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女作家在法国

中国美女作家在法国 中国“美女作家”在法国 2005-10-07 作者:黄荭 ?本报特约撰稿黄荭 2004年4月，法国《读书》杂志发了一篇评论中国女性写作的文章，“2001年，中国女性文学长驱直入法国书市。卫慧的《上海宝贝》 (Philippe Picquier)和棉棉的《中国糖》(l,Olivier)成为各专栏评论的焦点……她们的书……完全可以出自任何一个欧洲或北美的小姑娘之手……哦～全球化，我们被你牵着鼻子走～”卫慧和棉棉成了这篇文章的一个引子，扮演了抛砖引玉的角色，《读书》杂志所要大力推介的是被湮灭在 历史尘埃中的中国女性写作先驱丁玲以及张抗抗、池莉、蒋子丹等一批“文革”女知青的作品。洗尽铅华，文字的美才渐渐显露;只有经历时间的冲刷，我们对文学 和文化的认识才不容易失真。 以卫慧、棉棉为例反观中国“美女作家”在法国的译介始末，对照今昔，西方人看中国所产生的视觉和心理落差是巨大的，文化他者的形象也从过 去的单一转为多样、抽象转为具体。翻译对文学的选择也随着各国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日趋成熟，越来越带有理性的批评和审美。“美女作家”现象在中国和法国的出 现和流行虽然都只是昙花一现，但在这“一现”的“看和被看”的热闹中，我们了解到都市流行风尚敏感多变的指针和大众文化“快餐”制作,营销,消费的整个工 艺流程。 “中国禁书”成了《上海宝贝》和《糖》最精彩、最成功的广告词 说起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生的“美女作家”群，自然不能不先提到卫慧，虽然“在这批作家中，卫慧是受到抨击最多的一位，相对而言也是 小说成就最差的一位”，虽然《上海宝贝》被公认是一部矫情之作，“首先是不诚实，对这一代人的特点缺少真正的认识。其次是诗学上的幼稚，再则是美学的文 盲。”但这本书引起的社会反响和商业效应是巨大的:1999年，《上海宝贝》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到2000年4月被中国政府查禁，已经在国内发行了近 50万册。2001年9月，英文版《上海宝贝》在美国出版发行，随即有14个国家买了版权。无独有偶的命运也落在棉棉和她的自传体小说《糖》身上: 2000年初，《糖》发表在《收获》第一期，同时作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很快《糖》跻身于畅销书的行列，短短两个月就卖出了4万册，之后和《上海宝贝》一 起在中国被查禁，迅速地被译介到国外，成为外国人当下了解中国现代大都会的一个另类、时尚的看点。 “中国禁书”成了《上海宝贝》和《糖》最精彩、最成功的广告词，而卫慧、棉棉的表演天分和两人之间的龃龉也成了媒体大做文章的材料。在中 国如此，在国外亦然。2001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分别由法国Philippe Picquier和l,Olivier出版社推出，一时 间成为法国各大报刊媒体追踪报道的焦点，大有中国文学在法国的“卫慧,棉棉年”的强劲势头。让我们先浏览一下法国部分评论文章的标题: 2001年3月9日，《世界报》，“硝烟弥漫” 2001年4月26日，《解放报》，“姐妹仇敌” 2001年2月23日，《每周书报》，“夜上海可怕的双生花” 2001年4月5日，《十字报》，“我经历过自由的危险——棉棉专访” 2001年4月2日，《阿尔萨斯报》，“上海美女” 2001年3月12日，《这里》，“上海惊奇” 2001年4月12/18日，《新观察家》周刊，“上海快递——两名中国女子在巴黎” 2001年第5期，《M》月刊，“名叫欲望的小龙——卫慧访谈” 2001年3月，《20岁》月刊，“上海，哎呀～” 2001年4月，《视线》月刊，“上海丑闻” 2001年3月，《玛丽?克莱尔》月刊，“棉棉和卫慧，颓废的中国女人到来了” 2001年4月，《DS》月刊，“中国女人苏醒了,” 2001年3月，《时代》月刊，“性、毒品和诱惑”…… 如果说中国读者和评论界在两位“美女作家”媚俗的“文字裸舞”中看到的只是她们对西方时尚的盲目崇拜和对国外几位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斯、亨利?米耶、艾伦?金斯堡)的拙劣模仿，外国读者在她们的作品中看到更多的则是和官方传媒披露的迥异的中国都市流行风气和“新新人类”的边缘生活写 真:摇滚、吸毒、性和疯狂。尽管这些颓废的社会现象在西方早已司空见惯，“90年代宝贝们”在国内被大肆渲染并遭受指责的“黄色描写”在西方读者眼中也显 得幼稚平常、少有新意，但因为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是社会主义下改革开放的中国，大环境是共产党领导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并重的现代化都市，这两部小说在法 国都是一出版就大红大紫。 卫慧、棉棉大唱“姐妹反目”的对台戏纯粹是一场商业炒作“秀” 《上海宝贝》和《糖》之所以能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经由网络卖得和法国“小面包”一样好，首先是因为这两本书的市场营销做得好。新闻媒体 把卫慧和棉棉当成中国时尚的魅力大使来大肆吹捧，先给西方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性感红唇、妩媚眼神、夸张的服饰和放肆的言谈，她们是堕落天使，是邪恶 精灵，罂粟花般艳丽的外表下掩藏的苍白灵魂，充满了“后毛泽东时代”大都市世俗颓废的物质气息。她们代表“没有未来”(nofuture)、尤其是“没有 过去”(nopast)的一代人的意识形态。“70后”也有痛苦，那是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生命失重的痛苦，反叛却不知道为什么反叛，于是一味的反叛 便成了类似先锋派艺术时髦的行为表演:意义的真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在卫慧的美貌上大做文章，希望能造出“美女作家”的轰动效应:法文版《上海宝贝》以三张作者美 人照(一张娴静，一张性感，一张张扬)做成三个不同 的封面同时推出。广告词是“一个女人，一部小说，三种容颜”。促销活动之一是随书附赠和版本配套的宣传 海报。L,Olivier出版社则听任“姐妹仇敌”在各大媒体互相拆台，静观“抓破美人脸”的闹剧，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卫慧、棉棉2001年初一前一后到 巴黎大唱“姐妹反目”的对台戏纯粹是一场商业炒作“秀”。戏唱得越欢，书卖得越好。“棉棉2月26日,3月10日在法国。卫慧稍后到，特意来参加巴黎书展 的。仿佛她俩是绝对不能碰在一起的。媒体在犹豫:是敌,是友,对手，嫉妒，时刻准备着伸出利爪，画面有的是看点。”媒体喜欢丑闻，于是两位美女就制造丑闻 给大家看: “很难找到两个如此类似又如此……迥异的女人。她俩的名字长期以来被中国批评界摆在一起，笼统地被冠以„美女作家?或„宝贝们?的称号。尽管两人一提到对方都怒气冲天，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两人注定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棉棉声称:“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卫慧)的书，她抄袭了我，写出一本肮脏的、色情的书。她根本没有经历过她书中说到的事，一切都是她编造炮制的。她把空气都污染了。”…… 棉棉的自传体小说《啦啦啦》于1997年在香港出版，1999年写的《糖》就是基于这篇小说。也是从这里卫慧得到灵感开始文学“冲浪”。 对剽窃的指控，尽管卫慧承认和她的竞争对手不同，她没有亲身经历过书中描写的事情，但她为自己辩护说:“作家描写生活。我自己没有吸毒，但我有朋友吸过， 我一直在做。”谈到棉棉，卫慧说:“她不能这样辱骂我。只看到两个女人之间的竞争是愚蠢的，她不能利用我来促销她的书。我非常气愤。”(“姐妹仇 敌”，《解放报》，2001年4月26日) “你认识棉棉吗,” 卫慧:“是的，但不能就此说我们曾经是朋友。她过去的经历很糟糕，我希望她今后好起来。她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尤其当她说起毒品的时候。何 况她从来没承认过她是拉皮条的～她曾控制过不止100名少女，这甚至是她自己对我说的。我希望她不要撒谎，尤其当她说她的书被查禁:她的书不过是从书市上 撤下来。而我的书是真正被查禁。”…… “你认识卫慧吗,” 棉棉:“我当然认识她，因为她抄袭了我～我们做朋友还做过五年。她真可怕～她是个塑胶娃娃，一个芭比玩具，仅此而已～她的书一点都不真 实，书中说的事她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再说，我认为她没有天分，不管是写作还是搞男人。她被当作上海美女，其实她难看得很～她根本不是上海人，她是从乡下来 的～她写的东西里只有一样是真实的，那就是当她说女人有两种性高潮。此外全是蠢话。”(“上海，哎呀～”，ValérieRobert，《20岁》， 2001年3月) 女人吵架总是有看头的，何况吵架的两位都是上海摩登美女。卫慧、棉棉一下子就把老外眼中中国人历来温文尔雅、敦厚谦让的传统形象撕得粉碎。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苏醒了，于是西方人很新奇地看到“中国自由女性新标志”张牙舞爪的另类姿态、听到河东狮吼的愤怒咆哮。 中国“美女作家”在法国沸沸扬扬的商业炒作很快就“雷声大雨点小” 再回到卫慧和棉棉的写作本身。被视为“中国文学新生代”、“中国文学新浪潮”的代言人，卫慧和棉棉在法国一亮相就得到了很高的，尤其 是棉棉。汉学家和翻译家MaschiMita这样评论棉棉:“棉棉是90年代中国文学最奇特的声音。她对自己和中国苦难的过去毫不留情。她用剖析的眼光， 描绘自己和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青年人的生活。”张寅德认为棉棉的世界和“吉内(Genet)相似，她的波德莱尔式的风格旨在把„垃圾?改造为„糖?”。法国 人很惊讶地发现，沐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红色中国也能滋生出妖娆的“恶之花”，中国的现代都市也有颓废的“垃圾文学”的土壤。外国读者于 是很兴奋地以为，自己终于读到了中国社会一直被掩藏着的真实内幕:酒精、毒品、同居、畸恋、城市孤独症、年轻人自杀、性解放、精神贫血……但很快，“中国 效应”慢慢过去，猎奇者的目光渐渐感到疲惫，他们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这玩意儿，甚至比它更暴露的描写，我们已经读过成百上千。这种„颓废?文学是60年 代从美国传到我们这里来的。……西方所有国家，稍后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都有过它们„垮掉的一代?:可卡因，性和摇滚。以村上龙为首的日本小说都是首选。就棉 棉和卫慧而言，这里并不是对她们所说的话的真实性进行质疑。棉棉说:„这本书，是因为某个黎明，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所有的恐惧和垃圾吃下去，必须让所有的恐 惧和垃圾在我这里变成糖，因为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会爱我。?故事本可以让人感动，甚至可以让人震撼，只要它们……写得得法。可惜，根本用不着反复阅读 艾利斯来实现这么苍白的盗版。” 中国的“洛丽塔”也不过如此，除开文学以外的因素，“上海宝贝”煽情暧昧的面具下不过是一张浮躁空洞的面孔。 中国“美女作家”在法国沸沸扬扬的商业炒作很快就“雷声大雨点小”，卫慧和棉棉的文学地位也很快受到了评论界的质疑:“我们费劲找丑闻， 我们找到的只是些老生常谈。杜拉斯的一点皮毛(这些年轻女子的另一个偶像)都要比她们动人一千倍……棉棉和卫慧致命的共同点就是两人都在没有成为艺术家 之前自称是艺术家，摆出艺术家的种种姿态，自以为只要有经历就有东西可写。她们都野心勃勃，不惜一切要成名，但时尚效应一过，她们会有一个作家的前途 吗,”时隔三年，“华文做主宾”的2004年巴黎书展就没有了卫慧、棉棉的身影，我们见到的是方方、蒋子丹、残雪、迟子建、李昂等实力派中国当代女作 家。来得快的东西通常去得也快，这就是时尚的残酷。2005年初，笔者有幸采访Philippe Picquier，提到卫慧，他只是淡淡的说:“《上海 宝贝》是时代的产物，它在法国之所以一度畅销，是因为它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文坛和出版的气候变了，我们的兴趣和关注对象也变了。”尽管《上海宝贝》为出版 社带来过可观的商业效应，Philippe Picquier还是断然拒绝译介中国同行向他推荐的一本卫慧的新作，“《上海宝贝》这样的书一本就够了，我 忘了他们推荐的新书的书名，反正画蛇添足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这就是出版商的冷静和市场的选择。包装再好，撕掉了也是要扔到垃圾箱里去的。 尽管《上海宝贝》为出版社带来过可观的商业效应，Philippe Picquier还是断然拒绝译介中国同行向他推荐的一本卫慧的新作 外国读者在她们的作品中看到更多的则是和官方传媒披露的迥异的中国都市流行风气和“新新人类”的边缘生活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