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根据《四洲志》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一书。魏源在《海国 图志》一书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主张利 用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可见，“师夷 长技”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主要目的。 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前,大清王朝沉醉于“天朝王国”之中,只有林则徐等有识之士在鸦片极度泛滥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之时,才在海防前哨作些木排铁链之类的防守 措施,虽然表现出中国人的御侮精神,但由于措施落后笨拙,无济于事。在林则徐的影响下,魏源进而主张对英国侵略者要“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把外流的白银,用来“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2](P420)。魏源还设想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外国侵略者,他认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因为当地群众“服水土”、“熟道路”、“顾身家”。魏源根据当时的实际 情况,还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战略思想。这样做,就会“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以逸待劳,坐收其成。在当时的军备条件下,魏源的设想是有道理的。 魏源的思想言论,给后来洋务派、改良派以很大的影响。魏源之后不久,在中国出现了动作不小的洋务运动。购买仿造洋枪洋炮遍于大江南北,训练筹建新式的海陆军于海疆内地。 这些举动在抵御外侮方面虽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但是绝对不能设想没有这些举动效果会 更好,甚至中国可以免遭侵略。这些举动的实际作用在于使中国开始从落后愚昧中走出,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相接触。从这个宽阔的视野看问题,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价值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冲决了清王朝“夜郎自大”的思想藩篱,看到了西方人的长技,并提出了学习方略 不可否认,大清帝国确有强大无比的时期。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招纳明朝降臣,网罗汉族文人,迅速建立起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很快进入了长达100多年的康乾盛世———疆域辽阔且较为安定,国力强盛且经久不衰,民族团结且生活富足,人们充分享受着“清福”。 这种生活环境滋生了“夜郎自大”的思想情绪。 二、纠正了固步自封的心理病态,主动学习西方人的长技,用以抵御西方侵略； 三、由注重器物的学习,逐步扩展到政治模式、思想文化理念的学习,中西距离拉近了。 中国遭到西方侵略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他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的很明了:“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惟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其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包括六个部分。他也在《海国图志》里魏 源一再强调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夷”:“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外夷惟利是 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魏源认为所谓的制夷对清王朝来说,就是“以守为战”,积极防御,他指出: 制夷的关键就在于利用本地人熟悉地形、水势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置敌人的长处(坚船利炮)为短处(船大笨重),采用火攻和炮击,歼灭敌人。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将他的这些的思想定格在器用上，即物质文明上，但是大家知道世 界的文明史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的精神文明。综观《海国图志》,不可否认,魏源至少认识到西方器用的发达与宗教之间存在很大关系。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鸦片战争期间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加深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思想界 的巨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后来，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求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1．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的背景？ 2．师夷长技以制夷产生了什么的影响？ 一、本案例的教学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介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的背景和及当时产生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 主义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中国继而出现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魏源这样的具 有先见之明的人。本案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更清楚的了解当时中国国 内情况，积极引导学生加深国情认识，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本案例的结构及其思路的建议 本案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的背景；第二部分分析了师 夷长技以制夷产生的影响。 分析思路： 1．师夷长技以制夷时期，当时国内国际上主要矛盾是什么？即所处的历史环境？ 2．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3．通过分析此案例，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的 历史状况之下，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对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什么样 的影响？ 三、本案例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教师将学生分组收集、了解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背景、内容，并在课堂上讨论 其产生了什么后果；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主要地，是要引导学生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411105) 在《海国图志?序》中,魏源明确提出,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P67)可以看出,“师夷”思想的提出表明魏源的 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形势下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学习西方,强国富民,从而更加富有启蒙意蕴和时代色彩了。历史事实也证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在近代中国确实起到了开榛辟莽、启蒙发轫的作用,因此,我们往往都特别注重其积 极意义,而往往忽略其局限性。殊不知,在特定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师 夷长技以制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未突破传统夷夏观的藩篱“夷夏”(华夷)观念在中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和“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 观念,约至春秋时期,“夷夏”开始被赋予文化的意义,“夏”代表正宗、高贵、文 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由此可见,“夷夏”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 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因此,历代统治者以及儒家学者都遵循“严 夷夏防”的原则。这种观念一直贯穿于传统文化,成为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自我 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自明朝开始,随着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夷”的含义由专指少数民族逐渐变成了蔑称西方侵略者的一个概念。也正由于这种夷 夏观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往往盲目地固守中国中心论思想,朝野上下怀抱“四海之 内,天朝为大”的观点,执行闭关主义政策,数千年来,“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也正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夜郎自大,惟我独尊,而把西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乃“大清子民”。即使林则徐这样的开明人士,初到广禁烟时也是认为凭“天朝声威”,足可“慑服夷人”。即使是在鸦片战事紧 急之时,有的人还打肿脸充胖子,讲些“抚之以恩”、“暂事羁縻”一类骗人的鬼话。 不顾中国贫弱的事实,吹嘘清朝“国运方隆”,认为延请外国人教造船 炮技术是“丧失国体”,“反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2](P92)由此观之, 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新思想并夷夏观念害国害民至此,可谓至极矣! 未能挣脱传统夷夏观的束缚,这一点,鄙称西方列强为“夷”就是明证,更别说到处体现“天朝声威”的骄妄的口气。因此,其思想并未能冲破“中国中心论”的网 罗,并未能突破传统夷夏观的藩篱,说得过激一点,只不过在有限程度上冲破禁区 而变顽固势力的“拒夷”、“斥夷”、“非夷”为“师夷”而已。(尽管这一突破、这一转变之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尽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打破了传统夷夏之辩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千年来“用夏变夷”、“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以夷为师,但是,魏源并没有真正走出祖先为他划定的圈子,传统夷夏观的烙印在他身 上清晰可见,在他文章中显露无遗,如同在酱缸浸染过要洗净一样,自然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其“师夷”的根本目的就是“保皇”“保君”呢? 二、“师夷”表面上为了“制夷”，而根本目的则是“保君”“保皇”魏源毕 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导致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国运衰败的症结 在于封建腐朽没落的制度，更不可能认识到要挽救中国命运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 彻底革命。因此，魏源“强国”的思想只是单纯强调国家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 也没有把“师夷”、“制夷”作为与国内的腐朽封建统治相联系的政治问题处理， 而只是作为纯粹的“边事”来看待。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尽管在 当时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实乃抵御外侮的上上之策，也确实在一定 程度上起了反抗侵略的作用,但它毕竟过于单纯地强调国家与侵略者的矛盾,把它定位于纯粹的“边事”看待,从而导致简单的“师夷”即为“制夷”,加上骨髓里不变之“道”,从而完全可以肯定,“师夷长技”不可能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 的。有些文章夸大其辞把其说成是近代第一个现代化,其实,它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P869)他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装备水师,以便抵抗侵略。 上面是从表层上看其目的,很明显,“师夷之长技”就是为了“制夷”,但是,更深层次地看,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保君”、 “保皇”“其不变者道而已”。,[4](P79)当然,二者并不矛盾,“师夷”是为了“制 夷”,“制夷”是为了“保君”。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 帝最大的心患是担心洋人侵华后有无取代皇帝的异谋, 而非外敌的入侵。同样,面对外敌的入侵,统治阶级, 无论是妥协派还是主战派,都有一条共同的纲纪,即保皇保君。作为主战派的魏源同样不出其外,其爱国御侮思想,也只能是与忠君怀主观念紧密相连。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也只会 与闭关锁国殊途同归而已,稍不同的是,闭关锁国是关上国门“夜郎自大”,而“以 夷制夷”顶多是闭关锁国之后在清王朝的国门外增设“师夷”得来的几艘洋船洋 舰、几门洋枪洋炮以镇守国门、安享太平而已。至此,我们不难明白,“师夷”几艘洋船洋舰、几门洋枪洋炮,“塞其害,师其长”,是不能达到“彼且为我富强”目 的的,难怪有人说这无异于“东施效颦”,看来不无道理。 三、“师夷长技”难避“东施效颦”之嫌,表现出急功近利思想“师夷长技以 制夷”,中国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在当时应是很有创意、很有 积极意义的,典型的现学现用、现炒现卖,不失为一种临时的应急之计、权谊之策,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顾当时清王朝“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红楼梦》语)“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瘘木”[4](P137)的具体情况,在一付积贫积弱,“但有死气无生气”的烂摊子上“尽学西方之长技”,自然无异于“东施效颦”,就像那“麻袋绣花,底子太差”,是“绣”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意识尚处于萌发期。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是在战争的剧 痛过程中,从“制夷”的需要去关注时势、寻求新知、“师夷长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性。“师夷长技”虽不失为当时一种应急权宜之计,但明显地它表明了当时国人的急于求成心理,“我有铸造之局,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3](P870)这很符合当时国人之急功近利之心理。魏源仅仅是一位 开明的思想家,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他只关注到对手的表象,只在器物层面上趑趄不前,妄想一口吃成胖子,以为造几艘船舰,造几把火器,便能击退洋人的侵略,便能强国富民,诚如梁启超言:“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 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5](P323)从一定的角度看,也正是由于急功近利,仅仅学习所谓“长技”,使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制夷”效果。如果要说其直接的 现实效果的话,倒有两个值得注意:一是为清王朝的垂死挣扎拖延了时间,可算是起了苟延残喘之功效; 二是“师夷长技以制民”,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仁人志士中,倒是发挥了“制夷”不曾发挥的作用,成批的国人倒在所谓“长技”的洋枪洋炮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对“师夷长技”果的一种绝妙讽刺。不可否认,“师夷长技”确实“师” 了些“长技”诸如制造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等。但除此之外且看还“师”了 些什么?“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3](869)一些官僚士大夫将西洋精器,如钟、表等视为“奇 技淫巧”,但又暗中以之为宝。就是杨芳这样的武将也不免俗,趁赴广东参赞军务之便也欲收购之。[6](P261)真可谓国门未开,苍蝇蚊子早已飞将进来。更值得一 提的是,李鸿章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大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个事实足可说明“东施效颦”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是不可 能成功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的。谭嗣同言,轮船、火车、枪炮等,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7](P32)其言一针见血一语道出了其“东施效颦”的弊病之所在。因此,不 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推翻腐朽的旧制度,而进行所谓“旧瓶装新酒”的救国方案,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的。 四、“师夷长技以制夷”带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特征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 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条约的签订并未惊醒这东方睡狮,相反,统治阶级以为“夷贪我之利”,“外夷惟利是图”列强达到目的后就会相安无事,遂雨过忘雷,安于“万年和约”之后的清闲去了。据佚名的《软尘私议》记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提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8](P529)朝廷上下固守“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念,安享暂时清闲与安宁,只有极少的知识分子发 出抗敌御侮的微弱的呼声,可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也受到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从而导致其抗敌御侮的主张难免囿于空想。作为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魏源并非职业军人,也非军事家,因此,这局限性自然决定了他只能以一个爱国知识分 子的身份提出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从而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难免带上略显粗糙的空想特征。比如说,在虎门外的沙角造火器局,“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之 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3](P869)这就很明显,没有军事常规的知识角度去考虑其安全性、隐蔽性等问题,而犯了兵家之大忌,这就是他缺乏军事常识而凭空设想的体现。另外,魏源还满怀自信地憧憬未来:“尽收外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1](P100)“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1](P103)这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不顾历史现实,难道不是一种善意的值得 称道的主观空想吗?更为甚者,魏源的“师夷”基本上不依赖外国。他说引进外国 先进技术,重在学习自造,“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一二年后,不必仰赖于夷”,[1](P100)真是闭门造车,夜郎自大得有点离谱 了。当然,魏源是那个特殊时代之人,对他求全责备,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如王韬言,“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声”,[9](P315)但是,要想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想变“东海之民”为“西海之民”,其想法虽好,无乃空想乎?综上所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 制夷”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也由此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在这片有着几千年传统思想和文化积淀的特殊土壤 中,简单地“师夷长技以制夷”,简单地移栽资本主义之花是结不出好果实的。事 实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历史主线,但令人可笑的是,国人总带着“夷夏”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西方,总以为“儿子”打“老子”,而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师夷”所谓“长技”,也一贯是“先生”打“学生”,正如余杰所言,我们想“以夷制夷”,却总是“为夷所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