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水浒传_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_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中国人民大学李永枯近数十年来,学术界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有显著的成绩,但人们仍期待着突破。山西社科院孟繁仁等几位先生近年来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新发现的山西清徐县《罗氏家谱》进行了研究,提出罗贯中原籍山西清徐县的看法,同时,还提出“田、王二传系罗贯中增补”,“罗贯中完成《水浒传》增补田、王二传的时间,是在明太祖朱元璋中期、后期”,“而出现在这一部分(指田虎部分一一引者注)中的许贯忠,就是罗贯中自己的虚像化身。”今河南鹤壁市俊县,“就是罗贯中晚年定居的栖身之地”。(’)此文一出,不仅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关注,还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影响:河南省鹤壁市以政府的名义于2(X)2年“五一”前后,在首都某大报又发广告,又登文章和照片,宣称“罗贯中在隐居地的许家沟完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全传)两部不朽之作”,要将此地开发为旅游景点等等。自上世纪30年代初《录鬼薄续编》被发现以后,该书中关于罗贯中为太原人的记述,得到了学术界多数人的认同,笔者本人也持相同的看法。如今,在太原清徐县发现了《罗氏家谱》,62水浒争鸣(第九辑)尽管此家谱在世代排列上存在着不合集卯之处(2),目前尚难以令人置信罗贯中确为此家谱中人,或许由于历史久远,在世代传承、家谱续作上有所脱漏和外误,亦未可知,这有待于继续考察和探求。但此家谱的发现,说明太原地区确有历史久远的罗氏家族,这就为贾仲明的记述提供了一个旁证。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探考》孟文、姚文提出的“田、王二传系罗贯中增补”;“罗贯中到了晚年又在原书宋江征大辽、平方腊之间插增征田虎⋯⋯而且作者还多次修改、补充,留下了几种不同的《水浒全传》版本,’;简本和《水浒全传本》“田虎部分中的许贯忠就是罗贯中自己的虚像化身”等这些看法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信服。笔者愿直陈管见,与《探考》作者商榷。一、田、王二传并非罗贯中所作罗贯中作为《水浒传》的创作者之一,学术界历来不存在争议。但对于罗贯中增补了田、王二传这一新的说法,这是涉及到《水浒传》版本的重要问题,大有辨析的必要。首先,罗贯中参与创作的原本究竟有没有田、王二传,这是问题的关键。由施耐庵、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原本,没有流传下来。从上世纪20年代起,这一重大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在现存不同版本的《水浒传》中,以明万历十七年(1589)由天都外臣作序的《忠义水浒传)(以下简称“天都本,’)为最早,但它并非原本。然而根据明人的笔记、文章、著录等资料,《水浒传》的原本是可以考证而知的。在现存明人材料中记述最早的版本是被称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嘉靖间著名文人李开先,在其《词谑》中曾记述过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批嘉靖八年进士们,在一起议论过一本引起他们兴趣的《水浒传》,说此书“委曲详尽,血脉贯(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63通”,共“二十册”。文中未记述此书何种版本,但所说的“二十册”,实际是以五回为一册的二十卷,共一百回。前辈专家早已论及。这里所说的“委曲详尽,血脉贯通”云云,表明这部作品绝不是描写简略粗糙、语句残缺不通的简本,而是描写繁缉、语言生动传神的百回繁本。同时代人高儒在其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的版本著作《百川书志》中明确记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根据嘉靖、万历间其他小说、戏曲作品版本通行的格式,高儒的记述,当是据此书的封面或首回首页的题署而来。另一位身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文人朗瑛,在《七修类稿》中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郎瑛明确地告诉我们:这里所记的“宋江”,不是属于只停留在艺人口头上讲说的宋江的故事,而是与“三国”即(三国志演义》对举已刻印成书的、由“罗贯中改编”,并且被称为“施耐庵的本”的完整的《水浒传》。毫无疑问,这部书与高儒在《百川书志》所著录的“旋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是版本一致的同一部书。高儒是武弃世家出身,自其曾祖而下直至本人均为皇帝侍从、护卫人员,并喜爱读书、藏书。笔者根据高儒为《百川书志》所作的两篇序言、笔者本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发现的高儒叔父高得林墓志铭所载其叔父的生年等材料,曾考证推断出高氏家族收藏的包括这部“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在内的藏书,上限至迟当在天顺五年(1461),下限至迟当在成化十九年(1483)《3)。这就是说,高儒著录的这部《忠义水浒传》,最早可能在天顺五年、最迟可能在成化十九年以前,即被高氏家族收藏。这个推断被另外的史料所证实。嘉靖、万历间人钱希言在《戏瑕》中记述:“《水浒》一书,⋯⋯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64水浒争鸣(第九辑)头半日,功父(指钱本人一一引者注)犹及与闻。”钱希言这里说的《宋江》,与郎瑛所说相同,均指《忠义水浒传》,这是明人对该书通俗的简称。笔者根据这一重要史料,考证出“文待诏诸公”即明弘治、正德间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文征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他们有闲暇相聚在一起听人讲说整部的《忠义水浒传》,不会是在他们的中年,更不可能是在他们的晚年,只能是他们青少年时在吴中即今苏州读书学习,准备考取功名的时候,也就是成化至弘治初年之际(1487一1503)。因而,这部他们听人讲说的《宋江》即《忠义水浒传》,早在弘治之前的成化年间就已出现于社会(‘)。这个考证与据高儒的有关史料经考证做出的推断,恰好相互印证,无可争辩地证明,这部“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人所见并有明确著录的最早的一个版本。此外,笔者在《<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一文中,根据明人材料的记述,经过考证分析指出,这部作品在各回篇首有“致语”、“头回”、“灯花婆婆”之类的现实性和非现性的内容,这表明它保留有宋元话本体制特征的印记;这部作品在作者题署中使用了“的本”这一元代刻书业流行的行业用语,这表明它又带有特定朝代的印记。根据这些重要特征认定,这部“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不仅是现知明代最早的版本,而且应当就是施耐庵、罗贯中最后定稿成书的百回《水浒传》原本,因而它当然也就是后出的、现存的各种版本《水浒传》的祖本。《探考》孟文没有对施、罗定稿的《水浒传》原本作出任何一点的考证、分析,也没有提出任何史料,就逮而断定“田、王二传系罗贯中增补”,言下之意即(水浒传)经罗贯中修改、定稿的原本就包含有田、王二传。这不仅令人感到意外,也令人感到在治学上似有主观、偏执之嫌。那么,在这部由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水浒传》中是否(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65有田、王二传和许贯忠其人呢?由于这个版本被嘉靖初年刊行的、明人称赞为善本的郭武定本所代替,久已失传,我们对它的具体情节不得而知。但是,在明人对罗贯中创作《水浒传》的记述及对早期百回繁本(水浒传》的记述中,从未提及有田、王二传的存在。自施、罗原本《忠义水浒传》之后,中经郭武定本《水浒传》传承而出的天都外臣序本(以下简称“天都本,’)和大涤余人序本(以下简称“大涤本”)《水浒传》,及其后的各种百回繁本《水浒传》,从未有过田、王二传及许贯忠其人的只字片语;相反,倒是各百回繁本中预言人物前途、归宿,而实际上也是提示作品大块故事结构的那些褐语、真言等,却反证出由施、罗原本之前的早期本和由施、罗原本传承而来的百回繁本,不曾有田、王故事。例如五台山智真长老两次赠送鲁智深的渴言:“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又如九天玄女赠宋江的真言:“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罗真人赠送宋江的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重辉。始逢冬春,鸿燕分飞,吴头楚尾,官禄同归。”再如罗真人赠公孙胜的倡语:“逢山而止,遇汁而还。”在这些褐语、真言中对宋江等人聚义梁山、遭遇宿太尉和高述、征辽、征方腊等大的关目、事件都有所暗示,在赠鲁智深的渴语中甚至具体到暗示出鲁智深遇林冲、落草二龙山、归人梁山泊、得遇宋江、生擒方腊大将侯成,活捉方腊本人等这些属于个人的遭遇。当然,在百回繁本中曾出现过田虎、王庆的名字,这就是第72回柴进潜人禁苑看到的屏风上御书四大寇有“淮西王庆,河北田虎”这仅有的八个字。这里四大寇名字的出现,须从作者描写盗盗蜂起,天下大乱,社视云扰,以致皇帝寝食不安这个社会背景的角度去理解,田、王二寇只是宋江、方腊两寇的陪衬,并非实写。明人吴从先《小窗自纪》中言及北宋末年乱象及他读66水浒争鸣(第九辑)到的另一种《水浒传》两次议论到四大寇,均无“淮西王庆,河北田虎”,而是“河北贼高托山,山东贼张仙”,这可作为上述理解的佐证。很难设想,如果百回繁本中原有近二十回篇幅的平田虎、平王庆这样的大事件(’),这些揭语、真言会只字不提。更可注意的是,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揭语、真言并非一时之作。在施、罗百回定本成书之前,本来即有“小本水浒故事”(鲁迅语),“施耐庵的本”就是其中重要者。那些故事写人物的活动事迹有短有长,褐语、真言也就按头制帽,隐喻相应的时空。智真长老首次赠送鲁智深的揭言,说是让鲁“终身受用”,却只到“遇江而止”,而不及后来的征方腊,以致不得不再补赠一次。这就表明鲁智深最初只有一个早期的小本故事。原有的小本故事,再加上后续的故事,这是鲁智深一生的经历。若原有他参与平田、王的活动,两次渴言怎能毫无隐示?宋江是水浒故事的主要人物,他从上山前到大聚义直至征方腊,活动事迹最齐全,很可能罗贯中将《水浒传》修改定稿时,加上了征辽一段,所以九天玄女和罗真人对宋江的赠言隐喻得齐全而且一次完成。然而这早期本和定稿本的褐语、真言也都不见田、王二传的踪影,这就再次证明,田、王二传非罗贯中所增补。如果《水浒传)早期本或原本原有田、王二传,书中的那些揭语、真言就不会只突出“北幽”和“南睦”。其次,在《水浒传》简繁两大系统的版本中,只有晚出的简本有田、王二传及许贯忠其人。但简本并非另有来源,而是就繁本删削而成。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更多的简本被发现、重印和学者们对之考察、研究的逐步深人,证明原先一些前辈学者关于《水浒传》简先繁后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一,从作品的体制特征上看,简本不具有《水浒传》原本或早期本开篇、回首带有较多韵文、现实性或非现实性小故事那样的话本体制特征。由此可以断定,它不是《水浒传》的早期本或施、罗原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67也非施、罗原本的传承本。其二,从时间上看,简本是晚出的版本。在明代嘉、万年间的文人中,没有任何人记述过简本在嘉靖或其以前的朝代中即已存在。他们记述的简本,都集中出现在万历年间。如天都外臣(汪道昆)的《水浒传序》,在首先指出“嘉靖时郭武定(指武定侯郭勋—引者注)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开删节《水浒传》的先河之后,又说“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复瓶。”明末清初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说:“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指《水浒传》—引者注)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天都外臣说简本出现在郭武定本之后(6),并未说明具体时间,但我们从胡应麟、周亮工那里可以考察清楚。胡应麟为万历五年举人,于万历二十八年去世。他的《少室山房笔丛》成书于万历中期。他说将“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删落的简本,只出现“十余载”,那么,以时间推算,这种简本当出现在万历前期。周亮工说《水浒传》的“删落”本即简本,是六十年前被建阳书坊删落而成的。周的《因树屋书影》是周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被囚于狱中时所著,由此上推六十年为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也属于万历前期。胡、周作为简本出现的同时代人,所述一致,这就确证了简本的大量涌现,是万历初期的事情。再从简本出现于社会的实际情况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现存简本中除刘兴我本、映雪草堂本、《英雄谱》本,刊行于万历以后外(’),其他如“插增本”、“评林本”、种德堂本(‘)、宝瀚楼本、蔡光堂本等均刊行于万历年间,其中“评林本”刊行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而“插增本”出现最早,约68水浒争鸣(第九辑)刊行于万历二十二年前的几年或更早(”。此外,在余象斗所作的“评林本”的序言上栏“水浒辨”中有这样的话:“《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览⋯⋯”这表明,在“评林本”之前,简本《水浒传》在书坊中纷纷刊行,其中偏像(半叶有像)者十余副(家),全像(全叶有像)者只一家。文中未交代这十余家书肆刊行《水浒传》的时间跨度,但推测起来,大致当集中在“评林本”之前的十几年时间,即万历前期。总之,无论从明人的记述来看,还是从作品在社会上实际出现的时间来看,简本确实大量出现于万历年间,它确实晚于繁本。虽然我们不排除可能有个别简本早于万历,但在发现新的材料能证明简本出现于成化年间之前,简本晚于繁本这个事实是难以推翻的。其三,简本是依据繁本删削而成。在前引明人天都外臣、胡应麟、周亮工等的记述中,已明确地指出了简本是由“村学究所损益”、“闽中坊贾刊落”、“建阳书坊刊落”这个历史事实。但在许多主张扩简为繁、简先繁后的论者那里,这些记述被置之不理。近年,随着更多的简本被研究者掌握和深人研究,人们既从全书回目的省并、文词的删削、情节的改窜、诗词韵文的改易等几个宏观的层面找到了大量删繁成简的痕迹,也通过细致的勘比,从语句的残缺(主语、宾语、关连词等)、时间、数量、人物、衣著等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之处,找到了删繁成简留下的许多纸漏(’“》,这都是删繁成简的有力的内证。扩简成繁和删繁成简,这是两种不同的改写方法。前者易造成情节的枝蔓、累赘,却不会出现语句的残缺不顺,后者不会出现情节游离多余之病,却往往存在在情节脱节、语句残缺的纸漏,两者的区别是不难判断的。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在以“天都本”和“大涤本”为代表的繁本两个小系统中,简本“评林本”是依据“天都本”删削而成的。“天都本”和“大涤本”虽然同出一(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69源,但它们之间还是有许多区别的。比较重大的区别是:(一)“天都本”开篇有“引首”(“试看书林隐处⋯⋯”)各回前都有人话诗词;“大涤本”无“引首”,各回前无人话诗词(有部分回目将人话诗移人回中相应处)。(二)第20回“天都本”宋江从县衙出来先见到刘唐,后见阎婆;“大涤本”宋江先见到阎婆,后见刘唐。(三)第71回“天都本”单道梁山泊好处是“山分2又寨,旗列五方⋯⋯”;“大涤本”为“八方异城,异姓一家⋯⋯”两者的文辞属整体性的不同。(四)第41回“天都本”有“那条大江,周接三江⋯⋯”的叙述和一首七律对浮阳江进行描写,“大涤本”无此描写;第94回“天都本”、“大涤本”都有对杭州西湖美景的描写,但具体文词和引用之诗词基本不同。令人意外的是,“评林本”在这四处中除第三处即“单道梁山泊好处”被它删去未录之外,其它三处完全与“天都本”相同,而与“大涤本”相异。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是,“天都本”的讹误之处,“评林本”也与之相同。如“天都本”第89回原写宋江征辽大军已占领了幽州,但在打破辽兵混天象阵后,却又写御驾亲征36大辽国主在大臣和牙将护卫下,“往北而走,送人幽州”,又写辽主“退人幽州,急传圣旨⋯⋯”。“天都本”此处“幽州”显系“燕京”之误(“大涤本”作“燕京”)。“评林本”此处也与“天都本体相同。“评林本”对“天都本”既然异其所异,同其所同,甚至同其所误,这就是它以“天都本”为底本删削而成的铁证《川。但是“评林本”田、王二传却与“天都本”毫无关系,因为那是简本的作者创造出来的。天都外臣和张凤翼都异口同声地指出:《水浒传》是“为村学究所损益,⋯⋯益以淮西、河北二事。,,(川“刻本惟郭武定为最佳,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添足,赏音者当辨之”(’3),这当然是可靠的材料。但他们没有指明增插田、王二传的是何人。在上世纪20年代末,郑振铎先生最早提出增插者是“评林本”的刊刻70水浒争鸣(第九辑)者余象斗(’‘);上世纪50年代王利器先生则提出是苏州书商袁无涯所加(’5》。他们的看法有一定的根据,但并不准确。事实上,早于“评林本”之前少则五年、多则十余年的“插增本”的刻印者才是始作俑者。这个版本在“忠义水浒全传”之前冠以“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的字样,这样标示绝非如有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书商假借插增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商业宣传,而实际上此前的版本早已有了插增。须知,建阳等地的书商即所谓闽商,他们刊行的书籍并非无堂号、无刻印者、无产地的“三无”产品。他们祖居当地,世代为商,是重视自己的声誉的。他们可以为牟利而刊印大量粗糙、简陋的书籍,但却不会干招摇撞骗的事自毁招牌。请看,“插增本”之后的“评林本”等大量简本无一再冠以“插增”为字样,就足以说明问题;再看余象斗在“评林本”序言上栏“水浒辨”中写自己又要删掉某些诗词,又“唯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的不安心情,以及在各回中凡将诗词移置上栏时又不顾絮烦,一再做出交代的做法,也足以说明他们十分爱护自己的声誉,唯恐遭人非议。所以,这个“插增本”不会是假“插增”之名,干侵人版权之实的假冒作品,它是创作出田、王二传的初始版本,这样判断不会远离事实。《探考》孟文、姚文一再宜称“田、王二传系罗贯中所补增,而出现在这一部分中的许贯忠就是罗贯中自己的虚像化身”,“罗贯中到了晚年又在原书宋江征大辽、平方腊之间,插增征田虎、灭王庆,还精心塑造了一个隐士形人物—许贯忠。”但是,罗贯中是生活于十四世纪初叶至末叶时的人物,与“插增本”《水浒传》出现的万历前期即十六世纪末叶相距二百年之久,他怎么可能在活到近三百岁的晚年时在(水浒传》中增补了田、王二传呢?这岂非天方夜谈!同样《探考》中的张文、宣文竟然把杨定见、袁无涯刻的二十回(水浒全传)中的田、王二传也认为是罗贯中所作,宣称此“(水浒全传)最后成(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71书当在明初”(’6)。不知根据何在?《水浒传》的研究者都知道,杨序、袁刻的《水浒全传》并非他们独立结撰的作品,而是依据前人刊行的版本进行增补、改写而成书的。袁无涯在为此书撰写的“发凡”中就交代过,他因所依据的“旧本”“诗词之繁芜”未能尽除,“订音文字,旧本亦具功力,然淆讹外驳处尚多”,因此他刊行此《水浒全传》时“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实际的情况是:这个袁无涯本一方面以万历前期的大涤余人百回繁本即他所称的“旧本”为底本(”);另方面又将简本中田、王二传一些人物的遭遇、故事情节、地理环境等加以改写、订正和扩充,在语言文字铺叙描写上尽可能地细密化,以向繁本靠拢,变简本田、王二传十九节(回)为二十回,将各回目的文词重新拟定。经过这样一番加工制作,最后把字数倍增、面貌大变的田、王二传插人百回之中,便编成了被人称之为事文均繁的120回《水浒全书》‘’.)。这就是袁无涯“全传本”的来历。《水浒传》的研究者也都知道,不仅“全传本”的来历是可以钩稽的,它的刊刻时间也是可考的。杨定见、袁无涯与“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均为万历年间人。袁中道有一部日记体的著作《游居柿录),其中在万历四十二年约七八月间记载:“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这就是说袁无涯所赠的《水浒传》既然是“新刻”,应当就是刻印在当年,即万历四十二年,这是确切无疑的。《探考》的论者们在自己的文章中,不仅置施、罗定稿成书的《水浒传》与在此后二百多年成书,插增进田、王二传的简本和袁无涯《全传本》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基本事实于不顾,将后两书所插增的部分统统强加于罗贯中的名下,说成这是罗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留下的几种不同的版本”,而且在文章中认定“‘许贯忠’是罗贯中的虚像化身”,是72水浒争鸣(第九辑)罗贯中的“自我艺术形象”,并以简本和“全传本”有关部分的细节、地名等作为依据,印证自己的论点。事情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二、许贯忠的形像及有关描写印证不了“虚像“说本文在前面已经论及,由施、罗《水浒传》原本及由它传承而出的百回繁本根本没有许贯忠其人。此人是在简本“插增本”第91回和“评林本”第77回(”),写宋江征辽胜利,回京面君,又奉命征伐田虎即将出兵时,由皇甫端介绍出现的。由于此段描写原文不长,又是“虚像”说的主要依据,现按“评林本”抄录如下:宋江等受诏以(已)毕,选日便行。皇甫端案曰:“此处有一人,性许名贯忠,乃河北曲阳人也。幼与小弟在芦江相会,曾言田虎请他画宫殷,留部下所用。后见田虎不仁,逃归故里,见(现)在本乡教学。曾应过武举,射得好箭,跟过田虎,必知来历。哥哥着人请来问他根由岂不美哉!”宋江听罢,叫皇甫端随即径到守义坊,见了许贯忠各诉前情。皇甫端曰:“目今宋公明哥哥奉天子救命,要去收荆田虎,特命小弟前来相请。”许贯忠曰:“久闻宋公明是大丈夫,蒙贤弟来唤,即当赴命。”同到行营拜见宋江。宋江看一表非俗,甚喜,便设席管待。饮酒之间,宋江动问曰:“兄弟立甫端幼与足下相会,深羡公德,闻公曾从田虎,必知曲折,望乞指示进攻之策。”贯忠袖里取出一图递与宋江曰:“将军行兵只依此图,直抵绒粱,唾手可取。”宋江问曰:“此图足下从何得来?”贯忠曰:“昔在田虎帐下之时,但是部兵俊占州郡,带忠同行,每遇险隘屯兵之处及经行河路,必画下一图:某地可以进兵,某处可以埋伏,并无分毫差错。将军到其地方不识之处,开图便知进攻之策。”宋江看罢大悦,问曰:“水路何处进兵?”贯忠曰:“自东京一百多路,至滩沱河;自代(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73郡卤城县,东去参合县入海,虽有水路亦无攻取之处。田虎占据州郡,都是早路,只用马步军可以取胜。”宋江欲留贯忠同行,贯忠曰:“有老母在堂,无人看养,不敢从命。”宋江见他孝心,难以屈留,遂将黄金二十两、白银五十两酬谢贯忠而去(2”)。这段短文就是《探考》孟文、许文提出“虚像”说的主要依据。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证过,罗贯中与田、王二传无关。在此,我们对这一大前提姑且置而不论,只就事论事,看看所谓“虚像”说能否成立。首先,是籍贯问题。这段短文中称许贯忠是“河北曲阳人”。《探考》孟文硬说“曲阳”应颠倒为“阳曲”,是隐指罗贯中的家乡太原,因为太原府治所为“阳曲”。把“曲阳”解释成隐指“阳曲”,这本来就十分牵强,勿须多说。人们要质疑的是,在有关资料和传说中,没有任何关于罗贯中到过河北和曲阳的记载,《探考》的论者们也未举出“河北曲阳”与“山西阳曲”有什么内在联系,那么,罗贯中为什么非要选取河北这个地名隐指“阳曲”?如果罗贯中确实有意要以“曲阳”隐指“阳曲”,那么,安徽凤阳县西南的汉“曲阳故城”和安徽庐州府境内的南朝宋“曲阳故城”岂非比“河北曲阳”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连《探考》孟文也认为“罗贯中⋯⋯长期活动于两淮、两浙一带”,熟悉当地的情况,并援引章培恒先生关于“罗贯中曾在淮南、淮北一带活动过”的话,增强自己看法的可信性。既然罗贯中与两淮有此瓜葛,而且上引短文中也通过皇甫端之口介绍说许贯忠“幼与小弟在芦江相会”(2’),那么,罗选“淮南曲阳”作为许贯忠的籍贯隐指自己的故乡,岂非更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他为什么要舍熟就生,为许贯忠选“河北曲阳”做籍贯呢?在袁无涯“全传本”中许贯忠又被改成“祖贯大名府人氏”。查宋元明史书地理志,曲阳县在宋代属河北东络中山府(定州),元代属保定路,明代属真定府,从未隶属大名府,若74水浒争鸣(第九辑)“全传本”田虎部分也是罗贯中所作,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的“虚像”改变籍贯?难道“大名府”三字比“曲阳”更含有隐指太原的寓意?可见,“河北曲阳”,“河北大名”与“山西阳曲”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不能从籍贯上作为许贯忠与罗贯中互为一体的证据。其次,是与籍贯相联系的地理形势和地名问题。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河北人”许贯忠虽然大言宜称自己画的河北地理图“某地可以进兵,某处可以埋伏,并无分毫差错”,然而,却对“河北”的地理状况茫然无知。无论许介绍的水路进军路线,还是宋江按其图实施的陆地进军路线,书中所写的城池、关隘、山岭等,有的实有其名,却地理方位错乱;有的则显系胡编乱造,毫无根据。如,许贯忠说从水路进军“至淖沱河自代郡卤城县东去参合县人海”。“代郡”为汉代郡名,故址在今河北西北部与山西交界的蔚县境内,进攻在晋东南的田虎,为何要到晋东北?“卤城县”所指何地?纯属子虚乌有!“参合县”当指与今北京通县为邻的河北省“三河县”,但此县距海甚远,怎能直接“人海,’?又如,写宋江进攻田虎盘踞的沁州,却莫名其妙地要先夺取“大同关”、“玉门关”等等。罗贯中如果真的创作了田虎部分,并把许贯忠作为自己的“虚像”,那么,书中出现的这些“路线不清,地名混乱”(《探考》孟文语)的低级的地理错误,岂不是在向自己脸上抹黑?这怎能出自罗贯中手笔呢!其实,这完全是插增田、王二传的闽商制造出来的混乱。文化知识欠缺而又偏居一隅,使他们对数千里之外“河北”的地理状况茫然无知,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他们图快图省,无心也无暇查阅有关典籍、资料使自己了然于胸,于是只凭日常的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去胡编乱造了。请看“评林本”在头三十回合并章节、重新分回做得还比较认真,三十回之后既不分回,也不标数字,甚至书中缺少一回这样的错乱,也懒得校对,照印不误,这是明《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75证。在袁无涯的“全传本”中,这些错误不见了。书中写宋江进军的路线和许贯忠赠送的“三晋城池关隘图”完全吻合,所写到的地名,都与实际地理方位相符。被认为是同出于罗贯中手笔的这两个版本,为什么前者混乱、模糊,后者准确,清晰?这并非如《探考》孟文解释的那样,是因为“罗贯中对田、王二传和许贯忠的描写构思,经历了由粗疏到成熟的过程。”在他后来构思成熟,“经过修改定稿的《水浒全书》中”才“使原来在‘评林本’中地理描写方面存在的实际混乱和不规则现象,得到了彻底纠正。”事实上不是罗贯中而是袁无涯等作了“彻底纠正”。袁无涯是生活在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浙地区,他长期与文坛领袖如“公安三袁”等著名文人交往,并刊行他们的著作,这使他能积累较丰富的知识,具有舞文弄墨的素养。他喜爱《水浒传》,崇拜批点过<水浒传》的李卓吾,他的合作者杨定见系李卓吾的弟子,也是知名文人,这些主客观相结合的条件,使他们修改过的田、王二传比简本高出几个档次,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虽未闻袁无涯有“北上山西的行踪和经历”,但以他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可以通过查阅地理图经之类得到圆满的解决。若依照《探考》孟文的解释则经不起推敲。众所周知,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他的构思的确有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由单薄到丰满,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升华过程。然而他作品中要写到的城池、关隘、山川等地理名称,却是与塑造人物有别的另一类问题。对这一类问题,作家不需要苦思冥想,求其不断丰满、成熟,因为这是既定存在的常识性、技术性问题。凡是作家所熟悉的地理形势及名称,他可以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地写人自己的作品之中;凡是他欲写而又不熟悉的地理形势和名称,他只要认真查阅典籍、资料,就能做到大体无误。如果这两个版本中田、王二传的确出自罗贯中手笔,如果这个许贯忠确实是罗贯中的“虚像”,那么,像地名这类问题,完全可以一次到位。载有地理形势和路76水浒争鸣(第九辑)府州县名称的《大元一统志》刊刻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按照《探考》孟文的说法,“罗贯中也具备比袁无涯早抄一步的条件”,那么,他何必先推出一个“路线不清,地名混乱”的“评林本”来自曝其短呢?试看《水浒传》中征方腊部分,宋江征战的地理形势和州郡名称,与实际状况紧密扣合(川,难道这一部分施、罗也曾先推出一个“路线不清,地名混乱”的简本,然后待构思成熟才又推出完整的、成熟的《水浒传》最后定稿本吗?再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写中原、江南、渭陇、西川等地区的地理形势和州郡地名,其复杂、繁多超过田虎一役无虑十数百倍,然而却清晰、准确,总体上符合实际情况,这充分显示出罗贯中认真、刻苦、严肃的创作态度。谁能证明,这是罗贯中在构思成熟后彻底纠正了前一版本的混乱、谬误而推出的一个定稿版本呢?其三,许贯忠的身世经历问题。《探考》孟文说,罗贯中被家谱除名,很可能是因为他创作了《水浒传》这样的“诲盗”、“倡乱”之作所致。然而在简本和“全传本”有关所谓罗贯中“虚像”许贯忠的出场描写中,对此没有任何明示或暗示。两书中一致提到他“曾应武举,射得好箭”,但未写明是否取中。在封建时代,能应举就表明一个人的身份和实力。取中,即有了功名;未中,也是一种资历。这同样都是增光门媚、荣粗乡里之事,应予表彰。是的,他曾错投田虎,但很快即改邪归正。先贤有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贡语)何罪之有?至于外出在乡塾教学,也是本分职业,更无可非议。两书一写皇甫端,一写燕青,到许贯忠家中,未见许有著书立说的迹象,许也未表现出“有志图王”的气度,倒是吐露自己“无志进取”的心曲,流露出一派看破红尘、闲散了此一生的情调,如此这般,哪一桩能成为的“虚像”背后的真身罗贯中是“败子”、“逆子”被家族“除名”的罪(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77名?“全传本”写宋江爱许之才,邀许同往共事,许答称“因老母年过七旬,不敢远离”。被《探考》诸先生认定的《罗氏家谱》,列明罗贯中有兄弟六人。一人外出,尚有五兄弟事亲。而此许贯忠“浪荡江河”,舟车劳顿,其母千里相随。罗若以许为“虚像”,此事为族中大事,家谱于其母名下为何不记此事:“随子外出”?“全传本”改写许贯忠隐居于大名府浚县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而在简本中却写他在人烟揍集的国都东京的街巷一一“守义坊”教学(2,),而不是隐居。人们不禁要问,同一个作者罗贯忠,通过“虚像”写自己的身世经历,为什么反来复去、前后抵捂?他在后书中篡改自己的经历,是有意隐瞒什么,还是别有苦衷?然而他明言身边有老母相随,岂不又泄漏了自己的隐私?由于“虚像”说存在的漏洞多多,不符合事实,类似这样就事论事可质疑的是绝非只此数端,但仅就以上所提问题,恐怕《探考》的作者们也是难以厘清的。或许作者们以“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作解,若如此,那就成了虚实由我摆弄的文字游戏,并非郑重严肃的学术研究了。《探考》的作者们,还从简本、“全传本”田虎部分许贯忠一节以外的其他描写中,撷取一些梦境神道的情节,去印证“虚像”说和罗贯中原籍清徐县的真实性,这也大有可议之处。例如“全传本”第93回描写李逮睡梦中在山间遇到一个“头戴折角头巾,身穿淡黄道袍”的“秀士”与其对话,自称“我原在汾、沁之间,近日偶游于此”,此人就被认为是罗贯中的“虚像”许贯忠的化身;又如“评林本”田虎部分,有“李逮误人斗鸡村”一节,写李逮下井救鲁智深,因追杀老虎,迷失路径,向路遇的老丈问路。老丈答日:“我这里与仙境隔邻,名唤斗鸡村⋯⋯老拙住处姓钱,却是唐落宗朝代因避黄巢乱,移家在此居止。”《探考》的作者就抓住“唐傅宗朝代,因避黄巢乱,移家在此居止”的话,于是就与《罗氏家谱》始祖罗仲祥在“后五78水浒争鸣(第九辑)代唐时”,因任官山西清徐,终于落籍当地的记载联系起来,认定此被称为仙翁的老者“也就是罗贯中的化身”,进而到清徐实地调查,找到了一个在“白石沟沟口之北的平泉村”,而这个村里果然有与钱姓老者共居的庞姓村民云云。这样似乎又反过来证实了“评林本”的作者为罗贯中的论断。但是,这样做却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原则区别。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虚构是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梦境仙道是作家进行创作常用的艺术虚构手法。作家在创作中也往往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某些生活经历的痕迹融人作品,但这是经过改制和提炼升华了的现实生活,绝不能将作品等同于作家的自传,去寻根求实,否则将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造成莫大的混乱。试问,若以《探考》作者们的做法为正常,人们就应当去考证一番罗真人是否与罗氏家族有血缘关系、世代辈份,他的洞府九宫县二仙山学是否有隐指太原或清徐的寓意,因为罗真人一向大力支持罗贯中笔下的水泊梁山事业,岂能无感情因素?人们还应当去考证一下《红楼梦》中茫茫真人、渺渺大士、警幻仙姑、痕头和尚、脏足道人等与曹雪芹高祖曹振彦一辈以来是怎样的亲故世交,因为正是他们自始至终关怀着贾府和贾宝玉的前途和命运⋯⋯但果真如此,这样的考证岂不成了“寻梦记”、“访仙录”,还算什么学术研究!所以,这种“捕仙捉影”的方法实不可取。撤开理论原则不谈,对(探考》作者举出的上述两个情节,人们也不无疑问:那个黄衣“秀士”自称“原在沁、汾之间”,但许贯忠的曲阳、大名两个籍贯都在河北,与沁、汾了不搭界;再说太原(阳曲、清徐)在沁、汾之北,并不在“其间”,凭什么根据“秀士”的这句话就认定他就是许贯忠?又,李遗所下之井在“狮子山”下名“悬缠井”。“评林本”未交代此山、此井在冀在晋,山、井之名纯是作者随意杜撰,有什么根据非要与山西清徐县对号?斗鸡村为什么就落实到石泉村?这个村虽有庞姓,但(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79最重要的宗族之姓的钱姓(或罗姓)却并无一人,这有何用?罗氏家族的始祖罗仲祥系五代后唐(924一936)间落籍清徐,这与老者所说“唐嘻宗(874一888)朝代移家在此”是不同的朝代,前者比后者晚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评林本”作者若真将此人作为“罗贯中的化身”,只须将“唐嘻宗朝代”五字改为“五代后唐”四字,即可与《罗氏家谱》吻合,他为何要留此错世乱代的漏洞?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探考》孟文对水灌太原城的举证和解读。孟文认为,罗贯中久有“通过田虎故事寄寓自己的故乡之感和对祖先缅怀之情的意图”,写黄衣秀士出现、斗鸡村老者的言谈,都是寄托了这种感情。而最能体现他“对于故乡和先祖落籍之地的深沉追思、怀念之情”的,是“李俊水灌太原城战斗情况的描写”。水灌太原城的故事不见于简本,而是“全传本”新增添的情节。它写田虎被宋江大军击败,即将覆灭,只有其殿帅张雄率将士据守太原顽抗。宋江水军李俊等利用连日暴雨水涨之势,决引河渠之水灌浸太原城,并派兵将乘机冲杀。结果太原城房倒屋塌“窗权什物,尸骸顺流奎塞南城”,“城中鸡犬不闻,尸骸山积”,“所存军民,仅千余人,⋯⋯那千余人四散的跪在水泥地上,插烛也似磕头乞命。”真是一片凄惨、恐怖的景象。连“全传本”田虎部分的作者也直接出面表示自己的愤慨:“虽是张雄等恶贯满盈,李俊这条计策也戒惨毒了!”一个对故乡深怀热恋、追思之情的人,他忍心用自己的笔墨去描写家乡城池房舍,父老乡亲遭受灌城灭门的大惨祸吗?这样描写是表现了他对故乡土地人民的热爱、眷恋呢,还是冷酷、残忍呢?是对祖先亲人的尊崇、虔敬呢,还是欺蔑、叛逆呢?罗贯中在创作的元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以肯定、赞美的笔调,描写赵匡)9L雪夜访赵普,君臣共定“休掳掠民财,休伤残民命,休烧毁房屋”,“兵不血刃”收平江南的治国方略,与田虎部分争城夺地,杀人盈野,水灌太原,屠城灭门的描写,8口水浒争鸣(第九辑)在思想倾向上格格不人,这一部分可能出自罗贯中之手吗?笔者与孟策仁、郭维忠两先生是学术朋友,交往多年,从不怀疑他们呵护罗贯中的诚意,但正因为他们太急于寻找材料印证自己提出的“田、王二传系罗贯中所增补”的观点的正确性、可靠性,以致走人极端,几乎是见材料就用,竟然没有觉察出所用材料从反面否定了自己的观点。这大概是孟先生等始料未及的吧。总之,许贯忠形象的内涵及有关描写,证实不了“虚像”说的观点,田虎部分及许贯忠形象并非罗贯中创作,与罗贯中全然无关。客观事物自有它固有的内部联系,人们只有深人地、实事求是地找出它的这种内部联系,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正确的、可靠的结论。不尊重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牵强附会,圆钠方凿,必然使自己捉襟见肘,左右为难。《探考)的诸位作者,他们有的对《水浒传》版本的承传同异、增易演变等复杂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只是大致一望,就匆忙得出自己的结论;有的对版本有一定的研究,却为一种学术突破的欲望所驱动,以主观先验的眼光对待自己的论点、论据,在方法上又相互论证,因而导致自己的论点、论据经不起检验,难以自圆其说。《探考》中的一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在学术研究中,判断史料使用价值的标准,应视其客观性、真实性如何。对同一材料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不能以对自己论点是否有利作为取舍标准。”这话讲得何等的好啊!笔者愿与《探考》的作者诸君共勉。注释:(l)见孟繁仁、郭维忠:《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许贯忠是罗贯中的虚像》。与孟、郭两位持相同观点的宣啸东、张兵、姚仲杰等,也在国内报刊发表了文章。他们观点相同的一批文章被编辑成《罗贯中探考》一书,由中国古籍出版社于1991《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81年出版。为简要起见,本文以下引用他们的文章,将不列明篇名和出处,只以《探考》某文相称。(2)按《录鬼薄续编》所载,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一般的研究者推断罗贯中的生卒年约在13ro一1385或1320一1400年之间。《探考》孟文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文次子罗才x应是罗贯中,果真如此,那么《罗氏家谱》第一代始祖为五代后唐(924一936)间人,若按传统说法”三十年为一世”或实际生活中二十五年为一世计算,这个罗贯中应当生于宋徽宗政和后期,即1116年前后,或宋神宗元丰初年,即1050年前后,而不是元末明初;元末明初的那个罗贯中若是《罗氏家谱》中人,则他应是第十四世或第十六世,而不是第七世。总之,这个罗才x与《录鬼薄续编》记述的罗贯中相差七代以上,230年之久,绝非一人。(3)详见《<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4)同上,并见《<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水浒争鸣》第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5)此数字以”评林本”中有关节(回)数统计。该书中平田虎部分为十节(回),平王庆部分九节(回)。(6)据笔者考证,郭武定本刊行于嘉靖四、五年之际,详见《<水浒传>祖本及l’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7)刘兴我本有汪子深《叙忠义水浒志传》,文末有”戊辰长至日”字样,戊辰为崇核元年(1628)。映雪草堂刊本卷首有”金圣叹评水浒全传”字样,据此可知,此书刊行于崇祯十四年(1641)问世的金批本之后。(8)种德堂本现有残本(90回一120回),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其最后一叶牌记上有”万历仲冬之吉种德堂重刊”字82水浒争鸣(第九辑)样。见马幼坦《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9)见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传>残叶书后》,《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4辑。(ro)见王根林:《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刘世德:《<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一一简本和删节本》,《水浒争鸣》第4辑。傅隆墓:《从”评林本”看<水浒>简本与繁本的关系》,《水浒争鸣》第5辑。(n)“评林本”与“天都本”相应的84个回目中,回前有入话诗的有26回,将入话诗移在上栏的36回,无入话诗的为10回。又,此书有4处为余象斗逞自己的才情插入自撰的诗篇或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