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演讲

龙应台：大学，如果没有人文——对港大毕业生的演讲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华人社会，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冷血”的张爱玲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23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30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惟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二、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 除掉夏初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糅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三、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 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状况，表示关心；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的文字。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四、“宣传共产”的萧伯纳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说，龙应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对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熟悉。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发现。我发现在1933年，当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准备盛大欢迎77岁的“和平老翁”访华之前，萧伯纳先来到了香港，在港大礼堂做了一次演讲。一般坊间的纪录说，萧伯纳不愿意正式演讲，只是与学生闲聊，闲聊中，萧氏说，在大学里，学生首先要学会“忘记”———“我们听到、学到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要引我们入歧途的。在学校必须学，不学毕不了业，但要会忘记，要将学到的东西忘记。” 可是，我又发现，1933年2月14日，“路透电”的消息说，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说了，而且报导的标题是“对香港大学生演说kk萧伯纳宣传共产”，中国各报都刊登了消息。 这时，我才将萧伯纳港大之行和鲁迅的文章连了起来。鲁迅因为萧氏的港大演说而赞颂萧伯纳“伟大”： 但只就14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20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50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40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40岁。我所谓的伟大，是他竟替我们20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未离开了现在。 萧伯纳是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作品、政治思想和对社会的介入，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思潮，是英语世界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又了解多少呢？ 五、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来港大之后，做了种种发现，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孙中山算是港大毕业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乐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测孙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广为人知，还是一个政治的尺度在衡量价值。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精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在香港的价值观和语境里，我也注意到，社会关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经济发展，求经济发展，做决策的政府官员和影响决策的专业精英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家、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对“人”不够了解，政治就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对“人”不够了解，法律将只是文字的绳索，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正义。对“人”不够了解，医学的种种研究和发明，脱离人的终极关怀，可能变成技术的竞赛、脑力的游戏，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所训练的学生，将来要领导这个社会走向未来的精英，对“人”，有多少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呢？ 所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kk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李卓芬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195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因为反共惧共而有心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他的诊断多么精确。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今天的演讲，看见校长和几位副校长都全程在场，看见校友们对港大的前途如此关切，我分外觉得感动。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势利”的时候，我自己的发现却是：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 六、两个建议 因此今天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一个是比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笔小小的经费，对港大的历史做一次彻底的研究调查。它当然也应该包括医学史、工程史、法学史，但是我想人文史是港大最受忽视的一环。一个完整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好之后，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现：许地山的办公室门口，陈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张爱玲曾经住过的宿舍遗址，朱光潜曾经流连忘返的校园山径，孙中山和萧伯纳曾经演讲的陆佑堂……每一个蕴含人文意义的点，都可以竖一个小小的牌子，透过历史告诉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断“提着皮箱”到达校园的19岁的青年：大学，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学、技术、经济或商业管理的发明，都必须以“人”为它的根本关照。离开了人文，一个大学，不是大学，只是技术补习班而已。 另一个建议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严肃的投资，把原来就有的，从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甚至于萧伯纳，所一脉相传的人文传统，一个断掉了的人文传统，重新焊接，重新出发。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为中国培育人才。今天我们不必把它狭隘地理解为为中国培育人才，但是为中华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个当仁不让的义务。香港或许此刻文化的土壤过于浇薄，但是以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潜力面对整个华文世界，搭出一个人文思想的平台，成为文化的聚光之处。　 那么给予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尔南来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这，是我所想象的香港大学的责任。 政治人的人文素养——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记得美国“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布坎南(曾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人”。推演一下，每个人何尝不也是“政治人”?我们的读者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虽然龙的演讲有一般演讲都有的“语境针对性”，但我们相信对我们的读者会有所启发。 演讲的时间是1999年5月15日。对经龙审定的记录稿，编辑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将一些台湾语体习惯改过来；二是删节了部分“语境针对性”的。这些改动未经龙的审定，特此说明。） 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你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25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注)；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105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25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25年后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跟大陆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25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的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的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讯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着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祥林嫂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粗鄙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地背出一阙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总共不到五十个字吧，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现实，两者必须相互映照、同时存在，没有一个孤立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我们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白杨，而不知道有水里的白杨树，那么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一个片面的、单层次的、简单化了的价值判断。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斯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的本能，不知怎么地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呢?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呢?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些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发展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 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 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一个政治人，你又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我们?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另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两千年的**。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账。”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好，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利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 “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那么“知”与“行”是不是两回事呢?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知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秘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 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的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后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注：陈水 扁在台北“市长”任内，曾因房屋产权问题而强迫钱穆先生迁离；钱先生迁屋不久即去世。1998年陈水扁曾为此事公开表示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