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命运

科索沃战争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命运 卢周来 美国新自由主义滥觞于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发展于五、六十年代，泛滥于七十年代，其成长路径是由主张经济自由转向对社会全面自由的诉求，即它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长而成长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同时也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美国人这几年有一个基本的说法，美国社会的持续稳定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益于美国新自由主义。这种表面上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实则潜存着极深的意识形态话语，即自由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其价值被美国发展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所证实。所以，美国极力在世界上鼓吹其“自由”，包括极力推崇其新自由主义观点。但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时，当美国以武力将其自由观强行推行到巴尔干地区从而导致了科索沃战争时，恰是对其自由观点的彻底背叛，也将最终导致美国新自由主义走上穷途末路。 （一）反对强制还是强制 美国新自由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是反对强制。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学上的效用是消费者对消费某种商品的主观满足程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是一个人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因为效用是纯主观的，因而，除非消费者自己通过购买行为可以向外界显示其偏好，否则，每个消费者的效用是其他人无法知道的。用中国人的俗语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脚知道。相应，任何个体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也是纯主观的，也为他人所不知道。在哈耶克那里，这就叫“人的无知”。 正因为每个人不可能知道其他所有人的效用函数，所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侵犯，任何人都有自己选择自己认为合意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将自己的效用函数强加于别人，包括国家在内。这就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强制的基本观点。新自由主义论者主要代言人之一默里．罗斯巴就说：“我们明确拒绝接受下述观点：人们需要有个监护人帮助他们防备自己，并指手划脚告诉他们什么好，什么不好。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一切不构成对他人暴力侵犯的活动都不在禁止之列。我们拒绝给国家合法权利去干那些别人一干就认为不合法、不道德和犯罪的事。捐税、征兵、战争等等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暴力形式，而某些特权集团正要通过这些形式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别人。”(1973)当然，自由主义论者也注意到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即如果真让每个人自主选择自己认为合意的生活方式，使个人效用最大化，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受损，这就是所谓“个体理性有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博奕论中有名的“囚徒困境”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因此，如何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便又成为一大难。 投票制度一开始被认为是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矛盾的有效制度。但自由主义者认为。投票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除了有可能陷入肯尼思．阿罗所言“循环选择的矛盾”，(1951)即不足以在个人效用之间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以外，还有可能导致两大缺陷，而且有可能是致命的缺陷。一是多数原则下的投票结果不一定最好的，有时甚至是最差的。“波德效应模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假设有一个七人委员会，其中两个左派都最不喜欢右的，两个中派也最不喜欢右的方案，三个右派最喜欢右的方案，现在委员会要在左、中、右三个方案中挑选一个方案，按照投票结果，因为右的方案有三票赞成，而左与中的方案都只有两票赞成，因此，右的方案得以通过。但恰恰右的方案是有四个人最不喜欢的方案，因此，大多数人不喜欢的方案恰因多数原则而得以通过。这是一个多数人(4人)不愿意的结果。二是多数原则的结果也许会损害集体理性。假设一个方案使80个人每人增加１美元收益，但却使另外20人每人损失10美元，投票的结果因为有80人同意而只有20人反对方案通过，但从社会福利来看，只增加了80*1=80美元的社会福利，而损失了20*10=200美元社会福利，因此，两相抵后，通过的方案会损失整体福利120元，损坏了集体理性。三是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布坎南等人指出，(1962)政府往往凭借所谓多数原则来强制推行某项政策，会损坏投票中处于少数地位者的利益，而且往往参与投票人之间效用差异越大时，对少数者利益的损坏越大。因此，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借投票程序来强制推行某项政策本来就抱有怀疑，更反对借所谓民主的多数原则或投票程序进行任何强制。 从反对强制出发，自由主义者又提出“有限政府”论。他们认为，政府权利太大就会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全面干涉，因此，要严格地把政府的权利限定在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所划定的范围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言：“第一，保护国家，使之不受其他独立国家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国家内各个人，使之不受国家内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1776)由于自由主义者本身就宣称“反对强制”的原则适用于任何经济人之间，这里的经济人包括处于对策中的任何双方，因此，其观点适用于当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科索沃问题本是南斯拉夫内政，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与经济人效用一样，自然只有南斯拉夫最有发言权，但美国却一定要将自己对这问题的判断强加于南斯拉夫，认为那里存在所谓“人道灾难”，存在所谓“种族清洗”，而这种说法，除了得到当事者中最少数的科索沃解放军的认同，而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如鲁戈瓦都不同意。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别人，而事情却发生在别人那里，以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这应该已经是犯忌。再退一步说，即使美国有人借口科索沃阿族人生存状况很差，一些阿族人受到迫害或杀害，这相当于经济学上“通过购买行为显示效用”，美国人由此有自己的判断并将判断强加于南斯拉夫，但科索沃问题也是南斯拉夫内政。美国既没有受到南斯拉夫的侵犯，美国国内更没有公民受到南斯拉夫公民的侵害或迫害，都不符合斯密所说的两条，应该是本国政府不应该管的事，但美国政府却管了，而且是用武力去管，这更是违反了自由主义反对强制的原则。但恰恰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在自由的名义下干的。 美国政府还相当善于控制与制造舆论。以武力干涉南斯拉夫内政，一曰符合国内民意，按美国报刊的说法，有73％的美国公众同意出兵；二曰符合国际气候，尤其俄罗斯提出的反对轰炸的议案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仅有3票同意而12票反对后，美国媒体更是大打“国际牌”。但如果美国政府真讲什么新自由主义，他应该很清楚，首先是简单多数原则本身就不一定正确，而借简单多数对南斯拉夫进行强制更是个错误。也许它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但他仍以自由的名义选择了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行动。 就这样，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反对强制原则因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武力强制而陷入窘境。 （二）“扩展的秩序”还是以武力“扩展秩序” 美国新自由主义另一个基本观点是所谓“有限理性”与“扩展的秩序”思想。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即“有限理性”。人只能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在“时间中学习”，不断拓展自己的理性。即用我们常用的话讲，人只能一步步接近真理，而永远都无法穷尽真理，即所谓“演进理性”。因此，任何人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威。用卡尔．玻普尔的话说：“既然我们决不可能确实地知道，就不可能存在有权声称是权威是权威，有权为我们的知识沾沾自喜或者自命不凡的权威。”(1962)既然任何人都不要自己认为是权威，因此，任何人也就没有权利告诉他者真理什么，告诉他者应该如何如何做。 也正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哈耶克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所谓“扩展的秩序”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每个人包括所谓社会精英们都不可能 了解社会成员之间的偏好，所以也不可能设计出完善的人类社会合作的秩序。社会秩序是自发的，而非人为设计的，而任何人为的设计最终都会破坏这一秩序；其二，这个秩序能够不断地扩展，而这种扩展也不是人为强制推行某种秩序，而是在社会交易与自由市场不断拓展的过程中，在产权制度自发地不断完善中逐渐演进的；其三，正因为秩序是不断扩展的过程，所以，传统必须得到尊重，法律必须得到尊重，以保持秩序扩展的连续性；其四，对人类自由秩序威胁最大的是人类理性的泛滥，即总有些政治家试图超越理性所能及去“设计人类前途”。哈耶克将其称为“理性的自负”，或者叫“建构理性主义”。他主张“演进理性主义”或卡尔．波普尔所言“批判理性主义”。 新自由主义者还分析说西方的文明兴起是强调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扩展的秩序，因而，也是一种基于自然秩序的一种自由规定，即亚当．斯密所言“自然自由制度”。波普尔还特别考察了暴力的根源。在一篇名为《乌托邦与暴力》的演说中，波普尔首先认为(1948)：社会的分歧必须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加以解决，因为长期不解决可能会积累起一种无法容忍的紧张。解决的途径有两种，辩论和暴力。而一个演进理性主义者，“是试图通过辩论，在某些场合也许通过妥协而不是暴力来作出决定的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宁可在用辩论说服另一个人上遭到失败，也不愿用势力、威胁和恫吓来成功地压服他。”但人类社会总有暴力，这与乌托邦主义有关。因为乌托邦作为一种建构理性主义，或者作为“理性的自负”，总是“试图通过设计和努力实现一个遥远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作为我们一切政治行动都应为之服务的目标”，而这个理想社会即“乌托邦蓝图”“完全超出了理性批判力量的范围”。又因为乌托邦主义者们在“各个乌托邦蓝图间作出抉择的困难”，且“因为通往乌托邦的道路漫长修远。因此，他的政治行动的理性要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始终如一；而要达到这一点，他不仅要压倒与他对抗的各种乌托邦宗教，而且还要尽可能彻底抹掉对它们的记忆。”所以，乌托邦主义是暴力的根源之一。 自由主义关于“有限理性”与“扩展的秩序”思想用于国际关系上，就应该尊重各国人民自主的选择，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权说自己的价值观更权威，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对别国内政评头品足；就应该尊重各民族各国家传统与法律，这种传统与法律是保证各民族各国家秩序以及发展的制度基础；就应该用政治对话来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而不应该以暴力来解决分歧；更不应该有国家将自己设计好的社会蓝图强制地加于别国，因为那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只会带来暴力。而对国际关系威胁最大的因素也恰就是这些自以为自己比别人知道更多的人，以其“理性的自负”破坏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 科索沃问题由来以久，南斯拉夫人民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本来有可能用渐进的政治对话的加以解决（即所谓扩展的秩序），别国至多可以参与对话与斡旋，但美国却以自由、人道的名义，以掌握着审判权的世界警察的绝对权威的面孔，悍然以武力去解决这样一个甚至与本国都不构成“分歧”更无冲突可言的别国的内政，这自负到了何种程度，哪里还知道自己曾说过“理性是有限”的观点？以武力去强行推行自己的判断，去把一种自己以为好的秩序强加给南斯拉夫，自己明明标榜过反对由强行推行乌托邦而导致的暴力，而自己恰恰又在制造暴力。这又谈得上什么“扩展的秩序”？纯粹是以武力在扩展自己的秩序。 如此这般，新自由主义又一基本原则在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中变得荒唐可笑。 （三）进步还是退步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还有一个与扩展的秩序思想相联系的观点，我称之为自然演进的进步观。 英国哲学家边沁认为“人是追求快乐的机器”，据称由此奠定了经济学乐观主义传统，而这种乐观主义传统又与经济学自由主义的自然的演进的进步史观相联系。经济自由主义老祖宗亚当．斯密就认为，经济人有市场上自发的交易行为以及随市场发展而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将促进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或者说，自然自由制度可以使社会不断地进步，这就是自然的进步观。 新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一方面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他说：“由于我们能从错误中学习，我们的知识在增长，尽管我们决不可能知道──即决不确实地知道。既然我们的知识能够增长，就没有任何理由对理性感到失望。”他还说：“人能够认识，因而他就能是自由的。这就是解释认识论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之间的联系的。”(1961)在这里，波普尔是认为，因为人的理性是演进的，即人的知识是在批判中不断增长，因而，社会也会随之演进地进步，这就是演进的进步观。 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的一支的产权与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通过对西方世界历史的分析，认为资源价格在自由市场制度下的变动是制度变迁的动力，而人可以通过“在时间中学习”，使得制度不断演进，(1966)也就一种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也持斯密同样的观点，他相信凭借自由市场本身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尤其是他们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具有的优胜劣汰功能──即“弗里德曼假说”中所言，市场的自然选择可以淘汰非利润率最大化者，是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 由于对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的信奉，新自由主义者从来都不主张用骤风暴雨的方式来强制推行“抽象的善”，而主张以“逐渐和平地消除具体的恶”的方式渐进的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波普尔语）。 但新自由主义者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这是在弗里德曼等人论证自由市场能自行解决垄断问题而无需政府干涉的过程中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假设有两家企业签订了规定价格与限制产量的卡特尔协议，其中一家企业很好地遵守了这个协议，而另一家企业却私自突破限制提高产量，显然，一段时间后，不遵守协议的企业会在竞争中打败遵守协议的企业，而从利润率看，遵守协议的企业高于不遵守协议的企业。这就出现了劣胜优汰的现象。除非遵守协议的企业发现此情况后也不遵守协议才能避免破产的命运。(阿曼塔诺,1972)由此推及到社会进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秩序越好的社会中，骗子得逞的机会越大，因而会导致一种效应：好人会因为觉得吃亏，会因为觉得做不好的人收益更多而去效仿坏人，从而不是使整个社会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而是退步。这就象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君子国中，因为有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进入该国，使君子国公民道德水准逐渐下降，最终使君子国瓦解。因此，要警惕社会发展因存在小人而存在着退化的可能。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它的自由观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是值得推广的，按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应该是在与其他各国的和平交往中使其自由观自然地渐进地得到认同与普遍化，这才是符合其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但它恰违反了这一点，硬要以武力强制推行其抽象的“自由”、“人道”观念。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武力侵犯南斯拉夫，是撇开了联合国，公然违反了它自己参与制订并参加了的多项国际公约，其行为就象不遵守协议的那家企业，就是君子国里的小人，一旦它武力侵犯南斯拉夫成功，达到了它独霸天下的目的，或者要么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倒退，是典型的强权压倒了公理，用新自由主义者的话讲，世界的“治安权在一个杀人犯手里”(勒帕日,1977)；或者要么因其在世界上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而又因此得利，而使得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无视联合国存在，无视国际公约的存在，从而使这个世界又回到一个没有秩序、没有和平、充满暴力、仇视与战争的世界，（君不见科索沃战事正紧时印度政府声称“看来我们发展核武器没有错”，而发展核武本来也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这同样也是人类社会一个大倒退。 而真导致人类社会的大倒退，美国标谤的新自由主义也就彻底地走上了穷途末路。 （四）结语 近几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赢得了不少追随者，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更有不少人对美国新自由主义趋之若鹜。撇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说，或者从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看，美国新自由主义一些原则确有其可取之处。但科沃索战争美国以武力推行其自由观，以武力扩展其认定的所谓人类社会的秩序，至少暴露出美国新自由主义有双重性与虚伪性，就连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本身也看到科索沃战争对新自由主义原则的违背与伤害，《芝加哥论坛报》5月16日发表评论认为，美国试图以武力干涉南斯拉夫内政，这种做法除了遭到中国等国家的蔑视外，“更加糟糕的事情是，他们的制度不符合我们的理想这一点不能作为轰炸他们或对他们制裁的理由，美国不能认为，它的力量或价值观念总是受到欢迎的。” 作为中国人，也许我们仍可以认定美国对内是奉行了新自由主义，使其经济繁荣、公民安居乐业，我们也仍需要从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学习，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壮大我们的国力，但我们不能不警惕自由主义的僭妄。因为以自由的名义来强制推行自由，是自由的最大威胁。 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