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藏文史书的内地历史记载.doc

探析藏文史书的内地历史记载.doc 探析藏文史书的内地历史记载 除汉文文献之外，在传统中国以藏文为文字符号载体的文献数量最大。藏文古籍对藏族史研究的意义毋庸置疑。藏汉民族间传统的密切关系使得藏文史书中保存了许多与内地历史有关的记载，它一方面反映了藏族认识汉族历史方式和途径，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内地历史记载的不足，帮助研究者厘清争议不绝的疑难问，代性的成果如: 王尧先生利用藏文文献考证了南宋末帝的事迹，补汉文记载的缺失、简略，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然而目前所见，虽然藏文史书中利用汉文史书的情况，已有部分论著作论及，但是利用藏文文献研究内地历史的主动性尚显不足。由于汉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仍然缺少充分的认识，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藏族学者的研究文章多为藏文撰述，又不易为汉族学者了解。内地历史研究中借助藏文文献的研究稀少与其自身史料含量间的反差极大。为此本文拟就藏文史书中所引用内地材料的内容、来源加以分类，沟通藏汉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的作用，参以研究例证，探讨藏文史书中内地历史记载的史料价值。 藏文史书的分类包括各种编年史、教法史、王统史等不同的 类别，其中引用汉文史料的书籍主要分布于元代以后的藏文史书中，如《红史》、《新红史》、《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青史》、《贤者喜宴》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代表性的藏文史书。藏文史书对内地历史的系统记载始于元明之际。从内容的来源看，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相关内地史书的采择和翻译; 一种是由往返于内地和藏区之间的僧侣、官宦搜集叙述的内地资料。前者的线索比较明晰，后者非常复杂，但也更有史学价值。 ( 一) 藏文史书中的内地史料的来源 第一类直接翻译和采用内地史书和佛教典籍。宗教方面主要有《栴檀瑞像记》、汉地佛教流布历史、传说等，正史主要是《新唐书?吐蕃传》。在佛教典籍翻译方面，往往认为由汉文直接译为藏文，这一看法过于简单。近年有学者以《栴檀瑞像记》的藏文本对比日本僧人奝然( 938-1016 年) 抄写的《优填王所造栴檀释迦佛像历记》和程钜夫撰写的《栴檀佛像记》( 《雪楼集》，另收入《佛祖历代通载》的《敕建栴檀瑞像殿记》与其内容接近) 指出，该经先由汉文译为回鹘文，再译为藏文。从汉文翻译为回鹘文的译者应该是回鹘人安藏( am chang) ，将回鹘语翻译为藏语的是弹压孙( 梵文 dhanyasena→回鹘语 tanyasin→汉语弹压孙→藏语 da na si) 。即就是说在从汉语到藏语的翻译过程中，除了直接翻译的情况外，还要注意到其他民族语言的中介作用。 正史材料并非直接翻译的汉史原文，而是通过对正史材料的归纳综合提炼之后形成的正史资料摘编。就内容而言，一部份当来自于正史本纪的摘编; 另一部分则是对记载汉藏关系为主的正史《吐蕃传》，主要是《新唐书?吐蕃传》相关内容的引述。所引述汉文史料的位置在各部史书中比较集中的安排在汉族地区的王统及历史的概述方面，即在记载藏族历史乃至教法源流的同时，也把诸如印度历史、西夏历史、蒙古历史与汉族历史并行陈述，是以佛教传布为线索的当时部分亚洲主要民族的历史概述。牵涉到汉地历史的部分一般胪列了三代以降直至元或明代早期的中原王系承递、中原佛教流传的情况、内地王室逸事等等。当然，与其他古代史书类似，藏文史书中极少记录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在藏族宗教史观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思想支配下，只引述了一些中原王朝的君主奉佛事迹，其余所及不多。 《红史》是最早直接引用《新唐书?吐蕃传》内容的代表新代表性藏史。《红史》的作者是著名的藏族史学家、元末蔡巴万户长贡噶多吉，该书最后成书时间约在 1363 年。根据个别后出内容的记录也可认为成书后又经过后人的增补。因为这一部分内容直接关系到 古代西藏历史本身，所以贡嘎多吉特别强调经过比较，除了个别几年问题和族名差别之外，汉地正史记载与藏族传世史书大体相符，据此才采录入书。可见，蔡巴在使用汉文史书时的态度非常谨慎，反映了其对非藏文史料使用时既有开放性又坚持不盲从的原则性，是负责任的史家立场。藏族史家对于唐蕃时期亦即吐蕃王朝时期汉文记载极为重视，并且认为这一时期汉地所载吐蕃历史与藏族本身的记载高度一致。为此在记录唐代内地历史时几乎完全录自汉文正史两《唐书》，尤其是《吐蕃传》。 而简述汉地王统记载并非直接来自于汉地正史，结合《佛祖历代通载》相应内容分析，两者很可能拥有共同的史源，这一点与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的来源有相似之处。《史集》成书于 1304年，《通载》成书于1341 年，因此不论是《史集》，抑或藏文史书，直接引用《通载》的可能性不大。换言之，在念常编订《佛祖历代通载》之前一定存在一个更早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本。在经过佛教徒加工时，相应突出了佛教的内容，从而直接影响到藏文史书的写作。 附带提及，藏史在记录蒙古史时也依据了《蒙古秘史》，《红史》称为《脱卜赤颜》( 藏文作 thob-chen) ?，在《雅隆尊者教法史》中作《耶迦妥坚》( 藏文 ye-ka-thob-can)?，实则两者均为 tobciyan( 蒙语史册) 的异写罢了。值得注意的是译著者发现部分蒙古先世的辈次、人名与蒙汉文资料不符，却有三处与拉施特《史集》记载相符，可能两者使用了同源资料。可以肯定，藏史也和波斯《史集》类似，参考过《秘史》的早期版本，尽管在详细程度上远远不能与《史集》相比。 藏文史书中还有对典章制度类政书的引录。这些内容的史料价值很高，而且往往是在汉地已经佚失或仅有辑本残本的书籍，尤其是涉及到西藏驿站、括户、遣使等内容多不见于今本的《大元通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尽管这一类史料的运用在多数藏文史籍中表现不多，但仅以《汉藏史集》中的记载而言，不仅对西藏地方民族史研究，甚至对于汉文古籍的辑佚和恢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作用不可小觑。 最早提到《大元通制》一书的藏文史书是《汉藏史集》。该书汉译本载“《大元通制》一书，乃是详细记载在元朝广大国土内法律事务方面各种细则之书。”，又说“以上文书之正文在中书省( cong-zhu-zhing) 衙署左司郎处，其抄件由失必黑索喀丞相( sbeg-so-kha-ching-sang) 交给本钦旺秋尊追( dpon chen dbang-phyug-brtson-'grus) 保管，其书有畏吾字的原件、蒙古 字的大元通制( ta‘i dbenthong ji’i) 。这些文书虽已被雅隆人拿走，但是文书的内容心中还记得，现将其写出如上。”伯戴克曾据《汉藏史集》考辨认为，将抄件带给吐蕃的那位丞相“别索花”( Beg-so-k’a) ，准确的写法应作“Beg-po-k’a”( 别不花) ，亦即“Beg Boqa”。范德康则认为别不花 1328 年被杀，将《大元通制》带入藏区的应是赞巴剌( 见后) 。 第二类是藏族地区上层政教人士赴内地访问的目击见闻材料。这一类材料有的来自于亲身亲历的观察所得。如《红史》提到元末在大都城中听闻南方“叛军”逼近消息者即为“达仓巴?巴希贡嘎仁钦”。同样，《红史》中三世噶玛巴饶迥多杰两次受元朝邀请，辗转出入元廷活动的详细记载据称来自于饶迥多杰本人的口述资料著成的传记中，系其亲身经历，自然价值更高。元顺帝末期四世噶玛巴在元朝的活动出自由都增勒( vdul-vdzin-las) 、衮绛迥乃( dkon-mchog-vbyung-gnas) 记载，由扎西本抄录的史书。《汉藏史集》记载了明代早期诸位皇帝信奉藏传佛教、修习密法的内容，强调“此为日辛巴( ri-zhing-pa) 之上师细顿( byis-ston) 去汉地献马并朝见皇帝后所说的史实”。实际上在《贤者喜宴》中有更多详细记载了包括得银协巴等多位噶举派高僧赴内地传法，在返回藏地后，记录了亲眼所见的内地情况。这些对理解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还有对中原民间传说故事采择，主要是记录了武则天的民间传说。藏史中明确承认逸闻来出自民间。最早采用这一传说的是《红史》，《红史》的编纂时间适值元末明初之际，它反过来为内地武则天传说的形成又提供了佐证。一般而言，明代小说中关于隋唐起义历史传说小说约在明代后期成书。但在此之前的《说唐》、《薛家将》等内容的演义小说故事已经在社会上，主要是在民间说唱艺术中广为流传了，否则对中原历史并不熟捻的藏族史家也不可能立即将武则天传说比较完整地纳入藏文历史编纂中。 ( 二) 汉地历史传入藏区的重要中介---从 hu-gyang-ju 到赞巴拉多室利衮 毕竟，藏汉两族语言文字各异，精通两民族甚至多民族语言的学者在沟通两地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代表性的人物有汉族译师 hu 讲主、西夏译师喜饶益西( 协尔益) 、藏族僧人赞巴拉。 贡噶多吉在《红史》中设“唐朝历史中的唐朝吐蕃历史简述”一节，他声称所引录的唐蕃历史是“由汉文由太宗( 应为仁宗---编者注) 时的史官名叫宋祁者写成，后来由范祖禹收集成册。由汉族译师胡降祖于阴木鸡年在临洮翻译成藏文，由喇嘛仁钦扎国师( rin-chen-grags-gu-shri) 于阴木牛年刊行藏文本译成藏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唐书?吐蕃传》的藏文翻译和刊刻情况由于藏文译名回译汉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难以确定真正汉字出处的现象，所以仅凭字音无法了解《吐蕃传》藏译令人感兴趣的具体环节。陈得芝曾引述过日本学者关于辇真乞剌思( Rin-chengrags，即前引仁钦扎) 的看法。宋祁，藏文作 su-khyi，并无异议。受到日译本的影响，将 han-gswi'u-tsha 译作范祖禹，于是使得这一部分汉文史源变得比较复杂，甚至要追溯到范祖禹所作的《唐纪》。事实上，直接将《红史》中的这部分内容与《新唐书?吐蕃传》作一比较，很容易发现它就是基本忠实于《吐蕃传》的藏文译本。那么，han-gswi'u-tsha 当作何解? 陈庆英先生译作“韩祖才”，无解。汤池安先生另译作“汉秀才”?，较胜。胡降祖，作 hu-gyang-ju。其中降祖( gyang-ju)在该译本中将其当作人名处理，但是后来陈庆英在八思巴全集中看到所谓 hu-gyang-ju 曾请八思巴为其刊印的佛经撰文，因此可以知道他与八思巴属同一时代的汉僧。可见 gyang-ju 并非人名，实为汉语“讲主”之音译，是 hu 姓汉僧“讲主”之义。由于藏文引用的《吐蕃传》并非汉文全文，所以它依据的一定是一个经过汉族人之手删削的简本，复在临洮( 藏文之新固德钦) 译场由通 晓藏汉文的汉僧 Hu 讲主译为藏文。该讲主即为八思巴同时代人，又在临洮译场从事藏汉文翻译工作，他极有可能也是八思巴的汉族弟子之一。藏文本《吐蕃传》翻译之后并没有立即刊行，直到元代后期的1325 年才正式刊行。据《西藏王统记》的说法，仁钦扎国师先在内地审核过译本内容，之后还在临洮刊印，这里暗示了国师可能兼通藏汉文。 除了唐蕃关系史，非汉族僧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汉地佛教流传的历史。《红史》提到了释迦牟尼成佛以及栴檀佛像流入中国的汉文记载，一般认为出自汉文《报恩经》和《栴檀瑞像记》，蔡巴补充说“将这些记载译成藏文者，据说是法主的弟子强俄堪布协尔益”。另据《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汉地佛教传播情况是由“萨迦法主之弟子北方堪布喜饶益西”译为藏文。这里的北方( 强俄) ，藏文为 byang-ngos，注释者认为当即凉州。可知，堪布协尔益( sher-yes) 就是萨迦法王八思巴伯父萨班的弟子喜饶益西( shes-rab-ye-shes) ，他活动在原西夏境内凉州( 今甘肃武威) ，是党项人。前面曾述及《栴檀瑞像记》的译者都是回鹘人，分别是安藏和弹压孙，似与喜饶益西无关。他之所以受到重视应该说主要与记载“木雅传说”有关。藏文将西夏称为“木雅”( 弥药) ，藏区和西夏宗教联系十分紧密。西夏长期流行藏传佛教，皇帝也奉藏族高僧为师，藏文史书对西夏予以特别关注自然而然。《红史》中记载的西夏简史的来源就是西夏禅师喜 饶益西讲述的内容。《西藏王统记》载“上述史实系根据精通汉族霍尔史籍之曾泽大师?喜饶耶协在贡塘所译历史; 复根据出身高贵而又兼政教领袖之蔡巴?汤吉勤巴?司徒格卫罗朱所著历史，从中扼要摘录者。”则明确指出作为八思巴同时代人喜饶益西的确通晓包括汉文在内的多民族语言，他的翻译地点甚至就在拉萨附近。 《红史》记述汉地周代至唐代初期、后梁至南宋时期历史时据称来源于拉萨大昭寺僧人赞巴拉多室利衮的藏文著述。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认为“汉地王朝简史”由瞻巴拉国师怙主著述，“由精通藏汉文之司徒?格瓦洛哲书于拉萨大昭寺”。赞巴拉多室利衮是一位通晓汉语的藏族僧人，《红史》说他在阅读了汉文古籍之后，用藏文写成类似藏地王统史式的汉地简史，换言之，除了《吐蕃传》之外的汉地历史( 从汉至宋) 都由他译写。 但是，对于将汉地历史较为系统引入藏区的关键人物---赞巴拉多室利衮身份的争论还未结束。从早期西方藏学家罗列赫直到范德康，包括中国的藏学家都在各自角度触及到这一问题。赞巴拉多室利衮的藏文名字有很多异写，也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当然也无法与同时期的其他人名堪同，更增加了此人的神秘性。目前学术界在将此名翻译作其他语言文字时，往往分为两种情况处理: 一是直接按照藏语音译。如国内一些藏族史书的汉译者在处理这一问题多采用这种方法。这表明了翻译者的审慎态度，而不是真的将其作为人名来理解，存疑而已。 二是对人名本身分析考证。学术界在这个方向经过努力，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简单的讲，着手研究此人首先从他的藏文名字入手。现在，学者们都倾向于将此人的名字作解构化处理，分作前后两部。前部 Jambhla( 包括 Dzambha-la) 都是藏传佛教五性财神的名称，将其用作人名的情况比较常见。主要的争议出现在后一部分音节的解读上。 后一部分情况更多更复杂，现按时间顺序将主要书籍中的一些变体列举如下: 1. sto-shri-mgon、sti-shri-mgon、stwo-shri-mgon、sogs-shri-mgon 以上为《红史》不同版本之异写。2. ti-shri-mgon( 《青史》) 3. twan-shri-mgon( 《汉藏史集》) 。 英文版《青史》的译著者罗列赫( G. Roerich)?直接将 ti-shri 理解为“帝师”，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mgon。不过作为最早涉及这个特殊人名问题的说法和思路，对于西方藏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伯戴克( L. Petech) 由《汉藏史集》的译名入手，结合布顿传记记载认为当来自于汉语“断事官”( 蒙语为“札鲁花赤”，! arγu “ i) 的异写。《汉藏史集》的特殊写法成为西方藏学家 “断事官”说理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上，范德康( L. van der Kuijp) 撰文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详细考证了藏文文献对汉语“断事官”一词的辗转来历，进一步强化了伯戴克的看法。当然，目前看来，最为详细研究这个重要人物的论著仍然是范德康的作品。 赞巴拉不仅将比较系统的汉地王统史带入藏区，很可能也由他将不同版本的《大元通志》( 蒙古文和汉文) 传入藏区( 范德康与伯戴克看法不同) ，系统使用《大元通志》材料的却是《汉藏史集》的作者。 ( 三) 元末藏族学者直接利用内地史料的原因 藏汉两族语言文字不同，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长期往来的传统。但在对对方民族历史的记载上最初往往通过本民族人物的访问结果来实现记述( 当然也有一个取舍和观察角度不同) 。在这一过程中，经常根据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对对方民族的历史在头脑中进行了想象和加工。吐蕃王朝解体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完全由僧侣们承担起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任，越来越多的以佛教为基本线索兼及世俗政治历史的书籍撰述不断涌现。在藏传佛教外传的过程中( 北传西夏、蒙元、明廷) ，藏族僧侣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具体接触到异族文化，也就开始了克服语言障碍了解其他民族历史的进程。跨越语言障碍对于强调语言学习和逻辑训练的佛教僧侣来说，具有其它类型学者所不具备的一些有利条件。精通藏汉文的佛教僧侣，结合兼通藏汉文的汉族学者共同翻译一部分中原传统史籍，为藏文史书中引入汉文史料打下了有利的材料基础。前面提到的藏族汉族学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出现翻译汉文史料的历史时期适逢蒙元兴起，中国取得政治上空前统一的历史前夜。蒙元政治统一进一步推动了藏汉、藏蒙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的趋势。而安多藏区恰恰被称为藏汉联系的金桥。基于佛教民族文化观，西藏佛教认为汉地是文殊菩萨文教之地，汉地人民以智慧为民族特征，非常推崇汉地文教事业的发达，这 一基本理念对于藏僧编译汉文史料也具有重要的思维认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