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与父母：现身的考虑、策略、时机与后果

毕恒达（2003）男同性恋与父母：现身的考虑、策略、时机与后果。女学学志—性别与妇女研究，15，37-78。(NSC 89-2413-H-002-011) 男同性恋与父母：现身的考虑、策略、时机与后果 毕恒达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许多同志研究以及同性恋者的个人故事中都指出，现身是同性恋认同发展的中心面向，而在向朋友、同事、家人现身中，向父母现身是同性恋面临的最重要却又最困难的挑战。本研究总计访谈了32位从16岁到42岁的男同志，以了解台湾男同志与其原生家庭的关系，以及现身与否的考虑、策略、时机与后果。 现身的考虑主要有以父母为导向（怕父母伤心、失望）以及自利导向（怕父母不能接受，继而影响自己的权益）的因素。现身或不现身的策略则包括1. 隐藏（同性恋信息管理、伪装、与父母疏远、离家）。2. 降低现身的风险（增强自身的能量、降低父母对他的期望、主动提供信息以改变父母的态度）。3. 应付婚姻压力（提出不婚论述、鼓励兄弟结婚生子）。而现身之后父母经常采取否认的态度，或自责教养方式有误，或质疑小孩被朋友带坏，同性恋成为一个不能碰触的禁忌，一道不能揭开的伤口。有的父母有程度接受，事实上是接受自己的小孩，但不能接受同性恋。父母可能仍拥有刻板印象，因此担心小孩受到社会歧视、孤单、得到艾滋病、失去男性气概等。只有极少数的例子，因亲子关系良好，父母的态度本来也较为开放，父母会尝试去理解同志儿子的处境，进而提供支持。 关键词：同性恋、现身、家庭、污名管理 一、前言 家庭一直是华人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单位，同性恋 [1]则是父权社会中具有「缺陷」的性别他者。在一个同性恋受到建构成为变态不正常之异类的社会中，同志的家在哪里？周华山（1997）在比较西方与华人现身（come out）条件的差异时，指出华人现身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宗教、工作或朋友，而是家庭（另参考廖国宝，1997；郑美里1997）；而最难以现身的对象则是父母。朱伟诚（2000）也指出在华人社会里，个人并不是孤立自主的个体，而是不同和谐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观念带给同志极大的婚姻压力；惧怕父母无法接受同性恋以及现身会带来的难以承担的亲族压力，加上对于原生家庭的实际经济压力，使得「家」成为台湾同志现身最大的障碍。根据郭洪国雄（1994）针对216位男同志所做的研究，其中有68%的父母对其同志身份并不知情；而在知情的个案当中，又约有一半的父母是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就连不少骁勇善战的同志运动人士，在真实生活中遇到家庭的议题也显得手足无措（陈耀民，1998）。 从1992年台湾第一篇有关同性恋的学位论文（李金梅，1992）出现后，学位论文一直在同性恋学术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经由「全国博硕士论文信息网」使用「同性恋」这个关键词查询，检索结果这十年间共有57笔。然以信息网中总数有233390笔的学位论文而言，约占了0.02%，当然只是极少数。这57笔有以同性恋作为关键词的学位论文中，又以文学作品为最多，大约有24篇；其它美术艺术类有6篇、同性恋空间有4篇、新闻媒体4篇、法律3篇。其中比较有触及同性恋与原生家庭关系议题的论文，就属李忠翰（1995）、廖国宝（1997）、郑美里（1997）与曾宝莹（1999）等几篇。显见家庭虽然是同性恋认同过程中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本土的经验研究仍然相对不足。台湾的同性恋者与其原生家庭的关系为何、现身与否的考虑与策略、自愿或非自愿现身的后果又为何，就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分析。 二、文献回顾 许多同志研究以及同性恋者的个人故事中都指出现身（coming out）是同性恋认同发展的中心面向（如Bohan, 1996: 112）。然现身并非一个动作做完就完成，相反地，它是一个持续、永无休止的过程。其实同性恋者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现身与否的抉择。一再地隐藏同性恋身份，让自己抑郁成伤；现身又冒着遭受歧视与伤害的风险（Wells & Kline, 1987）。而在向朋友、同事、家人现身中，往往向父母现身是同性恋面临的最重要却又最困难的挑战（如Ben-Ari, 1995; Cain, 1991; Cramer & Roach, 1988; Miller & Boon, 2000）。 一般来说，现身的目的有治疗（强化自尊、寻求支持、避免孤单）、建立关系（如果保有秘密则无法改善与显著他人的关系）、解决问题（应付逼婚）、预防（先现身，免得老板发现了将其解雇）、政治（改变社会对同性恋的观点、建立同性恋的角色模范）（Bohan, 1996: 115）。当然也有人是在不小心的状况下现身，例如说溜了嘴、同性恋书籍或影带为他人所发现等。至于不现身的理由则有不相干（觉得是不是同性恋无关紧要）、不划算（现身得不到什么好处，却要承担受歧视的风险）、顺从（服从于宗教信仰）、政治（现身可能伤害同性恋社群）等理由（Bohan, 1996: 115-116）。现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其抉择受到个人特质、社会支持、世代等因素的影响（如Ben-Ari, 1995）。 Ben-Ari（1995）特别说明同性恋是否向父母现身的考虑。现身的理由包括不必说谎、可以诚实地过生活、开启沟通的管道、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连结、提供相互支持与关爱；而不现身的顾虑则是害怕父母不接受、不想引起父母的罪恶感与痛苦、担心父母会强迫自己接受心理治疗、避免家庭解组，或者是对自己的性欲认同仍然不够确定。而影响父母对同性恋小孩现身的反应有以下几个因素：家庭融合程度、对同性恋的态度、宗教信仰等。父母的反应可以分为：1. 小孩导向的关切：小孩以后可能会孤单不快乐、不会有子孙、因受到歧视与罪恶感而痛苦、可能会得性病、遭骚扰与逮捕、失去宗教信仰。2. 父母导向的关切：没有后代子孙、宗族无法繁衍、做为父母的失败、与小孩／大家庭／小区疏离、爱小孩与其道德宗教信仰发生冲突、冲击自身的性欲认同等（Ben-Ari, 1995）。也有研究者指出当父母知道自己的小孩是同性恋的时候，正如面对疾病或死亡一样，通常会经历震惊、拒绝承认、罪恶感、愤怒与接受（Bohan, 1996: 119）等五个阶段。 台湾有关同性恋现身的研究，散见在各篇论文当中。郑美里（1997）研究台湾女同志的性别、家庭与圈内生活，发现女同志向家人现身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家人能够接受其同志身份，不想再过双重生活（double life）；决定是否现身的考虑则视其家人的观念与家庭关系而定。而经过评估之后不愿意现身的女同志，则会假装与异性交往、改变穿着伪装成异性恋，以及刻意与家人保持疏远的关系。廖国宝（1997）研究的焦点在于男同志如何应付传统婚姻的压力。他发现多数男同志不曾直接向父母现身，但是猜测父母应该知道。为了逃避婚姻压力，男同志会在日常生活中灌输父母不婚的观念、刻意提出过高的相亲条件、与父母保持疏远的距离。而言，根据既有的研究，无论中外，向父母现身都是同性恋者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挑战，因此本研究以台湾男同性恋现身与家庭关系为研究主轴，探讨男同性恋现身的考虑、策略、时机与后果。 三、研究方法 许多研究者指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认同发展有很大的差异（Bohan, 1996; Markowe, 1996）缺书目。第一次性经验是男同志认同发展的里程碑，然而女同性恋则较重视情感与爱情。女同性恋在社会中更为隐形，不为大众所看见；而其认同比较复杂多元而具流动性。因此，不能以一个相同的认同发展模型强加在男性与女性同性恋者身上。加以同性恋者由于承受污名，很少在公共领域里现身，要找寻受访者并不容易。研究者为生理男性，且与台湾的男同性恋社群有比较紧密的人际网络，所以本研究将研究对象仅局限在男同性恋者。 本文之受访者系来自于研究者的「男同性恋认同形成历程」之研究，而本文之分析聚焦在该研究中关于现身与家庭的部分。受访者系从校园或社会中的同志社团、同志运动参与者、计算机网络中的同志版／网站中寻找征求，并兼采滚雪球方式，由受访者的人际网络中征询其它有意愿的受访者。总计共有三十二位男同志受访（见附表一）。为顾及世代与城乡差距，研究者尽可能寻访背景不同的男同志。受访者的年龄从16岁到42岁之间，呈连续分布。绝大部分访谈在台北进行，其它的受访者中，台东有四位、高雄有五位、板桥二位、中坜一位、彰化一位、台中一位、纽约一位。访谈的内容包括：1. 家庭背景；2. 受教育经验；3. 同性恋认同发展过程；4. 同性恋认同发展各阶段可能遭遇的情境、课题与因应策略；5. 同性恋意识（认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6. 相关同志议题、同志运动的参与；7. 未来图像的描绘。其中有关家庭的部分，访谈的内容涵盖家庭组成、家庭教育方式、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向家人现身与否的考虑、污名管理、现身历程等。访谈的时间从一小时到四、五小时不等，平均约大于二小时。访谈得到受访者同意录音，随后皆转录成逐字稿以进行分析。 针对同性恋者进行经验研究有个必然的限制，亦即同性恋者不像种族、先天肢障者等承受社会污名的主体，在一出生即知道自身之特质，由于并无外表明显可以辨识的特征，因此同性恋认同发展可能较为缓慢。在同性恋具有污名的情况下，很多同性恋者可能选择身处暗柜，不愿意对外现身。同性恋的自我认同、现身情况差异极大；对于那些连对家人、同学、同事都不敢现身的同志，研究者恐怕也很难得知，对之进行研究。匿名问卷对于同性恋也许风险较小，但是面对面深入访谈可行的先决条件，则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相对较为公开的同性恋身份，或者其对于研究者具有高度的信任。因此本研究的受访者有可能就排除了那种极力隐藏自身同性恋身份，既没有对亲友现身，又不出现同志公共场所的同性恋者。此外，由于人际网络的关系，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也偏高，几乎都有大专的教育程度。高教育程度者可能拥有比较多的论述资源，可以针对同性恋刻板价值观提出挑战，并对于不婚提出各种理由。受访者偏向高学历者，是本研究的限制。 四、发现与讨论 每个人出生之后，都自然地预设自己是异性恋，他人也认为你是异性恋而据以与你互动。等到自身的同性恋欲望浮现之后，开始挑战质疑此确定性，然后才有所谓现身的问题。现身与否关乎社会同性恋价值观的成熟度以及个人的生命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当社会较为保守，而同性恋信息难以取得的时候，个人也许无法为自己的欲求与经验找到叙述的名字。年纪三十余岁的受访者Kai在南部成长，没有什么管道接触同性恋信息。唯一知道的就是报纸关于台北新公园的报导，但大都传达负面的讯息。Kai说新闻报导给人「那种性变态的感觉，所以也不会想去进一步了解」。大一交了女朋友之后，他心想「已经OK了、已经跨过去了，我觉得我跟一般的男生都一样」。结婚以后和太太一起看电影，虽然对男主角特别着迷，但是念头一闪，就不会再去想。他说「其实应该是说我潜意识里面去逃避，不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好像若无其事地去过正常人的生活。」等到有一次在书店看见「热爱」（G＆L）杂志之后，发现内容跟以前那种纯然负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开始觉得「有一些遗憾，觉得很痛苦」。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长期以来对同性欲望的压抑。反观还不到二十岁的Jimmy，国三的时候就阅读「热爱」杂志，开始交笔友，踏入同性恋的圈子，然后进入同志团体担任义工。Savin-Williams（1998）归纳既有的男同性恋研究发现，随着同志运动与信息的普及，也影响了同志发展的历程。从1979年到1996年的同志研究显示，第一次同性性行为发生的平均年龄从14.9岁降到13.3岁，而第一次向他人现身的平均年龄则从28岁降到16.7岁。当然在个人发展阶段的早期，性欲望才萌芽之际，可能也会以同性友谊或情境式同性恋等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同性恋情欲。等到意识到自身的同性恋身份，甚至更为确定，进而向自己现身之后，就面临向他人现身的情境。而在这其中，向父母现身尤其重要而困难。 （一）现身与否的考虑：为何不现身 在异性恋宰制下的社会中，大众一方面对于同性恋不甚理解，一方面又接收了媒体／教育所建构的同性恋污名。同性恋者处于孤独、承受污名的境况，既期待能够得到父母的支持，又惧怕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份，因而导致诚实面对自己与面对家人之间的冲突。剑望童（2000）深刻地描绘这种两难的情境：「说谎容易符合现实，让自己安全！但是却越离自己越远…诚实面对自己，让自己踏实，却有可能离家人越来越远…」（n.p.）。现身与不现身之间确实让人难以抉择，也许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不要选择。然而不选择，或者不说话，仍然必须面对他人的检验，看看是否遵照异性恋交女朋友、结婚生子的成长模式，因而现身与否始终是同志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吴凤雪与吴翠松针对七０、八０年代台湾报纸有关同性恋报导的分析，七０年代绝大多数报纸报导呈现同志负面的形象；而八０年代开始呈现同志的正面形象，然而负面形象的报导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引自赖钰麟，2002）。吴瑞元（1998）则归纳一九七０到一九九０年间，呈现在媒体中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同性恋角色，分别是洋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关系复杂的受害者／犯罪者、性交易者、精神异常者、待救的青少年、孤独无助者、艾滋病高危险群、爱滋防治义工（129-133）。可以想见这些大多数对于同性恋者负面的描绘，必然也深刻地影响社会大众的认知。即使是同性恋本身，也可能因此对自己产生负向的自我认同。男同性恋也经常在媒体出现同性恋相关报导的时候，观察或测试父母的反应以作为现身与否的参考。因此判断父母无法接受同性恋，甚至对同性恋存有非常负面的态度，就成为许多男同性恋不愿意向父母现身的主因。不愿意向父母现身的Henry提到，电视上出现同性恋新闻的时候，他的父母曾有「激烈的言词出现，说同性恋不正常」。Dondi说：「家人的态度是排斥的，这也是我选择不come out的原因。」Tony说：「家人还是属于保守型的，我不会直接去come out。」在这种同性恋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的社会里，有的男同性恋就觉得如果日子过得好好的，又何必向父母现身徒增困扰呢！ 有的男同志并不是怕父母不能接受，或是怕父母伤心，而是担心在自己出柜的同时，却让父母入柜。他们认为自己接受较多的同志论述，可以面对自己、面对周遭的情境。但是怕父母承受来自他人的压力，所以宁愿不说。怕别人问父母，儿子结婚了没有，如果父母不知道，还可以说是因为忙着事业等理由，但是知道儿子是同志以后，他们的打圆场变成是编假话，变成是父母要来承担儿子的痛苦。于是向父母自我剖白，反而变成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周华山（1997）认为西方的同志不愿意现身，是怕父母意见强，把他赶出家门，但是不会说是怕父母痛苦。台湾的同志怕向父母现身后，反而把自己的担子转到父母身上，是一种太残忍的作法。周华山认为华人同志这种想法与西方同志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回顾西方的相关文献之后，发现他们的男同性恋并非就没有这样的考虑。Henderson （1998）指出小孩出柜之后，其家庭成员就面临了要不要向其它亲友出柜的抉择。Ben-Ari （1995）归纳男同志不愿向父母现身的理由之一，是害怕父母因此感到痛苦。Cain （1991）的研究里有位受访者说：「我不想给他们〔父母〕带来没有必要的伤悲以及麻烦，让他们去处理他们所不懂的事。」（346）作者同时指出儿子的现身会对于父母如何自我看待产生冲击。父母会分享其儿子的污名社会位置；他引用Goffman的概念，称之为承继污名（courtesy stigma）。他们的亲友预设其儿子为异性恋，可能会询问儿子为何还没有结婚或他们为何还没有孙子，因此将父母置于必须选择透露儿子性倾向、顾左右而言它或者欺骗的位置。受访者Charles表示：「以前的想法就是说，你把那种东西丢给人家，好像说你本身挑一个担子，你把担子里的石头都丢给对方，别人又承担得了吗？」Vincent则说：「我父母亲后来也会因为我的事，因为这样的关系跟亲戚的联络变得比较少。」（是否应注页码？）不愿意增加父母的负担与痛苦，或者将出柜的困境转嫁到父母身上，就成为许多男同志不愿现身的理由。 当然现身的考虑也有很大一部份出自于自利的因素，惧怕父母因此对自己感到失望、不接受自己、强迫接受心理治疗，甚至毒打一顿、将自己赶出家门。受访者Glad觉得向父母现身对自己的将来不利。他的父亲曾经允诺要给他钱、支助他买房子。他怕万一辜负了父亲要他结婚生子的期待，父亲有可能反悔。（是否应注页码？） 还有一位同志运动健将K的想法比较特别，他表示他经常参与同志运动，无论广播、报纸、电视都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不相信他的父母会不知情。他对于自己的同性恋认同没有怀疑，也不担心父母接受与否，他不解的反而是父母为什么能够气定神闲地装作若无其事。他认为他早已经透过媒体向父母现身了，没有必要非亲口对着父母亲说他是同性恋不可。他认为现身是双方共同的事情，所以一直等待父母亲「向他现身」。（是否应注页码？） 总结而言，男同性恋者不愿意向父母现身的考虑存在二个面向，一个是自身导向的利益，一个是父母导向的利益。自身的利益考虑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得到父母对于同性恋采取负面态度的线索，预期父母无法接受（进而限制小孩行动、强制诊疗、心理与身体暴力、停止提供生活费用等），所以决定不现身。有的同志采取反面的说法，认为还找不到理由非向父母现身不可，于是在对于现身的后果难以预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况下，觉得没有必要现身。父母的利益考虑主要是怕父母伤心（没有把小孩教好、担心小孩遭受社会歧视）、失望沮丧（对小孩传宗接代的期望落空），进而不希望带给父母承继污名（承担出柜的压力）。 不过我们谈论现身的时候，都预设是同性恋者处在暗柜之中，决定是否要把衣柜打开让别人看见。所以现身是同性恋者的抉择问题。然而同志运动者K对于自身的同性恋认同早已不是问题，而且积极参与同志运动，等于已经向公共领域现身（例如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这个公共领域也包括家人在内）。K认为自己早已不在衣柜当中，因此没有现身与否的问题，反而是父母亲故意视而不见才是问题所在。同性恋现身本来就应该是同志与其父母双方共同需要面对的事情，不应该是同志单方面要负责。我猜测K觉得自己对于同性恋运动已经极力付出，为甚么同志父母可以就只扮演被动的角色，作壁上观，而不付出相对的努力。这可能是他对于异性恋社会大众的质问，也同时是他对于父母的质问。我们向来把现身称做come out，现在也许是同志父母思考come in的时候了。 [2] [d1] （二）现身／隐藏的策略 当男同志年龄还小的时候，只要不泄漏同性恋相关的物品或行为，可能还容易隐藏其同性恋身份。但是进入青春期、适婚年龄 [3]却还没有交女朋友、没有结婚的话，就可能遭到怀疑，或者逼婚的压力。同志于是与父母双方展开永无休止的攻防战。现身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同时并不是不说话、不作为，就等于不现身。不想现身而周遭环境又不停测试的时候，就要努力的隐藏。 同性恋者现身或不现身的策略有三：1. 隐藏：包括（1）同性恋信息管理（贫民窟化，避免将同性恋信息流入父母的生活空间内）;（2）伪装（行为举止伪装成异性恋者）、离家。2. 降低现身的风险：包括（1）增强自身的能量（加强同志认同、经济能力、交换价值）;（2）把自己变坏，降低父母对他的期望，以免将来父母失望过大；（3）改变父母的态度：试探、机会教育、主动提供女性主义／同志书籍与信息等。3. 应付婚姻压力：提出不婚论述、鼓励兄弟结婚生子。 由于同性恋者自身以及社会中的内在同性恋恐惧，同性恋者必须采取行动来克服这种自我贬抑感以达到正向自我认同。为此，同性恋者会发展各种管理污名的策略。对于不想对父母现身或者评估现身风险过高的同性恋者而言，隐藏是最常见的策略。 1. 隐藏 家应该要提供人安全感与控制感、是人与其亲友情感交流的场所（Despres, 1991）。在家里，人们可以控制其与他人人际互动的界线，确保自己生活的隐私，进而将家视为自我发展的基地。然而对于男同志而言，在家里不仅有一些生命中重要的部分无法与家人分享，连同志信息的进出（如连结同志网站、同志刊物该藏哪里）、人际互动（如男人的电话、男人的拜访），都变得充满困难与风险。也许只有在离开原生父权异性恋家庭之后，才得以有机会真正发展其同志认同与情欲。 不愿意向父母现身的男同性恋，必须小心翼翼地管理有关同性恋的信息，以免外泄。然而柜门无法反锁，父母其实随时可以将之打开来结束儿子的躲藏状况。想要完全自主掌握出柜现身的情境，其实不可能。除非他能够不流露出半点可能遭受怀疑是同性恋行为的表现，然而这恐怕也是同性情欲遭受压迫下最可悲的情况（朱伟诚，2000）。更何况如果到了适婚年龄，除非进入异性恋婚姻体制，则不作为（不交女朋友、不结婚）本身，就已经给人怀疑的线索。 随着同性恋运动的进展，同性恋认识同性恋的管道愈来愈多，包括网络、杂志、社团、同性恋空间（酒吧、书店、公园、三温暖等）。一方面同性恋可以找到圈内的朋友来分享关于同性恋情欲的相关话题或问题，进而寻求认同与支持。如Tony所言，虽然「无法与父母share…你还是可以找到可以跟你谈天的朋友，去了解你的问题点，或是你想要跟他分享的东西。」另一方面，同性恋要将家庭生活空间与同性恋生活空间做一个有效的区隔，维持无法穿透的界线，以防信息扩散外泄。如Dondi就很注意「不要跟认识的人come out, 难保他哪天抖出来。」Jeffery在担任实习老师期间，颇受该校校长与老师的赞赏。然而他在实习期末中坦承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说明如何在教学中注入性别平权的概念，指导教授居然因此给他不及格的分数，他的实习因而必须重修。为了顾及事件爆发会让父母获知其同性恋身份，他虽然觉得受尽教授歧视，却也只有隐忍，不敢据理力争。 除了「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Bohan, 1996: 96），也就是与父母的生活空间建立地理上的区隔，并积极地封锁同性恋信息以免扩散，「蒙混过关」（passing）也是受访者避免现身常用的方式。由于许多受访者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因此修课或是做研究就成为同性恋书籍出现在书架上最好的借口。有一位积极的同志运动人士J，经常谈论、写作同性恋议题，但是他父母却不知其性倾向。每次他上电视的时候，他的母亲还会打电话告诉众亲友，而做研究就成为他避嫌的护身符。Jeffery则因为「当小学老师，应该要什么都懂，所以应该要样样都碰，也给我一些谈论同性恋的借口。」当然也有受访者假装有女朋友，或者真的交一个假的女朋友以让父母放心，免于父母逼婚的压力。然而男同志与父母的互动并非如此干净利落，总是会有缝隙、有意外。没有搜藏好的书籍影带、朋友的电话都可能让同志意外曝光（有关意外现身之例，留待下节讨论）。 即使受访者可以小心翼翼地不要露出与同性恋相关的信息，但是只要到了一定年龄，无论是否有所作为，通常都会面临不停的催婚压力。如果坚持不婚怕伤害父母，如果不坚持又会伤害自己，因此就必须发展出许多或拖延、或说服的各种说词。极少数的男同性恋会采取欺骗的策略，假装正在交女朋友，或者真的带一个假扮的女友回家。Ming说：「我就撒谎跟他讲ㄟ有〔女朋友〕呀！她在哪里工作呀，只是自己会撒谎，其实没有这个人呀！要不然就是，有呀！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只是他是男的，可是我把他讲成女的。」同性恋经常因此建构出双重生活（double life）空间，并尽量小心翼翼控管信息，不要让信息从一空间泄漏进入另一个空间。但是即使极力隐藏、不现身，仍然必须时时刻刻面临现身与否的考验。说与不说是挥之不去的难题，而且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担心父母不能接受、怕父母痛苦、怕自己面临不利的处境，男同志选择不现身；但是不现身一方面要处理随时出现的怀疑与测试，无法与父母分享自身重要的生命经验、得不到心理支持，也很令人痛苦。 「离家出走」是在冲突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许多男同志无奈的选择。「我的生命必须要找一道出口…但是我又如何能兼顾两者？而达到一种妥协呢？唯一的路，只有出走…」（剑望童，2000：n. p.）。于是许多男同志为了免于在家庭里曝光、希望诚实面对自己、逃离亲友催婚的压力，而选择离家。有的人在清楚自己男同性恋的身份之后，就开始有计划性离家。当然在家庭意识如此强烈的台湾，离开家庭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会导致冲突。而升学可能是一个最容易为人所接受的理由。经由高中联考与大学联考，填选一个离家乡较远的城市来念书，「也许距离可以形成一座屏风，遮盖住许多秘密不致泄漏。」（剑望童，2000：n. p.）不只是在实质空间上离开家，在心理上有些同志也由于无法与家人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而选择渐渐远离的方式。刻意的让自己忙碌而不回家；从每个月回家一次，再慢慢让家人习惯于每个学期才回家一次。有的人在外工作，甚至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自愿加班，以获得正当的理由不回家，免除家人团圆时催逼婚姻的难堪处境。Glad表示他「早就打算住外地了。」Brat说：「我的方式是想搬出去外面住，然后过年过节回来就好了。」Jeffery「有计划不回家，以前一个月回家一次，现在除非非回家不可才回家。」Tony则不停地「把自己弄得很忙」来回避婚姻的话题。Sting还没有婚姻压力，「因为我总是很忙。」另一项研究的受访者智冠也说：「因为不想去面对他们的催婚，所以我就减少回家的次数、也减少和他们联络，和家里面的关系会因为这样而变得比较疏远。」（毕恒达、吴昱廷，2000: 206）郑美里（1997）与廖国宝（1997）的研究，也发现许多男女同志刻意与家人保持疏远的关系。 2. 降低现身的风险 前节中受访者曾表示不愿意对父母现身的理由之一是，怕父母不能接受同性恋，一旦现身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情境。因此有计划地为未来现身准备的受访者，就可能采取如下的行动，一方面提升父母对同性恋的知识以及开放程度，一方面自己要储备足够心理能量与经济独立能力。「我一开始不要大，而是有计划的，一点一滴建立起我想要的目标。」（Dondi）他们以自身认同发展经验为借鉴，知道自己都走得这么辛苦，怎么可能期待父母亲马上接受，所以要给父母时间，让父母慢慢获得正确的知识。Edward 与Hanks在就读大学四年期间，已经有计划地灌输其母亲女性主义的知识；Tim也不断地找机会与父母讨论性别议题，挑战他们的性别界线。有些受访者则制造机会与父母一起观看有关同性恋的新闻或电影（如喜宴）来探测父母接受同性恋的程度或增加讨论沟通的机会。 除了在空间与心理上加大与父母的距离外，有的男同志也会刻意让父母不要对他付出那么多的爱与期望，以免将来同性恋身份曝光之后，父母亲的失望会很大。Kid身为长子，家人从小对他寄予莫大的期望，但他自知同性恋的身份绝对无法为家人所接受，于是刻意采取渐渐变坏的策略，让家人不要对他有太高的期望。「政策就是让他们觉得我其实不是很重要。不要对我有太多期望。就是让他们觉得你本来就不是那么好。」相反地也有人更加努力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表现很优秀，来填补心中对于同志身份的自卑（阿豪，2000）。 不过很多的情况却又是各说各话，或者彼此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Glad很讶异他父亲居然自己跑到戏院去看喜宴，不过他知道了也没有去问他父亲。Sting有一次和父母亲一起看电影「喜宴」，他故意当着父母的面，说他的成长背景和戏中的男主角一模一样，想给父母一些线索。然而他母亲却刻意对着他说，「妳看人家妈妈多伤心。」二人各怀鬼胎，想要传达讯息给对方，只不过仍然是单方的讯息传送，并没有因为沟通而有进一步的相互理解。 3. 应付婚姻压力 在不采取激烈革命方式的选择下，给一个不结婚的理由，成为多数人面对催婚最常使用的方法。于是男同性恋与父母之间形成一场难以休止的相互说服的拉锯战。男同性恋最常给的理由就是：（1） 婚姻不一定是美满的。「现在有很多人结婚又离婚，不是结婚就很好，否则为甚么那么多人会离婚？可见婚姻不一定好。」（Edward）「结婚如果要离婚的话，干嘛要结？结婚之后两个人又吵吵闹闹，那不是更痛苦吗？」（Fong）如果觉得社会的离婚案件过于遥远，可以举亲友的例子。更狠一点的，则直接挑明父母的婚姻其实并不愉快，又何必要子女重蹈覆辙。（2） 将不婚归罪到自己的条件不好，或者不适合婚姻生活。「我的身材就是最好的挡箭牌，像我这么胖怎么会有人要。」（H）「你儿子想要结婚，人家也不一定愿意。」「我可能不会做个好丈夫，因为我比较注重个人的生活。我不习惯跟人家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会互相干扰。」（Edward） （3） 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工作太忙了，要忙着赚钱。」（Edward）「我负债很多，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你叫我怎么结婚。」（Fong）上述这些回答方式，比较都是采取不正面激烈冲突的方式，改用理性说服的互动来拓展不婚的空间。当然一个理由绝对无法降低父母催婚的压力，于是男同志就必须不断的创造新的理由。结果男同志与父母之间就形成各说各话或相互否定的交互方式。当父母要小孩结婚生子以便对祖宗有所交代，男同志便响应：「想要小孩子，可以去领养。」男同志诉说婚姻不一定美满的时候，父母觉得小孩太悲观了，为甚么总是往最坏处想。男同志说没有钱可以结婚，父母便承诺会替儿子付奶粉钱，给他生活费。这种对话便一再地在男同志与父母之间重复进行，难以终止。受访者Alex不喜欢这种拐弯摸角、没完没了的对话的方式，「反正他们一提起我就给他们否定的答案，直到他们死心为止。…有一次，我妈说你现在考上研究所了，可以交女朋友了。我就说，你去困、蒙困。讲这句话蛮绝的，我妈那时候也愣住了。」 当父母逼婚逼得紧的时候，男同志在无法同时诚实面对自己以及面对家人情况下，会倍感痛苦。一个理由丢完又丢一个新的理由，也让男同志疲累不堪。在不想一再欺骗父母，一再地编一些新的不婚理由的情形下，有的男同志选择向「现身」逼近。于是理由从婚姻不一定美满、自己条件不够好、或是还没有准备好，转而直接诉说自己对婚姻没有兴趣。从还在跟相亲的对象交往，转而直接说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再见面。从没有女生喜欢他，转而说他跟本不喜欢女生。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直接指出自己的爱欲对象是同性的事实，但是其实已经传递了非常接近的讯息。不过父母总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去接收话语传递的正面讯息，转而将责任又推回给小孩，认为小孩故意乱说。如果上述招式仍然无法阻挡逼婚压力，有的男同志会继续再向现身逼近。Fong厌恶这种没有休止的逼婚游戏，于是选择直接向她母亲现身：「我是喜欢男孩子，我没有办法跟女孩子结婚，我跟女孩子没有办法做爱，如果说你们只是要一个假结婚的话，那又何必呢？如果以后害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办？」Edward则判断母亲绝对无法接受同性恋，所以还没有现身的打算。 父母期待小孩结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要传宗接代。有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哥哥姊姊已经结婚有小孩，所以婚姻的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Ming则顺水推舟，「鼓励弟弟早一点结婚，这样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Ian的父母并不知道他是同志，只因为他交过女朋友，后来分手，所以父母就不会催婚。父母除了催促小孩交女朋友、结婚之外，还会主动安排相亲。对于男同志而言，明知没有结婚的打算，相亲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因此会想尽各种办法，阻止相亲的安排，或者让女方知难而退。Jeffery的朋友「为了破坏相亲，故意不刮胡子、三天不洗澡。」只是没想到那位女生事后居然说，觉得他很有个性。Steven只要碰到有媒人要介绍，还没有见面，就先一直批评说这个对象一定不好。真的不得已去相亲，他就尽量跟女方讲自己的缺点，例如待在小公司上班、经济不景气、生意不稳定；要不然就在事后跟母亲说「不来电」。结果经常一相亲，就觉得既得罪了女方，又得罪媒人与母亲，让他倍感痛苦。只是「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很抱歉，又不能勉强自己。」现身与隐藏的游戏只好继续玩下去。 （三）现身的时机 每天、每个情境，同性恋者莫不面临现身与否的抉择，例如公共电视正在上演「孽子」（你是否要透露你曾经看得感动地流下泪来）、星期一中午午休时间同事正在分享周日的活动趣事（而你可能星期日和男友一起到阳明山采海芋，要跟同事分享吗）、朋友正在谈论从网络下载的美女照片（你是否要兴致高昂地加入讨论）、亲戚好心询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你要说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吗），而每个决定都充满了矛盾。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目前都还不打算向父母现身，已经现身的其中还有非自愿、意外曝光的情况。 如前所述，男同志必须小心翼翼地透过隐藏、欺骗来管理信息以免外泄。这些举动必须耗费很大的精力，而且总是有所闪失的时候。少数已经向父母现身的男同志，有的就是在意外的情况下曝光。Henry意外发生车祸（约22岁时），没想到母亲进入他的房间看到很多同性恋杂志，里面有男生全裸的照片，「但是母亲什么都没有说」。所以他们就停留在相互猜测期，没有一方愿意明说。Kevin因为没有把情书收好（约20岁时），刚好让母亲看见。他母亲把他叫去谈话，劝他「要改」。当然除了意外，也可能遭同性恋男友曝光。Young的男友打电话到家里（接近20岁时），正好是他妈妈接的电话，「他就跟我妈妈说他很喜欢我、很爱我。…他不会对我怎么样。」他母亲很惊讶，一挂完电话就开始询问他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我姐就在那边加油添醋，她就说我们这样是同性恋，是男生爱男生、是变态，反正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话。」Young只好什么事都不承认，就说都是「他在缠着我」。结果「我妈妈就说不准我们再有任何联络，这件事也不能让我爸爸知道。」Charles的同性恋友人因为走入异性恋婚姻，因此把过去所写的日记交由Charles保管。有一次他到国外出差（接近30岁时），他的母亲整理他的房间，意外在柜子里发现了那些日记。他回家以后，有天他母亲叫他到客厅坐坐，还没开口已经落下两行眼泪，他马上意会是怎么回事了。他只好一切招供，请母亲谅解。（有关现身之后，父母的反应以及对亲子互动造成什么影响，留待下一节再讨论。） 根据前述，到了该交女朋友或结婚的年龄之后，就可能面对有意无意的逼婚压力。有男同志不想再玩躲躲藏藏的游戏，所以干脆招认，让父母死心以求自己的解脱。Chris在他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向父母现身。 想让家人不再对我催婚，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累、也很烦，不想再去应付这个问题，所以就跟家里的人come out，是想让她们放弃。因为我想我的年纪真的有点大了，那时候就想说快四十岁了，也该让她们放弃了。更何况说我又不是独子、不需要说背负传宗接代的压力，所以想说跟他们come out算了，这样自己也能够早日获得解脱。 Yancey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交过女朋友，而且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很喜欢一个日本男明星。他不但买日本明星杂志，更把男明星的照片剪下来，他母亲发现之后，其实一直在怀疑他。等到他当完兵之后，「那时候两个哥哥都结婚了，然后她看我一直没有女朋友，所以就一直到处找人要帮我作媒，那后来我就干脆就跟她come out。」他记得那是某天晚上（约25岁时），他母亲做宵夜给他吃，二人就在餐厅里吃宵夜。 我就跟她come out，然后她…倒也不会说很惊讶，她就说：「你不要乱开玩笑」，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跟妳开玩笑喔」，然后她就没什么表情，然后就说：「赶快把面吃一吃，去睡觉。」然后她就回自己的房间了。那次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她也没有再跟我…就是不会再找人跟我作媒了。 父母永不停止的逼婚压力，让男同志难以承受。无法与父母分享心中的喜悦或痛苦，同样令人难受。Vincent不曾跟女孩子约会，总是躲在房间里讲电话，而且信件与电话都是来自男性，他觉得父母应该早已怀疑。他「心里面蛮痛苦的，那你没有一个人去了解你、去给你一个支持…〔后来〕 因为跟第一个lover分手，那时候就是其实蛮难过的嘛，然后受不了那种打击跟压力，所以就跟家里面谈。」（20余岁时） Candy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他明知父母不能接受同性恋，故意泄漏讯息让母亲知道以作为报复（20余岁时）。「我妈本来就是很会念的那种，一些小事情就开始念念念，然后常念得我很烦，然后那时候就是对她有点不太满意…那时候常跟我妈吵架，我故意要泄露给我妈知道的吧，我觉得是有点报复的快感。」他表示他母亲知道他是同性恋，但是没办法完全接受，只期待他在事业上好好发展。而同性恋这件事变成「我们俩个心中不能揭开的伤口」，双方都不提、不讲。 在我们的正式教育与媒体里，几乎没有教导异性恋者如何去理解同性恋的经验。相反地，同性恋经常被描绘成怪异、病态、恶心、违反自然。在异性恋社会里，多数人也鲜有机会亲身与同性恋接触交往。同性恋者知道要经过很辛苦的过程才能够摆脱社会污名，进而接受自己，因此他们也小心翼翼地经营向父母现身的进程。 Lance到美国纽约之后，受到同志运动的洗礼，对自己的性倾向有了正面的认知，并且与一美国男友交往，因此开始认真思考向家人现身的事情，希望家人能够分享他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一次在他回台探亲的时候，他选择与他亲近的大姊做为第一个现身的对象。「她还是哭了，难过她未尽大姊之责，未在我小时好好引导我，而造成我今天的歧途。」他花许多时间向她诉说有关同性恋的正确观念，然后忐忑离台回美。数年过后，与他年纪相近的六哥，到美国看他，说已经从大姊处得知他的事情，便想来看看他的生活，好有更多的了解。六哥支持的态度，让他深受感动；接着三哥去看他，经过数次深谈，也安排他三哥与他的partner S见面，三哥也由疑虑转为肯定与祝福。于是他开始着手撰写给家人的万言书，尽可能的把他的心路历程、家人可能有的心理反应、以及有关同性恋的各种讨论说法（Q & A）与信息都包括在内。他先把信寄给所有兄姊（六个哥哥二个姊姊），由他们决定是否让父母知道。没想到大哥数天后写封充满责备的信、二哥也写一封同情却误解的信，并且兄姊开会决定不要让年事已高的父母知道他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他和S一起回台探亲。他向家人介绍，S是他在美国最要好的朋友。回美之后，他发现消息走漏了。原来他母亲看出一些端倪，忍不住向他二姐询问实情，二姐是基督徒说不能撒谎，于是向他母亲透露所有真相。在越洋电话中，他母亲指责他不孝，说她将当作没有他这个儿子，他感到心痛。所幸三哥四哥在旁开导他母亲，S也鼓励他，说是社会的错而不是他母亲的错。 不久之后，他的父母到美国看他们。有一次，他父亲私底下问他母亲：「S是不是同性恋？」他不直接询问儿子，却用间接的方式来探测。他母亲也用相同迂回的方式来回答：「他们两人都是怪人，不想结婚，只想照顾彼此一辈子。」他的父亲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过问，儿子是不是同性恋。父亲询问S（而不是L）是不是同性恋，免去了面对真实答案的正面冲击。母亲不说是，也没有说不是；「照顾彼此一辈子」这种答案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似乎是年近八十的父亲可能最可以接受的答案。传统华人文化本来就高度重视同性情谊，甚至比夫妻间之「爱情」更重要（周华山，1997）。如果不愿意面对具有强烈污名的字眼「同性恋」，那华人传统中的「义结金兰」的说法可以拿来自我安慰，或向其它亲友解释。 （四）现身的后果与诠释 无论是意外曝光或是男同志有计划现身，受访者父母亲典型的反应，正如西方文献所指出的，有震惊、否认、愤怒、罪恶感、沮丧、接受等（如Bohan, 1996; Savin-Williams & Dube, 1998）。现身之后，首先是父母与长期熟悉的世界产生断裂。质疑熟悉的正当性，原来自己并不了解小孩，不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面对这样的冲击，父母经常采取否认的态度，于是会找出各种还有救的原因进行归因来安慰自己，例如儿子只是情境式同性恋、只要交女朋友自然就会改正过来。此外则是自责或怀疑教养方式是否有误，是否自己有问题；要不然就归因给环境，觉得是被坏朋友带坏的，所以限制小孩的信息与行动。父母不愿意面对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于是听而不闻，假装没有发生过，也不愿意再谈，以为这样就不存在。更积极的则是要小孩接受心理治疗；有的则进行情感勒索，要小孩放弃。有的有程度接受，然而仍拥有社会刻板印象，因此担心小孩受到社会歧视、孤单、得到艾滋病、失去男性气概等。只有极少数的例子，父母尝试去理解同志儿子的处境，并提供支持。 1. 父母的否认机制 在这诸多的反应当中，否认机制显得特别突出。Savin-Williams与Dube（1998）指出，否认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让父母有重新获得平衡的时间。否认通常充满了焦虑，父母可能知道事实但是拒绝承认信息，认为小孩子的同性恋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或者极力去寻求反证。如果小孩子的年纪还小，则认为是青少年喜欢实验，或只是叛逆期罢了。有的人选择不去谈论此事，寄望若不去承认也许小孩子的同性恋倾向就会自己消失。Sting的爸爸认为他（接近20岁）「喜欢追求潮流，特立独行。喜欢打扮的跟别人不一样，他说你为甚么甚么都跟人家不一样，连喜欢的人〔的性别〕都跟人家不一样。他觉得我是刻意的〔变成同性恋〕。」他的父母亲都不能接受他是同性恋的事实，「觉得〔同性恋〕长大就会改、结婚就会好。」Lee（未满20岁）的爸爸也「认为这只是少年仔ㄚ在搞的把戏」，他姑姑则常劝告他「不要沈迷啊」。 林贤修（2002）描述同志身份曝光之后，全家坐在关掉的电视机前，父母「搜索枯肠地寻找他们过往教养偏差的例证」（127）。朋友C说：「我向家人现身之后，爸爸说，都怪妈妈太强势了，害我对女生有恐惧感。」受访者Hanks的母亲自问：「是不是我从小教育有问题。」 Fong既是长子又是长孙，已经超过三十岁了，家族中众所瞩目都期待他结婚。他的父亲每次提起关于结婚的事情，他不想一再编派谎言，因此直言：「我不想结婚，我对女孩子没有兴趣。」 …他还是不把你讲的当一回事啊！他就说一个人不结婚怎么行？老的时候怎么办？就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联想到，他也是聪明人，他又不笨，他是读书人，然后…我觉得他们是知道，可是他们不想面对。他们知道，可是他们就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他还是要你结婚就是。 Fong经过长久的与父母你来我往的争辩婚姻，已经退到底线，鼓起勇气将隐藏已久的性欲认同和盘托出，以为这样应该可以让母亲死心，然而他母亲仍然不为所动。「我妈听了之后只是觉得我被不好的东西附身了，她说你这个是被魔鬼附身了，那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要去驱魔，要去问神就对了啦！」结果男同志最真诚的告白，变成是没有自主能力的表达。这恐怕是恐同社会中男同志最深沈的悲哀，因为个人的主体性完全遭受拒绝，无法得到承认。Tim在就读高中的时候，被母亲发现书桌上的同志书籍，当晚和母亲大吵一架，但是隔天起床之后，又变成好像甚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Candy选择在电话中向母亲现身，讲到一半，母亲就说她不想再听了，于是把电话挂掉；然后这件事就变成是一道无法揭开的伤口，彼此都有意避而不谈。River因为感情出了问题，生活弄得一团乱，因此选择向感情最亲的姊姊现身，「我跟她讲的时候，她痛哭、哭的很惨」，但是此后一个礼拜她们都没有再针对此事交谈，于是他就再写一封信给他姊姊，姊姊却仍然没有响应。前述Yancey在吃消夜的时候向母亲坦承自己是同性恋，「她就说：『你不要乱开玩笑』…然后就说：『赶快把面吃一吃，去睡觉。』然后她就回自己的房间了。」Chris也表示：「当他们都知道说我是gay之后，我们都没有再去当面的谈过这个问题，就好像说这件事并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我非常确定说他们都知道说我是gay。」同志朋友D为了同性恋的事情和父母争吵，最后「达成协议，就是再也不提起这件事，都不要说，就好像从来没有讲过一样。」林贤修（2000）的同性恋身份曝光之后，他描述：「我回家一段时间，每天和两老四目相接，总像在逃避一个话题。西洋俗谚形容那是『故意看不见房间里的大象』，约莫是那种情境。母亲在白天只要看到我，话也不说，眼泪先默默地流了一脸。」（126） 廖国宝（1997）指出，许多父母宁愿选择同性恋是后天形成的论述而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也不愿意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而偶尔看到媒体有关同性恋可以改正的说法，也会让已经绝望的父母对儿子的婚事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在同性恋仍然必须承受巨大污名的时候，父母一方面采取不愿面对事实（儿子是同性恋）的态度，一方面永不放弃，在生活中找寻希望（儿子有可能改正）的火花。也就是父母基于感情的因素，可以接受儿子，但是通常仍然无法接受同性恋。同性恋变成是「坏习惯」、「不够努力」、「交到坏朋友」的结果。「你那个坏习惯最近改过来了没有？」「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花点时间跟女孩培养兴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结婚这样。」「怎么长大之后交到一些坏朋友，变得那么叛逆。」父母会有选择性地诠释孩子的经验，以免浇熄儿子还是有可能结婚的希望。Fong虽然已经向母亲现身，但是在亲戚面前总还是要敷衍一下，假装自己有跟女孩子在联络交往。母亲听了，就宁愿相信他真的有跟女孩子交往。当他在私底下向母亲据实以答的时候，他母亲就说：「你有够无情的、冷血、坏男人」，仍然拒绝承认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而平常只要有女生打电话到男同志Edward家里，「她〔母亲〕就觉得我可能跟人家在交往，是一个希望。」Tim因为不喜欢同志社群对于同性恋自身的定义，因此觉得自己不是「同性恋」，当然他也不是异性恋。他其实很确定自己的同性情欲，只是觉得他就是他自己而已，不愿意为自己贴上任何标签。有一次他打电话回家，有点故意地告诉他妈妈说：「我不是同性恋，但是我也不是异性恋」；结果他妈妈就只听进去他的第一句话，而刻意忽略第二句话，因而雀跃不已，对他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2. 成为同性恋的原因是被坏朋友带坏 有一些受访者的父母认为儿子之所以成为同性恋是因为交了坏朋友。像是Alex早上出门的时候，他的父母会突然说：「在外面交朋友要小心。」同志朋友G比较晚回家的时候，他妈妈就会问：「你最近都交些什么朋友？」朋友K的妈妈则不时会突然问他：「你有没有在外面搞同性恋？」并且劝告他「不要乱搞、不要得病、不要交坏朋友。」已经出柜的段健发老师曾经说过，有一次他跟学生说他就是同性恋，结果他的学生回应：「老师你才不是同性恋，因为你是好人。」媒体经常把同性恋与滥交、艾滋病、情杀、违反自然等连结在一起，建构了「同性恋」等同于「坏人」的迷思。Savin-Williams与Dube（1998）认为找到同性恋的外因，父母就可以投射谴责，而去除自己的罪恶感。我认为这也引含同志的父母不愿意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因为这样就表示没指望了。当然更不会认为是遗传的，因为这样不但没有希望，自己还要负责。蛮吊诡的，因为如果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养成的，那父母似乎又要负起教养的责任。结果呢，父母总是相信自己的小孩是好孩子、爱自己的小孩，所以认为是别家的小孩把儿子带坏的。在这同时，父母也就不必为小孩子变坏而负责。另外一层的含意则是父母不愿意相信做为同性恋是儿子自愿、心甘情愿的。 Fong的家在南部乡下，他一个人出外在高雄做事。自从他向母亲坦承同性恋身份之后，只要上台北，他母亲就会询问是要跟谁去。他每次都回答是一个人去，不跟他母亲讲他在台北有朋友，也不说联络了朋友要一起去，反正每次都说是一个人。可是如此回答，他母亲又说：「你怎么那么孤单啊！」而平常工作期间，他母亲也经常打电话查勤：「你跟谁在一起，是不是又跟那些朋友在一起？」他觉得他母亲「很轻视我的朋友」，谈到他朋友的时候，总是对他们指称「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那些不想结婚的朋友。」甚至说：「你小时候是很乖很听话的，怎么长大之后交到一些坏朋友是不是，怎么变得那么叛逆，什么话都敢讲？而且还敢顶撞我？」此种儿子成为同性恋是被朋友带坏的说法，其实正意涵了父母仍然认为同性恋是不好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父母与儿子总是有感情，把变坏的责任推给坏朋友，保留给儿子一个好的形象；况且若真如此，只要摆脱这些坏朋友，或者这些坏朋友不要再纠缠自己的儿子，也许儿子就有「改邪归正」的一天。 3. 接受同性恋 Charles是少数得到母亲接受的男同志。他是长子也是大孙，从小倍受呵护。前节曾经提过，Charles军中的同志朋友因为结婚所以把日记托给Charles保管。在他出国期间，母亲整理东西时，发现他藏在衣柜中朋友的日记。他母亲看到了日记中有关同志情谊的内容，再联想他过往的生活交友状况，对于他的同性恋身份应该已经了然于胸。等他回国，他母亲趁着家中没人，叫他到客厅坐着。 你知道吗？当我看到她两行泪涔涔地落下，我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急忙想安慰她，嘴巴却怎么也打不开，最后也跟着她哭了起来。气氛凝结在那好久，她终于开口，却说出了这辈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话，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