气的开化:淳朴的民风，深厚的乡情，和谐的人际关系，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大地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使来自中原大地的移民，虽迁徙千万里，仍秉持古风，秉承古韵。袁孙氏是一个五音大鼓的参与者，更是五音大鼓说唱者的“业师”、“保师”。而从廊坊麦洼村请来的黄先生也是袁德林等人的“业师”?。第二，五音大鼓的产生在最初是盲人(袁德林)学艺以为谋生手段。由于五音大鼓之母袁孙氏的积极参与、指导、传授，也因为社会的需要:从中原大地迁徙而来的移民，他们内心的郁闷和生活的或苦或甜，或喜或悲的现实需要一种宣泄形式和精神慰藉。由于五音大鼓用的是方言土语，反映的是乡村的真实生活和村民们的真实情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特别是大众可以参与其中，成为村民们精神、情感和希望的寄托，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诞生。第三，又因为艺人们的不断创新改造，特别是翟青山、关学增先生等的创造性发展，也因为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艺术和艺术工作者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国家的重视，五音大鼓从广袤的原野登上大雅之堂，由乡间“野曲小调”成长为著名的单琴大鼓、北京琴书艺术曲种。第四，但同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种说唱艺术形式，由于其来自于民间，成长于乡村，村民们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耳熟能详。置身于这种中华文化特有的浸染中，五音大鼓成为了村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乡村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仍活在北京大兴长子营那片富饶而又多情的土地上。 文档资料:北京大兴长子营五音大鼓的历史流变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全文下载 全文阅读 免费阅读及下载 阅读相关文档:从作品中来回作品中去 双重乐感能力培养中对非语言符号的关照 感悟人生出神入化 钟信明《第二交响曲》的材料运用 音高的算法生成与结构对应 时空里的创造流变中的传承 结构主义与音乐 “一基三阶”教学模式的延伸与适应性调整 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批评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应、和、悲、雅、艳 方整性结构内的非方整性划分 维特根斯坦论音乐艺术欣赏 音乐分析学科的新视角 阿多诺的“马勒观” 作为表现的音乐 古代乐论中“和观念”的当代意义 桃李芬芳殷实传统嘉惠后学 论泽纳基斯作品《Metastaseis》的线性音响形态 从有机的音高结构到多变的音响组织 浅谈挤扩 感谢你的阅读和下载 *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本文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留言或者发站内信息。我将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