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西藏拉萨贵族过年习俗

旧西藏拉萨贵族过年习俗 旧西藏拉萨贵族过年习俗(一) 次仁央宗 在西藏所有的节日中最为隆重的是“洛萨”(新年)，“洛萨”为藏历新年初一。由于藏历历算的特殊，每年的新年与阳历相比较，差距较大。但一般来讲，每逢藏历“新年”几乎是在开春之际。哈勒在他的《西藏七年》中写到:“眼看春色满园。三月已经来了，本月四日起便是新年节庆——所有西藏节日中最大的一个，一闹便是三礼拜”。尽管藏历“新年”是最为重要和最为隆重的节日，但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的不同，西藏后藏地区和一些农区和牧区并不会由于新年的到来而重视这个节日。然而，这种区域性的行为并不会影响藏族对于“新年”的认识。尤其是居住在拉萨的所有的贵族家庭。因为，藏历“新年”对于贵族们来讲是一次完整一致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宗教上的、情趣上等等各个方面的整体现机会。“新年”会使每个贵族家庭有机会在社交生活上留下一次较为清晰的印记，这种印记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也表现在贵族社会所强调的礼仪上，因此贵族家庭格外重视这个能够展示其贵族阶层的特殊生活方式的机会。 既然“新年”成为西藏贵族家庭展示实力的机会，为“新年”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自然成为贵族家庭的最大的一次重要的竞争活动。 离“新年”还有一个月，每个贵族家庭的庭院都显得格外热闹。女主人似乎显得非常忙碌，她们手里拿着一串钥匙，长呼短唤着身边的仆人，不时地向“强佐”(管家)或者“涅巴”(管理员)询问一些事宜。事实上，所有的贵族妇女为了证明自己的贤良和治家能力，把值钱的和不值钱的物品都进行分类，分别放在“涅仓”(一所空房)或者放在箱子或者放在柜子内并把它们锁上。由于“强佐”或者“涅巴”时不时地需要开锁取物品，因此少不了劳动女主人。而女主人的开锁、上锁的行动，证明了女主人治家之行为。 时近年终，喧嚣和热闹充溢着每个贵族家庭的庭院，每个房子都在仆人们的收拾中不断被改变。每逢“新年”，仆人们都要对主人的房子乃至整个庭院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藏族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拖积”。“拖积”是由牢固的习惯信念支配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尽管贵族拥有的每一间房子、每一个庭院都会在仆人的照料下，每天透出光亮的色泽。然而，千百年的心理积淀和习惯使然，每逢新年人们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即使是非贵族家庭如此。“拖积”是一种规律性很强的烦琐劳动，同样也是一种增加想象力的劳动。毫无疑问，“拖积”是为新年进行的有目的性的劳动，自然就有确定的时间。一般来讲，藏历十二月的任何一天都会是进行“拖积”时间的最佳开端。但是为了不动怒于神灵，需要选择好的日期，当然这种选择并不需要进行打卦问卜，“络托”(藏历年历)自然成为一种依据。“拖积”的分工是比较明显的，除了搬运大物品上需要一些男劳力外，一切清扫工作都由女佣来承担。虽然清扫工作有了明显的分工，但是女主人不会因此而闲松，她们亲临观察并进行指导。无疑，“拖积”给平日无所事事的贵族妇女给予了一次展示治家才能的机会。“拖积”开始到结尾，女主人始终是中心。仆人们在她的指导下，把第一个房间内所有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搬出，并且把没有东西的空房从房顶、房墙、地板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扫除，之后又把原有的东西搬回房内进行摆放。如果这时女主人或者有经验的女仆能够发挥一些想象，会把原有的房间面貌可以焕然一新。等第一个房间收拾妥当，用同样的劳动方式对第二个房间进行相同程序的劳动。没有多少天，第个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 当“拖积”进入尾声时，女主人感觉到非常得疲惫，最后在女仆的搀扶下回到卧室或者客厅内，与男主人或者仆人一道谈论“拖积”的经过。女主人如释重负，女仆不会忘记轻轻捶打女主人的背部或者腰部。就在女主人感觉辛劳的时候，女仆们还在收拾每间厨房和各自的住所。“厨房”对于一个贵族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建筑，尤其是“灶”的建设，更是不容忽视的。同样厨房的收拾要由厨师以及帮厨来监督进行其收拾的方式基本一致。只是在收拾完毕，在灶墙上用干面粉画上“卐”图，祈求灶神的护佑，同时在火灶四周撒一点青稞，以求食物丰厚。 “拖积”很快在仆人们的集体劳动中结束，随着“拖积”尾声的到来，“新年”的准备工作也开始就绪。其中“强玛”(酒女)在“强佐”的指令下开始浸泡一点“青稞”种子，并把浸泡的“青稞”种子栽培在精致的花盆中，准备为“新年”培育“青稞”新苗。与此同时，“强玛”还要开始着手酿新年酒。 迎“新年”的准备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炸面果子(卡赛)。“卡赛”的准备对于贵族家庭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其象征意义并不很强烈，但是“卡赛”种类的多少，“卡赛”品种的好坏等等都成为“新年”前后的重要话。正因为如此，每个贵族家庭都非常看重炸“卡赛”一事。有了炸“卡赛”一事，自然就有机会把每个贵族家庭的厨师的光辉形象得以显露。拥有资历和经验的厨师不仅给自家主人以光辉的门面，同进也会受到其他贵族家庭的热情欢迎。雇佣厨师炸“卡赛”是一件很自然的劳动借换权利，但这种权利被贵族家庭的家长所掌握。在西藏，厨师的身份具有两面性，尤其是那些具有资历和经验的厨师。作为归属于贵族家庭厨师，他们如同所有的仆人一样，言行举止都会受到主人们的制约，但是与其他仆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或多或少地拥有一定的自由和自治力。同样在拉萨，还有一种以厨艺为生计的“自由人”。他们一般为世袭厨师家庭出生，常常被贵族家庭所雇佣，做为“自由人”，他们每年要为政府上交“人头税”。正因为如此，贵族社会和贵族家庭至少在表面上非常尊重厨师。在“新年”准备工作中，厨师们除了大显身手地油炸各种果子外，还要与“强佐”、“涅巴”一起共同准备“新年”的宴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年”到了。大年二十九是“新年”前奏曲，这一天，由于一种公允的意识指导，家庭中的老爷、少爷们开始在仆人的伺候下进行洗浴，洗去旧年的尘埃。与此同时，家庭中所有的男性都会在这一天进行洗浴。临近傍晚，每家每户都在作“古突”(疙瘩面)。“古”为藏话中的“九”之间，“突”为面汤食(面食的混合概念。即面条、面片、面疙瘩、面糊等)。一般来讲主人和仆人一同食用“古突”，因为“古突”的食用不仅仅是一种年庆前必须保持的习俗，同时它还包含着很强的娱乐意义。“古突”面团里要包各种寓意的东西，如:石子、辣椒、木炭、陶片、磁片、羊毛等等。与此同时还用面团来作“太阳”、“月亮”等等一些有说法的形象。当食用“古突”时，厨师会在每个人的碗里放一个面团，等大家食用完毕，由一仆人把面团打开，解释其意思。每个解释都会引起一番热闹，其中孩子们最害怕拿到意思不好的面团。等大家食用完“古突”，紧接着家中有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女仆要进行驱鬼仪式。其仪式既不用借助僧人，也不用借助经书，而是仅靠一种习惯和经验。驱鬼的仆人们，有一人手里拿着点了火的麦秸，有一人端着装满“古突”的陶罐，还有几个是助威者。他们一边奔跑着，由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一边嘴里大喊着“鬼滚出来”。一边喊一边不回头地径直跑出门外，一直跑到十字或丁字路口，把燃着的麦秸和“古突”都端放在地上，这时四面八方的临近驱鬼者都会聚在一起，大家共同欢呼着，跳跃着，火光冉冉升起，一年的鬼气似乎在人们热闹的呼喊和直升的火焰中被驱赶。“古突”和“驱鬼”是迎“新年”的一次重大助兴活动，大家为此非常兴奋、热闹。等到驱鬼者返回，各家庭又要 进行一次习惯性极强的严肃活泼的游戏。正当驱鬼者离开家院大门时，有一仆人马上会把大门关上并上栓，以免鬼气徘徊返回。主人和仆人都会回到主客厅内，按主次坐位入座，“强玛”手里捧着新酿的酒敬献主人，与此同时，仆人们也开始饮用主人赐给的酒。等听到驱鬼返回的敲门声，主人和仆人同时来到门口，院内院外隔门进行“问答”。一切就绪，驱鬼者方可进门。驱鬼者的功劳会得到主人的“奖赏”，主人亲自给每个驱鬼者赐一杯青稞酒，即使那些不善饮酒的驱鬼者也要接受这种“奖赏”。 大年三十是迎接“新年”的关键一天。这一天里太太、小姐们在仆人的伺候下开始洗浴，同样家中所有的女性都要在这一天进行洗浴，与此同时，仆人们再一次把各个房间清扫得一尘不染。到了傍晚，开始在几个主要房间(主客厅、主人的经堂、以及供奉佛祖和护法神大经堂)摆设“德嘎”(食物供品，其中“德嘎”是一种面制的具有固定形状的贡物)。除夕到新年之间虽然仅隔一天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天里，每个贵族家庭都似乎处于一种连续思想和劳动的观念之中。最终一切会显得新鲜明亮、富丽堂皇。除夕之夜，女人们缺乏一个固定长度的歇息时间，包括女主人。尽管女主人不用劳动，但是连续性的思想活动和治家意识使她们感到非常得疲惫，但是对于新年所付出“劳累”的感觉是愉快的，也是她们乐于表现的行为。尤其是女主人们倚靠着靠背，指点着女仆翻开一个又一个装满服装的大箱子时，她们的感觉不仅是惬意的，而且还有些显得沉溺于其中。所有的贵族妇女，无论是她们长得美丽还是难看，无论她们的等级如何，有一点似乎是相通的，她们都非常喜爱各种各样的服饰，她们也喜欢鼓捣那些不同颜色、不同料子、不同形状的服饰。 几乎所有的贵族家庭都有许多皮制的、铁制的以及皮包木制的大小不等的箱子。这些箱子中装满了各种值钱的或者能够代表价值的物品，其中各种贵重的服饰也分类地装在这些箱子之中。而这些箱子是贵族妇女最喜欢触摸的对象，尽管箱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但是每个贵族妇女对于箱子内已知的物品似乎赋予了神秘和遐想，因为，箱子里的东西会满足贵族妇女们时刻雇在各种社交场合上所需要炫弄的各种行头。箱子容纳的物品真是多种多样，其中氇氆协玛(羊毛织成的上等毛织品)的、丝的、绸的、软缎的、金丝的等等样样俱全。 三十和初一之间的接替比往常早几个小时。三十热闹兴致还没有彻底冷却，新年的一天开始了。新年，仆人们的分工很明确，天还没亮，在睡眼朦胧之中他们穿好了新年的衣服，之后他们开始干着自己分内的活。一种传统的观念，一大早几个女仆到井里打新年的第一桶水。同样，管理牲口的仆人也在新年的早晨喂饱牲口。当然不会忘记给佛祖上灯供奉，因为这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厨师会在一大早给主人端上热热的“衮呆”(一种煮沸的青稞酒，里面搁着红糖、酥油、奶渣、人参果)。同样仆人们也会在早晨吃“衮呆”，只是厨具、味道以及作料不同。 女主人吃完“衮呆”后就马上起来，开始进行洗漱，之后按照自己的审美要求换上合乎与自己感官的新装。满面笑容地给每个仆人道声“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径直来到经堂，给佛祖祈祷并念颂祈祷经。男主人和孩子们吃完“衮呆”之后，还要睡一会儿回笼觉。等到阳光照射，女主人带着仆人把他们一一唤醒，他们一边伸着懒腰，一边在仆人的伺候下懒洋洋地整装梳洗。尽管男人起得比较晚，但是他不会忘记给佛祖磕头祈祷。 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等等穿着美丽的新装，来到主客厅按照尊卑长幼依次坐定。老爷的坐位正中间，坐垫也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一点。等到家庭成员坐定后，由一女仆手里端着“切玛”(吉祥五谷斗，木制雕刻绘图的斗。一半装麦粒，一半装糌粑。上面插上青稞穗和“孜卓”——一种酥油制成的彩花板)，来到主人们跟前。每个人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同一 样的吉祥词，一边用手指抓一点麦粒三次挥洒上天，以示佛、法、僧护佑，与此同时还抓一点糌粑送到嘴里，以示年年有余。仆人们在“强佐”的带领下依次向主人敬献哈达，并说上几句吉祥的祝福话语。这时，厨师又会端来“卓玛哲丝”(类似于八宝饭。其内容为大米、人参果、白糖、酥油)敬献给家庭的贵族成员。所有的贵族家庭，新年所行使的家庭仪式基本上一致，但是当政达赖喇嘛的家庭由于家庭成员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达赖喇嘛，家庭所行使的礼仪形式稍微有所不同。新年当天，当政达赖喇嘛家庭的成员一般会在凌晨一点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中的神坛上香，然后坐在客厅排好的位子上，接受管家与仆役们的新年节礼——一种家庭仪式。他们会先奉上西藏茶，然后是人参果、乳酪、糖、糌粑一起煮的青稞酒(人参果等食品放置在青稞酒之中熬成一种饮料，藏语称为‘衮呆’)。喝完酒，主人们的胃会觉得温暖，然后依照阶级高低(等级高低)，强佐、涅巴、秘书、仆人、女侍会轮流呈上哈达，完成这个仪式后，主人们立刻赶往布达拉宫参加凌晨两点的仪式。达赖喇嘛在凌晨一点会在布达拉宫的阳台举行简短的祈祷仪式。祈祷仪式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达赖喇嘛的家庭成员依长幼次序开始向达赖喇嘛献上哈达表示新年的祝福。 新年的早晨，作为官僚的贵族成员，他们必须参加参拜达赖喇嘛的新年仪式。该仪式可能是在达赖喇嘛执政趋于完善后形成的，到了,,世纪,,年代的时候，该仪式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严格的化的典礼仪式。 所有的贵族官僚带着自己的贴身仆人，穿上能够代表自己身份和等级的官服骑马来到布达拉宫，相互之间进行礼节性的祝福之后，官僚们按照等级排列等待着参拜达赖喇嘛仪式的举行。这时候达赖喇嘛在他经师的引领之下走到宝座前就坐，开始接受官员及其高僧等参拜。“所有参加仪式的人按照等级高低排列，有达赖喇嘛的两个经师引领，对达赖喇嘛行伏地跪拜之礼。„„接着是司伦呈献曼达(是一种供养佛的仪器)。之后，嘎朱巴(鼓手)与坛森(舞者)开始表演，然后是抢卡赛的活动”(《我子达赖》)。 参见达赖喇嘛的新年典礼，是每年中要进行的一个特殊的和必须的宗教世俗相结合的礼仪。诚然，这种礼仪极大地采用了最深刻的宗教感情，每个官员都以真诚的态度接受达赖喇嘛的摸顶，并且从中体验一种只有高阶层才能享受和拥有的宗教福分。结束了这种显明的宗教仪式以后，紧接着就要观看只有在布达拉宫才能上演的戏剧。达赖喇嘛和经师从“舞台”上方的阳台上观看演出。该阳台木框框柱的四周，淡黄色的丝绸帘由玻璃格隔开，达赖喇嘛正静坐在帘子后面的座垫上。而高僧、活佛以及政府的官员们都按照规定，在“舞台”的左右楼层的固定座位上就坐。舞台是一个很宽广的楼台，达赖喇嘛和官僚们从不同的角度俯视着演员们的舞姿。在楼台“演出场”上，只有参加演出的“演员”和维持秩序的僧人，还有那些有幸能够观看“演出”的朝佛者。当达赖喇嘛走进上层阳台时，所有参加演出的“演员”和观众都会双手合十伏地跪拜。朱少逸在他的《拉萨见闻录》中对于这场跳神有一些具体的描写:“上午九时到布达拉宫时，跳神者已在大殿前之空场上活动，藏兵数十人，着藤制之甲胃，分成两行，持剑对舞，盖昔年士伯特武士之遗风，而精神大异。余等为乃兴巴引导穿过人群，登三层楼，楼西向，与正殿相对，凭栏俯视，景象了然，据云乃清末驻藏大臣观剧处，对面是正殿，凡五层，左右各有偏房，正中最上层以淡黄绸作幔，内设巨椅，乃达赖座处，刻有虚设，其下为四噶伦西席，再下为达赖父母(家人)席，„„再下来仲译钦波及孜仲(僧官)席，最下层乃平时出入之大门，此时用为跳神者化妆之所。与达赖座位平行之左方，有偏房一间，帐以深黄绸，即热振摄政坐处也”。舞台上表演的剧目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些非常熟悉的故事，他们清楚剧情的每一个细节。神话和寓意是这些剧目的主题，舞蹈语言都是一些易于理解的表面化的动作，即使有一些过高的夸张，也掩饰不了质朴的解释。 然而，这些非常熟悉的剧目完全给予观众以辉煌壮丽而动人的舞台效果。不管怎么说，这些剧目的安排给布达拉宫威严壮丽的建筑注入了节日的轻松活泼的气氛。 同样轻松活泼的气氛还表现在戏剧结束后。随着戏剧的结束拉开了一个欢快的活动。官僚们有幸能够得到布达拉宫供给的新年茶和“卓玛哲丝”并有幸能够参加带有娱乐性极强“抢卡赛”(抢炸面果)活动。据说，“抢卡赛”活动是从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产生的，尽管我们不清楚该活动的产生与宗教和世俗有无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是由于藏族人认为布达拉宫内所有的物品都不得是与佛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布达拉宫内的“卡赛”也自然是沾满佛福的食品。供人们“抢夺”的“卡赛”一般离新年三个月时开始制成，在新年的前一天把“卡赛”堆积成小山峰。“抢卡赛”活动除了贵族官僚之外，所有在新年上布达拉宫朝佛的群众也可以参加，但是时间上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等官僚“抢”完了“卡赛”，群众才被允许参加。尽管大家的行动都表现在“抢”字上，但是贵族官僚们的“抢”是在一种斯文的谦让中进行，因为堆积如山的“卡赛”自然由高等级的人慢慢“抢夺”然而等到了群众“抢卡赛”时，就形成名副其实的抢夺。因 此，这时候会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僧人拿着竹鞭维持秩序。 无疑，参见达赖喇嘛而引领的布达拉宫年庆活动，是一种以宗教为主线的带有极强的世俗概念的礼仪活动。 官僚们开始三三两两地一边说着一些赞美有关庆典活动话语，一边开始下山返回各自的家中。习惯使然，新年初一当天贵族家庭之间是不会进行互访当男人们上布达拉宫参加庆典仪式的时候，女人们也不会因此在家中闲着。她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自己的女佣到大昭寺进行新一年的供奉祈祷。所有的贵族家庭至少在形式上都不得是一样的。 充足的食物和琳琅满目食品成为贵族家庭在新年中的一大点缀。仆人们开始忙着，桌子上摆满了精致的食品和精致的器皿。煮的羊肉，炖的牛肉，蒸的牛肉包子，“西沙”(豆沙)包子以及精致的奶渣加白糖、酥油的“秋热”包子，还有酥油、精致奶渣、红糖、糌粑混合制成的“玛散”(糌粑糕点)，清蒸牛舌、牛肉和大米混合灌制的羊肠等等都成为午饭的主要内容。至于晚饭，每个贵族家庭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嘉郭”(汉锅——火锅)是许多贵族家庭在新年晚餐的主要内容之一。 初二上午，在布达拉宫举行一年一度例行的“乃琼降神仪式”。西藏有诸多的“降神神汉”，其中哲蚌寺“乃琼降神神汉”最为重要。“降神”是西藏宗教的重要仪式之一。地方政府无论是求福避灾，无论是作出重大的政治上的和宗教上的决定，都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降神问卦。哲蚌寺“乃琼降神”只有在重大仪式中才会进行。 尽管降神仪式在上午的某一个不太确定的时间里进行，但是参加降神仪式的贵族官员都不会为此而行动上有所怠慢。天蒙蒙亮，他们开始着装出发。只要有达赖喇嘛或者摄政参加的仪式，其仪式的开始基本上是相似的。通常在举行这个庄严的仪式之前，官僚们按照品级，先僧后俗的排序，面对着达赖喇嘛的宝座进行伏地跪拜。之后，按照品级，僧右俗左坐在高低不一，颜色有别的座信上。朱少逸的《拉萨见闻录》中有关这类的描写:“二月十日为藏历初二，哲蚌寺乃琼(护法神)每年例于此日降神一次，预言年岁丰歉时事吉凶，亦涉及政教事务，据云甚为灵验”。“降神”仪式在极强的宗教氛围里进行和结束，每个参加“降神”仪式的人，都会被宗教的神秘思想和神秘力量所震撼。尽管如此，被宗教荡涤的情绪不会延 续很长的时间。当天下午在布达拉宫山脚下举行撑杆滑绳表演，很快会冲淡上午可能感受到的宗教神秘之力量。初二下午是一个热闹的下午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汇集在布达拉宫山脚下，观看这个完全带有世俗性质的非常能够刺激大脑的游戏。该游戏的表演者来自于底层的农奴，尽管该行道不属于世袭，但是由于该游戏危险系数很高，所以慢慢形成了一种世袭表演。关于这个游戏，我们同样可以从朱少逸的《拉萨见闻录》中依稀可见:下午布达拉宫山下举行坠绳之戏，其法先立五丈高杆于平地上，再由杆顶系牛毛绳，斜垂而下，牢栓地面，坠绳者着短衣，以生牛皮束胸，先爬升杆顶，再抱绳倒悬滑下，快捷如飞，如坠者平安落地，则本年岁收丰念，百事吉祥，否则必有荒年或发生重大不利之事。坠绳者系征自民间，落地多成昏迷状。正因为该游戏危险性很大，所以在西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强巴(代词——即坠绳者)阿妈没有被饿死，反被急死”。 从藏历初三开始，贵族家庭便进行相互间的互访活动。年庆是亲朋好友联欢会的好日子当然也是拜访高官、高僧的好时机。一般来说，西藏没有高级家庭访问低等级家庭的现象，除非不同等级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亲情或者姻亲关系。即使是这样，高等级的家庭也会在低等级家庭的邀请之下才会访问对方。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西藏所有的节庆都是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新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但是我们也不能假定或者草率地判断它是绝对意义上的世俗节庆。由于藏族人信仰宗教，因此他们对于任何一个整体现象的认识都是与宗教的认同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新年”也不例外，渗透了宗教的概念和内容。,,世纪,,年代的西藏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已经从最高峰急骤地滑向低谷，宗教与人们的意识、道德、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循规蹈矩、腐朽守旧的社会制度就是这样被固定并在延续。宗教作为一种被信仰的现象，行使宗教活动和权利的活佛和僧人也体验着宗教赋予的特殊感情。尤其是节庆等重大活动上更是如此，活佛和僧人作为被西藏社会崇仰的特殊阶层，他们能够在这些固定的日子里充分体现社会赋予的荣誉。„„ 旧西藏拉萨贵族过年习俗(二) 次仁央宗 “初三日起，三大寺喇嘛(僧人)，即相继下山，入拉萨市。自藏历初五至二十六日，为喇嘛传召之期。在此期内，拉萨之行政、司法各权，改由哲蚌寺之铁棒喇嘛负责执行，政府机关一律停止办公，三大寺及拉萨附近各寺僧众，约二万余人，须于初五以前，集中拉萨”(朱少逸《拉萨见闻录》)。新年第四天，“僧院司教工从哲蚌寺来走访外廓(拉萨古城外环)，并公布大愿法合(传召)期间要遵守的规定。在大法会前夕，他宣布在这段期间内任何人不得吵闹、不得酗酒、„„这一切禁令从新年的第四天开始生效。前一天晚上，所有主要僧院的喇嘛都会来拉萨。大愿法会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的节日，这些外来的喇嘛被安置在拉萨人家的储藏室休息。在法会那天清晨，所有的喇嘛都会到杰坎，三层楼很快站满了喇嘛，异常拥挤”(《我子达赖》)。“新年”传召大法会是西藏拉萨新年的一个特殊的重大宗教活动，在这个宗教活动期间宗教权威广泛地而又无限地被扩大，以至于在这段时间里把拉萨地方政府的司法权力也移交给宗教。《拉萨见闻录》一书较为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活动:“(初三)上午九时，哲蚌寺铁棒喇嘛二人至布达拉宫报道，旋即乘马急驰而下，后随袒背佩剑威武有力之喇嘛十余人，绕拉萨全市行一周，且行且呼曰‘自今日起，全拉萨的官民，除热振(当然包括 达赖喇嘛)钦差外，都要归我管理，尚有滋事及不守规律者，不论僧俗，一律严惩’。于是拉萨市之统治权，随铁棒喇嘛之宣言而无形转移。„„初四下午，铁棒喇嘛接受浪子厦。浪子厦为管理民事之机关，相当一市政府;自今日始至藏历一月二十六日止，拉萨之政治形态完全消失也”。 关于传召，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一四,九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大昭寺办大祈愿法会(俗称传召法会)。自始起每年藏历初五日在拉萨举行隆重的传召法会。传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借新年之际而举行的祈福驱邪的宗教活动。有了规则，就自然会有行为。尤其是贵族家庭不会放弃这种求功德获荣誉的行为。传召当天，贵族家庭纷纷给寺庙和僧人发放布施。传召期间朗朗颂经声顿时把藏族对于宗教的信仰提高到无限。尽管如此，贵族家庭之成员不会因此而影响新年的节庆世俗活动。 在年庆的互访活动中，能够凭借高贵的出生来激起贵族阶层强烈的感情有几种现象。首先引入眼帘的是居住建筑外观粉刷，与此相呼应的是宽敞美丽的院子、洁净精致的客厅、阳光灿烂的阳台以及从中透出的暇逸生活之气氛。任何一个贵族家庭都不会放弃想象可能说明的一切行为，追求外在的形式，不外乎是要增加周围的想象。由于贵族阶层统一的认识，对于观察而引起的想象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可以通过可能进行的修饰来获取想象，进而通过想象说明某个贵族家庭可能有的富裕和享乐的图景。正因为如此，家具的布置，以及器具的精致既是用来点缀整个建筑，也是用来说明该家庭的等级品味和财产显现。事实上，某个贵族家庭都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把客厅摆设得古朴典雅，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很少去讨论这种统一的追求，但有一种相应的阶层等级心情，他们会把棕色作为一种古老的典范成为建筑装饰的主色。与这种棕色的主调相一致的自然是贵族家庭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的礼仪社交生活。 由于贵族成员的想象是建立在贵族家庭生活主调的重复出现的基础上，因此年庆互访活动中，很少有家庭受着冲动的支配，把建筑外观和与之相呼应的房屋装置不会进行一些可能超出贵族阶层等级想象的改变。既是新型的达赖喇嘛家庭，他们也会在有经验的仆人指导下，谨慎地接受贵族应具备的审美要求。对于贵州来访者来讲，最能增加强烈的想象力的是美丽而宽敞的院子，无疑它是重复家庭温馨的幕帘，通过这个幕帘揭开了贵族家庭之间极端的生活本质和精神实质。所有展示的形式既然有了这么强烈的感情，自然就会成为每年贵族家庭所极力追求的对象，同样也成为每个贵族来访者所注意和感觉到的对象。 年庆所花费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每个贵族家庭在趣味的高雅上和概念的统一上尽管非常相似，但是在时间的认同上可能缺少某种意义上的和谐。然而，家庭内可能具有的时间模糊之概念，必然会被外面环境的一些象征性表演所提示，年庆也就在这种提示中被结束。 在年庆中，拉萨还要举行一些最为古老的奇特的活动。其中最为奇妙和精致的是年庆的某一个晚上能够观赏到的“大昭寺酥油灯展”。“高越十公尺的木架自地面升起，„„黄昏过后，这些由僧人用酥油制成的艺术品，就会被带过来，这些五颜六色的酥油花，是由僧院里特具才华的僧人，以艺术家的匠心，慢慢捏揉塑造出来的。由于动用了极大的耐性，这类作品往往做工精致，美轮美奂。酥油花创造大赛某晚举行，政府会颁奖给最优者。这奖多年来都是由密宗学院获得(《西藏七年》)”。酥油花的展出再一次丰富了贵族官僚们的年庆活动，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早早地来到“噶厦”办公驻地(大昭寺隔壁一墙之隔)，等待着达赖喇嘛或者摄政的到来。黄昏临近，月亮当头，这时会出来数目不等的开路藏军，看热闹的人们 开始向两边散去，腾出一条空路，这时大昭寺数千盏酥油灯开始被点亮，与此相呼应的是每个贵族在自家窗户上也点燃几十盏酥油灯。整个拉萨被大昭寺被酥油灯和皎洁明亮的月亮辉映得无限光彩。达赖喇嘛和贵族世俗官僚开始缓步走出大昭寺，开始观看“酥油花”。周围的人们双手合十，口颂经文，双眼垂地，接受着可能与宗教符合的一切福气。 “酥油花”的观赏如同幕间插曲一样，随着月亮的西移便结束了。官僚以及他们的家庭，乃至整个拉萨都非常熟悉和习惯这样的庆典活动。当八廓街只剩下一些无主人的狗在毫无顾忌地来回走动时，“酥油花”展示的辉煌活动顿时成为一个难以让人理解的剧目。一年之后，如同烂漫的儿戏，在八廓街再一次会展示“酥油花”的景观。这一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涵盖了文化影响和文化传播，但是，西藏人，包括那些曾经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西藏贵族家庭或贵族子弟，似乎对此从未想过进行分类和解释，或者改变。 “新年”是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内容贯串在其中，就在结束“酥油花”的神圣展示活动的时候，大昭寺“广场”立刻成为随意启闭的“竞技场”，具有喜剧色彩的“运动竞赛”便开始了。“运动竞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具世俗特点的娱乐活动，所有的拉萨人都喜欢观看这种游戏。达赖喇嘛或者摄政往往是从大昭寺西厢阁楼内探观该活动，由于棉布窗帘的遮掩，一般人是看不到他们。而噶伦以及官僚成员，他们也会坐在固定的位子上，从上往下地观看节目。 与所有的活动一样，“运动竞技”同样也没有固定时间作为开幕，但是初升 的太阳位子成为开幕可能依据的最佳时间。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开场下，两个赤膊的年轻人开始进行摔跤。摔跤“有自己的规则。身体任何部位(除了脚)碰到地面，都算摔倒。既没有参赛者名单，也没有如何比赛开始的宣布。只有一块草席往外一铺，人从人群里走出，彼此一抓就开始比赛。参赛者除腰上一块布外，啥也没穿。„„比赛很快结束，又换一对新选手上阵。从没有势均力敌，赢观察家不易的扎实比赛。胜利者也没有如何殊荣，而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共同接受白巾(哈达。实际上哈达的等级不一样)。他们向大人(四大噶伦)鞠躬，大人微笑递上白巾，比赛者当着摄政的面磕上三个响头然后回到人群中的亲朋好友间”(《西藏七年》)。摔跤是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尽管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比赛规则，但是赢者会在一片欢呼声中绕着观众围圈炫耀自己的胜利。与此相一致的比赛还有“举重”。“继之进行举重比赛。举一块沉重、平滑的石头，这石头八成已看过数百次新年节庆了。石头必须被举起，绕旗杆一周。殊少有人能表演此等绝技。往往是大踏步充满信心而来，却发现丝毫举它不动，或好容易举起，却一会儿又溜了手，险些砸到脚趾头。每有这等情形发生，总引来满堂笑声”(《西藏七年》)。尽管这些活动并不象现代意义上的运动一样尽善尽美，但是这种随意的展示，有如轻松的戏剧，能给拉萨的蓝天带去一些颜色。 当西藏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二十世纪时候，社会制度并没有为此给人们提供了想象为基础的发明，人们按照传统的风格演绎着存在的事务，即使是贵族阶层最为热衷的运动项目“赛马”，也在机械的装置中进行。 “赛马”项目是在年庆中最能够刺激贵族感情的活动。每年“赛马”的起点是不定的，一般会在拉萨城郊，但是绺是固定的，为贵族“拉鲁”府第旁侧的坪坝上。拉鲁坪坝占地面积是非常宽阔，它不仅是新年“赛马”的终点，也是举行“马术”表演的重要场地。“赛马”和“马术”表演是年庆的最后一个活动它的结束宣告着“新年”的结束。就在当天，拉鲁坪坝上扎满了各种营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次展示贵族经济实力的较量。每年贵族 家庭都会把最好的马匹进行精心的装点，并由身强力壮的仆人身穿名贵悠久的服装。虽然仆人的服装给人以不调和的感觉，但是这种不调和不会影响贵族家庭极力想说明家族的历史和等级的机会。“„„(坪坝上的)这些营帐构成一幅美的节日景象。此外还有男女身上色彩鲜艳的锦袍。四品以上官员穿光亮的黄色丝袍头带坠有蓝狐皮的大盘帽。„„大节日实为展现浮华及权利的好机会，而名流们了解，他们之所以能作这番展现，实为一般人民所赐。在节庆的最后一天，四噶伦会摘下他们昂贵的头饰，而换上普通的红坠帽子，以显示他们在这一刻是与人民平等的„„”(《西藏七年》)。马术的内容并不很复杂，参赛者均为家仆，接受过一定的训练，此时他们要代表自己的主人展示其骑术和射击两项。骑术主要表现在马背上的技能，动作的敏捷是项目取得的关键。而射击主要表现在弓箭运用的熟练程度。总之，该活动是政府和贵族家庭投入精力(包括人力物力)的大活动，赢者不仅得到上等哈达，还会得到嘉奖。同样在当天，贵族家庭也会犒劳自己的选手。 “新年”似乎在“赛马”活动的一片热闹之中打上了一个句号，而古韵幽幽的八廓街重新又回到了平常。月光透出冬日的苍凉，人们又一次坠入了睡梦。然而，月光之下的贵族庭院，似乎还透出年庆的几分喜色。就在“赛马”活动结束的一段日子里，尽管官僚们还是与往常一样在各自所属的机构内例行公事，但是他们在家中常常设宴、请戏子，“新年”仿佛停滞在这兴隆的庭院之中。 聚会、送礼是西藏贵族家庭固有的特点和喜好，而“新年”正好给贵族家庭提供了这个条件。然而由于各种频繁的活动使得他们没有了一个充分显示“新年”闲情的机会。就这样一种合情合理的社交活动拉开了帷幕。 亲朋好友作客聚会是贵族家庭公认的“年庆”内容之一。由于这种心态，贵族家庭之间的效巩固和扩大显得人情而又自然。 一般地说，同一个等级的贵族家庭往往会聚在一起。当然也会存在一些跨等级贵族家庭之间的来往，但这种现象较为少见。高等级的贵族家庭由于它自身拥有的声望，除非是因为姻亲关系，否则极少向低等级家庭登门。同样由于等级界限，，低等级的贵族家庭除非有求于高等级家庭或者存在姻亲关系，否则也不会登门拜访。 人际效有了较为森严的界限，但这不是贵族社交的基础。由于许多不稳定因素，这种限制性的人际关系也开始会在人为的基础上适当被调整，调整之后的“好友”关系不会变的很尴尬。毫无疑问，即使是那些纯属于家庭的社交关系，也无不打上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印记。贵族家庭相互之间进行的互动式邀请，在,,世纪,,年代开始已经有了完整的一套仪式，其中饱含了贵族应具有的礼貌和仪式，实际上这就是贵族的主要生活。通常，贵族家庭相互间订立时间，在“达成一种统一的意见”便决定将在某处消磨某日。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贵族家庭都热衷于这种活动，也喜好于接受这种感官上的享受，所以，每个贵族家庭都会在新年中进行几次至少是一次设宴款待仪式。 顾名思义，设宴意味着饮食的内容和形式。西藏贵族家庭几乎都有各自的厨师，尤其是那些高等级的家庭更是如此。哈勒在他的《西藏七年》中对贵族擦绒家庭有过这种的描写:“擦绒宽绰到能请得起好几位厨师。他在男主厨曾在加尔各答最好的饭店掌过几年厨，对欧洲菜肴知甚稔。他的烤牛肉做得很棒，此外他还很会做糕点和饼干。另有位厨师曾被派往中国(内地)，学得一手好中国菜回来。擦绒喜以无名美味来博取其客人的惊讶”。虽然所有的 贵族家庭都不会向贵族擦绒一样拥有厨艺高的厨师，但这不会影响设宴的饮食。与“炸面果子”一样，贵族家庭相互间可以借用厨师。 “强佐”和“涅巴”早早地把将要在设宴时需要的食物准备好。丰盛可口的菜肴是贵族家庭赞美和追求的设宴食品。虽然“强佐”和“涅巴”的精明是贵族家庭所需要的，但如果因为“强佐”或者“涅巴”的精细而造成食物的不充足，自然会受到鞭答。西藏贵族虽然无限地追求饮食享受，但是其饮食结构是比较单一的，即使是那些游历过外面、见过世面的贵族成员也不例外。在饮食上西藏贵族缺少冒险的勇气，他们崇尚的是引进已经定型的菜肴。正因为如此，肉食成为主要的菜种。 在西藏存在着一种说法:“汉食,,种，藏食,,种”。这种用数字归类汉餐、藏餐说明一种饮食现象，也说明一种饮食结构以及汉藏饮食文化的关系。当时的贵族家庭在用“汉餐”待客时才把一些蔬菜摆在桌面上，诸如西红柿、青辣椒、白菜、芹菜、葱。同样在摆设“汉餐”时才有可能食用一些水产品，诸如:干海参(水中浸泡后进行加工)、虾米、拉萨河的鱼等等。“汉餐”是在川菜的基础上藏化的一种菜种。与“汉餐”不一样的是“藏餐”，无疑“藏餐”是西藏自己的菜种。牛、羊肉是“藏餐”的主要内容。烤羊肉、烤羊头、灌羊肠、灌羊肺、萝卜炖羊肉块、煮牛肉、煎牛肉、咖喱土豆牛肉、牛肉包子、清蒸牛舌、干牛肉等等，为了点缀桌面，会增加一些蔬菜，即使这样，也会在这些蔬菜之中放许多牛肉。 所谓丰盛的菜肴是有一定的说法，“嘎初碟西”(六个固定大小的瓷碗和四个固定大小的碟子)，六个瓷碗是热菜，四个碟子是凉菜。比这个规格更高的是“嘎杰碟初”(八个瓷碗和六个碟子)，其意义是一样的。 尽管设宴是互访聚会的主要内容，但是一般来讲，共进宴餐的时间最多为两次，午餐和晚餐。所以，游戏和饮品成为当天消磨时间的主项。西藏贵族家庭比较注重饮品，与所有当时的藏族一样喜好饮用酥油茶《西藏七年》中有一段话是一个具有说明力的例子:“西藏人的用餐时间与我们的不一样。一大早天还没亮，人人就喝起酥油茶，且经常一喝就喝一整天。我听过有人一天喝两百杯(小瓷碗，男女有别)的，这我敢说是夸张的”。除了酥油茶，贵族家庭内还备有甜茶。甜茶是由红茶、牛奶、白糖加水而形成的一种饮品，据说是从英国传来。青稞酒是必不可少的假日饮料，它在假日里给人以刺激和活跃。假日里还会有一些外国的不知名的红酒，当然这只是一种点缀。 对于贵族家庭来讲，吃饭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讲，老爷们的桌子是主桌，夫人们的桌子其次，少爷、小姐集资类推，儿童一般在另一间房子中被伺候着。仆人们从主桌开始摆菜，之后摆上筷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只要他们的身份为贵族，那么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专人伺候着。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一种贵族等级文化的底蕴也会表现行淋漓尽致。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等等都入座后，仆人们一一给他们端上主食。除了馒头、包饼子等等不带汤的面食以外，主食都会被盛在各自的瓷碗里。被用来盛饭的瓷碗称之为“族噶”(立碗)。“族噶”也跟茶杯一样有大小之分，大的同样被称之为“颇噶”(男杯)，小的被称之为“莫噶”(女杯)。正当主子吃饭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些仆人站立着，等待着随时可能给予的服务，尤其是添饭。添饭同样也有讲究，仆人们手里拿着一个盛满饭的被称之为“色噶”(添碗)小瓷碗，顺手熟练地给主子们添饭。整个吃饭的过程是在主人的无限殷勤和客人的极度赞美以及假意推辞下进行。客套在吃饭过程中表现得极其明显，因此在贵族社会中浒着这么一句话:“做客的那一天是最饿的一天，穿新服的那一天是最冷的 一天”。虽然，主人供应的食物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由于是一种应酬性的礼节，也是为了一种“尊严”，客人们决不会放开肚子大吃大喝。 家庭聚会对于贵族家庭来讲，无疑是一次传播文化、交流感情、活跃精神的主要途径。尤其是贵族妇女。西藏贵族社会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是男人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妇女的存在似乎是显得毫无价值。所以家庭联欢会对于贵族妇女来讲是一次契机，它能够把她们(当然还是以男性社会地位为主)聚合在一起。 家庭聚会在当时来讲是非常贵族化的一种社交现象。无论是那些显赫一时的老爷，还是那些气焰十足的少爷、或者隔绝了功名事业的老爷少爷，等等。都在家庭联欢会中进行各种游戏，谈论对于政治、宗教和世态的看法。老爷们自然会感叹社会的急剧变化，抱怨世道，或者进行一些刺激性的游戏，诸如“藏牌”(骨牌)、麻将。尽管政府有规定，不能在聚会中进行赌博。但是作为一种存在的贵族生活方式，赌博还是备受青睐。正因为如此，通过“麻将”、“藏牌”等等进行赌博自然就显得不怎么奇怪了。尽管赌博成为贵族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它毕竟是被罅的行为准则，所以女人和年轻人是几乎很少触及。 年轻的贵族成员，由于年龄因素，他们更喜欢有一些新鲜的娱乐。他们当中尽管有一些是终日无所事事，但是不会因此而抱怨世道，他们身上更多的表现是一种享受。他们的欢笑和娱乐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涵义。 家庭聚会对于贵族妇女创造了一次充分交流的机会，妇女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和鲜艳夺目的服装都能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妇女们的闲言碎语都是从家庭聚会中冒出，尽管她们之间常常表现出礼让但在实际上都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由于妇女们的好奇心和社交上的限制，喜好于探听问题，把打听到的内容又一次传递给别人，这种循环行为成了贵族妇女们擅长的游戏。讲述男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甚至说几句不正经的笑话或者脏话，有时还发出一些惊叹、作出一种害怕的模样。当然贵族妇女们的喜好不仅仅是表现在这些言语表达的才能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更注重服饰的表现。 几乎所有的贵族妇女都会表现出对于服饰的爱好。由于服饰会把一个相貌平平的贵族妇女，表现的极为优美和高雅。所以，贵族妇女们不会压制自己对于服饰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深情。尽管贵族妇女对于服饰的热情是洋溢的，但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她们虽然称得上是高雅和谐，但是在式样上显得有些单调乏味。与服装式样相同的是那些精致而珍贵的装饰品，装饰品的遗憾在于它的花样形式的单一质朴。即使是这样，贵族妇女们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对于服饰的追求。由于服饰，毫无保留地把一个女人的缺点被遮掩，同样也把一个女人美丽漂亮得到适体表现。服饰有了这样的功效，自然就成为当时贵族妇女们热衷追求的对象。毫无疑问，在贵族妇女身上集中体现了女人固有的爱慕虚荣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