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专权原因探微 --毕业论文

明朝宦官专权原因探微 --毕业论文 【标】 明朝宦官专权原因探微 【作者】张 智 【关键词】 明代 宦官专权 原因 【指导老师】易 彪 【专业】历史学 【正文】 宦官一词在《辞海》中阐释为:“在内廷中适逢皇帝及其家人的成员。东汉前宦官非仅阉人，以后专用阉人。史书上称为寺人、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1]一般把宦官俗称为太监。宦官出现甚早，依据现有的资料推断，约在夏商周时期的宫廷中就可能存在了宦官，有了宦官就会形成宦官。宦官制度大约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有所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嬴政一统六国后，秦朝宦官由少府管辖，其宦官制度更加完善。汉初，刘邦以抑制宦官势力，中常侍由文士充任。元帝以后，宦官势力抬头。东汉时，由宦官侍从皇帝左右，替代中常侍，行使掌理文书、传达诏令的职权。皇帝为了制衡外戚势力，往往利用宦官，结果造成宦官专权局面。到了唐代，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为管理宦官机构。宦官掌管宫内的门卫、簿册、仓库供应、病丧等事务。唐朝时宦官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在安史之乱后，宦官有的位列三公，甚至封王进爵。德宗起，宦官势力渗入军队，如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均被宦官操纵 ，无论是百官的任命，还是皇帝的废立似乎命悬于宦官 。在明代，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专权的祸患，做了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的一些规定，起了一定的防微杜渐的作用。永乐朝起，太监被皇帝任命为监军一同经常出巡，渐受重用。特别是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和成化十三年(1477)设西厂，都由由宦官统领，帮助帝王进行残酷的特务活动和专制，成为皇帝的眼线和爪牙。到宣宗时，更改祖制，令学官在宫内设内书堂教授小太监识字。为适应帝王专制需要，宦官机构也急剧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 ，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到明末时宦官多达数万。英宗时，王振广结党羽，形成阉党，开启明代宦官专政之首。以后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祸国殃民，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到清朝时，统治者鉴于宦官的祸患，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但限制措施得到较好贯彻。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随着辛亥革命，满清王朝的推翻，宦官制度寿终正寝。纵观中国宦官制度史，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各朝代宦官制度不尽相同，宦官专权各异，形成原因错综复杂。本文不对各朝宦官专权原因做分析，只对明代宦官专权作一解剖，试图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更全面、更系统的深层次分析，找到明代宦官专权形成的综合原因，以便大家探讨。 一、宦官专权产生的根本原因 宦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政治现象，究其原因，“宦官制度是原始宗法关系及其观念与发达的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结合的产物。”[2]黄宗羲说:“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3]认为独裁的皇帝制度是宦官为祸的最大的一个原因。王夫之也认为:“夫耳目之欲，筋骨之逸，乃人之本性，此为君主之所应得，宦官之所职责也，但过分沉溺，则为伐性鸩毒也。”[4]“宦官制度最先产生与夏商”，[5] 从它一产生起就与权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秦朝就出现过赵高，祸乱朝庭，杀害忠良的宦官政治现象。并在汉唐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在明朝时达到了顶峰。为什么宦官专权在明代会达到顶峰呢? 1、 “君权神授”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帝国统治伦理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 君主一旦登基之后, 自认为自己得天命, 将整个帝国看作是自己的私产，就产生了君主绝对的支配心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其绝对的权力欲望。“„„为了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又不至于大权旁落, 君主就要寻求帮手。这种帮手身份、地位和能力不要求过高, 但使唤起来必须方便。于是明太祖废除丞相后, 设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如此仍难以满足君主随意支配权力的欲望。因为上述机构的成员毕竟还是朝廷官吏, 出入宫廷诸多不便; 此外, 他们有独立的意志和独到的见解; 另外还有家庭、有私心杂念和后顾之忧等; 并且他们不免出身于社会某个阶层, 有为本阶级、本集团谋利益的愿望和要求。相比较而言, 宦官却免去了君主的上述忧虑, 不仅办事方便、听话、顺从, 而且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不留隐患。”[6]另一方面,在儒家理念中, 君主应该为政以德, 官僚应该以道事君, 而天道体现于民心当中。但究竟哪一个方面居于最高层次, 在君主和官僚的认识中常常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就使得君主和官僚在行使各自权力时各自有其凭借的信条。这种思想深层次的不一致妨碍着作为制度层面的规范机制。当两种权力出现矛盾时, 由于现存的具有硬约束力量的制度化、常规化和程序化的途径不够, 双方权力, 尤其是君主权力就尽一切可能在常规制度外寻找某种力量来支援自己, 这样就给宦官政治提供了可乘之机。宦官彻底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身份, 由一个最卑贱, 压根不具备政治资格的家奴变为国家权力网络上的一个重要结点。 2、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君主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之间时常有矛盾, 因为权力都有向外扩张的倾向, 不同权力之间必然会产生碰撞, 发生矛盾。当权力之间发生矛盾时需要有一种规范机制对矛盾双方或多方进行规范,但是帝制中缺乏这么一种规范机制。这种机制应包括: 对权力的范围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定。 在进行清晰的界定之后,当两种权力产生矛盾时可以进行公正的裁决, 受到侵犯的权力可以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得到维护。为什么会缺少这种规范机制呢? 这和帝国的统治伦理有关,这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君主的地位和权力, 决定了其戒惧心理的存在。由于君主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层层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都要对一人负责, 这就难免会出现“上用目, 则下饰观; 上用耳, 则下饰声; 上用虑, 则下繁辞种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就会出现不信任朝官，裁并机构，改变职能，拉宦官做帮手便成为君主随意支配权力的有效途径。 3、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宦官制度从一产生就与最高权利中心紧密相连，宦官成了皇帝专制的服务和执政工具，也是皇权的依靠。皇帝要确保的“龙种”的纯正血统, 不至于传出淫秽丑闻, 就必然要制造出宦官这种畸形的人，大量役使这种特殊男人。宦官日夜在皇帝的身边，照顾皇帝的起居饮食，陪同一起玩耍。在长期生活中，逐步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并影响到皇帝的许多言行。从某种方面说，宦官已 经拥有了某些权利。在明代君主集权专制程度已经达到了顶峰, 君权也被神化到了极致，但在那些整日服侍在帝王身边的宦官眼里, 皇帝却没什么神秘性可言。那些才智平庸的帝王, 本来是俗而又俗的人, 但却都愿意接受人们神化皇权的现实。而宦官们也深知皇权越是神秘莫测、至高无上, 他们窃取的权力越有价值。所以, 我们看到明代专权的宦官极力怂恿皇帝尽量减少与臣民接触的机会以保持帝王的神秘性和绝对权威, 而这一招屡屡奏效, 奥妙正在如此。在一个缺少法制的社会里, 皇帝的金口玉言往往是任何事物的终审裁决。宦官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绞尽脑汁窃取了皇权这柄尚方宝剑, 才可以为所欲为, 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宦官制度从产生、发展、完备到宦官集团势力的恶性膨胀, 从根本上说, 都源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需要, 只要这种专制主义政体不除, 宦官专权肆虐就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 这就是祸国殃民之事久禁不绝, 甚至愈演愈烈的症结所在。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屡次有帝王发布限制宦官干预朝政的严令。 总之,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君主的心理及其外在行为，会导致排斥外臣，拉拢宦官，形成畸形的宦官政治。专制主义成为导致宦官专权的温床和根本原因。 二、明朝制度的缺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废丞相，设六部，皇帝高度集权于一身，采取了分权于下、集权于上的相制相维的中枢机制。借此来限制朝官的权力。并对宦官做了限制。永乐之后, 皇帝一人实难任天下之事，渐次形成的内阁、司礼监,成为皇帝的左右手。“监阁共理”代替皇帝居内驭外。至此,明代中枢体制基本定型。它既包含了两汉魏晋之际以内制外的制衡模式，又包含了隋唐以来分权于下、集权于上的制衡模式。在内阁与司礼监两者之间,皇帝往往更依赖后者,所谓“内阁之条旨不得不决于司礼之批红”。[7]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势力实际上是制衡外廷士大夫官僚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宦官势力突破了内廷,向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系统渗透。从永乐始,宦官奉使外夷、监军、出镇、督工、总兵、监枪、坐营、审录、督工、榷税、采办等。从权力中枢到地方事务,宦官同士大夫官僚并驾齐驱。说明宦官拥有了同士大夫一样的富贵与荣耀。明人谢肇 《五杂俎》卷十五说:“宦官体统尊崇,常据百僚之右,辅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至于外藩采金榷税者,皆蟒衣玉带,侍卫数百人,建牙吹角,一与制府等,郡县大夫莫敢与横行也。”可见宦官拥有的权力与财富丝毫不让士大夫官僚,故赵翼说:“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明朝宦官权利如此之大，但却没有一个限制宦官权利的机构。 明初，虽有太祖严格限制宦官的政令，“‘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8] 可见，在明代初年，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没有给宦官任何可以干预政事的机会和可能。但是事实并不是完全按照朱元璋的个人意愿发展的。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血，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为日后宦官干预政治埋下了种子。使明代成为宦官之祸最为惨重的一个朝代。一个人来治理一个偌大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员众多、地域差异迥异的国家，即便这个人智力和精力是如何的充沛，也不可能事事都能做的完美，所以，在皇帝下边才有了宰相来辅佐皇帝处理政事，但是，这也产生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明朝初年，这一矛盾曾经一度激化，太祖皇帝权力欲极度的强烈，为了不让宰相分割自己的权力，便假借“胡蓝之狱”，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集大权于一身，成为空前的专制独裁者。并且将此制度化，让其后代子孙延续继承，朱元璋立下祖训“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 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这些措施虽然达到了集权的目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各级部门和官员每天承送上来的奏章堆积如山，以太祖一人的精力是根本看不完、处理不完的，以前，即便有中书省左右丞相协助处理政务，朱元璋也累得疲乏不堪，如今废中书，罢丞相，揽大权于一身，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种情形难以持久，宦官日夜在其身边，太祖皇帝对外臣不信任，在极度疲劳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政事委与宦官去处理了，雄才大略的太祖皇帝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自以为解决了君相争权矛盾的同时，却引出了另一个新的矛盾—君主专制与宦官专权。一直对宦官干预政事深恶痛绝的太祖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将宦官当作了助手，继之使之参与政治活动。“然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洪武二十九年六月“遣中使至桂林等府市牛给南丹、奉仪等卫屯田军士”;洪武二十七年九月“遣中使谕陕西都指挥使司训练将士„„”由此可见，明宦官参与政事实际上正由太祖开其端。太祖皇帝生性多疑，不希望任何一项大权旁落，整个宫廷的宦官只是由他一个人统领，朝中诺大的官僚机构却没有一个能对宦官产生制约的部门和机制。往往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就会造成权力的泛滥，这也是明代宦官为祸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翻开历史长卷，不难看到，西周、西汉、宋朝、清朝没有形成宦官擅权局面，关键都有一个约束宦官的中央机构。周代，“皆内宰统之，上隶于冢宰(宰相)”，宦官不能为非作歹是“宰相制之也”;到了西汉，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而少府之官，内臣皆属焉”; 宋朝、清朝，太监职责归内务府管理，因此都绝少宦祸发生。而朱元璋罢了宰相，又不设部门约束宦官，只凭一人管理。事实证明，朱元璋不仅没管好宦官，还为宦官擅权大开绿灯，真可谓祸起萧墙，自毁长城。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太祖皇帝不愿宦官干预政治，而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我们甚至认为明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太监帝国。真是:成也太祖，败也太祖，这肯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接着明王朝就上演了一幕幕宦官头目为祸的历史讽刺剧。成祖朱棣，明曰遵祖训，却将乃父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改为不得擅自作主。朱棣声称:“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 换言之，只要在皇帝控制的范围内，宦官自可做主。于是明代宦官悄悄登上了问鼎权力峰巅的第一步。“元年，李兴等赍敕劳暹罗国王，此奉使外国之始也。三年命郑和等率兵二万，行赏西洋古里、满刺诸国，此将兵之始也。八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也。”到了永乐十八年设东厂，由太监头目掌握。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宦官权力的一步一步的扩大和膨胀。到宣宗时代，又在宫中设“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学士当教师，宦官开始学习文化，为以后擅权大开方便之门。“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近，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英宗重用王振，不断委以重任。当时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号称治平，后来太皇太后及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王振开始为所欲为，竟然把太祖铁牌摘了下来。及瓦剌来攻，纵勇英宗亲征，终有‘土木之变’。到宪宗朝，设西厂，汪直统领，气焰熏灼，宦官被用如将相。可谓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刘谨、魏忠贤专擅权力，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与再现罢了。”[9] 三、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疏政 提到明朝，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六部，建立厂卫特务机构锦衣卫，加强对大臣的监督和控制。使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为明朝繁荣铺平了道路。同时锦衣卫的设立 和明朝中后期皇帝昏庸疏政也为明代后来皇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 建文帝在位4年，行宽政，得士心。不愧是一个好皇帝，然而在削藩政策上有失策略。最后被朱棣所取代。朱棣在整个明朝历代上也是一代明君，被称做马上天子。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里洞达，雄武之略，与高祖有所媲美。永乐一朝社会继续稳步恢复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强化。在接下来的仁宗和宣宗历经图治，把明王朝推向了盛世，出现了“仁宣盛世”的局面。 然而在接下了的明朝皇帝中并没有继续发扬上一辈的传统，历经图治，反而自视自大，听信谗言，沉迷于酒色。自英宗开始，明朝开始由盛转衰。英宗听任宦官王振，造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在与蒙古的对战中自食其果。酿成了土木堡之变。英宗其实并不完全是只知享乐不理朝政的昏君，只是过于信任王政。只要王振说的他就相信，而且是最正确的，最好听的。而王振是一个暗藏野心，权利欲望及其重的人，在英宗面前无限的献媚，利用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培植亲信，收买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害忠良，剪除异己，轻而易举掌握了明王朝的大权。“王振控制朝政一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既不会排兵布阵，对瓦剌的军事进攻也没有足够认识，认为皇帝亲征会把瓦剌吓跑。由于英宗和王振的指挥失误，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土木之变。”[10] 明宪宗朱见深据说具有口吃，每次上朝，与大臣商议政事，只说一个“是”字，以免出丑。因此影响了与大臣面对面的交流，也使他不原上朝理政。具体而言，成化一朝朝政非常的混乱。贵妃万氏和宦官汪直是其罪魁祸首。宪宗朱见深一生对万氏都非常宠信，成化一朝的内官，基本上都是万氏宰着，而且深深的影响着外庭政治。宦官汪直为人便黠，在宪宗面前无限献媚，不断取得宪宗的信任，掌握了明王朝的大权。汪直利用手中权利聚敛财物，残害忠良，把本已步入下坡路的明王朝更加推向了灭亡的困境。 武宗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荒淫无道之徒，在他统治期间，明王朝的腐朽如绝堤洪水一般，奔泻直下。不可收拾，宦官专权的问题越来越重，权宦江彬、刘瑾、张永先后得宠掌权，祸乱朝政。尤其是刘瑾气焰最为嚣张，被称为“立地皇帝”。武宗在位期间，在“豹房”贪图玩乐，把王朝政事、国运兴衰全都抛于脑后，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机会。 到熹宗时，更不管朝政，一天专心自己的木匠活，让乳母客氏和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最终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把大明王朝推向了灭亡境地。 总之，明朝中后期，由于皇帝昏庸疏政，造成权力真空，宦官玩弄权术，导致大权旁落，助推了宦官专权，在明达到了顶峰。 四、宦官自身对权力的强烈追求 宦官从东汉后基本上是被阉割之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都有异于常人，可谓阴阳失调。人的生理结构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当某一部分失调以后，其他部分以至整个体系都会发生变化。宦官失去的是人体关键的器官，一旦失去就对整个人体的生理循环系统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对其心理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从宦官生活的环境来看，宦官深处皇宫内院，又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争夺，身边又没有亲人可以倾诉，长期生活在一种压抑和压力的环境中，天天自危，时时自危。造成了宦官多疑、冷僻的性格特征，为了能够更好的保全自己，于是就产生对权利追求的强烈欲望。“从生理角度讲，宦官身体被阉割，身体残疾。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一旦系统内部的一个部分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把一个正常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割除掉，破坏一 个人正常的生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进而影响一个人的整体生理循环。并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古代的宦官大多鸡声鸭嗓、脸色苍白、身体虚胖、寿命很短。”[11]我们知道生理的变化一定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人是应该生理循环平衡的，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的话，就会造成混乱。宦官生理已经被迫害，阴阳失调，心理受到巨大创伤畸形发展。 “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正常的人走出变成宦官的第一步，他就已经对未来没有了希望。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有人为了发达而走上了宦官之路，可是，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在古代那种对生育很重视的年代，一个正常的男人又怎么会乐于走上这条不归路呢,只有当他们生活已经沦落到不可以生的地步，才被迫走上了这条不归路。那么又是谁让他们达到难以正常的生存下去的地步呢,当然如果仅从个体分析，这其中有他们个人自我的原因，但是，我们从群体分析就不能否认国家政府和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宦官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一个悲剧。”[12]因此宦官为了弥补自己身体的创伤，改变自己在封建伦理纲常下那种低微社会身份，他们极力的追求权利，无限的献媚皇帝，去取得皇帝的信任。因此这也就成了宦官专权的重要动因。 个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弗洛伊德曾提出:“人的任何行为都与两个欲望有关，一是成为伟大的欲望，一是性的欲望。”任何人都有其私心，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们对财富和荣誉追求都是无止境的。当满足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后，必然追求更加丰裕的生活。正如成了百万富翁，还想变成千万富翁，成了千万富翁，还想成为世界首富，没房子的时候是想要房子，有了房子又想要车子，房子久了就会嫌房子小，想住大房子，住上大房子了又去想别墅，有了女儿是想要有个儿子，有儿子的是想要女儿，人总是在无穷欲望中追求挣扎。宦官作为历史的被摧毁者，失去了一个重要生理功能。既是宦官失去了伟大的性欲望。这不关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中是可耻的，给宦官的伤害也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互相转换的，此消彼长。宦官失去了性欲望，必然激发他伟大欲望的增强，对财富、荣誉和权利追求更加的强烈。因此这也成为产生宦官专权的又一原因。 五、明中后期一些朝臣的失职无能助推了宦官专权 朝臣的失职与无能, 也是宦官专权的另一个因素。在明朝，“自正统起, 朝臣的无能也就加快了宦官专权的步伐。成化七年(1471)万安在内阁时, 一再请求宪宗召对, 一待见面, 却只顾叩头称万岁, 被讽刺为‘万岁阁老’。孝宗即位后, 鉴于成化时宦官专权, 便加以控制, 凡事责任文臣。但当他召见吏部尚书屠庸, 让其帮助筹划边务之时, 屠庸竟非常惭愧, 久久不能回答出对策, 而孝宗身旁的宦官都在偷笑。经过此事后孝宗召见大臣的次数便越来越少了, 他开始独自裁决军国大事, 但实际上他是与内臣共裁之。”[13]正德初大学士刘健等奏疏宦官罪行的时候, 武宗反驳道:“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 坏事者十常六七。”不难看出皇帝对于宦官的信任尤胜于朝臣，朝臣一定程度失去干预政事的重要能力。虽然官僚士大夫群体对宦官鄙视, 但并非意味着他们对宦官避而远之。由于宦官深的皇帝信任，权利逐步增大，相反, 他们一方面在心理上表现出对宦官的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 有时也会低三下四地巴结逢迎, 甚至求助于宦官。之所以如此, 主要因为宦官长期生活在君主身边, 往往和君主打得火热。一句话,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好恶,决定君主的人事任免倾向。于是, 一些善于投机的官僚士大夫便在宦官面前, 竭尽全力讨好巴结宦官, 借以找到了接近君主, 实现政治目的的门路。故“居正固有才, 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 由保为之左右也”。当然, 他们也只是利用了宦官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以取得晋升之阶, 并非看重宦官。虽然通过这种途径极不正常, 也不合理, 但在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下, 尚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讲, “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投机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为宦官专权提供了丰厚的土壤”[14]。 综上所述，明代宦官专权越演越激烈，祸国殃民，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制度。明初在机构改革后，没有约束宦官的有效官僚机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里，而皇帝又不能亲自掌管和处理一切事务，又不信任外臣，往往交给身边的宦官，没有权力的制衡机制，政事交给谁去办理完全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各种政事虽然都有专门的政府部门管理，但是，宦官却可以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干预。政出多门便造成政治的混乱，而宦官头目就可借此来为所欲为了。再加上，明朝中后期皇帝疏于政事，昏晕腐败，宦官自身对权力最求的无限欲望，致使在明朝，军事、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有宦官的干预。也把明朝宦官专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