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历史验证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的历史验证 黄力之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发表已经二十八年了，一般认为，围绕这篇文章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称为一桩公案。从现代社会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今天可以确认的是：学术理论界发生的一切讨论和争论，都应当允许自由讨论，不能由行政力量来钦定是非。 　　问题是，在今天，人们会感觉到，一些人正在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断言胡乔木文章的一切都是错。例如，说胡乔木的文章“错误百出”，“胡乔木从概念出发，断言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因而无视（确切地说，掩盖）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种种异化的事实。”“胡乔木不准说‘人’”。这种无视文本真实性的批评很难算是学术批评。 　　我不打算全面回顾、讨论这场公案，这是一件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事儿，只想提出一个新的观察视野，那就是历史验证，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社会近三十多年（胡文发表时间占了其中的二十八年）的状况与胡乔木文章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关系，从而体察其理论是非。 　　一、异化：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胡乔木文章关于异化问题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异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异化是“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异化为反对和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弊端但不能称为异化，“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各种问题、各种消极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消极现象统统纳入异化公式之中，势必把这些都看成是规律性的和对抗性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当时所指认的“社会主义异化”有三个方面：“思想异化”，即个人崇拜现象；“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经济领域的异化，指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甚至蠢事。应该说，对这几个问题，胡的文章并没有否认，也没有为之辩护，他只是不同意称为“异化”，他坚持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的必然联系。 　　从理论上说，异化到底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作为普遍规律存在的问题，匈牙利的卢卡奇早就意识到了，他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67年版序言中，他是这样回顾的： 　　“在黑格尔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异化的概念，它是作为在其自身世界和与其相对的世界里人的处境的根本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他异化的术语包括了每一种类型的对象化。这样，异化从它的逻辑结构上看和对象化的概念是同一的。因此，当统一的主体一客体超越对象化的时候，它必须同时超越了对象化。但是，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当客体只是作为从自我意识中异化出的存在物时，使客体返回到主体就将意味着客观现实并且任何所有的现实的终结。《历史和阶级意识》步黑格尔的后尘，因为它也把异化和对象化混同起来。这个基本的和关键的错误对于《历史和阶级意识》赢得成功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我们上面已谈到的，被哲学所揭示出的异化概念是模糊的。很快，异化就成了典型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这种批判从事对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人的境遇的仔细考察。把一种社会的批判提高为一种纯粹哲学批判的问题，也就是把一个本质上是社会异化的问题变换成一个永恒的‘人类状况’的问题，这在资产阶级哲学文化的批判中(我们仅仅注意一下海德格尔就可以了)是十分自然的。很明显，《历史和阶级意识》与这种认识几乎完全相符合，尽管他的意图是和他们不同而且是反对他们的。因为，当我把异化概念和对象化概念等同时，这表明我是把异化作为一个社会的范畴的--社会主义将最终废除异化--但是目前在阶级社会中，它不会减少，并且它的存在基础是在哲学上，这样就使我的这种理解和资产阶级的把异化作为‘人类状况’的认识近在咫尺了。” 　　显然，卢卡奇在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意识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异化问题上的区别：马克思讨论的是社会异化的问题，而黑格尔讲的是永恒的“人类状况”的问题，卢卡奇此时意识到只有资产阶级才喜欢黑格尔的结论--把异化作为“人类状况”来认识，从而淡化了资本主义的异化之罪。 　　不是说有了卢卡奇的自我批评，所有的人就得臣服。问题在于，异化到底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永恒的人类状况？这里不必没完没了地讨论概念问题，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吧。 　　在当下中国，有不有异化？如果有，原因何在？或者说，产生于何种？ 　　王若水们当年列举了“社会主义异化”的三个方面，显然，这是沿着卢卡奇曾经的错误思路去发展的想法，把事物向对立面发展的倾向泛化为异化。这样也许有创意，但至少躲避了马克思批判真正的异化的本意。 　　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几个方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倒是马克思批判的异化劳动已经普遍存在了。 　　震惊2010年春季中国的社会事件是富士康职工跳楼自杀身亡事件，仅3月11日至5月26日，就有9名员工丧命。媒体道： 　　富士康的“魔咒”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血淋淋的场景深入打工者的真实生存世界，窥探富士康这个工业巨头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我们看到了富士康世界的准军事化、等级森严的人事体制、去人性化“科学”工序管理、冷漠的人际关系。一句话，在富士康，工人只是工作的机器。他们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没有任何发言权。人们还赫然发现。在奉行科学管理、面向全球市场的现代企业，与管理杂乱无章的煤矿一样。同样可以夺取打工者的生命。只不过后者杀人于有形。让矿工们“死于意外”，而前者则让人“意外而死”。后者的雇主和主管部门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前者的雇主只需对死者表示遗憾和难过。我们不仅深思：究竟是富士康中了“魔咒”，还是中国的劳工中了“魔咒”？矿难、自杀、过劳死．我们看到的是怎样一幅当代中国劳工的命运图啊。 　　不必去一一列举，当代中国劳工的命运远远不是富士康跳楼事件所能概括的。人们要问，这与马克思批判的异化有何区别？马克思当年的揭示何等深刻！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身体即自然界。”“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如此普遍的异化，已经不再有人来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异化了。相反地，报刊开始公开地谈论此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常年游走于城乡之间，更加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而第二代则完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成长起来，不管国家是否愿意赋予他们工人的身份和政治地位，这一代人都已经转变为更加纯粹的产业工人。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罢工潮将会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大难题。”在一位学者看来，“面对今天的困局，法律的调节和产业升级都不是根本之途，‘必须反思今天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从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寻找经验。’” 　　“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引起了网上热议，许多人纷纷谴责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这种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某些头脑发热的学者所鼓吹的‘中国模式’的最典型的代表。”“关于这套模式，我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都早已获悉，只是在21世纪的当代才亲身感受到而已。” 　　事实的逻辑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比起胡乔木文章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型，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用王若水们的“社会主义异化”概念来说明大大小小的富士康事件，你也就没有办法来否定胡乔木关于异化是“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的结论。历史就是这样验证的。 　　二、人道主义价值观取代唯物主义历史观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吗？ 　　为了妖魔化胡乔木文章，有人说“胡乔木不准说‘人’”，真是不值一驳。 　　关于人道主义，胡乔木的文章表述得很清楚： 　　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章表示只能接受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而不能接受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过许多伦理道德理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理想，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前的时代里提出过的最高的伦理道德理想。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伦理道德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尽管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个人可以在实践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方面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品格，尽管在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改良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使这种原则的某些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使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很大范围内只能流于空谈。”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可不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含义，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而只是作为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原则，那么，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并无不可。” 　　应该说，自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胡乔木作为官方发言人，明确表示可以接受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这是对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多次错误地批判人道主义的做法的一次强有力的拨乱反正，奠定了今天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21世纪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道义合法性的基础。 　　但是，在一些人看来，只认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不接受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人道的目标、人的价值便不能实现，因此喋喋不休去重复马克思对人的重视的个别论断，避开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唯物史观讨论。 　　其实问题很简单，在人的问题上坚持唯物史观，目的就是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引用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调：“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他们针锋相对地说：“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正如人、兽、植物、石头有重大区别而必须区分一样，人与人也因为有重大区别而必须加以区分。 　　对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恩格斯还强调说：“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还具体地说，当费尔巴哈看到“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因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 　　坚持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会是什么结果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其余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能够沿着唯物史观的逻辑提出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过程性：从解放工人阶级到解放全人类。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承认，这部写于1845年的著作当时“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 　　法国学者米歇尔o博德在《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就充分注意到了欧美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发生的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他说：“1913年全世界约有1500万工会工人。群众抗议、大选活动中的街头宣传、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流血、职业介绍所、合作社、互助组、政党和运动--这一切活动的效果，就是按照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发展：改变着每个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从此，工人阶级就有了力量，虽然在地方或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仍被排除在外。这种力量的新对比，仅这一点，就能解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劳动界的收获和为他们所有的新利益。”难道这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而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所唤醒的良心实现吗？ 　　三、“以人为本”是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胜利吗？ 在人道主义价值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问题上，也需要历史的验证，好在历史也提供了验证。 　　在人的问题上，今天有了一个新词，即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有人兴奋地挖苦胡乔木，“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处听到人们说‘以人为本’，并且还堂堂正正地把它写进了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宣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不知道他又该怎样痛心疾首！” 　　还有人闪烁其词地说，“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成为主流话语的关键词之一、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之一，理论界对这个口号(命题)也改变了正面反对和批判的态度，而采取了重新阐释的策略，即把‘以人为本’的‘人’解释为广大人民群众即‘人民’，于是这个命题实际上变成‘以民为本’了。但是，‘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之间可以划等号吗？这种替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吗？在我看来，这个替换的要害在于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内在地包含着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为地对立起来，似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我认为，这是我们认识‘以人为本’思想的一大误区。” 　　胡乔木不是说“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民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关心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吗？怎么样，现在可是“以人为本”了。 　　胡乔木有什么好痛心疾首的呢？首先，“以人为本”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提出来的，解决“发展为了谁”这样一个价值观问题，党和国家的任何文件都没有说要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难道不正是胡乔木的本意吗？ 　　其次，在中央的思路中，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只能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为什么还是要用“为人民服务”来诠释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之所以提出，一方面，它是与GDP崇拜相对立而存在，“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而是立足于现实缺失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阶层分化的现实前提下，GDP崇拜是不是使所有人民的利益都同等程度地受到损害呢？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不同的方针政策出台。 　　以污染问题为例。在20世纪末的十多年里，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关系密切的恶性肿瘤导致的死亡率逐年上升，从1988年的10万分之95.02上升到2000年的10万分之112.57，提高了33.4%，死亡的农村人口从78.26万增加到了98.18万。除却人口增长的因素，以1988年的农村人口基数来计算，净增加的死亡人数高达14万之多。对于被基本上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来说，因污染而致病是一个“额外的”无法承受的打击。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乔友林教授看来，农村肝癌的高发，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农村免疫的滞后状况，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在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识，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癌症的威胁。一旦发现癌症，动辄数万元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又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在无奈中等待死亡。” 　　仅此一例可见，要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地、现实地实行“以人为本”，还得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态度，对“人”作历史、具体的分析，无前提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诉求只能在虚拟的理想世界中实现。 　　国内媒体近期刊载文章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以后，许多人认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社会于转型中已形成有异于过去的利益格局，出现了明显的人群分化。这时，“学术界通常的表述是作‘分层’研究。人们言说‘阶层’时，似乎是讳于‘阶级’。但是，无法回避的是：强制加班、欠薪，职场危及工人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有毒物质和粉尘所导致的苯中毒、镉中毒、尘肺病，数量众多的断指、断手、断臂等工伤，以及通过传媒发布出的不断刺激着人们神经的矿难，等等。”“阶级是客观存在的，‘泛阶级斗争’的认识固然有害，但把一切职业都纳入‘劳动’的‘泛劳动’，把以之为生的人都纳入‘工人阶级’的‘泛工人阶级’主张，同样不当。在可预料的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维护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独特、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里必须注意邓小平对“少部分人”和“大多数人”的区分，人民这个概念的政治含义就发生于此。 　　因此，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之所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乃是因为它在事实上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科学分析方法，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状况，防止出现只有少数人富有而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化状态。正如胡锦涛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人和人民，在此意义上是同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