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 通鉴》 内容摘要高放教授终生从事苏联历史教研工作,探求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真知,把60年跟踪研究的感悟,概括为十个要点,既供资政,更供育人通鉴。我完全赞同该关于苏联是自我葬送的结论,但在怎样理解苏联是自我葬送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创立者列宁,在苏联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没有意识到角色的转换,一如既往地将革命党的意识、观念,作为国家、社会的体制构建的指导,从而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培育了合适的土壤。因此,如果资政的话,切不可把列宁时期奉为社会主义的完美代表。 关键词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法律约束政权民主社会主义 作者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高放教授的新着《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以下简称《通鉴》),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阅读、咀嚼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为了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人 才,中央人民政府即于1950年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时年23岁的高放先生,就进入这所知名的高校,开始了他终生所从事的马列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1年,意气风发的高放先生就在当时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什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怎样镇压反革命》一文,并一直跟踪研究苏联历史。2011年,84岁高龄的高放教授,在《同舟共进》月刊上,发表《中间阶层的历史景象与社会主义未来胜景》,先后恰好跨越60年。对此,高放教授自己动情地说“当今在我国学术界:,能够从1950年起在长达一个甲子之久的时间内不断发表评析苏联兴亡文稿的,我是唯一幸运者、幸存者、幸福者。”确实,高放教授学术青春永驻,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着实令人肃然。更为可贵的是,在这60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高放教授的研究领域既相当宽泛,又深入细致,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等学科,都有深湛研究,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多有真知灼见。 由于研究深入,性情本真,所以能见解独到。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人的解放学”,仅用5个汉字,就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此言简意赅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若非秉承追求真理的勇气,脚踏实地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体味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的原意,系统地了解近代欧洲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焉能有如此 精辟的见解。 高放教授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有20本书和400余篇文稿,确实称得上是着作等身。《通》就是他从近百篇有关苏联历史的文稿中,精选出66篇,汇编而成。《通鉴》的特色还在于每篇文稿之末,均写有几百字的“记事说文”,点明本文的写作意图、发表在何处、社会反响,以及如今的认识和补充,等等。我在阅读《通鉴》时,特别关注“记事说文”。我以为,《通鉴》总共近20000字的“记事说文”,既是高放教授对60年学术研究历程的自我反思,又有对各种问题的新理解、新补充。正是由于有“记事说文”,使《通鉴》虽是精选自以往的66篇文稿,却是一部完整的“别开生面、别出心裁、别具只眼、别树一帜”的学术新着。 高放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走进苏联历史研究这座学术殿堂,实有赖高放教授的指引。1961—1964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入学时称马列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生班。那年,该专业共招收12名研究生,其中包括曾是高放教授的合作者的高敬增等在内的5名本系应届毕业生。开学不久,高敬增等5人另组成导师制的“研究生小组”,我们7人当时则习惯地被称作“七人班”,单独授课,听老同学们说:高放老师不久前挨过批判,但是同学们几乎都把他奉为偶像。那三年,我虽然未能聆听高放老师讲课,但我始终以高放老师的学生而自豪。拙作《马林科夫为什么辞职》(刊于《国际共运》1984年第5期),即得到高放教授的提携。以往,我零星地读过高放教授的一些着作,也有幸与高放教 授一起参加过几次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又细读了《通鉴》,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孜孜以求,终生不舍”的赞词敬献给高放教授,绝不是学生对老师的奉承。 60年,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具体的人来说,毕竟是很长的时段。特别是在1951—2011年的这60年里,人类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来说,这60年的变化之大、经历之艰、感触之深,对于亲历这个时代,并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我来说,感慨就更深、更多了。 就作为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受苏联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从思维方式到话语体系,几乎都被训练得像队列操练般地机械、整齐、划一。正因为此,以致学术领域的独立见解,真的比现在寻觅野山参都难上加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虽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学者几乎都心照不宣,不敢涉足学术领域那些禁区。苏联历史就是诸“禁区”中的险中之险。我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研究生班读书时,就想研究苏联历史,但不敢涉险。“文革”期间,我钻进苏联历史领域,基本上也是做些资料积累工作。高放教授却不然,从1951年开始就敢为人先,研究苏联历史,并且敢于直言自己的见解。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文革”前就被学生们 奉为偶像的重要原因。当然,高放教授也有“左”的思想观点,则是完全自然而又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没有“左”的思想观点,倒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高放教授研究苏联历史,着意于探求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真知,明鉴苏联兴亡之道,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避免重蹈覆辙。高放教授将60 年跟踪研究苏联兴亡之道的心得结晶,概括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健康成长是苏联社会主义兴起的前提和源头”等十条主要历史经验;认为“苏联是自我葬送的,而不是被外敌灭亡的,也不单纯是被西方和平演变的”。总之,《通鉴》以历史事实说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单靠国家行政力量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不仅社会主义制度维持不下去,连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也垮掉了。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有启迪意义。 二 当然,怎样认识“苏联是自我葬送的”,我觉得惬鉴》中所阐述的某些问题,仍然是可以继续研究的。下面,我就苏联体制,也即斯大林模式,是否仅仅是斯大林的问题;也即斯大林模式是否是列宁与列宁时代的苏联现实相背离的产物的问题,谈点不同看法。 我完全同意挝鉴》关于“苏联是自我葬送的”结论。而且,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自我葬送”是指:苏联的体制葬送了苏联。具体地说,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构筑了斯大林模式,后来历次改革失败,无法冲破斯大林模式,导致剧变。不过,《通鉴》将斯大林模式完全归之于斯大林,实际上是将苏联体制完全归之于斯大林,这就值得研究了。我认为斯大林模式当然是斯大林构筑的。毫无疑问,斯大林的那些错误理论、方针、政策,都是斯大林提出,并予以推行的。但是,苏联的体制,斯大林的那些错误理论、方针、政策,与列宁以及列宁时期的苏联,是否也有着某种历史关联性呢?尽管列宁已于1924年病逝,而且列宁的作风确实比较民主,比较能容忍。但是我认为,把列宁和列宁时期的苏联看作是完美的,把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看作是背离了列宁的教导和列宁时期的方针,把斯大林模式看作是与列宁、列宁主义相背离的产物,这就值得研究了。应当说:斯大林模式既属于斯大林,但是与列宁、列宁主义以及列宁时期的苏联,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通鉴》非常强调,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三制”,指出:“这三制是违背民主共和的原则的,使苏维埃带有君主专制的色彩。”我也完全同意这个结论,因为这“三制”无非就是专制主义那一套,就是排斥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原则:民主、法治。我的不同看法只是,这“三制”并不完全是斯大林的首创,它和列宁、列宁主义,以及列宁时期的苏联,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先说说个人集权制。个人集权制实际上就是领袖个人专制,排斥民主。历史事实表明,十月革命前,列宁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与专政关系的理论认识,并无清晰的阐述。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建立后,厘清社会主义民主与专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制定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制运行的法规,创建能让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机构,成为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问题,提上日程。但是列宁过分着眼于现实的需要,执着于对不同声音的理论争论的压制,而且言词、行动上又缺乏作为开创新制度的领袖的应有冷静。这样,列宁在实践上就始终偏向夺取政权年代的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忽视了共产党成为国家执政党以后,如何实现自身角色的转换。这方面的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列宁与考茨基之间的争论上。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凭借所掌握的无限权力,在镇压反革命中滥杀无辜,造成全国一片红色恐怖;出尔反尔地对待立宪会议,直至以武力驱散立宪会议;把全国党、政、军的权力,一下子就集中到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被称作职业革命家的一个小圈子中,即党中央政治局手里,全然不顾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应当具备的权力的合法性、决策的程序性、行动的性。所有这些,已张狂性地表现出苏维埃国家那种藐视法治的恐怖、专制主义倾向。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可怕做法,从关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出发,就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威望的左派领袖、为十月革命欢呼的罗莎,卢森堡,也表示担心。卢森堡认为, “专政就是运用民主”;呼吁:“不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去充实它。”至于本来就对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有成见的考茨基,言词、情绪就更激烈了。1918年秋,柏林出版了考茨基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小册子,反对苏维埃国家实行那种没有法律约束的专政。当时,对于苏维埃国家来说,争论并不是它的第一需要。列宁不是冷静地对待和分析这些不同声音,认为罗莎,卢森堡是“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至于考茨基,列宁不仅斥之为“叛徒”,使用“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等不该在政治理论论战中所应当使用的话语,而且动用苏维埃俄国驻外国的外交机构,发动国际性的批判运动,实际上是围剿考茨基。我的这篇书评(估妄称之),不是全面分析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可能评论考茨基的理论体系。我只是认为:不管怎样,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针对初建的苏维埃俄国实行的那种没有法律约束的专政所作的批评,将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正确的。考茨基的这一意见,不仅对初创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有警示意义,就连对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一种警示。可惜列宁把考茨基那些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精髓所做出的判断,认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叛徒”对苏维埃国家的攻击,彻底地予以否定。别的姑且不说,仅就列宁的这一做法,实在是:泼洗澡水时,连娃娃也一起泼掉了!列宁的这一做法.对苏维埃国家,乃至对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根据德国以及西欧社会的现实,过分强调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等待主、客观物质条件的成熟。考茨基还视民主为推进社会主义主、客观物质条件成熟的前提和必要环境。换句话说,考茨基的意思是:如果离开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是没法成熟的;俄国没有民主,所以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苏维埃国家是个“不成熟的早产儿”。考茨基进而推断:俄国既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了苏维埃国家之后,只好通过行政命令来搞社会主义。这样,考茨基说:“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恰恰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考茨基进而推断:既然没有民主,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就成问题了。考茨基的这些看法和逻辑,确实有错误,含有对列宁和苏维埃国家的敌意。但是,考茨基的看法和逻辑,并不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何况,考茨基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是正确的。考茨基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考茨基在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在世界上建立的时候,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拓荒性地提出这一命题,应当说是有见识的。这一命题被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这一命题,反驳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 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在反驳考茨基时,还反复斩钉截铁地断言“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这样说的理由是:在苏维埃国家里,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了,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民主了百万倍;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关开支小、灵活,群众享有推选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建设国家的自由。 列宁的反驳,没有举出任何法律性的根据,不仅显得有些武断,而且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苏维埃政权掌握了印刷所、纸张,就能保证人民群 众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了吗?苏维埃政权夺得了宫殿、公馆、地主宅邸,就能保证人民群众有集会的自由了吗?至于,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成了橡皮图章之后,非地方性的苏维埃间接选举,还能有什么意义呢,“百万倍”又从何说起呢?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早已反复证明:保障民主,保障公民能自由地行使选举权,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民主权利,关键在于国家制定 相应的法律,健全相应的制度。问题正如考茨基所说:“需要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组织来制约国家权力,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把官僚机构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绝对权力。”后来,苏联的历史事实表明,由于列宁根本没有考虑和制定“制服国家政权绝对权力”的制度,以致专制主义像揉了发酵粉似地膨胀起来。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后来苏联的历史证实,正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以致苏联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也被随意剥夺。 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又把无产阶级专政归结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认为,列宁这两篇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建设有指导性作用,并且影响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着作,构成了列宁主义的核心。应当说,列宁的这两篇着作,列宁主义的这一核心内容,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有实质性影响的。 列宁的优点是讲求实际,能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迅速改变和采取新的方针政策。由于列宁有这一突出优点,因而能使苏维埃国家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列宁过于讲求实际,以致在实现方针政策的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忽略了理论认识上的必要清理。斯大林模式从本源上说,就是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列宁这方面的问题,同样表现在1917年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前夕,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立即收起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接过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却没有从理论认识上作必要的清理。如果能从理论认识上作必要的清理的话,也许不会一年后就实行粮食征收制了;或者至少在几乎无偿地夺取农民粮食的时候,不至于把农民说成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吧! 由于党和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权力又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对此,列宁是有所觉察的,并产生忧虑了。 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口授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对于这一关系苏联国家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问题,怎么解决呢?经过11天的慎重考虑,1923年1月4日,列宁特意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作补充,即:提出解决那个大问题的。列宁的方案是:“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人,而不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用制度法律来约束权力。列宁死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名称的多次改变,不做说明)开过会,研究过列宁的意见,但是找不出符合列宁要求的、可以替换斯大林职位的人,所以只好让斯大林继续担任下去。其实,列宁对长期以来在他身边的亲密战友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找不出这样的人;列宁知道,这样的人只有他自己,可是他已 不久于人世了。退一万步说,假设找到这样的人,但是“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之后,谁又能担保“掌握了无限权力的人”永远都不变呢?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指拟将于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作者注)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因为列宁看到,新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经变成臃肿不堪、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怎么变动呢?列宁的方案是:“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看!列宁想到的还是人员的更换、增减。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列宁还是相信人治,不相信法治;列宁为苏联设定的是走人治的道路,而不是走法治的道路。 不错,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列宁是有一些关于向社会主义民主制过渡的设想。但是,由于列宁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制度创新,他的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过渡的设想,实际上只是某种人治性的政治虚构。 再说说关于斯大林实行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追根溯源,也与列宁有一定的关系。十年前,我曾经写过题为《关于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历史定位》的文章(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其中谈及苏联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与列宁是有一定关系的。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朗—些。为了推翻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初期,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有 严格组织纪律、集中统一,不同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俄国革命党。列宁不惜党的分裂,反复强调:“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把领导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于拥有杰出的领袖,即人数极少的职业革命家。革命就是由这人数极少的“职业革命家”,依靠或者说通过有严格组织纪律、集中统一的党,领导、指挥群众,去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创建社会主义新国家。这样,无论从理论上说,或者从革命事业的实际要求看,党的领袖,也即极少数“职业革命家”,怎么可以,又怎么可能实行任期制呢?十月革命的胜利,确实也是列宁建党学说和实践的胜利。 问题在于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国家建立后,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了。苏联共产党履行国家执政党的行政职能,和先前只履行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职能,已有了很大区别。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共产党要实现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苏联共产党从革命党到国家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从观念到方针政策包括方方面面,不管怎样,任期制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可惜,列宁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而实践上又开了另一种先例。 1922年5月,列宁中风,12月又第二次中风,造成半身瘫痪,语言障碍,丧失了工作能力。医生严禁列宁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的是能延续他那脆弱到了极点的生命。由于列宁自己的一再坚持,医 生勉强同意每天给予5-10分钟的口授时间。列宁自知生命之火将会随时熄灭,为了党的巩固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着重考虑了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圈的团结,以及党的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并对占全国人口800/0的农民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列宁生命最后这段时间来看,应当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列宁的意识是完全清晰的;二、列宁主要是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考虑的都是关键性问题,对身边的这几个“职业革命家”,嘱咐得很具体、细致、深远。可是,列宁恰恰没有任何辞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表示。那就是说,列宁是明确自己将终身任职的。或者说,列宁根本没有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应当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的意识。而这和列宁在夺取政权时期的建党、建国思想是一致的。 我在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说:“由此引发历史的联想,即:1797年3月,胜利地领导了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华盛顿总统,二任而退。华盛顿的榜样成为后来的美国宪法条文,因为1787年美国宪法只规定每任总统任期为四年,没有连任次数的限制。在美国历史上,除罗斯福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 特殊情况而四任总统之外,无一总统任期超过8年。1947年,美国第80届国会提案,将总统连任限定为两届,1951年获批准,成为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华盛顿和列宁是分别把各自的国家推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巨人,由于时、空条件不同,他们虽然都是通过 革命战争建立新政权的领导者,但是对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的思考和方式却不同。这里,无意将列宁和华盛顿做历史的类比,而只是提出一种疑问,即:列宁是否也无意之间开了另一种先例。”当然,列宁当政时期,苏维埃国家尚处于初创阶段,何况党的核心领导成员都正值盛年,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还没有把任期制问题突出地提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列宁在创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当共产党成为一党执政的国家的执政党之后,从观念到实践,根本就没有领导职务也要有任期制的考虑。(WWW.FWSir.cOm 请保留本网址)可见,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不完全是斯大林开创的,这是历史事实。 至于“三制”的第三制,我以为与其称之为“指定接班人制”,不如称它为“选定接班人制”,更为符合历史事实一些。我之所以认为应当称之为选定接班人制,是因为列宁在对后事的考虑和安排中,重要的就是选择、挑选接班人。列宁以后的苏联历任最高领导人,即使像勃列日涅夫是通过类似宫廷政变的密谋方式上台,但也是被“选”中的。只是苏联接班人的那种“选”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堪称是“独特的风景线”:没有法定程序、范围、条件,即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接班人公开亮相前的绝对保密,“选”接班人的整个过程全是暗箱操作,“选”接班人充满神秘性。但是,无论怎么说,接班人是“选”出来的。这个“选”,包含有挑选、遴选、选择等含义,反正不是依法、民主选举的“选”,也不是指定的。这里,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列举种种历史事实,论证这种“选定接班人制”也不是斯大林首创的。 学术界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的诸多因素时,往往会强调俄国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俄国专制主义传统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确实有影响,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列宁和列宁时期的苏联,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也有其内在的关联性。我从事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比较低,追求的是: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高放教授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既供资政,更供育人通鉴,这是我不敢企望的。我基本上也从事苏联历史研究,觉得上世纪30年代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是与列宁和列宁时期的苏联相背离的产物。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不能脱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自然也应包括对列宁以及列宁时期的反思。我读完《通鉴》,发现全书连2万余字的“记事说文”,也竟无一句提及列宁与列宁时期的苏联所应当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引以为鉴的东西,不免认为是《通鉴》的一大遗憾。不过,由于功力较浅,我的看法当然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