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资料千城一面

精华资料千城一面 千城一面——中国城乡建筑 谨防千城一面现象向农村蔓延 城市大拆大建，毁坏了大量文物，吞噬了大批古建筑，抹杀了城市个性，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局面，令人叹息。值得重视的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中，“千城一面”的思维和做法正在向农村蔓延，“模式化”的建筑在乡村重现。 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把“建城市一样的房屋，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当成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一味地强调“大干快上”、“推倒重来”、“全部翻新”;有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一味地模仿城市，将城市建设中并不科学合理的方式简单套用到乡村规划建设中来，建成的新村被规划得整齐划一，流淌了千年的小河被改了道，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树砍伐殆尽，古朴的青石小路改成宽阔的柏油大道，碧草如茵的绿地被浇上水泥建成休闲广场，池塘、水渠、原始地貌，新建农民住宅小区让人看不到乡村气息。在大拆大建的推土机下，很多蕴含着丰富农耕文化元素的文物古迹顷刻崩溃，原本风土人情味浓郁的乡村瞬时间变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资料显示，2005年，能代或体现中国农耕文化的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有5000个，目前只剩下不到3000个，令人扼腕叹息。 新农村建设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但如果因此让农村变得千村一面，不免留下巨大的遗憾。 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村庄建设要坚持差异发展、特色取胜，避免同质化。为此，在农村规划建设过程中，应把握好三点:一是突出农村特色，不用城市的标准要求农村。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突出农村田园风光;不推山、不填塘、不砍树;基础设施配套，社区服务配套，房屋设计配套。二是突出地方特色。在新建房屋时，保持和传承这种建筑形式，从而形成地方特色。三是因村制宜，分类指导，不用“一刀切”管理农村。在村庄改造时，根据各村的不同情况，实行“一村一策”。对存在较多破旧不堪且无人居住危旧房屋的村落，按照一户一宅的标准，拆除破旧房屋，腾退流转宅基地，实施“空心村”整治;对规模小、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村庄，平整道路，美化环境，实施村庄整治;对人口集中、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整体规划设计，建设农民社区新村;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优美的村庄，保持其田园风光和文化特色。 千城一面暴露立法缺陷 看看游客对婺源油菜花的向往与热盼，听听南京市民请地铁为梧桐让路的呼声，在这背后，凸显的是人们对景观文化的审视和珍重。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很多地方，更多的城乡景观与其蕴含的深厚文化一起悄悄流逝。 如何发现、保护和挖掘乡村与城市景观以及它们所传承的文化，已经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立法课题。“千城一面”、“千村一面”是伴随着城乡建设步伐而产生的词汇。城市的大拆大建，吞噬了大批古建筑和特色景观，抹杀了城市的个性。 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张晓彤博士参与过不少乡村规划，这个搞设计的人却深深感受着欠缺法律支持的无力。“目前，法律法规不能有效约束建设方应该如何规划和建设乡村。有时对方提出的建设要求，明显不符合保护乡村特色景观和整体风貌的标准，但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 那些被列入文保名录、上升为文化遗产的建筑、古迹，被授予了等级的历史名城和有了名气的明星村镇有幸得以保存，但同样传承了千百年的建筑布局、有历史内涵的植被树木、如同地标一样的河道沟渠却因为没有“免死金牌”而逐渐消亡。这是法律意义上的选择，也暴露着人们对景观文化的错误解读。 “这种错误的解读在于人们对景观的认识理解不统一。”在学者们看来，那些综合了生态环境、整体风貌、庭院、建筑、道路等要素，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景观都应该涵盖进来。比如像婺源油菜花这样由统一种植经济作物而出现的人造景观;像南京的法桐这样如同城市符号一样的人为景观等，都是有鲜明地域特色的。 但在法律上，它们还不够“规格”，只能依靠其所蕴含的历史、人文，尤其是经济价值被重视后得以受到政策性保护。而承载了历史和文化基底的景观的遗失将带走历史记忆，而且是永远不可复生的。 从国外立法的进程来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先对单体建筑有了保护，继而将法律的触角延伸到既有景区、新改项目，最终是常态景观。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李婕说，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都在上世纪就先后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韩国和日本更是为景观和城观绿地专门设置了法律法规加以保护和规范。 我国乡村景观保护在立法上并非完全空白，但既有立法存在一定的不足与滞后。《环境保护法》制定于1989年，侧重于污染防治，对于区域的生态和景观保护考虑不足。《土地管理法》以土地用途的综合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的，无暇顾及依附于土地利用之上的乡村景观设计与再造。《建筑法》主要关注单体建筑的质量，没有考虑建筑群落的规划、设计，并且明确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该法。《文物保护法》仅保护文物本身，而不保护文物所处的 自然环境。尚未被认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地区则无法利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进行保护。另一方面，部分立法之间还存在潜在冲突。 不是简单保留，而是活着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地大物博，评定哪些属于文物古建继而保护相对容易，而景观本身是见仁见智的，哪些景观该保留，哪些该再造，哪些该拆除，谁又能说了算呢,将所有老建筑、老景观、老物件都保留，那城市和乡村该如何发展呢, “对乡村景观的保护不是简简单单把老的东西保留下来，而是要让它活着，保护式、开发式地利用，促使其增长出经济文化价值。”张晓彤说。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长陈琨教授用实例来解释说，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就是诸葛亮的后代按照八卦图修的一个村庄，经过这么多年，村庄依然延续了它的特色，虽然是个旅游景观，但老百姓还在这儿生活。旅游归旅游，生活归生活，把诸葛村的精神和风貌传承下来了。 张晓彤博士介绍说，特色景观孰重孰轻，如何评价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欧洲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总结出一套灵活科学的景观评价体系。我们制定自己的体系，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没有相关部门来牵头或委托研究制定罢了。 “立法的好处是起到告示的作用。而不立法，引导和保障就达不到一定的高度。”陈琨教授说。 陈懿博士告诉记者，首先乡村景观保护当务之急应该是对既有立法的协调与完善。“根据我国的立法实践，制定一部法律所耗费的时间较长。乡村景观的界定，乡村景观保护的意愿宣示等作用，可以通过制定位阶较低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来实现。” 其次，通过对前述既有立法的完善与相互协调，能够尽快建立起乡村景观保护所需的完整立法体系。例如，通过扩大《环境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适用范围，在其中规定对于乡村景观保护的一般条款等。 最后，应该重视乡村景观保护和再造活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据《北京晚报》 城市改造千城一面 城市历史文化被一扫而光 文史学者何德骞是位“老天津”，一聊起海河两岸的街道就数如家珍。他习惯从美学角度欣赏各个城市的建筑，多年的是:建筑是有尊严的，世人应对它们心存敬畏。 不过他也发现，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都在追求“国际化大都市”形象，在此过程中，“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火柴盒般的水泥森林”涌现出来，成为受人推崇的“地标”。“千城一面”现象日趋严重，有人形容，200个城市如同一母同胞。 近日，在南开大学主办的一场有关城市形象的论坛上，何德骞惋惜地说:“在城市改造中，开发商和地方行政长官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驱动下，根本不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形象，很多城市的历史生命被一扫而光。” 他厌恶那些“粗制滥造”的庞然大物。“本来新建筑应该有新面貌，但往往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削弱了城市的身份和特征。” 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使何德骞收藏的字画、瓷器毁于一旦。但在他眼中，那些都是纸面的东西或者小物件，对一个城市而言，最大的文物是建筑。“旧城改造、危改拆迁，比‘文化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还要大。”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郭凤岐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从数量和规模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提升城市形象上，有的还有误区，例如重物象、轻人文，认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亮丽的形象工程是城市形象的亮点。” 郭凤岐认为，城市的文化特色对于提升城市形象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而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如果老城、老街、老巷、老楼、老屋都拆了，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他主张城市建设不能“喜新厌旧”。 郭凤岐注意到，天津市近年来整修了大量的历史风貌建筑，但这种整修主要侧重于外观的美化，内部开设的多数仍是饭馆、咖啡厅，那些建筑里的鲜活历史故事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演绎，美丽外衣下的历史文化空间还需要填充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主张在这方面多花点钱，花点精力，因为“这比重复建设那些大楼有价值”。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方兆麟说，如今很多省份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有些地方就像淘金一样，对历史文化遗存过度包装，比如戏说历史、争夺名人故里、打造历史文化园， 任意拍摄胡编乱造的历史影视剧。“这种所谓开发文化产业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践踏。浅薄文化的泛滥从长远来看贻害无穷。”方兆麟说。 “‘打造’文化是可笑的，文化不是‘打造’出来的，是积淀出来的。”方兆麟说，城市的文化资源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建设的，不能轻易推翻或重建。树立城市形象根本不在于多少高楼大厦，也不在于破旧立新，而是培育城市精神，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文化内涵，培育特有的城市精神。 当前还有一个令人警觉的现象:一些地区一边拆历史建筑，一边花重金建造仿古建筑，美其名曰打造“城市名片”。何德骞说，拆了真古董，仿制假古董，真让人哭笑不得。“精神的东西怎么能打造呢,你仿得再好也是赝品。” 全国政协委员、建筑学大师潘祖尧对中国城市建筑提出的三大隐忧。 ——“非洋不取、千城一面、高大全” 他认为现在国内在建筑设计上有一种风气，就是盲目崇拜洋设计师，“非洋不取”，现代的、后现代的、伪传统的纷纷登场，让中国成了外国设计师的试验场。 比如北京，像故宫一类的传统建筑既雄伟，又均衡，四合院也极有特色，但现在北京盖楼，却不怎么考虑文化、地理、风俗习惯、色彩、气候等多方面要素。 他就看不上在楼顶上建四合院的做法，“四合院就应该接地气”。他认为，具有传统精神的现代建筑设计，理想境界应是将传统精华寓于现代设计手法中，在整体及内部空间和布局上有传统观感。 他也对仿古现象深恶痛绝，他说，一些地方对传统建筑看不起，认为它们老旧、破败，于是推倒重建，结果这些建筑全没了灵魂。 但他认为丽江保护得还不错，在原有建筑上翻新，没让现代建筑进来太多，保留了原来的味道。 他觉得内地的城市实在是太没特色了，“千城一面”，原因就在于简单模仿，“看外面流行什么，就仿效什么”，稍微一个有特色的建筑，马上就被模仿了过去。比如北京有天安门广场和城楼，其他城市就纷纷仿建，北京建了“鸟巢” “高大全”，你建得比我高，我就造得后，有地方开始建“鸟巢二代”，都在照葫芦画瓢。而且互相攀比得厉害，讲究 比你大，反正要盖过一头。 他感叹说，“中国的建筑师应该具有独立的思考精神和创造精神，吸收本土建筑精华，学习世界建筑理念，并且赢得城市的信任，这样中国的建筑才会有改观。” 现在人类进入了城市世界，城市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50%。我国2009年城市人口比例是46.6%，专家预计“十二五”期间会超过50%，社会结构由此将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问题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如何从规划这个根本上确保建立一个生态之城、和谐之城和幸福之城呢,本刊记者日前走访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迅。 无差异化战略导致“千城一面” 《瞭望》: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你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李迅:导致“千城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一方面是工业化后，技术应用雷同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过去建房屋主要用木材、石头、砖瓦，现在都很少用了。现在都变成了钢筋、水泥、玻璃等材料，传统的木质建筑少了。现代化的技术有快速装配、模块化的特点，可以简单拼装，大量重复制造，甚至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组合式建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对历史传统的藐视。人们没有认识到传统精华的宝贵性。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不够。比如说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相当一段时间被视作陈旧的象征，但是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多保留一些，那将很有特点。现在已经大量地被拆掉了。还有北京的城墙，老北京被称作四九城，现在全没了。 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城市历史，有很多的著名古城，如西安、北京、南京、杭州、洛阳、开封，但这些城市都没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享有这一称号的古城只有山西的平遥古城和云南的丽江古城。大的文化古城都被现代工业文明毁坏了，这与人们对于历史名城的藐视与不珍惜是有关系的。今年太原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原本很有名的古城只剩下两条历史街区，刚刚符合国家评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最低门槛。如果它再拆一条街区，就连国家历史名城都评不上了。太原这个在历史上这么有名的城市落到今天的境地实在令人惋惜。当然，现在也有些保护得比较好的，比如说天津，租界的一些历史街区保留得很好。 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建设缺少科学规划。各地城市发展太快，不够精心，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特点，未能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所谓差异化战略，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如果就想简单抄袭是不行的。深圳有个“世界之窗”， 有些城市马上建个“世界什么的”，开始仿效。这就没有原创，只是单纯的抄袭，没有独树一帜的意识。一些地方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有偏差，认为摩天大楼、“方盒子”就代表了现代化。 城市规划要对未来做谋划 《瞭望》:在目前建设生态城市、和谐城市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城市规划地位和作用, 李迅:城市规划就城市建设来言处于一个龙头地位。之所以称之为龙头地位，是由其工作性质决定的。城市规划具有综合性，要考虑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战略性，城市规划考虑的都是一些最重要的事情，给城市发展的方向作了描述与划定;具有全局性，从定位、规模、布局、基础设施等方面综合考虑安排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要有前瞻性，它不仅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要对未来作谋划，还要有相当的超前性。考虑问题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到二十年，更长的甚至要五十年到一百年。 城市规划工作的主导还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尽管我们现在在搞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这两只手一起调控的。城市规划是作为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来进行工作的。它是为政府服务的，成为政府引导城市合理发展的一种公共政策，成为影响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法规或技术文件，我们有的时候也称之为顶层设计。城市规划同时还有专家的论证、公众的参与、法律的保证，保证了它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瞭望》:当今城市规划重点要考虑和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李迅:城市规划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从层次上说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从宏观角度来说，一是如何考虑城市发展的方向。以北京来说，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交往的中心，其发展要对全国作出贡献;而上海就是金融中心、国家的经济中心，要完成一些国家使命。还有一些资源采掘型的城市，比如抚顺、大同等;还有些工矿城市，比如过去的沈阳;现在以港口、海运、制造业而兴起的天津;还有一些旅游城市，比如说桂林、杭州、厦门。规划需要考虑城市发展的一些特殊的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功能。 研究这个问题主要从城市的资源角度，比如说旅游、矿产、环境，需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还有区位角度，比如哈尔滨、石家庄、郑州这些交通枢纽城市，其快速发展是靠现代工业化过程中交通因素迅猛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主要是水运，现在主要是铁路公路，将来还有机场。机场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城市类型有些是消费型的，有些是生产型的，有些是综合型的。比如北京和上海就是综合型的。另外还要考虑城市可以容纳多少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也应该考虑对这些人口的接纳。比如，深圳就是移民城市。 从中观层面，规划要考虑城市的发展规模。城市定位后，就要研究城市规模，有人口规模、土地规模、基础设施规模。深圳这几年的建设有一个比较好的经验。深圳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市场经济情况下有一个特点就是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按照人的意志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深圳的规划是一个问题。深圳的基础设施配置，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弹性系数。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万人口，我们在做基础设施规划的时候就要乘以1.5的系数去配置，这就是一种前瞻性。这样的话，虽然发展超过了人们的预计，但是还在基础设施的适应能力范围内，这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另外与其布局有关，布局采取的是带状组团式的布局。带状组团是可伸缩的，这个布局非常成功。 另外，中观层面还包括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的安排、大型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水、路、气，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小学、医院、商业、文化体育设施。有些东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会去自动完善的，市场能决定的，规划就不用太关注。但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却是市场会忽视的，这些要去关注。另外，社会要公平、和谐、幸福，而市场是不会关心弱势群体的，这些需要我们还要关注弱势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和生产。 再有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景观设计。现在大家讲形象工程。我认为城市是需要形象的，北京有很多的标志性经典建筑物，它成为中国的一个形象。但是不能不切实际，超过自身财力与需求去搞形象工程。很多小地方去学上海就没必要。 从微观层次上讲，就是城市规划里面的用地审批和建筑的报建，这些都是微观管理方面的内容。 不能只重开发而轻控制和保护 《瞭望》:在做城市规划时，存在哪些倾向需要警惕, 李迅:我认为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还是与决策者有关。刚才提到城市规划主要还是政府行政行为，由政府主导。党中央指出，在指导思想上要防止偏差。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为了GDP(国内生产总值)而建设的思想存在,在追逐GDP的政绩驱动下，主政者希望经济发展速度要快，城市发展规模要大，还在采用过去粗放式低成本扩张战略。党中央提出科学 发展，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那么城市发展方式也要转型，就不仅仅要强调规模、速度，更要强调质量、效率。 城市发展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等许多方面，当然经济也很重要。城市建设应该将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而不应该偏重于某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建设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片面地追求快速发展，其他方面没有配套。从生态学角度讲，要共生共赢。城市发展也一样，出现了很多城市病。规划工作在早期都是从社会改良角度，追求公平、正义，讲公共卫生。城市规划的第一部法律是英国的《公共卫生法》，其讲求城市卫生，追求城乡融合。现在我们还是主张这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可谓是日新月异，这时就要强调平衡，既要发展，更要科学 发展。 再有，不能只重视开发而轻视了控制和保护。有句话说得好，“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保护了绿水青山实际上就是获得了金山银山。环境将来会成为一大生产力，环境保护好了就具有了后发优势，指导思想上不要单纯地为了GDP。另外，在方法、技术、手段上希望也能够有更多的体现。比如现在强调的低碳、生态、绿色。这就要求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方法以及在理念方面要作相应的改进。 《瞭望》:在城市的规划上，有的地方政府互相攀比，盲目地想引进外地甚至外国的一些所谓先进经验，而对于自己城市的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不够重视。但这些规划又往往很诱人。如你所说政府是主导者，风险在于在行政手段的保障下，往往又能把这些脱离实情的规划付诸实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迅:我认为城市建设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重要原则去做。中国需要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城市作为国家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代表，同时也是带动全国发展的“引擎”。但是很多中小城市，在发展上就不能盲目照抄大城市的做法。我们应该关注中小型城市与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不同。在行政力量的保障下，很多都可能实现，但是效果却未必那么理想。有好的设想，但未必有好的结果，因为真理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结果是要靠老百姓用脚来投票的。如果就业问题没有解决，消费能力依然有限，这样的城市只会增加压力，何来幸福可言, 城市建设未必大就是好，中国有句话叫“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们能否追求一些精致的建设，能否出现一些传世之作，让人在上百年之后还觉得值得看，而不是现在建筑30年寿命下的资源浪费。现阶段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快的时候，我们的决策者、科学工作者、规划建设者要冷静些，做出些传世的作品。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号称要建造国际大都市，对自己的定位特别不清晰，能实现吗, 中国建筑抄袭跟风现象严重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中国建筑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然而现在中国的建筑存在的问题却每每被人谈起，工程质量不过关，建筑式样乏善可陈，建筑人才极度匮乏等等。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到中国建筑抄袭跟风的现象很严重，从原来的“欧陆风”到后来迪拜的超高层，再到现在的“卡通风”，这些风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刮过来的，很少有体现中国自己特色的城市建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原因主要是目前盲目的崇拜国外设计，认为什么都是国外的好，所以一般很少选用中国设计师的作品。 除此之外，建筑方面也存在一些比如像腐败，领导意识过于浓厚等等现象，都造成了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现象。 举例来说，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他们就是愿意选择一些西洋式的建筑，而且还存在攀比，如果你建一个100层的楼，我就要建一个150层的楼，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少去体会地域的特色，或者体验我这个城市本身应该有的风貌，所以就造成所有的城市都是按照一种风格去建设。 浮躁，不是名人的专利，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格外显眼而已。 正如所有的事情一样，“名人”与“浮躁”并没有因果关系。相反，有些人成名后仍然能够恪守常人的处事规则，不仅毫无名人的架子，还不断自我反思。他们属于脱离了低俗之气的名人，与那些写一篇文章就算“著名作家”，唱一首歌就以“著名歌唱家”自居的所谓名人，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名人”这个概念实在太宽泛了，优秀的名人与不怎么优秀的名人，甚至恶劣的名人，不得不同处一“名”之下。 徒有虚名的名人不需论了，窃以为当下社会需要的是季羡林式的名人。别的不必说(比如老先生懂几国文字，研究的主业是什么，有多少成果等等)，只以好多人不知道大学者季羡林这一点而论，就值得称道。时下的浮躁气息不仅吹拂着无名者，同时也弥漫在名人中间，翻开甲报刊一篇又一篇论文充满其间(其实说“充斥其间”可能更恰如其分，因为许多文章既无“论”也无“文”，只能算换钱换名的文字);打开乙报刊，那些文章又正经八百地端坐在那里，有的不过是换了一顶新帽，穿了一双新鞋，内里却一点没有变。有时一篇文章可以刊登四五家。“克隆”这么多论文，仅仅说为钱而来，有点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与其说是金钱问题，毋宁说是浮躁学风在具体问题上的表现。 当某一领域出现一种倾向的时候，身在其中的人做出与这种倾向相一致的行为时，并不见得进行过深入思考，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现在一些专家学者“电视中有影，广播里有声，报刊上有形”，未必是他们有意如此，倒很可能是时俗裹胁的结果。 在浮躁的生存空间还很大的时候，像季羡林先生那样默默做学问的学者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因为此时不仅需要坚定的学术信念作支撑，也需要坚韧、健康的人格品质作基础。浮躁流行的年代，浮躁带来的往往不是耻辱，而是利益;踏实获得的也不一定是权益，而可能是淡漠与忽视。记得鲁迅先生曾赞颂那些在运动会上明知落后，但仍然默默跑至终点的人是“脊梁”。“默默”除了坚韧不拔之意，恐怕还有不浮躁的含义吧,不论强壮还是羸弱，浮躁都是前进的大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靠浮躁起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