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四大爱情剧男主角塑造的模式化

论元四大爱情剧男主角塑造的模式化 天安门升旗时间 “爱情”是元代杂剧重点关注的主，在《元曲选》、《元曲选外编》所选入的167种剧作(含元明之际的杂剧)中，反映爱情的剧作就有近30部。这些戏剧搬演丰富复杂的爱情生活图景，表现对爱情、自由、幸福的憧憬，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其中以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和白朴的《墙头马上》?为代表，并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历来倍受好评。这四部旦本戏在栩栩如生地塑造王瑞兰、崔莺莺、张倩女和李千金四个封建叛逆者形象的同时，四位男主人公也以其独特的性格和表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四位作家对其男主角的塑造却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模式化特点，使得四位男主角有着相同的命运遭际、相似的性格和雷同的行为表现。 一、四大男主角塑造的模式化 四大爱情剧的都开始于春天，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这个时期的男主人公张生、裴少俊、蒋世隆、王文举都是处于失意或者困厄当中的年轻才俊:他们要么出生寒微，要么家室衰微，但是凭着自己的英俊潇洒才华出众富有胆识初次见面就吸引了女主角。张生多才多艺，以一曲《凤求凰》博得知音情重，在之后的笔墨传情中，又常以文思敏捷挥笔而就得到红娘的赞扬，以他的胸中之学换得“文章魁首”的美誉，赢得莺莺的青睐。裴少俊“三岁能言，五岁识字，七岁草字如云，十岁吟诗应口，京师人每称为少俊”，更以他的“美容仪”令李千金惊鸿一督而主动传递简，大胆提出约会。张倩女倾慕王文 举的温文尔雅和过人才学，眉目传情，两情相悦。蒋世隆和王瑞兰的相遇，虽然不是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而只是兵荒马乱中一种切切实实的生存需要，但世隆的面善和敢于担当，以及急人之难的情操也是成就姻缘的前提。最后，四位男主角都以“一举状元及第”证实了自己的才学和本领。因此，才貌超群、品格出众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成了爱情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大爱情剧的故事都在相遇之后开始了私下的相处，这个时期的男主人公信誓旦旦，表现出至诚和专注，都流露出“守情不移”的痴情。张生和莺莺的相处，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然而还是凭着他锲而不舍的坚持得以与心上人私下结合。裴少俊，既有年轻儒生对爱情的执着渴望，又有情痴的深情，他玩笑式的递简“嘲拨”千金，又跳墙约会成其好事，在携千金私奔之时说道“小生是个寒儒，小姐不弃，小生杀身难报，则休负心～”与千金结合生子，匿居七年。蒋世隆与瑞兰以夫妻名义相处，为了扶持羸弱的“妻子”，一路上汤风打浪，像护身符一样帮助瑞兰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极尽“丈夫”之责，两人相知相守，结为正式夫妻。倩女随王文举一起上京赶考，三年相濡以沫，感情日深。因此，在这一阶段，不管是不温不火的王文举还是热情的张生，都是以他们的忠诚、挚爱打动女主人公与其并结连理，“至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建立爱情、婚姻的关键。 四大爱情剧的故事里男女主角在美丽的相遇、幸福的相处之后，爱情受阻，伊人不可即。四位男主角的爱情遭到了最大的阻力，来自家庭，女家“不招白衣秀才”，父亲反对“淫奔”，而他们同样的选择了一种态度面对，那就是――承受。张生虽然在此之前处处表现其聪明多智、信心十足，然而在遭遇老夫人的反对时，他失魂落魄，相思病重。裴少俊更是迫于父亲的淫威，无奈休妻，背着父亲把千金送回家，怪不得千金怨他“软揣些些”。蒋世隆在病痛中，与瑞兰被生生拆分，他是汉族书生，瑞兰是金国尚书之女，民族的界限，地位的悬 殊，对于团圆，他处于怯生生的希望乃至绝望当中。王文举在张母绵里藏针的提出“但得一官半职，回来成其亲事”面前，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明明对倩女有情，却斥责她不该私自追赶而来，他实在迂腐可怜可悲。当爱情遭遇阻隔之时，相对于女主角的叛逆守情，男主角身上暴露出共同的缺点:他们情结于衷，自怨自艾，颇为懦弱。 四大爱情剧的结局都是“和”。“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是人生两大喜事，所有的矛盾都因此而尘埃落定。《西厢记》张生:“今朝三品职，昨日一寒儒„„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身荣难忘借僧居，愁来犹记题诗处。”《墙头马上》[煞尾]“今日个五花诰准应言，七香车谈笑取，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荷着万万岁当今圣明主。”《倩女离魂》张倩女人魂合二为一后，夫人云:“天下有如此异事，今日是良辰吉日，与你两口儿成其亲事，小姐就受了五花官诰做了夫人县君也。”《拜月亭》[沽美酒]“骤将他职位迁，中京内作行院，把虎头金牌腰内悬;见那金花诰帝宣，没因由得要团圆”。男婚女嫁、夫妻恩爱、合家团圆，四大爱情剧的剧情最终都在家和、人和、天地和的一派和融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因此，四大男主角以爱情美满，仕途坦荡为共同的命运终结。 综上所述，四大爱情戏中男主角的性格都有着雷同的性格、相似的遭际，即:从一文不名的酸楚书生到一举夺魁的头名状元，他们才貌双全品格出众，真诚善良有担当，又书生气，软弱傻气甚至迂腐。 二、模式化塑造探因 元四大爱情剧中男主角的性格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似性。个体的剧作家何以在角色安排和剧情设计时，都走入同样的，貌似有某种程式化的取向,究其根源，必须联系元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作家的思想生活状况来理解。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以自我完善为基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几千年来无数文人的最高理想。元代社会，科举一度被取消，文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加之元蒙统治者 对汉人的鄙视，汉族儒生的社会地位下降到最低点，甚至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文人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生出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局促不安的人生失落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折射，是艺术的概括和再创造。文艺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文学创作的创作动机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基于人在生存中的某种缺失或痛苦而产生的动机，被称为缺失性创作动机。内在的敏慧高傲与人生机遇的缺失使元杂剧作家对理想的渴望日臻盛炽，他们便在剧作中完成一己自我价值的确认，从而获得心理的平衡与精神的满足。在现实生活中，儒生们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于是，这些书会才子们就想借杂剧来实现他们的幻想，借剧中人物来证实自身的价值。 具体来说，在四大爱情剧里，男主角成了作家理想形象的化身。爱情和仕途是囊括士子生命的两大主题。洞房花烛、金榜题名，是深处社会底层的剧作家梦寐以求的，这种至高的理想自然而然地投射到他们创作的剧作之中。正如作家自己的处境和地位一样，他们塑造的人物也处于困顿中，但是才华横溢，极富智慧。剧中男主角思慕的佳人姿色妩媚并且都是既有身份又有地位的女子，也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满足戏里戏外失意落拓才子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心理需要。不仅如此，大加褒扬剧中男主角的美好品质，比如至情至性，都是他们对所认定的理想人格的专注和尊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士子的文化价值观念仍然是元剧作家追求的人生目标，于是，他们给自己设计了赢得美人心而遇到阻力时必须通过功名再将美人夺回的虚幻的美梦。四部剧著都以大团圆来结局，可以说是表达了剧作家美好的愿望。郑振铎先生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元代剧作家的这种美好愿望:“这是一个梦，这只是一场团圆梦。总之，这只是戏～元这一代，士子是那样的被践踏在统治者的铁蹄之下。终元之世，他们不曾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而因此，他们的团圆梦，便做得有声有色。”? 男主角形象的文人气质和美好品质，以及最后应试中举洞房花烛，是作家主观臆造的心理安慰，那么另一方面，爱情路 上的阻隔和男主角性格缺点的暴露，却是元代社会的真实写照，符合生活真实。时代的局限，元杂剧的爱情剧不可能没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那就是在他们的爱情中，不管是男主角自身的软弱，还是父母在婚姻里的诸多动作，都有功名利禄的动机，打着封建时代爱情的烙印。男女婚姻的缔结，不考虑男女双方的情感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考虑的是家世的利益，考虑的是门当户对。在家长心中，在男主人公心中，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婚姻里最重要的条件。杂剧中，瑞兰被父亲强行拉回，千金被裴尚书责难逐走，张生被崔夫人一次次欺骗，张母对王文举绵里藏针的赖婚，都是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体现，结婚在这些封建家长眼里是利益的叠加，是借新的婚姻来扩大自己家族势力的机会。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儒生才子们，深谙这封建门第婚姻制度的卫道者的手段，在门第面前默然承受，自然显得懦弱和屈从，而他们的结合依然是在卫道和反叛之间折中调和，落入“奉旨成婚”的窠臼，回到“门当户对”的旧辙。 正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作家在元代现实生活中看不到解决封建守卫者与叛逆者之间矛盾的真正出路，所以只能以高中科举佳人完聚来勉强解决矛盾。因此，四大爱情剧中男主角在现实面前的软弱和最终折中的命运安排，从根本上说，都是时代使然。 注释: ?马欣来辑校.关汉卿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集评校注西厢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王永恩校注.倩女离魂[C].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韩瑞，王博编著.白朴全集[C].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