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运动

江苏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运动 自光绪八年(1882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以“北洋筹办防务，制造船炮，及各 1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最为大宗”为由，奏请开办了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由候补知府胡燮 2恩拟订章程，“不请官本，一律由商集股办理”，集资22.4万元具体经营。从此即开启了江苏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闸门，纷纷开办，至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江苏的民族资本企业已达143家，有据可查的资本总额已达1940.87万元，企业家数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资本总额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仅次于当时仍隶于江苏的松江府上海市。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江苏的民族资本主义能取得如此较快的发展,其发展概况如何,又有何特点和社会影响,本文就此发一些评述。 一 其实江苏的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迅猛发展的，而是十分缓慢的，甚至是停滞不前的，自1882年左宗棠奏准开办利国驿煤铁矿以后，直到1894年才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南京胜昌机器厂诞生，这中间十二年，竟是一片空白。但自1895年以后形势陡变，新式民族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甲午战争以后《马关条约》的刺激。《马关条约》不仅规定清朝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后还增加3000万两赎辽费)，割让“奉天省南边地方”、“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以及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后辽东半岛由于俄、德、法三国之干涉，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 3不相同”。 “中国通商口岸城邑”的“各项工艺制造”，这是中国广大民众所赖以生存的一线生机，连这所赖以生存的一线生机都被外国人所占有，中国广大民众何以堪命,而且外国人在华开 1 《清史稿》卷125，《食货志》6。 2 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7，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印，第21页。 3 《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7—270页。 办工厂，装运各项机器进厂安装，只纳所订进口税，其在内地所制造的一切货物，也与进口商品一样，只须缴纳一次进口税和2.5%的子口稅，即可通行全国，免纳一切其他内地税和各项钞课、杂派，其所享待遇远远超过中国土货，从此便开启了西方列强来华开办工厂矿山企业公司的闸门，蜂拥而入。 自然，自鸦片战争以后已有不少外商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办了工厂，但是没有条约依据，外商在华制造的商品也没免纳内地税和一切钞课和杂派的特权，未曾伤及中国社会经济命脉，清朝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自《马关条约》以后，西方列强取得了这一系列新特权，便挟其余资纷纷来华开办厂矿。而西方各国技术先进，资本雄厚，民族资本企业无法与之竞争，从此便操纵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命脉，广大民众只能听任其奴役和宰割。 所以《马关条约》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广大士大夫阶层也莫不以此为厉阶。张謇得知后，即在其1895年四月初二的日记中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 4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在随后《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建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资本厚于我国”，“恐从此中国不能自立”。为此他要求张之洞上奏朝廷，“沥陈日约凶狠， 5种种贻害，万不可允”。随后他向清朝提出了一个“立国自强”的新，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训练新式陆海军、各省广设枪炮厂，加强国防建设，振兴商务以外，他特别强调了“广开学堂”、“讲求工政”，说“人皆知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为此他建议清朝“宜于各省设工政局，加以讲求”，说“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他指出:“中国生齿繁而遗利，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仍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主，非此不能养九 6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百万之漏卮。”由此他提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口号。张謇生前好友刘厚生也说，“张謇于乙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口号，身体而力行之，‘实业救国’之口号是针对《马关条约》，苏、 7杭及内地通商而发”的。张謇自己在1911年五月十七日的日记中也说:“自乙未(1895年) 4 《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6页。 5 《张謇全集》第1卷第29—30页。 6 《张謇全集》第1卷第35—39页。 7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局1958年，第73页。 89《马关条约》，即注意实业、教育二事。”“令即通州设立纱厂，以开风气，而保权利”。 自此，“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口号便成为改良主义的政治口号，长期以来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实业家们和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崛起而为之奋斗不息。直到全国解放以后，爱国实业家刘鸿生回忆他当年投身实业的动力时还说:当年“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他 10“时常想，中国要强盛，非发展工业不可”，于是“就想利用口袋里的现钞作点事”，投资实业。从而推动了江苏以至全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 其次，一些爱国官员的积极提倡。《马关条约》不仅刺激了广大的爱国实业家们为保利权而纷纷投资实业，兴起了一场“实业救国”运动，同时也刺激了一些爱国官员，尤其是一些地方疆吏，他们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地方利权，不使为外商所侵夺，也都积极提倡开办实业，挽回利权。张之洞就是一名典型代表。《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时署两江总督，见《马关条约》规定“日人得用机器在中国内地各州县城乡市镇，制造土货之条”，即“分属(嘱)苏州、镇江、通州在籍京官，各就所在地方，招商设立机厂，制造土货，为抵制外人之计”。11陆润庠(原国子监祭酒)的苏纶纱厂与张謇的大生纱厂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兴办起来的。以后历任江苏的地方大员也都对民族资本主义持积极提倡的态度。在端方和张人骏(1906—1911年间相继任两江总督)的积极筹备下，1910年下半年还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不仅南洋所属各府州选出各土特产参展，直隶、两湖、广东和南洋各国以及美日等许多国家都选送货物参展，参观者达数十万之众，络绎不绝，南京为之万人空巷。这对江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是民族民主爱国运动的积极推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又兴起了一股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进一步将中华民族的危机推向了深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挽救这民族危机，兴起了一场自强变法运动。他们大张旗鼓地创办学会、出版报刊、创立学堂，批判封建旧学，宣传西学。后来这场维新变法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却开启了人们的新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895—1898年间，全国新 12开办了78家民族资本企业，资本总额达1781万余元，几乎超过了过去20余年的总和。江苏当时亦是维新运动比较活跃的省区之一，除了当时改良派在南方的堡壘上海之外，南京也相继成立了测量会、劝学会、蒙学会、江南储才学堂;苏州则有苏学会、雪恥学会;扬州 8 《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51页。 9 《张謇全集》第3卷第6页。 10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02、407页。 11 《张謇全集》第3卷第12—13页。 12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870—922页。 有匡时学会;无锡出版了《无锡白话报》，等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江苏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更充满了民族民主运动，如1905、1906年为反对美国排斥华工而兴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和随后而兴起的收回路矿权的斗争，等等。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江苏商界拟订了“抵制加厉办法”五条，规定各店铺一律“不买美货，不订美货”，凡“现在存储美货”的各店铺，一律不得加入商会，对各商会的各成员店铺如“有影戳洋商，不顾名誉者”或“仍复买卖美货”者，一律开除出会;并将“振兴工艺”作为“实行抵制美 13货”的最终目标“地步”。从而严厉地打击了美国的对华输出，使输华的“花旗面粉大为 14滞销”，英美烟公司“大为(受)影响”。人们不买不用美国货，便改用土货，从而也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民族工商企业纷纷兴起。扬州在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一下子就兴办起40家手工织布厂，常熟亦从原有零星的几家手工织布厂发展到31 15家。1908年苏、浙两省民众也从英国殖民者手上赎回了苏杭涌铁路建筑权，分别成立了苏、浙两省铁路公司，由两省人民自行建造。 第四，清末“新政”的鼓励政策。清末实行了两次“新政”，一次是1898年，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先后颁布了几十道谕旨，宣布保护农工商实业，成立农工商总局，切实提倡实业;设立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建造铁路，开采矿山，制订《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规定“如有自出新法，制造船、械、枪、炮等器，能驾出各国旧时所用各械之上”者，“奏明请颁特赏，并许其集赀设立公司开办，专利五十年”。“如有能造新器切于人们日用之需”，或仿造“尚未流于中土”各器，分 16别给于30年或10年专利，等等。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以后，1901年，在当时时势的逼迫下，慈禧太后自己也宣布实行“新政”，编练新军，改革官制，中央设立农工商部、学部，开办学堂，实行新式教育，并设邮传部管理邮、电、轮、路，提倡实业，先后制订了《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等，鼓励投资和发明创造。对集资50、80、100、2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以上者，均给予商部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及其以上，直至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并请特赐双龙金牌，准其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至三 17代为止。这些在客观上也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再就是上海的影响。现在我们研究江苏近代经济史，将上海划出去了，其实历史上上 13 《时报》1906年2月2日。 14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736—737页。 15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366—367页。 16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38页。 17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640页。 海社会经济与江苏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因为历史上上海是江苏的一部分，明、清时为江苏的松江府，上海即为松江府的一个县。明代隶于南京，南京与北京京师为明代皇帝的直辖 18区域。明代南京的辖区相当于现今的江苏、安徽两省，至清代南京改为江南省，下设安庆、苏州二巡抚，分管安徽、江苏二省，等于江南一个大省下面设立二个小省。松江府即隶于苏州巡抚，下辖川沙厅、华亭、奉贤、娄县、金山、上海、南汇、青浦等七县一厅。清代虽在 19上海设有上海道，但此乃简称，全称“分巡苏松太仓兵备道”，是苏州巡抚的派出机构，分巡苏州、松江二府和太仓直隶州，不是专管上海县的。1914年成立上海道，但仍隶江苏省。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始改为上海特别市，脱离江苏省，直隶于行政院，1930年改为上海市。1958年又将江苏的崇明、嘉定、宝山三县划归上海市。但上海自1840年鸦片战争规定对外开放以后，凭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发展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乃至东亚第一大都会，洋行林立。在迅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和洋务运动的刺激之下，自19世纪70年代起民族资本企业便纷纷兴起，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上海已相继开办了包括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内的约38家工厂企业，其中除15家资本不明外，其余23家企业资本总 20额已达284万两又61万元。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自然对同属于江苏省的其他内地城镇发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其临近地区。而且上海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家和商人，他们本身就是江苏内地商人，上海开放后他们赴上海经商，有的充任洋行买办，有的经营钱庄和其他进出口贸易，发财致富后也想回家乡投资，振兴家乡经济，便携资回乡开办实业，从而带动了江苏内地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 二 关于辛亥前江苏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概况，现据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等有关资料统计，其概况分别如下:首先，按年份历年开办的工矿企业总计分别为:1882年一家，徐州利国驿煤铁矿，资本22.4万元。1894年一家，南京胜昌机器厂，资本0.3万元。1895年5家，资本总额97.5万元。1896年3家，其中除一家资本不明外，另2家资本总额22万元。1897年5家，资本总额175.5万元。1898年5家，其中除一家资本不明外，其余 18 《明史》卷40，地理志6，《京师南京》。 19 《清史稿》卷58，地理志5，《江苏》。 20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166—1169页。 4家资本总额63.1万元。1899年2家，其中除一家资本不明外，另一家资本69.9万元。1900年一家，资本14万元。1901年2家，资本总额11万元。1903年8家，资本总额47.4万元。1904年8家，其中除一家资本不明外，另7家资本总额115.62万元。1905年15家，其中除一家资本不明外，其余14家资本总额218.2万元。1906年17家，其中除5家资本不明外，其余12家资本总额312.45万元。1907年19家，其中除4家资本不明外，其余15家资本总额517.1万元。1908年6家，其中有3家资本不明，另3家资本总额58万元。1909年16家，其中有3家资本不明，另13家资本总额149万元。1910年16家，其中有8家资本不明，另8家资本总额19.5万元。1911年10家，其中有7家资本不明，另3家资本总额2.9万元。总计143家，其中除35家资本不明外，其余108家，资本总额1940.87万元。 其次若按地区来说，则基本都分布在沿江、沿海和沿运河两岸。1908年4月沪宁铁路虽已建成通车，对江苏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自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沪宁铁路沿线的各主要车站，也都在运河和长江沿岸，如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等，只是进一步扩大了交通运输的功能，使客货运输更加便捷。因此，江苏民族资本企业也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而且越接近上海的地方越发达，这也彰显了上海的辐射影响。具体而言，则苏州有12家，其中有4家资本不明，其余8家资本总额184.9万元。无锡21家，其中有7家资本不明，另14家资本总额155.6万元。常州10家，其中有4家资本不明，另6家资本总额37.3万元。镇江17家，其中有6家资本不明，其余11家资本总额144.5万元。南京8家，其中有一家资本不明，其余7家资本总额126.8万元。昆山和宜兴各有一家，资本均不明。常熟11家，其中有5家资本不明，另6家资本总额75.3万元。江阴9家，其中有7家资本不明，另2家资本总计49.2万元。太仓一家，资本69.9万元。南通21家，资本总额215.17万元。海门1家，资本0.6万元。崇明现在虽隶属于上海市，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8年才划归上海市，当年与海门一样，均属于南通大生资本集团的经济影响圈内。1907年，张謇在崇明投资121.1万元，开办了一家大生二厂。在这之前，已革候补 21道朱畴几次呈请要求在海门、崇明设立裕泰纱厂分厂，均被张謇呈请商部驳回。如皋2家，资本总计6万元。泰州1家，资本12万元。扬州3家，其中除一家资本不明外，其余2家资本总额42万元。总计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计121家，企业家数约占全省的84%左右，资本总额1390.37万元，约占全省的71.6%。而苏北、苏中地区则有海州10家，资本总额256万元。赣榆3家，资本总额114万元。宿迁一家，资本20万元。徐州2家，资本总额106.3万元。清江2家，资本总计6万元。淮安1家，资本4.2万元。高邮3家，资本总计 2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113—1116页。 44万元，总计苏北、苏中地区22家。资本总额550.5万元，企业家数约占全省的16%，资本总额约占全省的28.8%。具体参见《辛亥革命前江苏民族资本企业明细表》。 辛亥革命前江苏民族资本企业明细表 创办时间 企业名称 地址 资本千元 性质 创办人 1882 224 利国驿煤铁矿 徐州 官督商办 胡恩燮(候补知府) 1894 3 胜昌机器厂 南京 商办 1895 150 大纶丝厂 镇江 商办 张劝史 1895 150 求利丝厂 镇江 商办 李维元 1895 185 大纶缫丝厂 镇江 商办 1895 420 海州种植试验场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895 70 果木试验场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896 咸阳火柴厂 南京 商办 1896 180 源盛丝厂 苏州 商办 1896 40 萃纶丝厂 镇江 商办 1897 420 苏纶纱厂 苏州 商办 陆润庠(国子监祭酒) 1897 300 苏经源盛缫丝厂 苏州 商办 1897 559 吴兴缫丝厂 苏州 商办 1897 140 苏经丝厂 苏州 商办 周廷弼(候补道员) 1897 336 业勤纱厂 无锡 商办 杨宗廉、杨宗翰(道员) 1898 181 青龙山幕府山煤矿 南京 官办 胡云台(道员) 280 临洪榨油厂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898 1898 140 溥利树艺公司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898 30 同源吉铁器厂 常州 商办 孙伯英 1898年前 四经缫丝厂 镇江 商办 1899 洪昌布厂 常州 商办 吴友德 1899 699 大生纱厂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1900 140 复兴面粉厂 南通 商办 周重慈 1901 42 源丰实业公司 淮安 商办 陈琴堂 1901 308 通海垦牧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1902 20 大兴面粉厂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1902 70 广生油厂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1902 20 大隆油皂厂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3 10 宝山烛皂厂 常州 商办 薛熙宇 1903 180 合兴面粉厂 镇江 商办 朱芗倚、刘舜年(商人) 1903 70 茂兴面粉厂 无锡 商办 张石君、荣瑞馨(买办) 1903 5 海州织布厂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903 5 毛巾洋胰厂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903 14 翰墨林印书馆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1903 140 同仁泰盐业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50 大达内河小轮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3 1904 20 阜生丝厂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1904 186.2 大达轮埠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翰林院修撰) 1904 萃源榨油厂 昆山 商办 徐杏生 1904 150 裕昌缫丝厂 无锡 商办 张湛华、周廷弼(商人道员) 1904 140 开咸笔铅罐厂 镇江 商办 许鼎霖(道员)、张謇(修撰) 1904 140 大照电灯厂 镇江 商办 郭鸿仪(商人) 1904 420 海赣垦牧公司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904 100 上海渔业公司海州分公司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翰林院编修) 1905 20 同茂永蛋厂 镇江 商办 王西星 1905 茂新碾米厂 无锡 商办 荣瑞馨(买办) 1905 210 振兴纱厂 无锡 商办 荣宗敬、张石君、荣瑞馨 (钱庄主和买办) 1905 699 裕泰纱厂 常熟 商办 朱幼鸿(道员) 1905 50 因利染织厂 如皋 商办 张有琳 1905 20 华兴织布厂 清江 商办 胡少章 张符之(知府) 1905 280 海丰面粉厂 海州 商办 许鼎霖(道员) 420 海赣垦牧公司 赣榆 商办 许鼎霖(道员) 1905 25 泽生水利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5 140 大丰面粉厂 清江 商办 顾香一(商人) 1905 6 宝兴布厂 海门 商办 1905 72 华澄布厂 江阴 商办 吴增元 1905 100 生生电灯厂 苏州 官商合办 篑美颐 1905 70 资生铁冶厂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5 1905 70 颐生酿酒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6 13.5 大通航业转运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6 20 大中通运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6 840 海州硝皮厂 海州 商办 沈云沛(编修) 1906 300 云台茶业树艺公司 赣榆 商办 沈云沛(编修) 1906 280 亨跃电灯厂 南京 商办 李经楚 1906 20 金陵机器火砖厂 南京 商办 1906 瑞记布厂 苏州 商办 吴次伯 1906 瑞记公司汽水厂 苏州 商办 吴曾适 1906 镇江自来水公司 镇江 商办 席月楼 1906 420 赣丰饼油厂 赣榆 商办 许鼎霖(道员) 1906 699 济泰纱厂 太仓 商办 蒋汝坊(郎中) 1906 羡余织布厂 宜兴 商办 徐粹初 1906 140 裕亨康记面粉公司 高邮 300 大均饼油厂 常州 商办 恽祖祁(绅士) 1906 1906 晋裕布厂 常州 商办 吴寄儒 1906 50 镇泰榨油厂 镇江 商办 汪业恒 1906 42 锡经合资缫丝厂 无锡 商办 查伸康 1907 839 徐跃玻璃厂 徐州 商办 张謇(修撰)、许鼎霖(道员) 1907 280 裕亨面粉厂 扬州 商办 朱畴(道员) 1907年前 阜丰面粉公司 扬州 商办 1907 1500 苏省铁路公司 商办 张謇(修撰)、汤寿潜(道员) 1907 21 虞兴织布厂 常州 商办 卢颐 1907 120 泰来面粉厂 泰州 商办 杨奎绶 1907 10 广源制靛厂 如皋 商办 朱祖荣 1907 10 颐和罐食厂 苏州 商办 董楷生 1907 1211 大生二厂 崇明 商办 张謇(修撰) 1907 20 通州造纸厂 南通 商办 徐某 1907 6 吕盛布厂 南通 商办 张容 1907 350 镇江造纸公司 镇江 商办 曾铸、 尹克昌(商 人) 1907 泰来源记机器面粉厂 镇江 商办 傅庵 (商人) 1907 20 裕源涌蛋厂 高邮 商办 杨色喜 1907 280 裕享面粉厂 高邮 商办 刘攸畴 1907 勤华布厂 常熟 夏云卿 1907 420 金陵自来水厂 南京 商办 李光瑜 、劳敬修(买办) 1907 84 南洋印刷官局 南京 官办 端方(两江总督) 1907 中兴丝厂 苏州 1908 美利帆布厂 江阴 王恩槐 1908 鼎升布厂 江阴 季希三 1908 华纶布厂 江阴 顾良布 1908 420 利用纱厂 江阴 商办 朱志尧等(买办) 1908 140 振兴电灯厂 苏州 商办 祝大椿，(买办) 1908 20 大咸盐栈 南通 商办 张謇(修撰) 1909 391 九丰面粉厂 无锡 商办 蔡缄三 1909 140 广照电灯厂 扬州 商办 姚俊臣 1909 38 锦记缫丝厂 无锡 商办 徐锦荣 1909 45 源康缫丝厂 无锡 商办 何梦连 、祝大椿(买办) 1909 40 劝工棉织厂 无锡 商办 吴玉书 1909 德源碾米厂 无锡 商办 华承漠 1909 云澄布厂 无锡 商办 王桐 1909 美纶织布厂 无锡 商办 夏云鹤 1909 10 宝新碾米厂 无锡 1909 60 永泰第二丝厂 无锡 1909 6 裕纶织物公司 常州 1909 280 金陵电灯官厂 南京 官办 1909 100 南通电灯厂 南通 商办 1909 140 复兴面粉公司 南通 商办 张謇 1909 40 源升榨油厂 镇江 商办 汪瑜述 1909 200 永丰机器面粉公司 宿迁 商办 刘更年 1910 50 振艺机器缫丝厂 无锡 商办 1910 100 乾甡机器缫丝厂 无锡 商办 孙鹤卿 1910 邹成泰丝厂 无锡 1910 6 业勤毛巾厂 无锡 商办 1910 5 邹成泰碾米厂 无锡 1910 东升布厂 江阴 杨锡 1910 华丰布厂 江阴 姜叔屏 1910 华美布厂 江阴 周继武 1910 勤德布厂 常熟 陈勤斋 1910 5 昭勤布厂 常熟 陈云台 1910 7.5 锦华恒织布厂 常熟 1910 7.5 大纶仁记布厂 常熟 1910 14 中兴布厂 常熟 许兰溪 1910 义生火柴厂 镇江 1911年前 镇江玻璃厂 镇江 1911年前 裕兴轧豆油公司 镇江 1911 丰豫泰碾米厂 苏州 顾楚臣 1911 6 永泰和织布厂 常州 1911 天泰布厂 常州 朱子康 1911 通惠布厂 常州 孟永连 1911 善昌布厂 常熟 翁寅初 1911 维新布厂 常熟 谭芝溪 1911 20 华昌织布厂 常熟 1911 九成布厂 江阴 商办 赵赞成 1911 华利布厂 常熟 商办 高长庚 1911 3 渭鑫机器厂 无锡 商办 资料来源: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上述所列计143家企业公司，其实，还远不止这143家。1905年前，南京有六家肥皂厂。 22l 902—l 911年，镇江“曾办过好几家蛋厂”，睢宁等地也办过蛋厂，等等。因资料不详，没有统计在内。 三 自然，江苏的民族资本主义本身即是全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具有与全国民族资本主义相同的一些特点。一是江苏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时，主要都是些轻纺工业和公用事业企业，如缫丝、棉纺织业、农垦种植、面粉、碾米、电灯、自来水、交通运输和其他一些农副产品的加工企业，而钢铁、机器制造和采矿业等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则很少。在全省143家工厂企业中，属于后者的只有6家，资本总额只有51.1万元，企业家数仅占全省的3.5%，资本总额仅占全省的2.6%强，其平均资本8.5万元，还不到全省各企业平均资本18万元的一半。过去经济学家往往认为这没有取得经济的独立发展。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不独江苏，乃至全国以至西方国家，其近代化的早期都是从轻纺工业和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业开始的。一则其市场广阔，原料供应充裕，而且技术要求不高，容易发展。只有当轻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为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准备以后，才有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相应发展。不过当政者在谋划其轻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谋划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以确保其经济的持续和独立发展。 其次，辛亥前江苏的民族资本企业，也和全国的民族资本企业一样，具有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落后的特点，如南京的胜昌机器厂、无锡渭鑫机器厂，资本都只有3千元。海州织布厂、毛巾洋胰厂、无锡的邹成泰碾米厂、常熟的昭勤布厂，资本都只有5千元。海门的 22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846、1089—1090页。 宝兴布厂、南通的吕盛布厂、常州的裕纶织物公司、永泰和布厂、无锡的业勤毛巾厂等，资本都只有6千元。常熟的锦华恒织布厂、大纶仁记布厂资本分别为7500元。规模最大的苏省铁路公司资本也只有150万元。其他如张謇的大生一、二两厂，徐耀玻璃厂，常熟的裕泰纱厂、太仓济泰纱厂、海州硝皮厂，这些都是由旧官僚张謇、沈云沛、朱幼鸿、许鼎霖、蒋汝坊等人集赀创办的，规模稍大一些，资本也只有69.9万元至121.1万元。其他工厂企业资本大都是从1万元到三四十万元不等，除去南京咸阳火柴厂、镇江四经缫丝厂等35家工厂企业资本不明外，其余108家工厂企业资本总额才1940.87万元，平均资本约18万元，这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和西方列强在中国创办的外资企业，简直无法比拟。根据汪敬虞先生研究的资料统计，在1895—1913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计136家，资 23为江苏民族资本企业的4.2倍。其中规模本总额10315.3万元，平均资本即达75.8万元， 较大的如英国的开平煤矿，1911年资本已达1159.4万元，1913年更增至2063万元。英国在上海的耶松船厂，1903年资本即达772万元。英美烟公司1906年在华投资已达550万元， 241912年更增资达1100万元，英国福公司在1907年一次投资即达1398.6万元。均超过当年江苏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的十倍左右。至于在1894年前洋务派所开办的19家民用企业，资本总额达1620.3098万元，平均资本达85.28万元，规模则更大。因此，江苏民族资本企业由于资本少，规模小，竞争不过洋务企业和外资企业，自然受到洋务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挤压。 第三，辛亥前江苏民族资本企业主要是官僚买办出身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势力发展较快，其中尤以张謇、沈云沛、许鼎霖三人的经济势力发展最快。张謇原系清朝末年的殿试状元，翰林院修撰，在江苏创办和参与投资了23家企业公司。沈云沛系清朝翰林院编修，创办和参与投资了十家企业公司。许鼎霖为清朝正四品的道员，创办和投资了四家企业公司。此外国子监祭酒陆润庠、道员朱幼鸿、郎中蒋汝坊等人的投资规模也都比较大。总计这些官僚士绅创办的企业计47家，资本总额1307万余元。其企业家数约占全省的近33?，而资本总额却占全省的67.2?以上。其中尤以张謇的大生资本集团势力最大，一开始即已取得了“专办十年”的垄断权，后又展延垄断时限20年，在此时限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 25立纱厂。再加上“内地人工较贱，采运物料亦易，本轻利厚”，所以在1903年，“沪上纺纱 26各厂，无不亏本，独通州大生纱厂办有成效”，迅速发展。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张謇创 23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页。 24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0—25页。 25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113—1116页。 26《中外日报》1904年3月20日。 27办和参与投资的企业公司，包括在上海和外省的已达27家之多，资本总额已达937万余元，已超过江苏已知民族资本总和的一半以上。此外买办出身的经济势力也比较大，如荣瑞馨、祝大椿、朱志尧、劳敬修等，他们在上海起家以后，亦参与了对江苏的投资。他们除了在上海的投资以外，也先后在江苏开办了7家企业公司，除一家资本不明外，其余六家资本总额130.5万元。企业家数占江苏全省的5%左右，资本数约占7%左右。 第四即江苏民族资本主义与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实际是联为一体的。如前所述，上海本身就是江苏松江府的一个县，自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对外开放，凭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发展为全国的工商业中心，洋行林立。江苏许多内地商人也纷纷前往上海，他们或充任外国洋行买办，或自立洋行商店，经营进出口贸易，或开办钱庄， 为进出口贸易服务，并与上海本地商人融为一体。随着上海近代化的发展，他们纷纷投身实业，有的与外企合资，有的入股于洋务企业，也有不少自行商办企业。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随着江苏内地的风气开通，便纷纷来江苏内地投资兴业，其中有不少是回家乡投资兴业，回报乡梓的。也有不少江苏内地商人投资发迹后，又将公司企业发展到了上海，从而将江苏内地的民族资本企业与上海的民族资本企业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与上海，而且通过上海进一步与浙江和安徽的实业家联成一气，双方以上海为核心打成一片，从而以上海为中心将长江下游江浙沪三角洲发展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他们的上层后来便成为江浙财团。 江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江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则有力地推动了江苏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民族资本企业是近代大机器生产，需要有新知识新技能新文化，因此适应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江苏各级各类的新式学校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兴起。据初步统计，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江苏已创办各级各类小学2000余所，官立、公立、私立中学92所，各式师范学校、师范传习所、讲习所以及附设科、班数十所，各式农工商 28实业学堂、传习所以及附设科、班和业余、半日学堂数十所，高等学堂13所，另外还有金陵大学和东吴大学两所教会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同时交通、通讯和水电等基础与公共事业也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不仅拥有沪宁、津浦两条铁路(津浦铁路至1911年12月除黄河大铁桥外，南北两段均已竣工，1912年11月黄河铁桥建成，全线通车)，长江、运河和内河沿岸城镇也大都开通了大小轮船，南京等各大中城市有些也用上了水电，使江苏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而其最大的影响即为民族资产阶级日渐成长壮大， 27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069—1077页。 28 史全生:《论清末新政与江苏的教育运动》，《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奠定了物质基础，使民族资产阶级日渐成为一支最活跃的社会政治力量，活跃于江苏的政治舞台，不仅各城镇纷纷成立商会、商务分会以维护商家自身的商业利益，并纷纷投入各政治运动。 如上所述，江苏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出身和经济地位的不同，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别。以张謇为代表的官僚和买办出身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较大，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比较密切，政治风格比较稳健。他们希望实现社会变革，通过变革实现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不希望出现社会动荡，而是希望通过政治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另一部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如赵声、秦毓鎏、柳亚子、陈去病等等，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中下层，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然后在这封建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全新的西方的民主社会。而且江苏的民族资本主义与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是打成一片的。由于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资本主义最发达，在这打成一片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上海的资本主义经济处于核心地位，因此江苏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上层抑或中下层，都是与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一起共同行动的，而且往往将上海作为其政治舞台甚至是中心舞台展开活动的。即如张謇，早在1895年即已列名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但是他没有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戊戌维新的实际行动，认为他们势“张甚， 29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屆，亦不可测”，主张社会改革应从实业、教育入手，逐步进行，自称 30与康、梁他们“是群非党”，与“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所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但是他也没有因此而放弃改良立宪道路，而是继续从事立宪运动。日俄战争初期，日本刚刚取得了一些小胜，他就指出这是必然的，因为“一行专制(俄罗斯)， 31一行宪法(日本)，立政之宗旨不同耳”～随后他即组织编译在上海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分送朝廷上下，广泛宣传立宪自强的思想主张，据说连慈禧太后亦得到一本，阅后反映不错。立宪运动兴起后，他积极投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1906年12月发起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这是国内第一个具有政治性质，并且是最大的代表东南诸省的立宪团体。虽然推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潛为副会长，但领军人物却是张謇。1909年江苏谘议局成立后，他被推举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邀约各省谘议局派代表齐集上海，商讨赴京请愿事宜，请开国会，从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三次立宪请愿运动。而张謇则隐然成为这场立宪请愿运动的领袖、策划者，上海则是这场立宪请愿运动的策源地。随着这场请愿运动的失败，张謇也和大多数立宪派一样，对清朝失去了信心，当革命爆发以后，便转向了革命的一面。 29 《张謇全集》第6卷《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58页。 30 《张謇全集》第6卷《年谱》第861页。 31 《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20页。 以赵声、秦毓鎏、柳亚子、陈去病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推翻清朝，则出版书刊，如《译书汇编》、《江苏》、《复报》等，组织南京北极阁演说和上海爱国学社的张园演说，揭露批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朝残酷的封建统治及其退让妥协的对外政策，指出其“复媚洋人摊赔偿，„„苛政淫刑难尽书。„„到处差役更骚扰，牵了耕牛又牵豬。„„台湾割让又胶州，火烧眉毛全不晓。非我族类心不同，把我土地媚群凶，欧美环伺恣分剖，外洋又复 32逐华工。彼昏不知纵淫乐，大做万寿穷需索。”并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华兴会密谋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同盟会成立后，他们也大都加入了同盟会革命政党，积极参加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并成立“南社”文学组织团体，宣传同盟会的思想主张。即使没有参加同盟会的，亦能与同盟会密切配合，为推翻清朝而努力奋斗。 江苏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也与立宪派一样，以上海为依托，一则上海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其本身已孕育了一支十分活跃的革命力量如钮永建、高旭、陈陶遗、黄炎培、刘三，等等。他们与秦毓鎏、柳亚子、陈去病等等，因当时都属于江苏一省，有着同省乡谊，更是打成一片。而且浙江的革命党人蔡元培、章炳麟、陈其美等等亦以上海为据点，互相联络，互通生气。特别是上海有公共租界，租界不归中国政府管辖，由租界当局工部局巡捕房管理。这显然侵犯了中国主权，革命党人即利用这一点将之作为革命的秘密据点与掩蔽部，许多革命党人身份暴露以后即逃入租界，以躲避清政府的追捕。许多革命机关也都是设在租界，以避清政府的搜查。而且上海不仅是江浙沪地区的革命据点，全国许多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等等，也都曾活跃于上海。当时的民主革命喉舌《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也都相继设在上海租界。所以上海实际已成为当时民主革命的大本营。辛亥革命之所以最先在广东发动，因为广东最早对外开放，接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较早。然而广东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如上海发达，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不如上海强大，民主革命的气势亦不如上海活跃。所以孙中山先生早年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最后都失败了。后来宋教仁等人总结了华南沿海沿边地区一系列起义失败的教训，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联合了江浙地区的革命志士，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为友邦，而以中部 33别之”，策划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正当同盟会中部总会密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时，武汉革命党人利用保路运动，湖北新军大部调往四川镇压保路同志军起义，武汉防务空虚之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32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72—73页。 33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8页。 光复武汉和湖北大部分地区。然而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尽管各省纷纷响应，并派出援军前往支援，仍难抵敌北洋新军，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时，以上海为核心的苏、浙志士发动起义，沪、浙、苏地区相继光复，并组织了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从而底定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形势。所以辛亥革命尽管最先开始于广东，爆发于武汉，但最后成功于南京。可见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江浙地区民族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决定了的。 江苏各地的光复，也基本顺着江苏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即由上海沿着长江和后来的沪宁铁路向西发展，沿着大运河和黄海海岸向北发展，次第光复的。最早光复的是苏州，在191 1年11月5日。其次是无锡、常州，在11月6日。镇江在11月7日，通州在1 1月8日，扬州在11月10日，清江(淮阴)、山阳(淮安)分别在11月12、14日，南京在12月2日，徐州因最北，所以光复亦迟，直到1912年2月11日才光复。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原标为《辛亥前江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早期资产阶级运动》，因发表时间已久，本书收录时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