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牛图》考辩

《五牛图》考辩——兼向刘宏伟、林鹰两位专家求教几个问题 （关于北京故宫藏《五牛图》卷真伪的几个问题） （一）、求教的缘起 由浙江大学陈桥驿教授于2009年6月撰文推荐，刘宏伟、林鹰两位先生署名的《关于唐代画家韩滉传世名画《五牛图》辨伪——兼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及相关问题》一文，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文章在网络上广泛转载之后，激起了一圈不大不小的涟漪。 陈桥驿教授以“对刘宏伟、林鹰《唐代韩滉（五牛图）真迹惊现私人收藏——兼谈中国古代书画鉴赏及相关问题》的评论”为题，评介刘、林的文章时说： “刘宏伟、林鹰二位所撰的这篇文章，确是近年来在学术界露面的难得创作。因为这是有关中国文化史上的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在当前的潮流下，场面上的衮衮诸公，对此绝大多数都不会过问，因为他们都没有兴趣、时间和能力来考虑这类问题。对于媒体上的流行词汇，他们当然熟娴（或许也不一定真的研究），但是要说真正地做一门学问，恕我直言，不少场面上的人实在是一窍不通。拙作《学问与学风》（《杭州师大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我之所以推崇刘、林二位的文章，因为我们若把眼光放远放大，多少年后回过头来议论一番，当前潮流上人们感兴趣的，其实是纤芥小事，过眼烟云，而刘、林二位的文章，却是可以长期流传的。” “刘、林此文之所以值得重视，也正是因此。因为文章的主题是书画，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这类文章在当今的世道中或许很少能引起场面上人的注意，但是它却具有长远的价值，会获得后世人的爱好和讨论。而当前文化市场上许多也可以称为“文化”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一个时代过去，就随即消失，不会有人议论了。”…… 刘、林两位专家的文章，为什么会得到陈桥驿教授这么高的评价呢？ 这是因为，始终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卷，自50年代初期被用6万港元香港购回来之后，6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伪。而刘、林最近在民间调查中国古代书画遗迹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一幅由私人收藏的唐人韩滉《五牛图》卷（以下简称“私藏本”），该作品画于麻纸，纵20公分，横170公分。画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五牛图》（以下简称“故宫本”）如出一辙。并由此对故宫本是否是真迹提出了质疑。 刘、林的文章分五个部分： 一、私藏本卷传承脉络清晰有绪。 二、私藏本墨色苍旧、自然，墨色深透入纸，符合经历1000多年的自然老化迹象。 三、私藏本用笔沉着有力，徐疾顿挫，笔力娴熟，用笔上色都清楚达出画家原创表现技巧。 四、关于故宫本为明未项圣谟摹本问题探讨。 五、关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几点看法。 （一）中国古代书画的真伪鉴定史上，乾隆皇帝所鉴定的结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二）中国高古书画被乾隆皇帝在画面上题词或题字的，一般情况下，不是临摹本，就是赝品。 （三）中国古代书画只要是绢本的，它就存有重大的仿品嫌疑。 （四）在传世的一些中国古代书画上盖有骑缝章的，这些书画作品，我们可以认定它不是临摹本，就是赝品。 陈桥驿教授对刘、林论述故宫本真伪的观点特别赞赏，他说：“第一，刘、林二位在他们的文章中对“私藏本”提出的三项论据，我认为是信而有证的。即一，私藏本卷传承脉络清晰有绪；二，私藏本墨色苍旧、自然，墨色深透入纸，符合经历1000多年的自然老化迹象；三，私藏本用笔沉着有力，徐疾顿挫，笔力娴熟，用笔上色都清楚表达出画家原创表现技巧。上述三条，显然是经过刘、林二位对私藏本的认真品评，仔细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所以我认为以此三条论述私藏品的真实可靠，这是信而有证的。” 笔者在读了刘、林的大作和陈桥驿教授的推介文章后，眼界大开，不但知道了眼下民间还有一幅《五牛图》私藏本，而且还相信这个私藏本就是韩滉的真迹。 但是，刘、林二位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故宫本《五牛图》卷是项圣谟摹本或乾隆时期摹本，并且说有一些专家也这么认为。笔者却感到疑惑。 把这些疑惑写出来向专家求教，就是这篇求教文章的缘起。 （二）、刘、林两位专家对故宫本《五牛图》真伪的见解 刘、林二位专家对故宫本《五牛图》真伪的见解，主要集中在该文的第四部分。好在这一部分不长，权且全文照录： 四、关于故宫本为明未项圣谟摹本问题探讨。 故宫本从引首、画心、后跋，乾隆皇帝先后亲自书题4次，足以证明乾隆对此画重视和喜爱，在清宫所有的书画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但考证这些文字中乾隆题辞是否确认此画为韩滉真迹，乾隆却表达得含糊其词，不置可否。 先看引首【引首1——笔者注】，乾隆题“兴讬春犁”(私藏本引首也是乾隆题写的，四个字为“真跡无疑”)四字(见图13)，细细品味，像文字游戏，兴讬、就是一个意思：寄托。“讬”即“托”，有托付，肩负的含意。“兴讬春犁”也就是国家兴旺托付于春耕。乾隆并无对此画表达是韩滉真迹的意思。 图13、故宫本image025.jpg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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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乾隆在故宫本《五牛图》上的第三段跋文【后跋7——笔者注】的理解歧义。刘、林的理解为是：“从乾隆跋中文字可看出乾隆当时看到过《五牛图》卷三个版本，即真迹、项圣谟摹本、蒋廷锡摹本。乾隆也十分清楚哪是真迹，哪是摹本，否则乾隆不会作出：“益叹古人不可及也”的比较。其后又说“今项本不知所在”云云，意思即为现今项本不知在何处，此卷项摹本与蒋摹本俱入石渠宝笈。” 笔者认为，刘、林二位的这两点依据都不足以采信，因而所得出的结论“故宫本《五牛图》卷是项圣谟摹本或乾隆时期摹本。”也就站不住脚。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前权且先来考述一下乾隆获得三本《五牛图》的先后次序及证据 （三）、乾隆三本《五牛图》获得的先后次序及证据 清乾隆时期，乾隆宫中共有三卷《五牛图》。首先获得的是韩愰的《五牛图》真迹，时间是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生日的八月十三日稍前；其次获得的是蒋廷锡摹本，时间是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初春；最后获得的是项圣谟的摹本，时间是在乾隆甲戍孟春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孟春稍前。 1、 乾隆十七年（1752年）八月十三日稍前，乾隆获得韩愰《五牛图》真迹。 韩愰《五牛图》的流传沿革，根据画卷上的诗文题跋等可知曾流入南宋内府，元代时经赵伯昂、赵孟顺、 元太子等人之手，明代项元汁等收藏过，入清，曾藏于浙江桐乡汪氏求是斋，金农曾两度观赏《五牛图》， 最后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年)十二月。此后《五牛图》流入清宫。 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可以查阅到一份两江总督尹继善进贡的进单(见《宫中进单》312)，现将贡品抄录如下: 竹如意玖枚；汉玉昭文带贰件；古铜提梁卤壹件；古铜雷纹尊壹件；旧玉料两块；玉龙凤蹲壹件；玉双福尊壹件；玉花插壹件；韩愰五牛图壹卷； 卷；王晕江山苍霭图壹卷；万福万寿龙缎袍褂成套；李龙眠五马图壹卷；江贯道姑山无尽图壹卷；福寿吉祥宁细袍褂成套；寿山福海龙缎袍褂 成套；玉龙献寿宁细袍褂成套；珠兰茶肆桶台菜干肆箱；玉兰笋贰箱；百合粉贰箱。 进单开列了二十种贡品，其中在三件贡品的名前，即“玉龙凤蹲壹件、古铜提梁卤壹件、王晕江山苍霭图壹卷”，有用墨笔打的叉“X”，表示驳回;其余十七件，则画圈“O”，表示赏收，其中就有韩滉的《五牛图》。从贡品名称不难看出，这是尹继善呈送的乾隆十七年万寿贡(乾隆皇帝生日为八月十三日)。 查乾隆皇帝最早在《五牛图》上御题“兴托春犁”四字的时间，是在“壬申嘉平朔” ， 壬申，即乾隆十七年（1752年），嘉平，腊月，是农历对十二月的一种别称。朔，初一。“壬申嘉平朔”这个日期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腊月初一。在乾隆十七年乾隆皇帝生日之后。可见，这份贡单的记录是准确的。 附带说一句，既然是贡品，假的可能性就极小。不然，欺君之罪可是担当不起的。 2、 乾隆十八年即公元1753年初春，乾隆获得蒋廷锡《五牛图》摹本。 下面是乾隆题写在故宫本《五牛图》上的第二、三、四段跋文【画心诗题；后跋7；后跋5——笔者注】： “画心诗题”： 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象间。舐（shì）龁（hé）讵（jù）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乾隆癸酉御题。 【按】乾隆癸酉年，指乾隆十八年即公元1753年。 “后跋7”： 是卷旧藏天籁阁项氏，项氏项圣谟尝有摹本。故大学士蒋廷锡未见滉真迹，因仿项摹，志虎贲中郎之慕，今得见此，当益叹古人不可及也。今项本不知所在，而蒋画与此卷并入《石渠宝笈》遇合，信有定数耶。既叠韵为题二绝句并录于此： 摹本重临迢食闲，晋公真迹去思间。石渠今日同收取，老牧纵知稼穑艰。云海涛翻闹后闲，圣谟迹落有无间。张衡端是振奇士，水牯麦余立语艰。 蒋卷后尚书张照题句，多寓禅机，故并及之。御题。癸酉初春三希堂御笔。 【按】乾隆癸酉，指乾隆十八年即公元1753年。 “后跋5”： 此卷既入《石渠宝笈》，曾题一绝句，继得蒋廷锡摹本，蒋故未见此卷，乃说项圣谟卷抚出者，因即用旧题韵题二绝句，第不知项卷所在。尔后得之千余年间，后先相映，且俱入秘府。韩滉有知，当深信其不孤矣。因再叠前韵，用题项卷并书于是，以识所自： 采采相忘水石闲，黄钟韵满腔鸣间。青桐居士今知胜，虎贲中郎枉慕艰。兼得王羊不胜闲，千年一瞬静披间。居然十五牛来牧，恒亦因知樯事艰。乾隆甲戍孟春御笔。 【按】乾隆甲戍，即乾隆十九年也即1754年。孟春，春季的第一个月，即一月。 根据“后跋5”中“继得蒋廷锡摹本”句，可知，在得到蒋廷锡摹本之前，乾隆已经有了一本《五牛图》，这就是“后跋7”中所说的“是卷”、“此卷”和后跋5中所说的“此卷”、“此卷”、“并书于是”的“是”。将“后跋7”与“后跋5”联系起来看，就知道“后跋7”中“今得见此”的“此”，指的就是刚得到的蒋廷锡摹本。 得到蒋廷锡摹本的具体时间，应该在乾隆书写“题跋7”之前而又在“画心诗题”之后，不然的话，乾隆就不会在“后跋7”中“叠”画心诗题的韵脚又写两首绝句，并且也会在“后跋7”中作出得到蒋廷锡摹本的时间早于画心诗题时间的交代。而“画心诗题”的时间又应迟于乾隆书写“引首1”和“引首2”的时间，即应在“壬申嘉平朔御题” （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二月初一御题）之后。“壬申嘉平朔”离乾隆十七年春节只有一个月，“后跋5”的题写时间是在“癸酉初春”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初春，故可以推定乾隆获得蒋廷锡《五牛图》摹本的时间是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初春。当然，说它是乾隆十七年春节前夕得到的，也可以。 3、乾隆最后获得的是项圣谟的摹本，时间是在乾隆甲戍（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孟春。 乾隆在题写“后跋5”时，已经得到项圣谟摹本了。这一点，乾隆在他“后跋5”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乾隆说，这卷《五牛图》（真迹）既然已经收入了《石渠宝笈》，我曾经题写过一首绝句在上面【按：即是“画心诗题“：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象间。舐（shì）龁（hé）讵（jù）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乾隆癸酉御题】，继而得到了蒋廷锡的摹本，蒋因为没有见过此画卷，便说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临摹的项圣谟卷，因此我用旧时题写的绝句的韵脚又题写了二首绝句【按：这即是“后跋7”中的“摹本重临迢食闲，晋公真迹去思间。石渠今日同收取，老牧纵知稼穑艰。云海涛翻闹后闲，圣谟迹落有无间。张衡端是振奇士，水牯麦余立语艰”】。当时是不知道项圣谟的画卷在什么地方，尔后项圣谟的《五牛图》卷辗转千余年之后又为我所得，前后三卷交相辉映，且都被收入了秘府。韩滉若是地下有知，应当深信其并不孤单了。因此再次用前面所写绝句的韵脚，用来题写在项圣谟的画卷上，同时也一并书写在这里，用以标识： 采采相忘水石闲，黄钟韵满腔鸣间。青桐居士今知胜，虎贲中郎枉慕艰。 兼得王羊不胜闲，千年一瞬静披间。居然十五牛来牧，恒亦因知樯事艰。 请特别注意一下“后跋5”中的“第不知项卷所在”和“尔后得之千余年间”句，这两句分明是说，在题写“题跋7”时还不知道项圣谟摹本在哪里，而现在，在千余年之后却得到了。“后跋5”后面的诗句“居然十五牛来牧”更能证实此时乾隆又得到了一卷《五牛图》，因为一卷《五牛图》是五条牛，三卷《五牛图》才能是十五条牛。 乾隆得到项圣谟摹本的时间，应该在书写“后跋7”之后而又在书写“后跋5”之前，即在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初春和乾隆甲戍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孟春之间。 且粗略的将时间推定在乾隆十九年孟春稍前。 （四）、向刘宏伟、林鹰两位专家求教 在将乾隆对三本《五牛图》的收藏情况讲清楚之后，我就好向刘、林两位专家请教几个问题了。 1、、关于乾隆题词“含糊其词，不置可否。”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刘、林二位专家对故宫本《五牛图》真伪的见解，主要集中在该文的第四部分。二位认为“故宫本从引首、画心、后跋，乾隆皇帝先后亲自书题4次，足以证明乾隆对此画重视和喜爱，在清宫所有的书画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但考证这些文字中乾隆题辞是否确认此画为韩滉真迹，乾隆却表达得含糊其词，不置可否。” 刘、林之所以要突出“乾隆却表达得含糊其词，不置可否”这一点，是想说明乾隆自己都不认为故宫本《五牛图》就是真迹，从而为他们的“现存的故宫本《五牛图》卷是项圣谟摹本或乾隆时期摹本”这一观点提供佐证。 刘、林二位在文中说：“先看引首【引首1——笔者注】，乾隆题“兴讬春犁”(私藏本引首也是乾隆题写的，四个字为“真跡无疑”)四字(见图13)，细细品味，像文字游戏，兴讬、就是一个意思：寄托。“讬”即“托”，有托付，肩负的含意。“兴讬春犁”也就是国家兴旺托付于春耕。乾隆并无对此画表达是韩滉真迹的意思。” 单看“兴讬春犁”这四个字，诚如所说。笔者就奇怪，刘、林二位为什么就没有看见乾隆与“引首1”同时书写的“引首2”呢？“引首2”紧靠在“引首1”的左边一点，那上面写的是： “唐史称韩滉画与宗人干相埒，《名画录》谓马牛虽目前之畜最难为状，滉能曲尽其妙，今观此图益信。顾《宣和画谱》载滉画，有斗牛归牧诸图，即赵吴兴（按：即赵孟頫）跋中所列，亦尚有四图乃《石渠宝籍》鉴藏。唯丰稔一图今年秋甫得此卷耳。名蹟良足，供几暇清赏。要惟寓意而不留意，岂以罗致为贵耶？乾隆壬申嘉平朔御题。” 将前两句试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唐史说韩滉的画与韩干的画不相上下，《名画录》说马牛虽然是眼前常见之牲畜却最难画，而韩滉却能将它们画得惟妙惟肖，今日观看此图越发相信。”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分明是乾隆看了眼前这幅韩滉的画，才感觉到古人说韩滉的画技高超是真的，很明显，乾隆认为摆在他面前的这张画（故宫本）就是韩滉画的。 下面几句，说的还是韩滉，说韩滉的画有四幅已经入了《石渠宝笈》，只有《丰稔图》是秋天刚刚得到。如果他不认为手头上的这幅画是韩滉的真迹，老说韩滉的其他作品干什么？他为什么不说一说韩干的画？ 上文已经列举过乾隆的“后跋7”和“后跋5”，乾隆在“后跋7”中所说的“是卷”、“此卷”和在后跋5中所说的“此卷”、“此卷”、“并书于是”的“是”等，都可以明确的表明：乾隆始终认为自己手头上的这卷《五牛图》（故宫本）就是韩滉的真迹。 2、关于对乾隆“后跋7”和“后跋5”两段跋文含义的理解。 刘、林二位提出的“现存的故宫本《五牛图》卷是项圣谟摹本或乾隆时期摹本”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基于他们对乾隆“后跋7”的理解。刘、林对乾隆“后跋7”的理解是：“从乾隆跋中文字可看出乾隆当时看到过《五牛图》卷三个版本，即真迹、项圣谟摹本、蒋廷锡摹本。乾隆也十分清楚哪是真迹，哪是摹本，否则乾隆不会作出：“益叹古人不可及也”的比较。其后又说“今项本不知所在”云云，意思即为现今项本不知在何处，此卷项摹本与蒋摹本俱入石渠宝笈。”但是笔者认为刘、林二位对“后跋7”的解读是歧义的。 在本文前面第（三）节“乾隆三本《五牛图》获得的先后次序及证据”中，笔者已经论述清楚了：在清乾隆时期，乾隆宫中共有三卷《五牛图》。首先获得的是韩愰的《五牛图》真迹，时间是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生日的八月十三日稍前；其次获得的是蒋廷锡摹本，时间是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初春；最后获得的是项圣谟的摹本，时间是在乾隆甲戍孟春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孟春稍前。 刘、林二位先生说“从乾隆跋中文字可看出乾隆当时看到过《五牛图》卷三个版本，即真迹、项圣谟摹本、蒋廷锡摹本。”——实际上，乾隆应该不是“看过”，而是手头上“有”。 “看过”和“有”，大不一样。“看过”只表示真迹、蒋摹本、项摹本的客观存在，而“有”则表示真迹、蒋摹本、项摹本就在乾隆的手里，再明确一点，就是说，真迹一定是乾隆手中三个本子之中的一个。 “乾隆也十分清楚哪是真迹，哪是摹本，否则乾隆不会作出：“益叹古人不可及也”的比较。” ——乾隆完全可以“益叹古人不可及也”，因为一个真本，两个摹本都在他手里，而且，他还应该知道项摹本比蒋摹本强。他知道，蒋摹本是根据项的摹本摹的。况且，乾隆还是在用真迹与蒋廷锡摹本做比较时才发出“益叹古人不可及也”这样的感叹的。 “其后又说“今项本不知所在”云云，意思即为现今项本不知在何处，此卷项摹本与蒋摹本俱入石渠宝笈。”——这不是笑话吗？乾隆在写“后跋7”时不知项本所在，但在写“后跋5”时不是已经明明白白说他得到项本了吗？“后跋5”中的“第不知项卷所在”和“尔后得之千余年间”句，这两句分明是说，在题写“题跋7”时还不知道项圣谟摹本在哪里，而现在，在千余年之后却得到了。“后跋5”后面的诗句“居然十五牛来牧”更能证实此时乾隆得到了项圣谟《五牛图》卷，因为一卷《五牛图》是五条牛，三卷《五牛图》才能是十五条牛。 又，乾隆在写“后跋7”时，还不知到项本在哪里，那么，“此卷”又怎么可能是项摹本“与蒋摹本俱入石渠宝笈”呢？——刘、林二位把故宫本理解为项圣谟本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笔者对刘、林二位先生据此作出的“由此可以认定故宫本《五牛图》卷是项圣谟摹本或乾隆时期摹本”感到疑惑。这是求教问题之一。 笔者对说故宫本是乾隆时期摹本也想不通。 若果是乾隆时期摹本，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先有画心和赵孟頫、金农、梁世钰等前朝人的假题跋，然后到了乾隆手里之后被题上字，写上诗，钤上清朝内府的印钤，然后再是清朝群臣接着和诗。换句话说，画和清朝以前的题跋、印钤等都是假的，而乾隆以后的都是真的。第二种情况是一假到底，所有的都是假的。 对于第一种假法，我想不通的是：乾隆怎么就这么笨蛋，连一张新作的假画都看不出来？而刘、林二位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不是说在“中国古代书画的真伪鉴定史上，乾隆皇帝所鉴定的结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吗？ 对于第二种假法，我更想不通：就算所有的印钤都是伪造的，所有的题跋也都是伪造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画上题诗的那些清朝的大臣们为什么没有任何动静，须知在乾隆时代就有人敢假冒他们的字迹题字，而他们这些人都还活在世上呀！ 这是求教问题之二。 （五）、类似题外话的另一个问题 拜读了刘、林二位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觉得民间的私藏本可能就是真迹，故宫本《五牛图》可能有假。但是，依据乾隆的题跋，故宫本既不可能是项摹本，又不可能是蒋摹本，那么它到底假在哪里？——这个谜似乎还没有解开。 顺便还要求教的一个问题，与上面说的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此画”（故宫本）后跋的顺序问题。 按照后跋题写时间的先后，题写得最早的应该是赵孟頫的三跋，接着应该是孔克表、项元汴、姚世钰、金农，再接着才应该是乾隆第一次题跋（即“引首1”、“引首2”）、第二次题跋（“画心诗题”）、第三次题跋（“后跋7”）、第四次题跋（“后跋5”），最后才是清朝群臣的和诗。但是如今后跋的实际排列顺序却是：赵孟頫三跋、乾隆二跋(“后跋7”和“后跋5”，中间夹有董诰的五行说明文字）、孔克表、项元汴、姚世钰、金农跋，最后是清朝群臣的和诗。偏偏把乾隆的题跋位置提前了。我要求教的是：乾隆题跋的这片地方，面积约为20.8X93厘米平方，不算小。它是原来就空着呢还是后来装裱,时增加上去的？这片地方，与前后的颜色都不一样，与朝臣们写跋诗的地方的颜色也不一样，像是加上去的。于是问题又来了，他是谁加上去的？为什么加在项、姚、金三个题跋之前，而不按照时间顺序加在项、姚、金跋文的后面？若果不是后加上去的，而是原来留的空白，那么项、姚、金在题跋时为什么不紧接在赵孟頫跋文的后面，而偏偏要留出这么大的一片空白？我想求教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搞清楚是谁在“此画”上做过手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手脚？进而达到搞清楚这幅画真实来历的目的。 初学着看画。大大的外行，提的问题很可能近乎荒谬，敬请专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