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制亦或股份制

合作制亦或股份制 合作制亦或股份制,真问亦或假问题, ——与赵万宏商榷 《合作制还是股份制》一文拜读以后～总不是滋味。当时在线回复没有成功～但是我总不甘心～还是要重新起文～专门商榷。正当如今信用社改革的关键时刻～理论界和实践界相互误解～这样的改革将非常危险。赵兄的观点可以说在农信社还是非常有认同感的。何况赵兄又是一线的“独立团团长”～属于实践界和理论界的焦点。将来可能成为对时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商榷也许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来～赵兄的文章是针对史建平教授的“合作制”的观点展开的论述～虽然我没有阅读过史教授的文章～但是恰巧我的观点与史建平的“坚持合作制”的观点相似。所以～我不代表史教授～我仅仅代表自己与赵兄论一论《合作制还是股份制》, “集体制”而不是“合作制”使农信社走入死胡同 “生产合作”与“供销合作”其实都不是合作制～而是集体制。人民公社是合作制吗,显然不是～只是集体制～是产权必须模糊的集体制。因为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你听说过共产主义的产权是清晰的吗, 第一:被逼迫下产生的是“合作制”吗, 农民现在“谈合色变”没有错。但真正的合作制在中国从来没有施行过:这点农民不知道～赵兄不应该弄混淆。正是因为打土豪可以 分田地～所以农民才参加打土豪的。结果将分到的田地又重新“集中”～过了河又拆了桥。你以为农民愿意呀,但是农民敢不愿意吗,三反、五反、无情镇压等等～农民不得不“欢天喜地”地参与合作。请问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吗,那不过是被强奸的民意。“恐合症”～“谈合色变”——本质上是对被强奸的恐惧～而不是对合作的恐惧。 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合作制在金融领域的薪火相传的历史说明:信用合作制是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自愿”是合作制的第一条原则。其他的人只有在“看到了好处”的情况下才会对“参与”合作感兴趣。 第二:50年来是什么历史, 谢平所说:“中国近50年就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现有农村信用社体制确实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过渡的可能性。”这句话怎么理解,也许我的理解与赵兄的相左。为什么这50年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而50年前却反而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我认为道理很简单:这50年中国没有民主制度的环境～从而没有合作制度存在的条件。他没有否认合作制～强调的是合作制生存的条件。 你所说的“三不符合”在我看来是结果～是不信任导致的结果。不信任的原因是经常被欺骗。“GCD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何况中央的政策到了下面就扭曲变形～农民又没有可以维护自己权益的渠道～所以～不合作是成本最小的参与。 第三:国外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赵兄举了“德意志合作银行逐渐把触角伸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 例子。对这个例子的解读我与赵兄又相左。我认为这正是说明合作制度可以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的典型事例。说明真正的合作制是依然有生命力的象征。 合作制度的“扶贫”并不是本性～互助才是本性。利用国际资源“互助”是合作制度生命力的延续。 第四:体制型风险是什么, 我们经常用“体制性风险”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却经常忘记体制性风险的来源是什么。在我看来～是政治对经济的“不负责任”的干预。 领导人的头脑一发热～信用社就必须积极地配合。要向共产主义跑步前进～信用社配合,要阶级斗争为纲～信用社配合调查存款人的财富,要农业学大寨～信用社负责给钱,要三年不算帐～钱也跑不到外国去～信用社就烂帐一堆,要洋跃进～信用社配合,要发展乡镇企业～信用社配合,最后算一个总帐:“体制性风险”～谁都不须负责。这是不是“高风险”,农民也不是傻瓜～人家不玩这个游戏～行不行, “股份制是农信社的现实选择”是个伪问题 记住:合作制是产权清晰的经济制度。这点被无数人遗忘～经常将之与产权模糊的“集体制”相混淆。股份制也是产权清晰的经济制度。但是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一遭遇政治强权～都没有发言权了。君不见已经经过股份制改造并且已经上市流通的国有企业吗,到底是谁在发言,是股份在发言吗, 一、社员股金在农信社资本金中所占比重“为何”越来越小, 1950年代～社员的股金所占的比重曾经不小～当时没有发言权。以后烂帐越来越多～社员对参与游戏感觉担心～所以社员并不认可信用社是“社员自己的信用社”～所以不参与增资运动。比重当然“越来越小”。当然更加没有发言权。但是这并不代表社员没有金融需求:农村广泛存在的高利贷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由别人作主”的信用社根本不为农民服务的现实已经非常严重: 当然～我决不反对股份制对信用社的产权明晰的意义。不反对从错误的道路上往正确的道路上的理性回归。但是要分清的概念是:错误的道路是产权模糊的集体制～是政治对经济制度的干预。正确的道路有两条:合作制以及股份制。这两条道路要走通～前提是免于政治对经济制度的干预。否则～无论是合作制还是股份制改造～都没有实际意义。 二、“一人一票制”的意义之所在: 和股份制不同的地方在于:股份制是按资本说话～而合作制是按人头说话。合作制为什么要按人头说话呢,因为合作制的参与者“最初”都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没有谁比别人更“能”～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的资源都非常有限～获得的回报也同样成比例地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谁也无法说服谁的背景下～相互合作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可以将大家都为数不多的资源集结起来～从而从效率的角度发挥出一定的“规模效应”。这个规模效应大于单独发挥效率的总和。所以这种经济制度可以得到参与者的认同～从而得到参与者的参与。 正因为参与者都属于弱势群体～所以他们特别关心自己的权益是 否会被别人侵占。用什么方式可以防止这点担忧的发生呢,用一人一票的机制。这点和股份制不一样。股份制之所以可以是按资本说话～是因为参与者无论掌握的资源的大小～都认可一点:股份多者风险更大～“应该”不会用自己的资本开玩笑。 三、用脚投票保护了农民的权益: 前面已经说明:鉴于信用社以及供销社等实际上的集体制名义上的合作制经常性地侵犯农民的权益～所以农民对之无奈之时～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保护自己是成本很小的消极方式。不要去指责农民素质低～再怎么低的素质～在自己的权益只会被侵犯的经济制度面前～农民非常理性地选择了用脚投票的方式否认这种集体制度。为什么[一旦农信社经营亏损～常常是“未遇外患、先起内哄”]呢,道理非常简单:农信社的亏损没有农民什么责任～从来都是领导的错。他们当然选择内讧了。难道你以为农民会主动来承担不是他们的错的责任吗, 股份制的确是[股份可以转让、股金不得抽回的原则～利润由股东共享～风险由股东同担]。但是股份制的风险的回避同样实用于用脚投票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股份不能抽回～但是必须可以转让:不可以转让既意味着无法用脚投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敢于参与的人就必须考量自己是否能够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信用社职工持股的情况比较特殊～这是一种保饭碗的投资～其实信用社的职工目前的这种持股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他们并不能得到相应的监督权利～他们的股份完全建立在“假如领导是个好领导”的假 设之上的。将来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由此带来的风险必将引发新的矛盾。 四、股份制与谁争权, 赵兄认为:[应该指出的是～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农信社抵御不合理行政干预的能力～必将大大增强]。对此我不敢有过高的期望值。“不合理的行政干预”来自那里呢,来自“上级”:无论是地方党政还是金融系统内部的党政都属于“上级”。信用社以及其他金融领域的权力都来自“上级”～包括赵兄的权力同样是来自“上级”。而“上级”的目标体系却不仅仅是“利润”。它经常会“变”。比如93年为什么成立政策性银行呢,据说是为了防止行政干预～以便让银行“变成真正的银行”——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可是在成立不久～当时的总理一句话就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难道国有商业银行不是国有的吗,该听谁的话呢,”非常简单: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吧。 股份制能达到什么效果,抵御地方的行政干预吗,那么来自中央的行政干预你敢抵御吗,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任务]同样是一个伪问题:中国目前产生的金融风险～与任何“外国”完全无关。如果说将来对外开放会“带来金融风险”也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是东南亚国家金融本身的痼疾～索罗斯等金融大鄂不过是将烂肉挖开了而已。要真正达到[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游戏～包括允许政治完全退出对经济制度的干预。如果要干预就必须对由此产生的损失负责。安全来自于对机会主义的约束～ 无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机会主义都必须得到相同的约束。 最后～让我们重新来讨论合作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的问题 1、概念上我们必须能够分清合作制与集体制的区别在于:后者产权是模糊的～权力以及对权力的监督来自“上级”。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权力以及监督机制来自参与者～绝不是我们曾经号称的实际上“由别人作主”的假合作制。 2、历史上我国曾经于解放前有过真正的合作制。解放后的大跃进以前也有过一些真正的合作制。可以参考本人的文章《农村信用社—由别人作主,:》一文。 3、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真正的合作制。可以参考下文《孟雷:山东农村的新合作化》。 4、简单的结论是:中国是否适合合作制并不是一个真问题～真问题是:如果没有政治干预～中国可以适合任何已经实践证明的经济制度。如果加入政治干预～中国不适合任何已经实践证明的经济制度。进一步的结论是:无论是合作制还是股份制～都属于产权清晰的经济制度～都属于权、责、利高度结合的经济制度。但是政治干预可以让这些制度都成为无人负责的制度。于是金融风险就此产生。而最好的选择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治完全退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的过程。这样对政治体系、经济体系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