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比尔

杀死比尔 多年以后，当我在大学的电影课堂里面听到“暴力美学”这个听似自相矛盾，想似玄乎无比的词时，我无比幸福的追忆起和昆汀•塔伦蒂诺的第一次相识——《天生杀人狂》(编剧)。看完那个电影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当时的声音带着兴奋的颤抖和惊魂未定的迷狂，我说，我看傻了，竟然电影能这么拍，竟然好莱坞真的这么伟大，竟然我这个的血液里流淌着如此乖戾的元素，能够被这个顽童无以伦比的视听语言如此轻易的捕获、激发…… 四年后，看到《杀死比尔》，昆汀当导演。此前还看过他导演的片子就是那部真正称得上“好玩儿”的《低俗小说》。他是一个永远能 够给人惊喜的怪孩子，让人振颤到五体投地都还想再朝拜一会。 一种彻底的折服。从《天生杀人狂》到《杀死比尔》，对昆汀•塔伦蒂诺一如既往。他的暴戾让人幸福，他的电影让人忘忧。 “复仇是最好吃的凉拌菜。”这句开场白让我想起《天生杀人狂》中那句“杀人是纯洁的事情。”昆汀的暴戾美学完全是美式的，充满快乐、半消遣型的意味。我们看《大逃杀》，看的是反思，是痛彻心肺的醒悟;看《精武门》，看的是热情，是痛快淋漓的雪耻。它们更多的是在用一种搏击和冲撞来体现着一些彻骨的痛，关于民族的、人性的、社会的残酷认识。我们知道其中的每一个杀人者和被杀者一样是扭曲而悲惨的。而昆汀显然不是。他会让两个杀人恶魔游戏般开枪射击，(就像我们的想象中，对于那些自己讨厌而又不能开枪射杀的人);他会让他们二人在桥头煞血结缘相许终身，白卷裂帛飘于万里长河之上，浪漫到绝美(就象我们的想象中，和那些我们想爱不敢去爱的人亡命天涯的私奔);他会让雌雄杀手为非作歹之后逍遥法外，还生一大堆孩子;他会让杀手因24颗子弹扫射下余生而发誓金盆洗手;让女杀手都长着金发碧眼;让人在被砍下头颅之后，颈中溅出的血水像一束完美的喷泉;让乌玛•瑟曼的每一身“战甲”都在胸前被敌人的血水燃一朵盛开的红莲……无论是刘玉玲身后满天的白雪，还是她受死之后响起那首优美绝伦的《The flower of carnage》，我们在昆汀的电影中体验的更多的是一次消遣，是血淋淋的快感，是“爽”，是“豁 出去”的刹那，那种勃勃升起的生命力。 这完全与个人喜好有关。我喜欢昆汀也许是因为年轻，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场过于复杂、无序、温吞的灰色演，也许是因为与世界最初的短兵相接留下的伤痕……电影既然是用来造梦的，我希望坦能够让人看到极致。生活中我们会爱或很到困扰不堪，拖泥带水，剪不断、理还乱，而当我看着昆汀的电影，发现原来其中的世界可以如此简单，简单的人可以如此快乐，快乐的人可以如此可爱，她们可以在身陷囹圄之时对可恶的警察说:“Do you know what I’m thinking now?”“What?”“Sex!”。他们可以坚强、执著，勇敢地为了给自己的复仇找一把最好的军刀四处奔走，没有金钱的缺乏，警察的通缉，世界成为幻想一样的自由，爱谁就嫁谁，恨谁就杀谁，这正是我们要的而永远无法实现的生活方式。他们之所以说“杀人是纯洁的事情”，是因为现实中的人们用各种伎俩陷害、中伤他们所恨的，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肮脏。由此，我们决不应该抱怨这句话不负责任、纳粹情结，我们作为“电影”观众，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再看“电影”，在做梦。三毛说，如果蒙都成真，那世界将是何种样子,用梦的尺度衡量现实和用理性的尺度衡量梦一样，是极端愚蠢的行为。“故事决不是生活的模拟，故事生活的比喻。”电影编剧大使罗伯特•麦基在他的教科中如实告诫我们。 所以，谴责暴力电影的审查人员和模仿暴力电影的犯罪分子，其 实是同一种人，就是把梦和现实混为一谈的傻瓜。 暴力不是昆汀提倡的，但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宣泄一下的欲望。宣泄不是罪，把宣泄视为最才是一种罪，因为一切最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从最初的溪流受到压抑，而最终积为洪水。而“暴力美学”正是人类释放那些尚未形成的“罪”的最炫、最酷、最有效的方式。 从对日本暴力美学——军刀、武士精神、阴郁情调——的成功演绎，到对日本漫画、甚至日本老武侠电影的戏仿中，可以看到美国好莱坞对世界文化的巨大吸附和溶解能力。从《Titanic》看到美国已经把爱情玩儿转，从《小岛惊魂》看到美国把恐怖玩儿转，从《拯救Nemo》中看到迪斯尼已经把动画玩儿转，从《杀死比尔》看到好莱坞已经把暴力玩儿转……百年的历练形成美国类型电影的强大攻势，说实话我们实在抵挡不了。对不《杀死比尔》，我愿意一遍一遍地重看，在北美过速食文化的俘虏中，在内心压抑的宣泄中，在一片快乐的，不，应该说是忘忧制成的癫狂情绪中，可以重新拾起温吞生活中隐现的勇敢和锐气。 当然不是解忧，而是忘忧。以它聊以忘忧，虽然我们仍旧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