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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行省中的罗马军队

2013-03-06 34页 doc 144KB 5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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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行省中的罗马军队行省中的罗马军队:以罗马不列颠为中心 提 要: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偃旗息鼓。相应地,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募选日益本土化,这使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由于这两个变化,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非军事功能日益突出。对不列颠罗马驻军的考察表明,军队对行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军队对城市化进程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向军队供应粮食带动了不列颠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军队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关注这些非军事功能有助于更充分地...
罗马帝国行省中的罗马军队
行省中的罗马军队:以罗马不列颠为中心 提 要: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偃旗息鼓。相应地,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募选日益本土化,这使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由于这两个变化,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非军事功能日益突出。对不列颠罗马驻军的考察明,军队对行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军队对城市化进程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向军队供应粮食带动了不列颠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军队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关注这些非军事功能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作为罗马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队。 关键词:罗马军队 罗马不列颠 罗马化 近年来,研究罗马军队的视角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注重事件的“战役史”逐步让位于对兵员募选、军事训练、军事战略、军队社会成分等“结构”的研究; [1] 另一方面,学界不再满足于在社会变迁的语境中探讨军队,开始把军队本身作为一个社会来分析。 [2] 视角虽然变了,军队的重要性却更加彰显:军队不但创造并维系着帝国,更与中央政府和行省管理一起,构成罗马帝国行政结构中密不可分的3 个部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消长都会牵动整体,诱发多重反应。 帝国时代的军队由奥古斯都奠基。奥古斯都在公元前31年成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一下成了约60到70个军团的主人。他理应仿效共和时期的将军,让军队解甲归田。但他着手改革,完成了由马略肇始的军队从征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 [3] 罗马军队从此迈上常备职业化的道路。 [4] 到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仍保留了28个军团。在随后200多年内,整个帝国的军团总数一直浮动在这个数字左右。 [5] 然而,帝国军队的分布并不平衡。除了皇帝的禁卫军(约占军队总数的5%),军队都驻扎在行省。但并非每个行省都有军队,只有需要防御的行省才有。故大部分军队驻扎在帝国边疆。此外,军队是按行省组织起来的,换言之,每个行省的驻军完全独立于其他行省的驻军,如果皇帝没有授权,行省总督不得把一支军团派往另一个行省,否则以叛逆罪论处。如此看来,与其说存在一支帝国军队,毋宁说有多支行省军队。 从研究罗马军队的原始材料看,不同区域依赖性质不同的史料。某些地区地方文献充足,某些地域纸草留存丰富,另一些地区则主要依靠考古发掘。 [6] 由于这种差异,进行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从而得出适用于帝国全境的结论,可能需要三思而行。但应当看到,材料类型尽管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却能反映出同样的问题:就军队本身而言,其结构和成分是如何演变的?从地方层面看,军队对行省社会有什么影响?进一步将行省放进罗马帝国的体系中看,行省驻军发挥了什么功能?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考虑到军队分布和史料性质有区域性差异,个案研究不失为可靠的起点。不列颠是罗马帝国拥有最多驻军的行省之一。以不列颠为中心的讨论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此外,以一个边远行省为例,能够避免用看共和国的眼光看帝国。如果说共和时期罗马的扩张使人们习惯于以罗马城为中心,由中心向边缘看,那么帝国文化的多元性质决定了理解罗马帝国只能从行省开始,由边缘向中心看。 [7] 军团与辅助军:组织与成分 早期帝国的军队主要分军团(legiones)和辅助军(auxilia)两部分。前者由罗马公民组成,后者往往从行省当地人员中招募以协助前者。军团与辅助军之分,共和时期即已出现,但到奥古斯都改革后才统一和定型。 军团分为10个营(cohortes),其中第二到第十营的人数约为500人,每个营里又有6个百人队(centuriae),因此虽号称“百人”,实则只有约80人。而第一营的人数在公元1世纪晚期扩大至800人,并由5个各160人左右的百人队组成。此外,每支军团尚有120名骑兵,充当侦察兵和通信员。这样,一支军团的人数在5500人左右。 [8] 军团内部等级分明。进入帝制后,每支军团由1名大法官级别的军团指挥官(legatus legionis)领导。他有6位军政官(tribunus militium)助手,其中1名宽带军政官(tribunus laticlavius)是20岁出头的没有军事的年轻元老,他是军团中的二号人物;另5名窄带军政官(tribunus angusticlavius)是30多岁的骑士。军政官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军团指挥官和军政官都是流水的官,他们各自处在元老与骑士阶层的晋升体系中,不久便会转往他处另择高枝,流动性很强。相形之下,普通士兵是铁打的兵,在其服役的20余年中一般只能呆在一个军团内。 [9]这样,日常训练等具体工作须由职业官员,即59名百夫长(centurio)——百人队队长——负责,他们基本上从经验丰富的老兵中擢升而来。奥古斯都曾规定,百夫长若擅离驻地,会像处理普通士兵那样被处以死刑。 [10] 考古发掘表明,罗马军队各级单位几乎都有保护神,但目前发现最多的是与百人队保护神(genii centuriae)有关的遗物,这说明士兵对百人队这一级单位有最强的认同感。 [11] 百夫长内部亦有高低之分, [12] 其中首席百夫长(primus pilus)作为第一营的第一百人队队长享有崇高威望,他在退役前会担任营垒长官(praefectus castrorum)一职,营垒长官在军团指挥官和宽带军政官缺席时掌管整个军团,所以是军团中的三号人物。 塔西佗认为,辅助军总人数和军团总人数大体相当。但现代研究一般认为这可能只是提比略在位之初的情况,事实上辅助军的人数不久就变得更多一些。 [13] 辅助军被组织为3种:步兵营(cohortes peditatae)、骑兵营(cohortes equitatae)和翼军(alae)。在帝国初期,这3种部队各有500人。步兵营是清一色的步兵;骑兵营是混合部队,380名步兵之外尚有120名骑兵;翼军则是清一色的骑兵。自1世纪晚期(可能是韦伯芗统治时期)始,又渐渐出现了1000人的辅助部队,称为milliariae,以区别于以前的500人部队,后者从此叫quingenariae。扩大后的千人骑兵营有760名步兵和240名骑兵。步兵营和骑兵营由营长(praefectus cohortis)领导,下分6个80人左右的百人队,其内部等级与军团的百人队类似;千人营队则分为10个百人队。翼军由翼军长官(praefectus alae,或praefectus equitum)领导,它在3种辅助军中地位最高,下分16个32人左右的连队(turmae),每个连队由连长(decurio)领导;千人翼军则有24个连队或更多,千人翼军的数量较之千人营队的要少得多,在2世纪,帝国全境内不足10个。 [14] 不列颠只有1支千人翼军(Ala Petriana),驻扎在哈德良长城西端附近。 辅助军从行省各地就近招募,为便于统率士兵,辅助军军官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一般由当地部落贵族出任。但公元70年优利乌斯·奇维里斯领导巴塔维亚人作乱之后, [15] 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地域联系被割裂,辅助军军官从此由罗马官员出任,他们与军团的军官一样,也属于骑士等级。至于辅助军士兵,虽然奥古斯都没有明确规定其服役年限,但从克劳狄统治时期起至少为25年。上述可见,军团与辅助军在组织上严密健全。罗马军队之所以能够威名远扬,这种保证不可或缺。 辅助军与军团多所不同。以兵种言,军团中除步兵外,尚有不少工于某门手艺的技术兵种,如建筑师、测绘师、石匠、木匠、铁匠、吹号手、军械修护员、医生、马夫、兽医等等(此类兵种就目前所知,不下100种),他们无须像普通士兵那样接受严格训练,是些勤务兵(immunes); [16] 而辅助军中除步兵、骑兵之外,尚有不少弓箭手、投石手,他们从事罗马人不擅长的兵种,不列颠就有来自叙利亚的弓箭手营。 [17] 以战斗力言,辅助军应当稍逊于军团,他们的装备与装束不够精良,日常训练不及军团严格,在作战策略上更多沿袭了原有部落的传统,纪律亦不若军团严明。以薪饷言,尽管各军种内部等级不同意味着薪水不同,譬如,最低级别的百夫长的薪水是普通军团士兵的近17倍,但从军种之间来看,辅助军步兵和骑兵的薪饷在早期帝国分别是军团士兵的1/3和2/3。 [18] 此外,在退役后,军团士兵能得到一笔额外的退役金,或一块土地;而辅助军士兵只有在表现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而得不到实在的经济利益。概言之,军团与辅助军之间外在、客观的主次之别是显而易见的。 更重要的是,两者在帝国统治者眼中的价值亦有轻重之别。公元84年,阿古利可拉在苏格兰的格劳庇乌(Graupius)山一役中完全采用辅助军,而军团站在营堑前作壁上观,因为阿氏奉行的作战方针是:“如果不用罗马人流血就可以战胜的话,这场胜利更为光荣。” [19] 这显然是为了投合罗马人固有的高人一等的势利。 [20] 军团与辅助军的主次轻重之别自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摩擦甚至斗殴,但一旦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的行动就完全一致了。 [21] 因为胜利是把他们团聚起来的最佳黏合剂。 [22] 虽然是不是罗马人构成军团与辅助军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但如果历史地从兵源募选的角度看,这一区别却具有日渐淡化之势。先看军团士兵。在公元1世纪,军团士兵主要为意大利人,入侵不列颠的四个军团的士兵约半数是意大利人。 [23] 余者往往从西班牙、高卢和阿非利加的意大利人定居点中招募。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军旅生涯在意大利人眼中已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奥古斯都时的1名骑士为使两个儿子逃避兵役,不惜砍断他们的拇指。 [24] 提比略注意到,自愿当兵者皆为生计所迫的穷人和流浪汉, [25] 他还下令在意大利各处搜捕逃避兵役之人。 [26] 所以到1世纪末,兵源之募选不得不逐步行省化,譬如,从阿非利加招募的士兵便不会去西班牙的军团服役,反之亦然。约从哈德良时期起,新的意大利募兵在军团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从退役老兵组成的殖民地来的人,尤其是老兵之子。截至2世纪末,每个军团主要从它所在的行省招兵。再看辅助军士兵。在公元69年的内战以前,辅助军通常驻扎在兵源所在的行省,军内成分单一、部落认同盛行,于推行军令和调兵谴将多有不利。此弊端在内战中暴露无遗。内战后,这些军队被调往他处,兵源遂不再从原来的行省而是从新行省中招募,同时,辅助军军官亦不再由部落贵族而改由罗马人出任,从而彻底瓦解了基于地域观念之上的部落认同。此外,辅助军中的另一种现象尤其值得注意。非罗马公民不能加入军团,但罗马公民却可以加入辅助军,且人数呈逐渐增长之势。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辅助军退伍士兵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而他们的儿子往往加入其父曾经服役的部队,而非加入军团(这点下文还会论及)。综上而言,在元首制时期,军团日益从意大利以外的社会地位低微的年轻人中征兵,而加入辅助军的罗马公民越来越多,这样,军团与辅助军的兵源日益趋同——主要来自罗马化了的行省居民,尽管两者依然维持着薪饷及地位方面的差异。以上是元首制时期帝国西部招兵模式流变之大势,至于不列颠的具体情况,相关的直接史料虽甚为稀少,但多布森和曼的研究仍表明,不列颠辅助军的本土化始于1世纪80年代,而军团的本土化始于2世纪中叶。 [27] 由于辅助军的原有特色逐渐消失,而罗马仍觉得有必要利用不同部落的战斗技能,于是出现了第三种军种,统称为numeri(严格讲,其步兵单位叫numeri,骑兵单位叫cunei)。它与原来的辅助军一样,在帝国边陲的蛮族部落中招募,随后被调往他处。约在安东尼·庇护时期,上日耳曼边境就有铭文证明那里有从不列颠招募的numeri。 [28] 但直到3世纪初才在不列颠北部发现了主要来自日耳曼的numeri。 [29] Numeri被认为是罗马化程度最低的军队,这点即使在212年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境之自由人的《安东尼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颁行后仍未改观。从3世纪后半叶起,numeri逐渐常见。 [30] 驻军特点 不列颠罗马驻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分布。前文已提到,军队只驻扎在有防御需要的行省中。此外,即使在有驻军的行省里,军队亦非散布于行省各处,而同样驻扎在需要的地方。这种驻扎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后果:行省的一部分是军事区,另一部分是非军事区,两者之间界限分明。这个特点在不列颠颇为典型。 在公元1世纪,或因征服不彻底,或因不列颠人不安于罗马统治,或因时有军团调进调离不列颠,各军团常在不同地方扎营。但随着122年第六军团的到来和哈德良长城的建成,军团驻地从此固定下来。不列颠的军事区大体形成了以军团为中心、以长城一线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军团不直接驻扎在边界上:第六军团驻扎在约克(Eburacum) [31],第二十军团驻扎在切斯特(Deva),它们组成的防线扼守奔宁山脉,并可随时开往北部边界;“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驻扎在威尔士南部的卡利恩(Isca Silurum),它与切斯特的第二十军团组成了一道防线,密切监视着从爱尔兰海到布里斯托尔海峡的西部海岸,以防止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海上入侵,同时又控制着威尔士山区。辅助军则驻扎在边界上,尤以哈德良长城上的兵力为多。 辅助军在前、军团殿后的分布模式,一方面固然是两个军种的不同特点使然,因为军团系重装部队,移动起来不如辅助军便捷。 [32] 但另一方面更体现出一种层次分明的战略部署,其整体布局由以下几点构成。 [33] 一,瞭望塔和前哨堡垒。其功能在于监视边界人口流动,并对大规模入侵示以报警。瞭望塔一般直接建在边界上,哈德良长城上的大小塔楼就是这样的瞭望塔。 [34] 而前哨堡垒建在边界之外的交通要道上,目前可以确定的此类堡垒在哈德良时期有3座。 [35] 二,一套视觉通讯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燔燧举烽,把从前哨堡垒与瞭望塔探知的敌情传达给边界上的辅助军堡垒,再从这里传达给后方的军团驻地。约克和切斯特距离哈德良长城各约100和140英里,现已确定有一些排列成纵轴线的烽火台把长城西端卡莱尔(Luguvalium)地区与约克的第六军团连接起来。三,军队驻地。即由前哨堡垒、辅助军堡垒和军团营垒组成的3层防线。从图密善时期起,两支军团就不能驻扎在一个营垒中, [36] 辅助军也一样。这样,罗马军队中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营地。军团之营垒(castra)与辅助军之堡垒(castellum)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大后者小;在不列颠,前者一般占地50至60英亩,而后者根据不同的兵种和人数占地2至5英亩不等。 [37] 四,道路系统。 [38] 这是整套部署中的关键因素。每个防御区都有纵横两种道路。在哈德良长城一带,纵向道路成为连接辅助军与军团的通道,方便了军队的战略移动与辎重的运输;横向道路因为与长城平行而利于辅助军日常巡逻。纵横道路构成的网络越密集,说明这里的战略地位越重要。罗马军队在边境组织的这套防御体系被罗马人称为limes,此词初指“道路”,约从哈德良时期起指边境地区——既指地区又指其中的控制体系。 [39] 总体言之,不列颠北部和西北部的边境地区是军事区,而英格兰中部和东南部是非军事区,两者界限明显,非军事区在3世纪中叶以前找不到永久的驻军。 这种分布格局之形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军事行动日见稀少,军队日益定居化。奥古斯都在晚年遭受军事挫折, [40] 遂在遗嘱中规定“帝国的疆土今后不许再加扩充”。 [41] 其继任者提比略55岁才登基,他虽身经百战,但年少的豪情与锐气此时早已消磨得只剩下倦怠与幻灭,故对奥氏遗训亦步亦趋。帝国头两个统治者军事抱负之微小谨慎成了一股惯性力量,贯穿在整个元首制时期,其间只有图拉真对此有所偏离。不列颠自然也摆脱不了这股力量。阿古利可拉把罗马在不列颠的领土扩充了一倍,他甚至认为只要一支军团和很少一部分辅助军就可以征服爱尔兰, [42] 但图密善不等他实现这个愿望便将他召回罗马,阿氏已经征服的领土随即被放弃了, [43] 塔西佗不由慨叹:“不列颠被征服之后很快地又失掉了。” [44] 其后,只有塞维鲁皇帝有心征服不列颠全境,但最后又不了了之。帝国军事方面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使军队的性质从机动的野战军逐步过渡到卫戍部队:各军队固守一方,流动性越来越少。不过,军队仍需要执行任务,因此自1世纪晚期起,从军团或辅助军中抽调出一队人马(罗马人称之为“vexillationes”)按任务分遣各地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常见。 [45] 考古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雯都兰达(Chesterholm)发现了许多用墨水写的驻军木牍文书。 [46] 其中有一份不列颠迄今为止惟一的兵力清单,时间约在公元92至97年间。它显示当地某辅助军军营中共752人,其中46人被抽调去充当总督的卫队,还有337人被派到驻地以东约20余公里的另一要塞(Coria)。 [47] 但这种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驻军定居化的趋势。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3世纪末4世纪初改革军队,目的之一就在于要提高军队的流动性,他们把军种重新分为固定的边防军(limitanei)和流动的野战军(comitatenses),这其实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妥协。驻军的定居化是军队生活平静无波的反映,军人们无须担心自己会丧命于刀光剑影之中。据估计,如果忽略公元68至69年内战中的伤亡人数,从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一个士兵在战争中丧生的几率为1‰。 [48] 其实,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士兵除操练和执行日常公务外,甚至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 [49] 雯都兰达边境曾经有个商人,负责向军队供应兽皮,在运输途中,他所担心的是路好不好走,而不是会不会遭敌人打劫。 [50] 有学者就认为,哈德良长城这种工程,既耗时费力又起不了有效的防御作用,它的出现正是士兵们把本应用于征服和战争的精力用于别处的产物。 [51] 作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罗马军队在元首制的和平环境中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正是罗马驻军在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 平静的军旅生涯并不意味着军人的生活同样平静,相反,它反而为一种不那么古板枯燥的生活创造了条件。奥古斯都规定,普通士兵服役期间一律不准结婚,这项禁令直到公元197年才被塞维鲁解除。其制定的初衷可能想让士兵免受家室之累,以确保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于业已职业化、定居化的帝国军队而言,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法律以外的婚姻事实上普遍存在,只不过得不到法律保障,子女亦无合法继承权而已。 [52] 尽管如此,士兵们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牵挂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利乌斯·马科西穆斯是一名辅助军骑兵,他曾充当总督卫队成员(singularis consularis),可能正是在此期间,他的3位亲人——28岁的妻子、6岁的儿子和50岁的岳母——横遭不测,他将他们葬于一处,墓志铭的后半部分刻着:“立此碑以怀念举世无双之妻、最殷殷爱父之子和最坚贞不渝之岳母。” [53] 无尽哀思跃然而出,其中寄托着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与眷恋。相比之下,“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的士兵尤利乌斯·瓦伦斯要幸运得多,他退伍后以百岁高龄辞世,由其遗孀和儿子埋葬。 [54] 关于婚姻的禁令对百夫长以上的官员并不适用。雯都兰达的木牍中有许多私人信件,其中有80多封围绕凯里亚里斯展开,此人约在公元97至103年间担任当地巴塔维亚人第九营的营长(属骑士等级),他与另一营的营长艾利乌斯·博库斯是好朋友,这种友谊也延伸到两人妻子那里。艾利乌斯之妻曾邀请凯里亚里斯之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克劳狄娅·塞维拉向她的莱琵狄娜问候。我的姐妹,我在9月11日庆祝我的生日,我向你发出热切邀请以确保你能来加入我们,这一天你的光临将使我更加快乐,[你能来吗?] 替我问候你的凯里亚里斯。我的艾利乌斯和我的小儿子向[他?]问好。我会等着你,我的姐妹。再见,我的姐妹,我最亲爱的灵魂,恭祝幸福,并致问候。 [55] 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由妇女所写的拉丁书简,它是驻军长官与其妻子儿女就住在一起的有力证明。此外,雯都兰达在发现士兵们的鞋子的同时,也发现了妇女儿童的鞋子。征服不列颠约60年后,驻军生活的性质于此可见一斑。 军人一旦成为丈夫和父亲,就要体验与平民同样的悲欢离合,从而具有平民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因其他一些因素更加明显。军营附近除了有士兵们的妻子外,还有许多服侍士兵的奴隶(calones)和随营人员(lixae)。士兵的奴隶一般由战俘构成,他们在行军中替士兵负担行李,有时还帮助收集粮食;随营人员则形形色色,从演员到巫师到妓女,数量最多的当然是供应各种日用品的商贩。这两类人虽属寄生性质,但总人数往往比当地驻军还多。 [56] 这些平民化的因素,连同上文论述的兵源招募之本土化,都使驻军似乎会蜕变成一种民兵组织。但军队内部一些制度化的因素抑制了这种倾向。人们因共同的职业或目的而结成行会(collegia),这在罗马世界中是司空见惯的。军队中的行会虽不对最低等的普通士兵(milites)开放,但到哈德良时期已遍及帝国全境。 [57] 其会员以“兄弟”(fratres)相称,会员在交纳会费后无论迁升、退役、去世,都可获得行会资助。因此,行会宛如一个大家庭,是士兵的互助组织,士兵退役前与退役后皆能从中得到温暖,军队的团队精神由此得以加强。而对所有士兵而言,一旦得到馈赠的金钱,必须拿出一半存到所在部队中(apud signa),这样,士兵知道军营中有自己的钱,就不会开小差,而会更关心自己的部队,更英勇地作战。 [58] 人爱财的天性也被用来加强团队的凝聚力。这些制度性因素和朝夕相处中培养出的生死与共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形成意识上的共同体:士兵们服役期间互以“contubernales”(队友) [59]相称;退役后会产生失落感,舍不得离开旧营地,情愿住在附近,一些被安置到其他行省的老兵甚至会偷偷溜回来; [60] 死后喜欢在墓志铭上表明自己曾属于某团某营某单位,颇以此为豪。 [61] 由是观之,罗马驻军俨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这是他们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表现在皇帝与驻军的关系上。元首制时期的行省军队虽仍由总督负责,但皇帝才是真正的主人。这可以从“imperator”(元帅)一词的演变看出来。 [62] 此词本意为最高统帅,共和时期凡军队统帅作战得胜,被士兵们自发地欢呼为“imperator”者,可在名字后面加上这一称号,但只能用到卸任或回罗马举行凯旋式时为止。凯撒第一个把它终身占有,奥古斯都则把这个原本放在名字后面的称号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即用作praenomen),这样,它获得了最高权力的含义。皇帝本人逐步垄断了对它的使用, [63] 从韦帕芗开始,“元帅”成了皇帝固定的名字。皇帝具有元帅的身份是罗马皇帝的特征之一:除了阿非利加的一支军团,其他军团皆分布在皇帝行省中,也就操纵在皇帝手中;皇帝登基时被欢呼为“imperator”成了一道必要的程序;所有重大战役皆以皇帝名义进行,即使他没有御驾亲征,每次胜利的荣誉——即被士兵们欢呼为“imperator”——也归于皇帝本人。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后曾在罗马城建造凯旋门炫耀军功,门上碑铭刻有“IMP XXII”的字样, [64] 意即“[克劳狄被欢呼为]元帅[凡]22次”,言下之意是说他取得了21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登基时的1次除外)。 皇帝的元帅身份使他在与士兵交往时非常注意自我形象的塑造。他喜欢用“commilitones”(战友们)称呼军队,此词听起来平等而亲切:“commilitones”(单数为“commilito”)由前缀“com”(“与……一起”)和“miles”(“最普通的士兵”,前文提到的“milites”是复数)构成。高高在上的皇帝用它称呼军人难免有巴结讨好之意味。奥古斯都就觉得这个称呼“过于逢迎”,故在内战胜利后弃用, [65] 但别的皇帝照用不误。 [66] 塞维鲁行军时与士兵同吃同住,不显露丝毫帝王的奢华。 [67] 卡拉卡拉在重大战役中也与士兵同甘共苦,既不洗澡又不换衣服。 [68] 在承平时期,皇帝每到一地,通常会视察行省驻军,整饬军纪。哈德良于公元122年出巡不列颠,在一枚纪念钱币的背面,哈德良端坐马背之上,向一群手举军旗的士兵挥手致敬。 [69] 128年7月,哈德良又视察驻扎在今天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龙柏斯(Lambaesis)的军队,所发表的演讲因保留在几块碑铭上而基本幸存至今,这为我们了解皇帝怎样视察行省军队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70] 他对一支军团(legion III Augusta)的资深百夫长(primipili)说: ……[军团指挥官]本人已帮你们做了种种可能的辩解:有一个营不在,因为今年轮到它被送到总督那里去执行任务;两年前,你们抽调一个营、并从每个百人队抽出4人去增援第三军团的战友;许多前哨相隔很远,把你们分开;就我记忆所及,你们不但两次更换营垒,还新造了一些。因为这些原因,如果军团久未操练,我可以原谅,但你们却没有放弃…… 铭文下面有缺失,但看的出来,哈德良对军队的状态相当满意。而军团的120名骑兵则得到热情赞美: 军事操练在一定程度上自有其原则:如果任意加减这些原则,操练变得要么没什么价值,要么太难。复杂程度越高,演习效果越不好。你们表演了所有操练中最难的——身穿胸甲(lorica)投掷标枪……我还要为你们的精神喝彩…… 哈德良又视察了当地的3支辅助军。其中一支(cohors II Hispanorum)向他演习了建造军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别人要几天才能完成的,你们只一天就完成了:你们起的墙工事繁复,通常用于永久性的冬营,但你们费的时间不比起草皮土墙多多少,就后者而言,草皮被切成大小,便于运输和操作,铺起来也不废周折,因为草皮本来就柔软而平整。你们筑墙用的却是石头,既大又重,还不规则,要运输、搬抬和堆砌这些石头,必须留意它们的奇形怪状。你们从坚硬粗糙的砂砾中挖出一条直的壕沟,还把它弄平整了……”这支辅助军的其他表现也不错:“我的军团指挥官让你们进行这种仿佛实战的操练,为此我表扬他;你们练得非常好,我也要称赞。你们的营长科尔内尔亚努斯(Cornelianus praefectus)忠于职守,令我满意。”不过,对于这支骑兵营中的骑兵,哈德良挑出了毛病:“骑兵应当从有掩护的地方出来,追击时应小心翼翼:如果不注意自己处的位置,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坐骑,将会落入圈套……” 对于一支翼军(ala I Pannoniorum)的表现,他赞叹有嘉: 你们一切做得井井有条:操练遍及整个练兵场;使用的标枪(hastae)虽说既短又硬,你们投起来却不失优雅,大多数人投起长矛(lanceae)来同样熟练;你们刚才和昨天的上马矫健而敏捷。如果有什么没有做到,我会注意到;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够好,我会提出来。但整个操练始终让我满意。我最杰出的军团指挥官卡图利努斯(Catullinus)对他负责的一切关怀备至,而你们的长官…[姓名缺失]…看来把你们照料得很仔细。接受赏赐吧…… 另一支骑兵营中的骑兵(equitum VI cohors Commagenorum)的表现则让他满意: [1]    骑兵营中的骑兵难以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看过翼军的操练后再看尤其如此:翼军的练兵场更大;投手人数更多;向右转时队形紧凑;坎塔布连式的对抗演习队列紧密(Cantabricus densus);他们的好马与优质装备和其薪水是相称的。然而,你们精力充沛地完成了应当完成的,这消除了我因天热感到的不适;不仅如此,你们用投石器抛掷石头,以投射物攻击,任何时候都上马迅捷。我最杰出的军团指挥官卡图利努斯对你们的照料显而易见,你们这些他手下的人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些铭文显示出哈德良丰富的军事知识。他对使用不同的材料建造军营所需的平均时间、日常练兵的要求和原则、怎样使用各种武器、如何追击敌人、不同军种之间的区别何在,皆了如指掌。文献记载倾向于把哈德良表现为喜欢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的希腊文化爱好者,后世亦对此津津乐道,这些铭文却有助于全面认识这位皇帝,让人意识到他首先是罗马帝国的行政首脑,需要处理各种政务和军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处理因为具有心理洞察力,显得很有艺术。他显然在发表演讲前已充分调查过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士兵操练时更细心留意每个细节——砌墙用的石头、壕沟从何种质地的土地中挖出来、乃至非洲炎热的天气对演习效果可能造成的影响全注意到了;演讲中更不忘时时褒奖军官与士兵。这样一来,即使是个别批评也反衬出皇帝的体贴和关怀,而军人势必觉得皇帝是他们中的一员,值得他们的信任和忠诚。 即使皇帝不在军队中,他也有途径让驻军时刻想到他。是他支付士兵们的薪饷。是他在军队中鼓励一种实质为皇帝个人崇拜的官方宗教:2世纪晚期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禁止基督徒参军,因为罗马军营中的宗教在他看来不啻为军旗崇拜,而军旗上饰有皇帝的肖像;帝国时期的军人值入伍、每年的1月3日及新皇帝登基之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被称之为“军人誓言”(sacramentum),有负誓言之举构成“nefas”,即破坏了神圣旨意,会招致人神共愤的惩罚。 [71] 然而,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似乎是天经地义、自不待言的,其实却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明确承认,连奥古斯都《业绩录》中也未提到,故确切而言,皇帝领导军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公开秘密。 [72] 皇帝有何必要对此遮遮掩掩?其中奥妙可以从不列颠驻军与皇帝的一次接触中窥知一二。康茂德耽于逸乐,无心打理江山社稷,遂托付近卫军长官裴瑞尼斯(Perennis)代理,但裴瑞尼斯把原本是元老级别的军团指挥官替换成骑士级别的人,致使军队深感不满。 [73] 不列颠军队遂于185年派遣一支1500人的代表团开赴罗马向皇帝请愿,这在狄奥·卡修斯看来无异于哗变。康茂德为平息事端,只得将裴瑞尼斯处死,“他没有勇气拒绝这1500人,尽管他手中近卫军士兵的人数比这多出许多倍。” [74] 康茂德深知,虽然不便明言,皇帝的权力最终有赖于各地军队的忠诚。这或许是行省驻军最不显著的特点,但决非最不重要。 驻军影响 一旦了解了不列颠罗马驻军的组织成分及其特点,就可以探讨军队对不列颠社会的影响了。但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由于史料有局限,探讨这个问题也有诸多局限。不列颠驻军具有自成一体之特点,随着驻军定居一处,军事区之于非军事区,可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在史料上表现为军事区与非军事区交往的直接史料几近阙如。即使在军事区内部,铭文材料之分布亦有失平衡。一方面,有关平民的铭文屈指可数。据萨尔韦研究,边境地区的铭文中可以肯定与平民相关者仅112条;哈索尔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约10条这样的铭文。其中能够确切反映与军人交往的几乎没有。 [75] 另一方面,军团留下的铭文远远多于辅助军留下的铭文。甚至在全由辅助军驻守的哈德良长城一带,多数铭文也是关于军团的。 [76] 这是由不同军种之间薪饷之差异造成的:磨刻碑铭,价格不菲,薪水多才负担得起。出于同样原因,辅助军留下的铭文中也以骑兵的铭文居多。考虑到这些局限,这里试图从军队与城市、军队之供应及罗马公民权之普及这3个角度来把握军队的影响。 军队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突出反映在殖民市(colonia)之起源上。 [77] 不列颠的首座殖民市科尔切斯特(Camulodunum)建立于公元49年,用以安置当时不止一个军团中的退役老兵;随后建立的格洛斯特(Glevum)和林肯(Lindum)分别安置了“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和“西班牙的”第九军团的老兵。这3个殖民市中至少有两个原为军团营垒之所在:1968年以来在格洛斯特的系列发掘表明,在规划设计方面,退役老兵们一开始居住的棚屋亦步亦趋于营垒中的营房,其拥挤程度甚至尤有过之,而营垒中的街区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1972年在科尔切斯特的发掘也揭示出极为类似的模式。 [78] 殖民市数量虽少,但作为罗马文化的中心最初是城市生活的样板,有示范作用,这正是罗马军队作用于行省的首要而直接的方式。不过由于数量少,殖民市的辐射能力有限。此外,这种方式作用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用退役老兵设置殖民市的做法在哈德良死后基本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军团士兵退役后宁可住在军团驻地附近。 [79] 军队对城市的影响还以一种无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军队在征服初期流动性较强,常常视需要从一个地方驻扎到另一个地方,军队撤离后,军营转为民用,成了城市的原型。切姆斯福(Caesaromagus)、埃克塞特(Isca Dumnoniorum)、赛伦塞斯特(Corinium Dobunnorum)等城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罗马军营的选址甚为考究,均出自缜密的军事规划, [80] 一般扼守战略要地,尤其是新道路与河道交叉之处。不列颠罗马时期的道路和征服前的道路体系关系不大,主要由罗马军人修建;道路的走向则视战略需要而定,而不是以正常的交通需要为依据。 [81] 这样,随着军队不断北上,南方原有的军事区逐步转变为平民区,这里建立在原有军营基础之上的城市无意中成了罗马军事部署的产物,当地平民则大大受惠于连接这些城市的由军人们修建的道路和桥梁。罗马不列颠的城市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马人的战略远见,而非这些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后者即使有也只是前者的副产品罢了。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军队对民用建筑——尤其是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的发展影响很大。军队中一些有专长的勤务兵(immunes)如建筑师、测绘师、石匠等,常被城市借调去提供有关的技术支持。但这一观点近来已受到有力挑战。布拉格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并未得到仔细检视。他利用考古材料证明了民用与军用的砖石工艺截然不同;此外,在民用建筑中广泛使用军事技术人员的可能性也很小。 [82] 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设置各类勤务兵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军营里出现部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发生短缺的现象”。 [83] 而士兵虽然很难因私获准休假, [84] 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奴隶(calones)从事商业活动。但是,罗马法律却规定,士兵服役期间不可在所服役的行省中拥有土地,并明令禁止使用中介人来规避这一禁令。 [85] 因此,军队在粮食供应方面极难自给自足。由于长途运输在罗马世界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费用高昂,向军队供应粮食的问题一般在各行省内部消化解决,军队在这一时期以较合理的价格强行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谷物(annona),统治负担于是再次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不过这对不列颠居民的影响在地理分布上是不平衡的。英国考古学家注意到,近在咫尺的军队并没有刺激北部高地或威尔士的农业发展,这里畜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谷物耕作已被引进。 [86] 英格兰西南部则有所不同,格洛斯特方圆约30英里之内的区域显然对当地驻军的粮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总的看来,南方地区负担了不列颠北方大部分军队的粮食供应,从而带动了这一带的农业发展。 军人的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平民,扣除必须自行负担的衣食及装备开销以外,尚有足够余额,这显然是吸引众多随营人员(lixae)的原因。 [87] 这些人麇集于军营附近,构成一些定居点,其中军团附近的大定居点往往被称为“镇”(canabae),辅助军附近的小定居点叫“村”(vici)。位于切斯特的镇紧挨着第二十军团的营垒,营垒内的引水渠外接到镇上,可见镇上平民与驻军分享同一水源。到1世纪末,此镇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2世纪前半叶,这里的生活条件又有进一步提高,木制建筑逐步被石制建筑淘汰,有些建筑中甚至有私人浴室。但即便如此,尚无证据表明切斯特的地位后来上升到自治市(municipium)或殖民市。 [88] 村镇上的随营人员主要以向士兵提供商品为生。雯都兰达木牍文书中有一份供应军队小麦的单据, [89] 它写在一份诉状之反面, [90] 两者笔迹相同,显系出自一人之手。这份单据可能是作者写给其合伙人的。在反面的诉状中,作者自称为“跨海而来之人”,其身份当系平民。木牍的整理者鲍曼(Bowman)和托马斯(Thomas)教授认为,这位不知名的作者是中介商,他既与小麦的生产者,又与军队中掌管粮食分发的官员(一般而言是百夫长的副手[optiones],他们负责各自单位的粮食供应)联系紧密,并很可能与两者都有契约关系。发现平民参与军队供应,尤其是小麦供应的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小麦是军队日用品之大宗,其征收和运输以前只知道可能由军人自己或城市中的官员负责, [91] 所以这一发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当然,不应忽略的是,此类从事军队大宗生意的商人人数毕竟有限,随营商人中的绝大多数为吸引军人的购买力,需要贩卖较高档的消费品,如优质餐具、上等酒及其他军营中不供应的食品等。这种贸易活动固然有利可图,然其特征仍然是区域性的,其数量与谷物供应相比仍然是边缘性的。 军队还是扩大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这体现在两类人身上。一类是军团士兵的儿子。军团士兵本身虽然是罗马公民,但士兵不准结婚的禁令使他们不享有合法通婚权(conubium),所以他们在漫长服役期间与当地女子所生儿女不具有罗马公民权,其身份只能随其母亲。 [92] 不过,如果儿子愿意继承父业,加入军团,他们就可以在参军之日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另一类人是辅助军。辅助军从异邦人中招募,服役期间如表现良好能够“光荣退役”(honesta missio),便可获得罗马公民权。其获取程序如下:行省总督先把退伍人员的名单上报皇帝,再由皇帝颁行法令加以确认。皇帝的法令刻在大幅青铜板上,这些青铜板在公元89年以前贴在罗马卡庇托林山上各类公共建筑的墙壁上,89年以后集中贴在帕拉丁山上奥古斯都神殿背后的墙上,它们后来被重新熔炼,改用他途,所以今天只找到两小块残片。但其副本由退伍者本人收执,故流布较多,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了约322件。 [93] 现代学者称副本为“退伍状”(diploma),其形制为双折青铜片,每片的规格在15×13厘米左右;其内容遵循固定程式,大同小异,一般依次列举皇帝的名字与头衔、相关的辅助军单位、所在的行省、统帅的名字、退伍待遇、日期、收执者本人的名字、正本在罗马的所在地和见证人。退伍状制度可能起源于克劳狄皇帝,现存最早的退伍状时间在公元52年。 [94] 但在弗拉维王朝时期之前,所有辅助军的“退伍状”都是颁给现役士兵的,此后既颁给现役士兵又颁给退役士兵,直到110年以后才只颁给退役士兵。 [95] 故严格说来,退伍状并非士兵的退役证书,而是他们具有罗马公民权与合法通婚权的证书。它不仅确认了辅助军具有罗马公民权,还确认了他们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在他们退役后也能获得罗马公民权。由此可见,辅助军士兵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这对不列颠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不列颠偏居帝国边陲,居民中罗马公民的比例很低,但这里的辅助军人数最多,占帝国辅助军总数的1/7。据推算,一支500人辅助军每年有20人退役。 [96] 而不列颠共有65支辅助军,其中8支是千人辅助军。 [97] 因此从理论上说,不列颠的辅助军每年能产生1460名罗马公民,即使其中一半人活不到退役,其儿女的数量也能抵消这一半人。如此日就月将下来,退役辅助军显然是最大的新增罗马公民群体。罗马公民在边境地区的比例应高于他们在非军事区的比例。辅助军在25年军事生涯中,不仅要按罗马的方式练兵、住罗马式的军营、穿罗马人的军装、崇拜罗马的神祇、庆祝罗马的节日、熟悉罗马的法律,还要用拉丁语听说读写乃至计数。 [98] 雯都兰达驻军木牍文书中甚至发现了一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 [99] 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他们退役后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气急败坏地与自家兄弟吵架时夹杂着许多拉丁语。 [100]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40年以后颁发的退伍状多了一处限制,即罗马公民权不再授予士兵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而只授予退役之后生的子女。这种政策上反复的原因被一些学者解释为政府想使辅助军向军团看齐。一般认为军团士兵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在他们退役后也得不到罗马公民权,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辅助军的待遇竟然超过了军团。与此同时,140年以后的退伍状在措辞上也有变化,即明确了罗马公民权只授予那些尚未获得它的人。这说明加入辅助军的罗马公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于是这种反常现象势必越发明显,以至于有必要加以匡正。但这种解释的基础——即军团士兵退役前所生子女得不到罗马公民权——并无有力的证据。 [101] 而可以肯定的是,新限制鼓励更多军人的儿子参军,因为辅助军士兵退役之前所生的儿子若想获得罗马公民权,必须像军团士兵之子那样步其父之后尘。所以,新限制极可能是想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随着兵源募选本土化趋势的增强、随着驻军逐步定居化,这一问题会在不列颠这个驻有重兵的行省变得日益突出。强迫军人之子参军的晚期罗马帝国的做法此时已露端倪。 总之,我们难以想象,罗马将罗马公民权赐予退役辅助军士兵仅仅是为了报答他们20余年的忠心耿耿,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他们退役后仍不把公民权授予他们的妻子?也难以想象此举仅仅是为了普及罗马公民权和提高行省的罗马化程度,否则为什么一开始授予、后来却取消了他们服役期间所生子女的公民权?所以就本质而言,这依然是转嫁行政负担的法门之一罢了:通过它,罗马旨在确保充足的兵源,以把帝国边境的防御任务转嫁到边境地区的居民身上。 结论 战争是军队存在的最终目的。但进入帝国以后,罗马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偃旗息鼓了,相应的,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募选日益本土化,这使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视军队为战争机器,只能得出军队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仿佛“一台日渐锈死的庞大机器”这个结论。 [102] 事实上,和平的环境彰显出军队的非军事功能。关注这些非军事功能、把军队看作一个共同体,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作为罗马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队。 军队是罗马帝国边境上最突出的罗马制度与组织。随着罗马军队常备职业化特点的形成,军人堪称行省中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他们对行省社会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军队是促进城市化进程、改变行省道路体系、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整个行省的罗马化程度因之得以提升。 军队是罗马帝国行省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庞大而异质,要想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维系这样一个帝国,必须转嫁行政任务。随着兵源募选日趋本土化,越来越多的行省本地人加入罗马军队,这些人在军营中消磨掉一生中最年富力强、同时也是最骚动不安和最易惹是生非的年华,等到他们退役以后,其行为举止多少罗马化了,罗马由此不仅把帝国的防御任务转嫁到行省居民身上,同时又化解了可能存在的动乱因素,可谓一举两得。 军队在影响行省社会的同时也会受到行省社会的影响。随着驻军日益定居化及军队周围依附性人群的出现,军队与行省社会的整合程度日益提高。这必然激发军人对行省社会的认同,使军队产生维护并伸张地方利益的倾向。这一倾向到公元3世纪大规模爆发出来,当时帝国陷入所谓的“三世纪危机”,各地军队竞相把自己的领袖推向争夺最高权力的生死舞台,致使皇帝之更换一如走马灯之旋转,中央政权分崩离析。故确切而言,罗马帝国的军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诸多具有离心倾向的、行省化了的罗马军队。易言之,军队是行省中的罗马军队。 军队还是中央权力的组成部分,各地军人的忠诚是皇帝政治地位的最终保证。元首制末期,在公元211年,塞维鲁于不列颠病逝前向自己两个明争暗斗的儿子进言:“团结一致,让军人富裕起来,其他人都可以不屑一顾。” [103] 皇帝很清楚,只有军人才敢对他不屑一顾。元首制时期的罗马皇帝很难界定,他看上去像个万事通,既是“首席公民”(princeps),又集总司令、最高法官和立法者于一身;但三世纪危机结束后,晚期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远远没有如此暧昧,他看上去首先像个职业军人,而此时罗马国家的军队、中央政府及行省管理已然面目全非了。 [作者宋立宏(1974年—),历史学博士 南京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 210093] [收稿日期:2008年1月18日] (责任编辑:张强) �[1] 如Y. Le Bohec, The Imperial Roman Army, London: B.T. Batsford, 1994。 �[2] 如A. Goldsworthy and I. Haynes eds., The Roman Army as a Community,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34, Portsmouth, Rhode Island, 1999。 �[3] 但这只意味着在帝国时期募兵是主流,征兵是次流。布伦特就论证了征兵制在元首制时期依然频繁,不像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只行于危急之际,参看P. A. Brunt, “Conscription and Volunteering in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in Brunt, Roman Imperial The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188-214。关于罗马军队由共和向帝制的演变,参看L. 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98。 �[4] 邢义田:《罗马帝国军队常备职业化的特色》,《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5辑(1990年),第297-317页。 �[5] 军团在公元23到192年间的分布区域及详细的变更情况,参看E.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5。 �[6] 比较B. Isaac,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与R. Alston, Soldier and Society in Roman Egypt, London: Routledge, 1995。 �[7] 参看F. Millar, “The Emperors, the Senate and the Province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6 (1966), pp. 156-166。 �[8] L. Adkins and R. A. Adkins, 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Ro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3. 罗马军团的人数历来说法不一,这是由不同古典作家说法不同造成的,详参G. R. 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59, note 7。 �[9] 罗马士兵的服役期限随不同的时间、地点有不同的变化。一般说来,在2世纪,役期浮动在23到26年间,详见Y. Le Bohec, The Imperial Roman Army, pp. 63-64。 �[10]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神圣的奥古斯都传》,张竹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XXIV:2。 �[11] 邢义田:《罗马帝国军队常备职业化的特色》, 第310页。 �[12] 详见B. Campbell, The Roman Army, 31BC-AD337: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46-47。 �[13] [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卷4章5。弗里尔曾对公元头两个世纪不列颠罗马驻军之总数的变更详加推算:S. Frere,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3r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p. 143-14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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