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从_人口红利_转向_制度红利_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粗放式增长方式（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和集约式增长方式（intensive economic growth）。粗放式增长主 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实现产出数量，而集约式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 步和创新来实现产出数量。一个共识是，从长期来看，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不可持 续的，因为它投入－产出的效率低、资源消耗多，可持续的增长必须依靠集约式 增长模式。中国政府较早地预见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并且将其作为 专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聂辉华 邹肇芸 作者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邹肇芸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生。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聂辉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地区制度质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 的影响”（12YJC790143）和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课题（200903）的资助，特此感谢。 作者感谢刘元春、刘凤良、郭杰和江艇等人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 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 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 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 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 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制度红利 中国模式 粗放型增长 制度质量 124 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问题，并且 1987年中共十三大还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要“从 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尽管政府制定了从粗放式增长 到集约式增长的政策目标，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实际上仍然主要是依靠“人口 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即 20世纪 80年代，制度创新驱动了中国经济 的快速增长。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 1982年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个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商品市场和中小型制造业迅速繁荣 起来。在城市，“包”字进城了，国有企业开始了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改进了 国企效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岛先后被划为经济特区，大连、秦皇 岛、天津等十四个城市被划为沿海开放城市，一个由外向内辐射的经济开放格局 初步形成。然而，经过了喧嚣的 80年代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陷入了瓶颈，无 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在深水区跋涉，制度创新缓慢。回首过去的二十 年，除了加入WTO等少数案例，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堪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经济 特区相比的重大制度创新。出现这种“改革疲软症”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路 径是“先存量改革，再增量改革”，即先改容易改的，再改难改的。因此，随着 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成本是递增的，改革的步伐自然放慢了。而且，原有的制度 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也体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技术特征。 基于直觉的上述观察与经济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全 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进行分解，学者们发现，相对于 80年代，20世纪 90年代之后TFP的增长率在下降。[2]这表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更多地依 赖于劳动和资本等物质投入，而不是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 1980－1991年的宏观数据，董直庆、王林辉通过计算发现：在 80年代，技术进 步、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0.298、0.563和0.145，而 在 90年代三者分别是 0.087、0.774和 0.148。 [3]可见，20世纪 90年代技术进步的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 6期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2]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王莉：“所有制形式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2002年第3期；黄勇峰、任若恩：“中美两国制造业TFP比较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 卷，2002年第1期。 [3]董直庆、王林辉：“我国经济增长来源——来自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经验证据”，《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第50卷，2010年第4期。 125 作用在下降，而物质投入的作用在上升，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更加明显。无论 是资本的投入还是劳动的投入，都与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息息相关。 毫无疑问，至少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我们发现既定的政府政策与实际的政府 政策在目标上是冲突的。如何理解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方式这两种政策目标 的冲突？如何走出这种冲突的困境？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分析了中 国经济依赖粗放式增长模式的原因，即资源禀赋（人口红利）、国内环境（改革 路径）和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并指出了粗放式增长的长期代价。然后，我 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证明，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那么即 便存在人口红利，中国也未必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这将阻碍长期经济增长。最 后，我们提供了中国增长模式走出粗放式道路的政策选择，即通过深化政治和经 济体制改革，提升制度质量，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的代价 在驱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生产要素中，人口的贡献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中 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3.7亿人口，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禀赋， 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 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并将在 2015 年达到峰值（9.98亿）。[1]庞大的劳动人口减少了中国社会的抚养负担，同时为经 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生力军，因此构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蔡昉等以人口抚养 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发现在 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 贡献占 26.8%。[2]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 20世纪 80年代，当乡镇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成分被允许进入市场时，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涌入乡镇企业，促进了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然后，在 90年代，当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时，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里，成为“农民工”，促进了城市繁荣和中小民营企业的 InternationalEconomicR eview 聂辉华 邹肇芸 [1]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http://www.un.org/esa/ population/unpop.htm, 2009. [2] Cai, Fang, and Dewen Wang,“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Garnaut and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5.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 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126 发展。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1]的真实写照。人口红利的更重要角色体现 在它塑造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人口多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中 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再加上人均收入约束了国 内消费市场，于是中国明智地选择了“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劳动人口多不仅 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意味着储蓄率很高，这使得政府掌握的资本具有相对 较低的成本，在赶超战略的驱动下，这两点结合就形成了支持出口替代战略的粗 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和扩大投资规模来实现经济 快速增长的道路。换言之，人口红利、出口替代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了一 个三位一体的均衡。因此，尽管早在 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理念，但是这一“根本性转变”至今没有完成。 但依靠人口红利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人口红利即将消 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将在 2015年开始下降，而超过 65岁的老龄人口数量则将一直增加到 2030年左右。这 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很快就要开始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老龄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即意味着老龄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 2000年刚好进入老龄社会。此后，老龄人口比例一路攀升，2009年达到 8.5%。 按照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2015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将达到10%左右。除了劳 动人口的绝对数下降，劳动人口的相对数也在下降。伴随农业税的免除以及农村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推广，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 成本明显上升，这导致了连续多年的“民工荒”。[2]总体上看，劳动力的供给增长 速度低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工资成本正在上升，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3]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正在递 减，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4] 第二，有限的能源供给难以支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在粗放型增长模式下，高 速的经济增长需要高速的能源供给。表1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生产了全世界最多的能源，消耗了全世界第二多的能源。在 1990－2008年 [1]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139-91, 1954. [2]秦晓：“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中国改革》， 2011年第1-2期。 [3]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经济研究》， 2007年第10期。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 6期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127 间，中国的平均能源使用增长率迅速提高，远超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对比 1990年，中国已经从能源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粗放式增长导致能源短缺 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南方连续多年缺电。2011年春季，中国共有 11个省份缺 电。[1]此外，中国消耗的铁矿石、煤、铅、锌、铝、铜、镍等重要原材料数量占 全世界的1/3～1/2。[2] 表1 世界主要国家能源使用量 说明：（1）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2） 能 源单位为百万吨石油当量。 第三，长期的粗放型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相对于集约型增长，粗放 型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就是高投入、低产出、浪费多、污染重。中国持续多年的 粗放型增长不仅给本国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也给全球带来了一定的代价。据专家 估计，在整个 20世纪 90年代年均 9.8%的GDP增长中约有 4~6个百分点是环境成 本（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破坏和污染）。[3]表2显示，一方面中国是消耗最多 能源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单位能源所产 生的GDP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的排名进入倒数 行列。从消耗能源的结果来看，中国在所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上都高居第 一。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因此中国的粗放型增长所导致的污染后 果将会引起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以及不满。 国家 中国 日本 美国 全世界 中国排名 中国/世界 能源生产量 2008年 1993.3 88.7 1706.1 12356.8 1 16% 能源使用量 2008年 2116.4 495.8 2283.7 11897.3 2 18% 能源使用增长率% 1990－2008年 5.1 0.6 0.95 1.8 净进口量/使用量 2008年 5.8 82.1 25.3 [1] “十一省缺电记”，《经济观察报》，2011年 4月 30日，http://www.eeo.com.cn/2011/0430/200329. shtml。 [2]“Crowded out”, The Economist, Sep 24th,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8986. [3]“环境成本上升当如何遏制”，《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2日。 InternationalEconomicR eview 聂辉华 邹肇芸 128 表2 世界主要国家能源使用结果 说明：（1）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2） 能 源单位为每千克石油当量，GDP 单位为2005年PPP 美元，二氧化碳单位为百万吨，沼气和一 氧化二氮单位为千吨二氧化碳当量。 第四，过度的出口替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 中国制造和组装的产品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这成为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四小龙”和“四小 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迅速崛起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是，中国在向发达国家输 出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也对当地的低端产品市场和低端就业市场造成了巨大的 冲击，再加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以及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薄弱，这加剧 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中国所遭遇的反倾 销投诉为 119例，仅次于美国（257例）和欧盟（149例），远超过加拿大（36 例）、韩国（37例）和日本（6例）等主要发达国家。[1]频繁的贸易摩擦恶化了中 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当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过度的能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频繁的国 际贸易争端。问题是，当人口红利和出口替代、粗放式增长结合，并且在赶超战 略的驱动下，上述严重问题就是必然后果了。与中国相邻的印度，人口数量同样 庞大（2011年12亿），但是印度没有造成类似的严重后果。因为印度在发展战略 上选择了以服务业为主导，而不是以工业为主导，而且在民主政体和联邦制国家 结构下，政府不能推行赶超战略。事实上，印度的最近十年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 国家 中国 日本 美国 全世界 中国排名 中国/世界 单位能源的GDP 2008年 3.6 8.1 5.8 5.5 104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7年 6533 1253.5 5832.2 30649.4 1 21% 沼气排放量 2005年 995760 53480 810280 6607490 1 15% 一氧化二氮排放量 2008年 566680 23590 456210 3787800 1 15%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 6期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1] 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 2011年贸易文件（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 trade_profiles10_e.pdf）。 129 金融体系创新和私有化。[1]相对而言，印度的增长模式更加集约化，当然其经济 增长速度也低于中国。 理论分析：交易费用抵消人口红利 即便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收益也将低于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福利水平在贸易之后可能会低 于贸易之前。首先看一个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贸易模型。 假设有两个国家——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有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有两种 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又假设北方的资本相对丰裕，而南 方的劳动相对丰裕。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在南北两方开始贸易之后，北方应该主 要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南方应该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直到两种要素在 两国的边际报酬都相等，然后两国相互交换产品。国际贸易的结果是，两国的福 利水平都提高了。然而，传统贸易理论面临两个难以解释的普遍事实：第一，资 本丰裕的发达国家主要和发达国家发生贸易，较少和劳动丰裕的欠发达国家发生 贸易；第二，贸易的结果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2]我们认 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所以无法解释上述“悖论”，是因为它忽视了制度质量 （institutional quality）。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包含了制度质量的国际贸易理论 [3]， 在回答上述两个“悖论”的同时，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模式的前景。 仍然假设两个国家、两种要素和两种产品，但是额外地假设两个国家具有不 同的制度质量，即发达的北方具有更高的制度质量或者更低的交易费用，欠发达 的南方具有更低的制度质量或者更高的交易费用。[4]还假设两国消费者可在一定 程度上流动，但不能移民。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北方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InternationalEconomicR eview 聂辉华 邹肇芸 [1]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基于中国、印度、巴西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深圳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 Wood, Adrian, “Opennes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in American Challenge to East Asian Conventional Wisdom”,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1): 33-57, 1997. Kremer, Michael, and Eric Maskin,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06. [3]本文省略了数学模型。一个简单的正式模型请见马兹晖、聂辉华：“一个内含交易费用的国际贸 易模型”，未发表手稿，2012年。 [4]这里的交易费用可以来源于契约不完全（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Hart, Oliver, Firm, Contrac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也可以来源于信息不对称。 130 南方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两国进行贸易。当南方的制度质量足够低 时，产品的国内交易费用[1]超过了产品的出口成本，以至于南方出口的产品在国 内的价格高于在国外的价格，但是在国内的利润低于在国外的利润。相反，由于 北方具有较高的制度质量或较低的交易费用，其出口的产品在国外的价格高于国 内。于是，一些南方的消费者到北方购买南方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北方生产 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导致北方市场上两类产品价格都更 低。相对于北方市场，南方市场上两类产品价格都更高，市场逐步萎缩。在极端 的情形下，两类产品都只在北方销售，北方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不用出口便获得了 出口收益。只要北方市场的价格低于南方，北方就成为两类产品的垄断销售者。 南北两国贸易的结果如何呢？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讲，南方消费者的一部分 剩余被垄断的北方销售者榨取，因此南方消费者的购买力将随着北方市场的扩大 而下降。从生产者福利的角度讲，部分南方消费者到北方市场上购买劳动密集型 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南方市场萎缩，导致南方生产者的利润减少。相对于传 统贸易理论，由于南方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同时减少，南方的社会福利水 平将下降；反之，由于北方市场上增加了消费者，北方的社会福利水平将提高。 在极端的情形下，较多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导致南方的社会福利水平在贸易之后 绝对下降。从长远来看，由于南方的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生产者利润减少，因此 南方缺乏足够的能力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动态升级，只 能继续保持劳动力比较优势，最终陷入低水平的分工陷阱。 这个内含交易费用的国际贸易理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同，通过将需求和 供给结合得出了新的结论。一是当欠发达国家的交易费用很高时，发达国家与欠 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会减少。欠发达国家主要充当生产基地，成为发达国家 的进口对象，但是发达国家很少向欠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二是开放之后，贸易可 能使得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更大，从而加剧了两类国家之 间的收入不平等。三是依赖劳动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国家可能在长期中被锁定在低 水平的分工链条上。前两个结论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两个 “悖论”；第三个结论证明，较低的制度质量或较高的交易费用会侵蚀人口红利带 来的好处，由此也说明中国目前奉行的人口红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的理论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包含多个国家的情况。假如世界上有许多国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 6期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1]这里的交易费用是广义的，即制度运行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税费成本、信息成本、腐败成本、 产权保护成本和契约实施成本等等。 131 家，那么存在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一个人口最多、交易费用最高的劳动密集型国 家为其他所有国家生产产品（“世界工厂”），同时本国居民到其他国家购买产 品，结果该国的生产利润极低，消费水平极低，同时能源消耗太多，环境污染严 重，而其他国家则凭借“制度红利”坐享其成。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工厂”不 是高利润的代名词，而是“打工者”的代名词。 来自真实世界的案例支持了该理论。相对而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法治不健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税收、灰色成本、公关费用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成 本等都高于海外市场，从而导致大陆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于海外市场，因此一些在 国内生产或者组装的“中国制造”产品在海外反而更便宜。[1]例如，一双耐克运 动鞋在国内需要七八百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只需要两三百元人民币；阿玛尼西服 在国内高达 3万元，在美国只需 7千元。 [2]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3]根据专家估 计，由于国内交易费用太高而催生的“海外代购”仅 2010年就导致国内厂商损 失了大约 120亿元的销售额。 [4]从生产者剩余的角度看，国内厂商为海外企业 “代工”的利润极为微薄。以 iPhone 4为例，在总共360美元的利润中，中国厂商 只能分得 7美元。[5]关于交易费用导致的中国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方面的 精确损失目前还难以计算，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未来的政策选择：通过改革提升制度质量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要素丰裕程度决定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决 定了劳动分工和贸易模式。假设一国资本相对于劳动是稀缺的，从而资本密集型 产品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利润率。根据传统贸易理论，该国应致力于先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逐步积累资本，在国际贸易中学习先进技术，最终逐步实现 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此即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我们的观点是，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从而 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因 InternationalEconomicR eview 聂辉华 邹肇芸 [1] 聂辉华：“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四辑（总第 48 辑）。 [2]“‘中国制造’为何国内比国外贵”，《南方日报》，2010年11月30日，A17版。 [3]又如，“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为啥？”，《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29日，第9版。 [4]吴婷：“商务部与财政部的十年抵牾”，《凤凰周刊》，2011年8月。 [5]“警示与奋起：中国自主品牌忧思录”，《经济参考报》，2010年11月22日。 132 此专用性投资会遭遇敲竹杠问题（holdup）。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契约就越是 完全，因此专用性投资水平越高，从而生产效率越高。[1]根据纳恩的定义，我们 发现那些契约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通用设备、仪器 仪表等）通常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当资本相对劳动更为稀缺时，资本密集型行 业的平均利润率就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契约密集度与利 润率是正相关的。这意味着，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能够获得越高 的利润，因此这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暂时难以从计量经济学上证实 这一观点，但是制度质量与人均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学文献中已经是不争的 事实。[2]根据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国要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应该致力 于提高本国的制度质量[3]，充分利用“制度红利”（institutional dividend）。 综上，人口红利固然可以帮助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成本优势，从而 在短期内依靠出口替代策略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快速增长，但对于中国这 样的大国来说，这种增长模式在长期中会给本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成本，因此是不 可持续的。而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从长期来看制度质量是一国在国 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决定因素。但制度具有持续性和固化特征[4]，因此制度 质量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从理论上讲，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并不必然是 替代的，也可以是互补的，关键是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 可按两个维度将所有国家或地区分为四类（图 1）：1）低人口红利、低制度 质量（象限 III）；2）低人口红利、高制度质量（象限 II）；3）高人口红利、低制 度质量（象限 IV）；4）高人口红利、高制度质量（象限 I）。用总抚养人口比衡量 人口红利，即 0－19岁和 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之和与 20－64岁的劳动人口数量 之比。总抚养人口比越低，表明一国或地区的人口红利越高。总抚养人口比数据 来自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5]用营商便利度衡量制度质量，该指标刻画企业的经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 6期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1] Nunn, Nathan,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569-600, 2007. [2]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369-1401, 2001. [3] Nunn, Nathan,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569-600, 2007. Levchenko, Andrei,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3): 791-819, 2007. [4] Acemoglu, Daron,“Modeling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Proceedings of 2005 World Congress, 2005. [5]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 unpop.htm, 2011. 133 营环境，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 纳税、进口跨国贸易、执行合同以及关闭企业九个方面。营商便利度排名越高， 表示制度质量越高。营商便利度指标来自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11》。[1] 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竞争态势，应该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第一类国家 （象限 III）在短期内缺乏劳动力比较优势，在长期中缺乏制度比较优势，因此只 能被动卷入国际分工，将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根据总抚养人口比和营商便利 度，这类国家包括阿富汗、尼日尔、安哥拉、民主刚果、乍得等，基本上都是非 洲国家。对于第一类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减少疾病，延长人口 的预期寿命，繁衍劳动人口，然后在长期中逐步改善制度质量。第二类国家（象 限 II）缺乏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制度质量较高。这类国家包括法国、瑞士、哥 伦比亚、以色列和秘鲁等欧洲和美洲小国。对于第二类国家来说，由于制度质量 较高，人口较少，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是劳动力比较稀缺，因此在劳动密 集型行业缺乏比较优势，比较依赖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这类国家应该 巩固已有的制度优势，同时适当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第三类国家（象限 IV）拥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但是制度质量不高，通常都是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 中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中国、泰国和越南等。这类国家经济 起点不高，但是因为拥有相对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发展速度很快，但不足之 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处于转型之中，制度质量不高，制约了其长远发 展。这类国家如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改革，就会升级到第四类国家，从而进入 “富国俱乐部”，否则将陷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即遭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income trap）。因此，对第三类国家来说，关键是着眼于长远的制度建 设，提升制度质量，降低交易费用。第四类国家（象限 I）是理想的“富国俱乐 部”，既有比较充裕的劳动人口，又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因此在长期中最具竞争 力。这类国家目前包括新加坡、韩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 美国等。其中若干人口总数较大的富国是真正的强国。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和 韩国都是从第三类国家升级至第四类国家，因为它们成功地跳出了“中等收入陷 阱”，实现了从依靠人口红利到依靠制度红利的转型。 InternationalEconomicR eview 聂辉华 邹肇芸 [1]由于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贸易环境，因此选择了以衡量企业经营环境为主的营商环境指 标，而没有选择以衡量政治制度为主的其他制度指标，例如 Polity IV。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Report 2011”, http://www.doingbusiness.org/. 134 图1 人口红利和制度质量 中国属于第三类国家，拥有较高的人口红利（总抚养人口比排名第 18位） 和较低的制度质量（营商便利度排名第 79位）。中国目前的人均GDP超过 3000 美元，正处于人均GDP为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着跳出“中 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中国的人口红利只能再维持一段时间，不可能成为长 期发展的支持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方面，一些新兴亚洲国家如越南、泰国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比中国还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后备基地。另一 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和经济强国长期控制着高端技术和关键行业的发展， 其领导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通过提升制度质量来获取国 际分工的有利地位，从目前的第四象限升级到第一象限，即在获取制度红利的同 时，保持人口的规模优势（即便人口红利有所减少）。否则，中国在丧失了劳动 成本优势的同时，也将丧失在高科技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对于中国来说，提升制度质量的具体途径包括：保护公民财产和权利，保护 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遏制官员腐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进法治进程，保护 契约关系，等等。中国已经在基础设施等硬件投入方面领先于世界很多发展中国 家，但是在“软件”投入方面还比较薄弱。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继续深化政 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舍此别无他途。一方面，中国应充分利用短期内尚可维持的 人口红利，积累资本，提升技术水平，为产业动态升级做好必要准备；另一方 面，中国可以将短期内的人口红利和长期中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因为制度建设 本身也需要劳动力投入。如果中国能够利用短期优势更快地实现长期优势，从主 要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主要依靠制度红利，那么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从此 迈入第四类国家行列，并依靠人口优势最终成为富国中的强国。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 6期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135 Reflectionson Population Aging ChenYouhua 110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pose several popular arguments about aging population issues in China andpoints out that population aging stems from the decline in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rates as a result of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t says it will weaken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n so that it is doubtful that we can rely on thes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China has adequate financial capacity to provide all of its society with full coverage from a basic socialsecurit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benefits, welfare rigidity and economicstagnation, treasury resource shortages as well as a higher rate of population aging have posed moresevere challenge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to Institutional Dividend NieHuihuaandZouZhaoyun 124 Although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1980s contributed tremendously to China’s rapid economicgrowth, since then the“demographic dividend”that underpins the quantity-based extensive growth hasremained the main engine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le it is againstcurrent policy targets, this type of extensive growth mode is unsustainable because it is set to sufferfrom binding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decline in the size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nsufficient supply ofenergy, serious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increasing trade friction. Even if China can maintainits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the short term, its benefit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will be less thanexpected based on traditional trade theories and, in some circumstances, might even be less than thepre-trade level if China’s institutional quality remains low or transaction costs continue to be high. Inthe long term, China must shake off its dependence on its“demographic dividend”and obtain an “institutional dividend”through deepen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s so that it canfurther unleash it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to cross the“middle income trap” and maintainsustainable growth. Resourceand Environment Willnot Impose Hard Constraint on Population YiFuxian 136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arable land, fresh water and mineral and energy resources is unequaland is not necessarily relevant to a given country. China’s smaller ownership of resources per capitadoes not imply that China is short of resources. If China’s grain yield per hectare reaches the currentlevel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Netherlands, its grain output will increase by 30 percent and 70percent respectively. Population growth brings about an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of the existingresources but only in an additive way. More important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resources from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