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石油美元欢迎粮食美元？

告别石油美元欢迎粮食美元？ 　 1970年代，从基辛格支持伊朗国王确立石油以美元结算开始，石油美元就成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12年美国能源独立以及2020年将成为石油出口大国的前景，不仅让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开始改变，而且，很可能让石油及其传统产出区的战略地位发生历史性改变。 　　石油美元地位动摇的同时，其替代物正悄然出现。 　　美国量化宽松一发不可收导致全球资金面持续过剩，北美能源独立对全球油价形成下拉效应，由于气候异常等原因导致全球粮食供应偏紧。将这三个线条拼接在一起，一幅由“石油美元”向“粮食美元”的图景便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当美元从石油转战粮食 　　就粮食方面对外依存度日益升高的中国而言，对于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自然格外关切并积极求解。 　　应该看到，关于粮价问题，除了货币超发外，粮食之所以成为资本“理想”的逐利目标，国际市场上粮食供应近年来持续偏紧是主要的炒作因素。 　　而粮食供应的偏紧又不仅仅是短期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随着全球范围内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对粮食本身的消费量在加大，另一方面对以粮食为饲料的肉禽蛋奶和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类食品需求量也在猛增。 　　凡此种种都明一方面粮价上涨将是长时期的趋势，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粮价上涨是一连串事件叠加所致，需要综合求解。 　　国际资本从石油转战粮食本身，就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前些年一路上涨的高油价，是催生页岩气、页岩油等非传统能源革命的主要推手，此一革命导致的北美能源独立，正极大地改写着全球能源供给的版图。这已经不是高油价第一次催生变革之风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之时，不少人也哀叹西方工业文明的终结，甚至预言世界末日的到来。 　　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当年石油价格的上涨，促使新资本和新技术不断涌入能源领域，导致了能效的提高和新能源的开发。此前环保人士呼吁经年无果的环保事业，也由此开始落到了实处。而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一些不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新的石油供给方也不断涌现，供给的加大和能效提高所导致的需求减少共同作用，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油价的不断回落。 　　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场，国际油价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又日趋上扬，进而在金融危机前后达到新的高峰。此时，类似即将到来的能源战争式的末日预言再次甚嚣尘上。然而，如前文所述，由市场力量所催生的类似北美能源独立这样的演进趋势，将注定粉碎此类悲观论调。 　　关于油价兴衰轮替的历史再次表明，价格归根结底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其所引发的问题也是由市场来解决的。 　　中国需要打好内外两个牌局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不扭曲市场规律的范围内稳定国际粮食市场，是中国当仁不让的国际义务。 　　作为当务之急，中国首先应再次主动倡议尽快落实全球宏观治理合作框架，提倡负责任的宏观政策，避免以邻为壑的滥发货币政策，从而不给国际炒作资本添柴加薪。 此外，中国应当寻求在G20框架下构建相对稳定的国际粮食价格体系，通过倡导粮食输出国与粮食消费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来打造多赢的局面。 粮价上涨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发展中产粮国的国际收支表，有利于改善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经济结构，但国际粮食市场过于波动，价格大起大落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生产和消费预期，产粮国很容易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而如何“驯服”国际大粮商对市场的垄断，使涨价的好处真正落到产粮国民众的身上，从而使产粮国在“粮食美元”问题上不至于重蹈“石油美元”的陷阱，更是一个需求各方戮力求解的议题。 　　粮食是一个比石油更具政治敏感性的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从一国利益出发。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对冲性操作有其必要性，由此还能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增添助力，但其主要着眼点应在于稳定市场加大供给，而非旨在从中渔利，进而给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火力。 　　近年来中国不少企业出去租地种粮，这对于提升当地农业效率，增加当地农业就业都有好处，但切忌汲汲于把粮食运回来。出去种粮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善人地资源配比，做大全球粮食供给，而不是走遍全球去“抢粮”。 　　就国内而言，资本入农之外，走集约型现代城镇化道路则是必由之路。只有以“人”的城镇化来取代以“地”为主的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耕地不断减少的严峻局面，并进而通过进城农民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提升中国农业效能，从而真正实现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反哺农业。 　　压力从来都是变革的契机。面对国际资本从石油转战粮食，打好内外两个牌局，顺势而为，提高农业效率，将中国从农业大国变为农业强国，此其时也。 文章原址： http://opinion.hexun.com/2012-12-28/1496144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