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经济周期——后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比较

货币与经济周期——后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比较 货币与经济周期 ——后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比较 一 引言:金融危机引发的理论反思 当前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笼罩在新的大萧条阴影之中。危机往往引发经济思想的反思和理论的重大变革。对于当前危机的理论反思尚在进行之中，人们对危机产生的直接和表层因素的认识较为一致，而对于更深层次的根源探究和应对措施方面则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对金融危机直接动因的认识包括这样一些观点。?首先，在有效监管缺失的条件下，过度的金融投机导致了金融泡沫，当前危机是金融道德风险显现和泡沫破灭的过程。其次，近年来，尤其是2000年以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人们对于上述观点的意见较为统一，然而对于当前危机的根源所在以及以何种经济理念应对则发生了激烈辩论。?对于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人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这场危机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现在正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好时机。 将金融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失简单，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结构和秩序的失衡等原因可能是美联储错误利率政策的根源。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持的学术立场难以清晰界定(王宇，2006)，他自称其观点为“建设性歧义”，他一贯采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似乎符合现代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调控思路，然而同时他又被某些人视为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决策者(Garrison，2006)。因此，对当前危机的反思不能简单化地将其归咎于自由主义或者国家干预主义。事实 上，主流经济思想之中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两方面都对实际经济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前的危机反映了主流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少数派对于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独到观点开始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后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是在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两个非主流学派。后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在危机之后得到重视，“明斯基时刻”已经成为华尔街流行语。奥地利学派学者对当前危机的准确预测也促使人们正视其经济周期理论。? 后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都对于当前危机具有一定解释力，并且都对主流理论和方法持批判态度。这两个学派都被视为观点较为极端的非主流理论流派，并且两者的政策主张几乎是截然对立的——前者主张政府干预，而后者则是自由主义的强烈支持者。然而经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本文比较了后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周期货币方面的思想和方法后发现，这两个学派有着重要的理论共识。瑞典学派维克塞尔(Wicksell)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对这两个学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主流思想相比，两个学派强调了一些共同的理论主，包括“不确定性与预期”、“历史时间”以及“货币内生”等，反对静态均衡分析、主张动态分析方法是两个学派的方法论上的共识。另一方面，通过更为深入地比较和分析上述共识，可以看到两个学派在这些共识之中仍然存在着重要分歧;这突出地体现在两者方法论基础上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等认识的不同，并导致了双方最终结论的对立。 二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Post Keynesian)是一个“异质的组合”(哈考特，1987)，它包括了多种研究方法或分支。后凯恩斯学派将自己视为凯恩斯真正的继承和发扬者，反对主流尤其是以IS-LM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思想的理解和发展。该学派的分支大致包括:以强调不确定性为凯恩斯思想核心的“原教旨凯恩斯主义”(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有琼?罗宾逊、沙克尔等人;以价值和分配理论及有效需求原理为重心的“新李嘉图主义”，又被称为剩余学派或斯拉法主义、后卡莱茨基学派等;以货币和投资为关注焦点的后凯恩斯货币学派，包括卡尔多、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奇克等。这种分类并不绝对，各分支往往有着相互融合的方面(布赖恩?斯诺登，1998;樊苗江、柳欣，2006)。 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对主流新古典的批判立场上较为一致，但在对凯恩斯的理论重建与扩展思路上则存在多种复杂的路线，包括从有效需求与增长、收入分配与通货膨胀到不确定性与货币金融等关系的研究主线。本文将着重于后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与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思路与奥地利学派展开比较分析。在本节中，首先将比较凯恩斯基本理论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差异，并介绍后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模型的发展和对新古典综合模型的批评。其次，分析后凯恩斯模型之中显示的理论核心即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货币内生等主题。 (一)凯恩斯理论的模型化及后凯恩斯经济学对它的发展 自从凯恩斯革命以来，货币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可。凯恩斯打破了古典经济思想之中“货币中性”的神话，货币得以以“生产的货币”的 名目进入到实际经济分析之中。希克斯对凯恩斯的货币利率理论进行了模型化(Hicks，1937)。作为比较，希克斯将古典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等式: 与之相对照，希克斯归纳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模型则为如下系列等式: 凯恩斯简单模型的含义是:货币需求M由流动性偏好函数L中的利率i决定;储蓄则只与收入相关，从而利率不再由投资和储蓄共同决定，货币需求也与收入水平失去联系。据此凯恩斯认为投资的提高所导致的利率上升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来抵消，并且低利率有利于增加投资并增加收入和就业。 希克斯接受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的分析框架，但对其与古典理论进行了折中。他认为利率与货币关系之中除了投机动机之外，也必须重视交易动机，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函数之中加入收入变量;其次，投资函数之中也加入了收入的影响;最后，对于储蓄函数，希克斯采用了古典学派的观点，认为储蓄和利率直接相关。因此希克斯得出其综合模型如下: 希克斯正是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得出了正统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模型IS-LM模型，并以其包容了古典学派和凯恩斯的观点，从而使其成为更为一般化的理论。然而在后凯恩斯学者看来(琼?罗宾逊，1973;明斯基，1975)，希克斯的模型是对凯恩斯思想的篡改，在利率决定中引入生产力和节约等 古典因素，使得其“通过一扇后门”溜进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之中。即使是希克斯对凯恩斯理论简化的最原始模型，也仍然忽略了凯恩斯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如真正的不确定性和预期等。与利率相关的投资函数，掩盖了凯恩斯对于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对投资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也未反映出货币供给对投资而言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的分析。凯恩斯说过:“如果……我们认为货币是一种饮料，可以刺激经济体系，促其活动，则我们必须牢记，在此饮料发生作用之前，还有几重难关。”?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凯恩斯所说的难关包括了:首先，是货币流动性与货币贷款利率之间的联系问题;其次，还有货币贷款利率与未来收益流之间的联系;最后，由于长期预期发生变化，未来收益发生变动的可能(Minsky，1975)。由此，货币与投资的关系并不如同希克斯所简化的等式那样简单。 不满于希克斯对凯恩斯投资与利率关系的简化，明斯基(Minsky，1975)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型来“精确地解释凯恩斯的投资理论”。该模型形式如下: 明斯基认为凯恩斯没有明确建立起一个繁荣和萧条的理论，也没有说明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内生增长。因此，他在基于上述凯恩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其包含企业负债结构的金融不稳定理论模型。该模型与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是一致的。 图1 明斯基的投资、融资与风险分析 明斯基利用“借款人风险”和“贷款人风险”这两个凯恩斯提出的概念，把根本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关系的中心作用联系在了一起，并把它们看做投资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他认为投资水平取决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的相互作用。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由购买价格与融资成本两部分构成。购买价格来自当前产出的价格体系，因为资本资产是当前产出的一部分。融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利率和各种费用)和隐性成本(贷款人监督的增加)。随着投资水平的上升，贷款人会觉察到贷款的风险，也就是凯恩斯所谓的“贷款人风险”增加，并要求这种高风险得到补偿，因此融资成本上升，这时供给价格线向上倾斜。与供给价格不同，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主要来自资产价格体系，其主要决定因素是预期利润的贴现值。企业投资的扩大所需资产来源包括企业内部和外部融资两个部分。只要资本资产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外部融资取得的，需求价格中就必然包括一个补偿凯恩斯所谓的“借款人风险”的数额。投资所需的外部融资越多，借款人的支付承诺就越高，因此借款人的风险也就越大，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也就越低。正是凯恩斯的借款人和贷款人风险决定了图1之中资产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曲线的虚线部分的弯折。只有当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时，投资才会发生，而投资水平由需求价格线与供给价格线的交点决定，即由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决定。借款人和贷款人预期的改变使需求线和供给线发生移动，乐观的预期使需求和供给增加，悲观预期的影响则相反(反映在图1 中即从以及相反的变化)。 图2 借方风险和债务紧缩 图3 供给价格大于需求价格 凯恩斯区分了投机者与企业家:“投机一词代表了预测市场心理这种活动，而企业家一词代表了预测资产在其整个寿命之中未来收益这种活动。”?明斯基则进一步对投机和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将经济中的融资行为分为三类:对冲型(Hedge)、投机型(Speculative)和庞齐型(Ponzi)。对冲型融资者能够通过现金流入偿还债务;投机型融资者的现金流出有时会超过现金流入，因而需要发新债来填补缺口;庞齐融资者的现金支付总是超过其现金流入，只有不断增加新债务或出售资产来满足债务承诺。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取决于这三种融资活动所占的比重。如果套期保值活动占支配地位，经济便可能保持自我均衡的特征，如果投机型融资活动和庞齐融资活动占 的比重越大，那么金融体系就越脆弱，小的冲击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明斯基认为在投机行为占据的市场上，悲观和谨慎预期使得企业卖出资产用于还债，这就导致资产价格下挫，从而引发债务—紧缩危机。这一过程表现于图2和图3。图2中，资本资产价格即需求价格由准租金市场资本化而获得，也就是资本稀缺导致的剩余，此需求价格大于资本供给价格，但借方风险过大，以至于内部资金也未全部用于投资。图3之中资本资产的市场价格低于供给价格，此时所有的内部资金都将用于偿还债务，投资数量将为零。这样的债务通缩危机导致的结果就是失业和经济萧条。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将经济波动归咎于金融的不稳定性，而金融的不稳定性是内在于不确定性条件下借款人和贷款人风险的波动。如同前面所分析的，其模型中资产需求价格在根本上取决于未来的收益，而这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和不确定性。因此，明斯基的模型典型地代表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之中对根本的不确定性重视的核心观点。另一方面，明斯基的模型与主流经济学有着形式上的相似，然而经济波动的根源仍然是外生的不确定性。在他的模型之中，不确定性本身只能以资本资产需求价格函数“不稳定的”事实来进行描述，明斯基对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模型化的尝试，一方面将问题导引到了不确定性问题的实质上，另一方面仍未能将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完整清晰地表达。这正好反映了主流形式化模型分析对于此问题的局限。 (二)不确定性与历史时间 按照后凯恩斯主义者的看法，强调不确定性与历史时间是该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凯恩斯本人思想真正的核心所在(布赖恩?斯诺登， 1998)。从凯恩斯到后凯恩斯主义者，对于不确定性问题的核心观点与奈特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相区别，以概率对不确定性进行度量经常是一种过度的甚至是错误的简化。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历史时间的观点则是与逻辑时间观点相比较产生的，强调过程的不可逆，而逻辑时间则具有如经典物理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称性。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表现于历史时间过程之中，而不是逻辑时间之中。因此不确定性与历史时间观念对于后凯恩斯主义而言是紧密相连的，两者都构成了后凯恩斯对于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挑战的理论基础。 概率是作为度量不确定性问题而出现的，凯恩斯于1921年发表的《概率论》展示了他从哲学与数学的角度对于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凯恩斯(1921[2004])把概率看做是两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一种客观的信念，强调作为一种逻辑关系的概率所具有的客观性，同时发展了与客观概率相联系的主观认知理论。凯恩斯的概率观点主要是反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频率学派对概率含义的阐释。频率学派的概率理论不需要一个先验的命题作为基础，而仅仅依靠经验和观察到的现象来决定一个概率值。与此同时，凯恩斯反对完全主观的概率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概率，现实中的随机性仅仅是由于我们的信息和知识的不完备导致的认知问题，也就是说，概率无非是表现了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在承认客观概率的前提下，凯恩斯也认识到确定性概率的程度是由作出判断的个人经验或知识而定的，并不是由所考虑环境的固有特征决定的，在这种程度上，概率可以被称作是主观的。 凯恩斯在不否认概率的客观性的基础之上，仍然坚持了概率的主观解 释，而主观信念无法数量化度量，只能进行比较，其核心是概率不能被限制为一种可度量函数的定义。这构成了凯恩斯对于经济社会不确定性观察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即不确定性与预期密切相关，并且对未来知识的缺乏不能归纳为一个数学概率问题。凯恩斯对于不确定性的思考与奈特(1921)不确定性的观点有相当的一致性。奈特严格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认为风险是一种可以度量的不确定性，是可以衡量的变化;而不确定性则是一种无法度量的风险，是不可衡量的变化。凯恩斯在随后的《通论》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不确定性观点，并且他进一步将不确定性与预期联系起来:“我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使用不确定性这个词的，即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二十年后的钢价和利率，或者某种新发明将在什么时候过时是不确定的……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科学基础可借以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我们干脆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凯恩斯认为“在这种意义上，轮盘赌游戏并不具有什么不确定性”。? 基于这样的观点，凯恩斯把经济系统看做是一个拥有未来不确定性的过程，而不确定性正是凯恩斯革命之中所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首先，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也就是储蓄递增的过程，是以对不确定的未来的脆弱预期为基础的。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迫使人们为了遥远的未来而积累财富，而在一个完全确定的世界中不存在不测之需，因而也不会出于预防动机而贮存财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的存在，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实质上是消费不足，以及其引致的投资不足。其次，对于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财富而言，除了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导致的谨慎动机之外，还存 在着对预期实际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投机动机。这就构成了人们持有现金的所谓流动性偏好。非货币资产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当中都可能遭遇损失，而只有以货币形式保存财富，才会因便于保存和易于转手等流动性特点，使财富持有人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时，“可以推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以避免无法预料的损失。最后，对于资本边际效率，凯恩斯说:“我之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取决于现期供给价格和预期收益，但供给价格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来，这样，投资就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然而，预期收益是以企业家对于未来市场前景的现有知识估算出来的，缺乏可靠基础，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在凯恩斯的心目中，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大多是“依据油然而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根据数学期望来决定的”，他相信“急于行动而不是无所作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创造精神的产物”，因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冲动”和“热情”往往决定着投资的变化。 这三个都根源于不确定性的心理规律决定了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思想。有效需求不足在于消费和投资的不足，其根本原因都在于面对不确定性的人们心理预期。而由于流动性偏好，货币中性的假设不再成立，货币因素成为决定经济产出的重要原因。 后凯恩斯主义者(斯蒂芬?罗西斯，1991;贾根良、马国旺，2004、2005)认为，不确定性是与历史时间紧密结合的，不确定性只有在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之中才有意义，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的历史时间观念是与新古典均衡分析中所使用的逻辑时间观念相对的。在新古典的均衡分析之 中，时间往往是不存在的，或者如同物理学分析中的时间变量具有可逆性质。如通常的均衡分析中，均衡状态往往是瞬间达成的，经济复杂的动态过程被忽视或者被简化为时间变量的函数。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新古典综合派的均衡分析方法是对于凯恩斯思想的扭曲，他们用均衡方法建立的模型虽然能够得出唯一确定的解，但是这种逻辑不可能解答现实世界的各种经济问题。因为现实世界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它总是处在趋于均衡与背离均衡的反复不断的波动之中，均衡状态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虚构的一种情形，并非经济现实本身。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现实世界的真正特性是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为了解释经济现实本身，必须采用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传统经济理论进行了一次思维范式的革命，即从个体最优化决策的思维定式向不确定性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变。正如罗宾逊(1973)所指出的:“从理论方面来说，革命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 (三)后凯恩斯主义货币观点 后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了凯恩斯对于货币中性论的批判，主张“生产的货币理论”，也就是强调了货币对于经济运行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并且形成了以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货币学派。后凯恩斯货币学派一方面强调凯恩斯货币理论与不确定性等主题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发展了货币供给的内生理论，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部分的修正。 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赛尔(Wicksell，1898)较早将经济周期与货币联系起 来进行分析，通常被视为凯恩斯革命的先驱。维克赛尔的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包括其在对旧货币数量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自然利率假说与累积过程理论，他区分了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认为自然利率是资本的实物边际生产率，而货币利率则是金融货币市场上的利率。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可能存在的不均衡会导致投资的变化，经过资本品需求、资本品价格、消费品需求、消费品价格等一系列传导累积过程，引发经济波动，并形成新的均衡。 凯恩斯(1936[1999])继承了维克赛尔将货币引入到总量经济分析的方法，以利率作为实际经济与货币经济的中介环节。与维克赛尔不同的是，他用资本边际效率代替了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加入了预期，同时创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将目光从可贷基金市场转移到货币市场，掐断了储蓄、投资与利率之间的直接联系，而使得收入与利率直接相连。凯恩斯由此得出了社会总产量决定的生产货币理论。维克赛尔的货币理论对货币中性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货币只有在银行利率和自然利率相等时才是中性的，否则经济就会发生累积性扩张或者收缩，货币就不是中性的。凯恩斯继承了维克赛尔对货币中性的批判思想。 凯恩斯的货币观点被后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发展深化，尤其是将货币与不确定性主题紧密联系起来。戴维森(1980)强调了时间导向与市场中现货与期货交易的货币合同的重要性，进一步将货币工资置于价格水平的决定因素地位，同时也使其成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决定力量。凯恩斯已经指出过，货币的重要性实质来源于它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而后凯恩斯学者则补充认为，货币重要还因为它是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戴维森认为， 正是货币的灵活性升水的作用使得工资以货币形式而不是其他商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本身是对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对。而且，货币工资相对稳定的事实，为货币经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远期交货和支付合同的存在提供了黏性价格水平的基础，货币工资率的变化决定了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的变化，与利润导向的企业家所愿意进行的货币生产相联系。因此，“在这种经济里，时间导向的货币合同(尤其是雇佣劳动)对生产活动的组织是一种基础”。罗西斯(1991)也认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强调远期合同的作用，这种合同是对付不确定的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预期所固有的易变性，资本主义发展了一种限制生产领域内与事前决策相联系的事后意外的方法，“正是资本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造就了货币的特殊属性”(罗西斯，1991，第18页)。 后凯恩斯货币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货币的内生供给。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假定货币供应量是央行外生决定和控制的，在凯恩斯的货币思想之中也以此为前提条件。后凯恩斯主义者则继承了维克赛尔货币思想中的货币内生供给成分，认为货币供给“调整自身以符合商业要求”?。 传统的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没有考虑到银行贷款在货币供给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强调银行贷款对货币供给有因果作用。在其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中，传统的存款创造贷款的观点被逆转过来，成为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后凯恩斯内生货币理论主要有两类观点:适应性内生和结构性内生。前者认为贷款供给曲线是水平的，银行贷款的水平是由贷款需求决定的，中央银行必须适应储备的需要;与此相对，结构性内生供给的观点认为，总贷款供给曲线是正向倾斜的，银行贷款的数量和价格反映了同时考 虑贷款需求和供给，供给曲线的斜率受中央银行政策的重要影响。两种理论的不同点在于额外的银行贷款对货币供给的最终影响和总贷款供给曲线的斜率。 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并不能单独表明货币理论的基础，虽然强调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但并不否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此意义上，后凯恩斯主义仍然保持了凯恩斯思想传统。然而，货币内生供给理论从另一方面构成了对凯恩斯的挑战。凯恩斯理论的基础假设之一就是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在此条件之下，流动性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才能对利率乃至投资产生决定性影响;而放弃了外生条件，则流动性偏好在投资之中的作用开始显得模糊。货币内生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凯恩斯思想之中根本的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所起作用的看法，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与投资的分析逻辑。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一些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观点。这一点与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和瑞典学派一致。在哈耶克的自由银行制度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中的货币供给也具有内生的性质，但它们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对立的。 三 奥地利学派货币周期理论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周期思想为代表。奥地利学派有着以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为标志、强调市场过程的独特经济学方法论，其经济周期理论是这一方法论的直接应用。奥地利学派在对不确定性、预期与知识等主题的关注以及对主流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态度上与后凯恩斯学派有着相近之处。作为比较，本节首先介绍现代奥地利 学派学者Garrison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周期理论所作简化模型的解释，然后讨论奥地利学派货币周期理论的几个要点。 (一)米塞斯—哈耶克周期模型 米塞斯(Mises，1940)将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与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其商业周期理论。他以时间偏好决定的利率作为自然利率，认为政府控制商业银行造成膨胀性货币扩张，从而使得市场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者时间偏好水平。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更多资金投资于更为“遥远”的生产，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人们的时间偏好并没有发生改变，从而投资品与消费品的配置失调，错误的投资陷入崩溃在所难免。这种货币到利率及投资的传导过程具有一定的时滞，因而经济会首先经历膨胀性繁荣，然后终将接受衰退或者萧条以对“过度投资”或者“错误投资”进行调整。哈耶克以更为形象的方式表述了奥地利学派利率变化与资本结构调整关系的思想，这就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时所常用的三角形图形，通常被称为“哈耶克三角”(Hayek，1935、1941)。哈耶克货币周期理论的核心与米塞斯基本一致，差别是米塞斯的先验认识论以纯时间偏好代替了庞巴维克的利率时间偏好和生产力的二元解释，而哈耶克则在主观主义立场上重视实际生产过程，将个体的主观决定与实体资本之间的相互协调联系起来。 图4 哈耶克三角 如图4所示，哈耶克三角形中的两条直角边分别为生产时间和消费，水平边代表生产过程的阶段，垂直边是以货币计算的消费品价值。奥地利学 派将投资视为资源在一个需要消耗时间的生产过程之中的配置，因此斜边揭示了人们将资源在消费和投资之间配置的权衡关系，也就是消费的时间偏好。哈耶克假设生产由若干阶段组成，与现实中的产业对照来看。采掘业、冶炼业、制造业、批发商、零售商等从左到右依次排列在表示生产时间阶段的水平边上，反映了不同产业与最终消费的距离。 假设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哈耶克三角会随人们的消费时间偏好改变而改变。假设人们时间偏好下降，也就是对现期消费需求下降，而偏好将来的消费，从而消费减少，储蓄上升，并且投资增加。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投资增加的关键不仅仅反映在数量上，而是改变了生产的时间结构。如图中虚线所显示，时间偏好下降表现为斜边顺时针旋转，现期最终消费减少了，资源被配置到距离消费更远的生产阶段中，或者是更加迂回的生产方式被创造出来。哈耶克三角中的斜率与时间偏好、利率相对应，低的利率和时间偏好意味着人们更节约或者是在时间上更偏好未来。由此，哈耶克将利率变动与资本结构调整联系起来。在真实的时间偏好改变的条件下，最终消费的减少是暂时现象，更迂回的生产过程最终将扩大消费，消费、生产和时间偏好将形成更高消费水平、不同斜率的哈耶克三角均衡。然而，如果不是真实的时间偏好变化，而是人为地增加货币供给改变利率水平，则这个动态过程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人为扭曲利率将破坏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时际均衡，经济波动将不可避免。Garrison(2001)将这个过程用更接近主流形式的模型表达出来。 图5 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模型(Garrison，2001) 在Garrison的模型解释中，资本市场投资的需求与供给决定利率水平均衡点R，投资和消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均衡点Q，和哈耶克三角中真实的时间偏好的斜率相互对应。当货币当局通过增发货币ΔM人为降低利率水平，使得资本市场形成新的均衡点R'，此时会产生两种资源配置的偏差。其一是利率水平的降低促使投资水平的提高，与自然利率均衡水平相比，形成过度投资;其二是名义收入的上升和投资增加也将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即过度消费。两种错误的资源配置使得经济超越了原来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均衡点Q，而向外部新的均衡点Q'扩展。资源在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的错误同时发生，而用静态均衡的观点来看是不会发生的。奥地利学派考虑的是动态过程，这两种错误的发生包含了事前—事后的时间过程和预期决策。以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错误的投资和消费过程有相当部分将永远无法实现，这体现在哈耶克三角中的斜率的扭曲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发生。货币供给的人为扰动将使得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然而这种变 化不是以真实的时间偏好为依据的，错误的投资和消费扩大终将缺乏实际资源的支持，因而必然从Q'点向内收缩，并且会产生过度的紧缩，或者说次生紧缩(Secondary contraction)，经济倒退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之内。这种萧条过程也是对上述错误进行清理的过程，在无外部干扰的情况之下，经济将恢复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但若政府加强干预则只能阻挠清理过程，使得衰退的程度加深，恢复过程更为漫长。这就是米塞斯—哈耶克货币经济周期的基本逻辑。 通过Garrison的简化模型可以看到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和累积过程理论对奥地利学派货币周期模型的影响。米塞斯—哈耶克模型本质上也是一个货币均衡模型，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货币供给的人为扰动，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对投资和消费产生了类似维克赛尔所论述的累积过程的作用。Garrison模型中的哈耶克三角部分地体现了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动态特性，并且正是这种模型中体现出来的与正统模型无法完全对应的部分，显示了奥地利学派与主流静态模型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异。但是，奥地利学派强调错误投资而不是过度投资，重视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价格总体水平的变动，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在模型之中并未得到清晰的表达。因此，要更为深入理解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有必要从该学派更为基础的方法论和与之相关的理论要点进行考察。 (二)货币与资本的时间结构 米塞斯—哈耶克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资本理论。奥地利学派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出发，论述了货币的起源和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形成了包含时间偏好和结构的资本理论。从该学派 创始人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这些思想就蕴涵了对时间、不确定性等主题的重视，与主流新古典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与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的观点近似。由于共同借鉴维克赛尔的货币理论基础，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对货币的传导作用的观点比较接近。然而在资本理论上，两者有较大的差异。凯恩斯注重投资的资本总量分析，而奥地利学派则强调资本结构的作用，尤其是时间维度在其中的作用。 对时间和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视，从门格尔开始就持续出现在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资本理论分析之中。门格尔认为货币起源于人们对“扩大现有交易机会可以带来经济利得”的认识加深的演化过程，而货币的“被动而无规律”性质是人们需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主要原因(王军，2004)。正是在时间过程之中，人们必须持有货币，以避免应对不规则又无法预测的现金收受情况，也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预期。当对交易的考虑范围由商品扩大到投资计划后，货币与投资就紧密联系起来。投资支出是交易性货币需求的重要内容，企业家从计划投资到完成商品交货需要时间，在这段期间内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因此货币需求与投资计划是并生的经济行为，没有投资计划就不需要货币，而废弃货币的社会也无法推动投资计划。庞巴维克(Blaug，1997)研究了利息的来源，并提出了迂回生产论。庞巴维克认为利息有三种来源，包括现在与未来的供需差异、低估未来和生产力，其中前两个与“时间偏好”概念相关，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实现其欲望和目标，因为同等价值的现货比期货要值钱，若要使得期货与现货相当，则必须加上利息或利润。从这个角度，庞巴维克指出资本货物不仅仅是所谓“凝固的劳动”，也是“凝固的时间”。由此，庞巴维克认为资本具有某种结构， 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网络，使得生产迂回程度加深。投资计划是企业投资过程的灵魂，投资计划所存在的时间维度，也就存在于奥地利学派所谓的资本结构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资本理论在时间维度方面的洞见，是不同于其他学派的。 奥地利学派资本异质性的观点被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继承，并且有所修正，这反映在米塞斯对利息的观点和哈耶克与奈特关于资本的争论之中(朱海就，2009;帅勇，2005)。庞巴维克对利息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他既把利息看做时间偏好的产物，又把它看成迂回生产提高产出的结果。庞巴维克认为，在生产力理论方面，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平均生产时期延长到边际时，在边际点上所决定的产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重视其中生产力和平均生产时期的方面，而时间偏好方面则被忽视了，由此导致了从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现代奥地利学派强烈反对的资本总量分析。米塞斯坚持“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他认为利息的唯一来源就是人们在时间上偏好当前消费，而与生产力没有关系。庞巴维克对平均生产时期的理解意味着资本里“凝固的”和过去的时间，而米塞斯的时间偏好则意味着只包含当前与未来的比较，不包括过去了的时间，这就使得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预期的重要性得以显现。米塞斯(Mises，1949，第264页)认为:“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的总体只不过是千百种不同种类物品的物质数量的罗列。对于行动来说，这个货物清单是无用的……不涉及改善人类福利的努力所提出的问题。”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与奈特的争论之中也批评奈特对资本的错误认识，即奈特的资本基金论与片面强调平均生产时期的理论相关。在哈耶克看来，资本的 时期结构不是单维度的，抽象地以“平均”处理计算资本总量去描述复杂的投资是不现实且没有意义的。现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柯兹纳和拉赫曼等人强化了这种加入前瞻预期的资本异质性观点，“不仅仅因为物质上的异质，更因为赋予这些物品的目的的多样性”(11)。拉赫曼(1976)认为，企业依据其涉及现在和未来的预期对资本组合作出决策，资本具有替代和互补性且受技术和市场约束，资本组合在其中随着信息流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度量资本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12)。 奥地利学派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与时间相关联，其后经与新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的企业家理论和知识论相结合，到现代奥地利学派柯兹纳、拉赫曼等人的市场过程和资本异质性观点，资本理论与不确定性的关联更为紧密。 (三)价格的信息功能和知识论 Garrison模型中不能全面反映奥地利学派对于价格功能、市场过程以及知识论的认识，而这些内容是考察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在与凯恩斯、后凯恩斯的理论比较之中所无法忽视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结构理论和其时间及不确定性观点紧密相关，突出地表现在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对于市场竞争过程的论述之中。 价格由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决定，同时也向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最关键的信息——即消费者对商品估价的变化和替代资源的相对缺乏程度。奥地利学派认为虽然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价格体系的信号功能及其重要性，但是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区别。理论家们从概念上很容易就可以区别出实际价格变化和由货币因素引起的名义价格的变化。但 是一般的参与者很难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对一些实际因素并不了解;实际上他们只能通过观察名义价格的变动来发掘这些实际因素。由此奥地利学派得出结论:价格信号提供了经济和谐的基础，操纵货币体系导致的价格信号的扭曲是经济不协调的根本原因。 奥地利学派对于价格、信息和知识的观点主要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之中。米塞斯(1920，1922)首先提出了经济核算问题，强调了市场价格在生产决策中的关键作用。米塞斯对于价格和竞争的论述不断深化后，经哈耶克、柯兹纳等人发展完善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哈耶克(1978)提出了独特的知识论观点，对米塞斯的思想进行了发展，此后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证就是以知识的分散性为基础的。哈耶克把所有的知识分为两类，即某一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知识(包括各种市场信息)和科学知识(对经济体系运作的理解，即关于经济结构的知识)。第二类知识是完整的、理性的，如果人们普遍拥有了第二类知识，那么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他们就能够正确理解价格体系所传递的信息，价格信号的扭曲就不会出现，也就不会有经济波动。但是普通的市场参与者拥有的是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知识。他认为个人对第一类知识(即消费者的偏好、资源和技术的可得性等)的掌握是极度不完整的，它们潜藏于每一个人的大脑之中，不可能被单个市场参与者获得。正是由于这种分散性使得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去预知未来，他们只能根据局部市场的不充分信息去行动。因而货币因素引起的名义价格的扭曲会使信息不充分的人们对实际的经济结构产生错误的理解，从而导致经济波动。 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和过程理论实质上表达的是他们对于不确定性、时间 以及预期的观点。主观的、分散的知识论表明了信息和知识的不完备，这种不完备条件下的预期本身就可以视为经济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并且是无法克服的。在不确定的经济运行过程之中，预期与决策不断调整，这正是真实的历史时间进程，而不是瞬间达成的均衡状态。如果将均衡理解为在每一时刻都有一个潜在的均衡状态的话，那么每一时刻这种潜在的均衡也立即被人的行动所打破。因此，均衡的设想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那里还是勉强可以接纳，而到了拉赫曼，则干脆完全否定，“永不均衡”。现代奥地利学派学者(O'Driscoll and Rizzo，1985)以“时间和无知”作为该学派研究范式的主题总结，鲜明地显示了时间、不确定性与预期等观点在其经济理论体系之中的基础地位。 四 两学派的理论共识与分歧 比较后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可以发现，这两个非主流的学派所关注的理论主题和分析方法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瑞典学派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和自然利率假说是两学派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共同的理论来源之一。对不确定性、历史时间、预期与知识等主题的共同关注也导致了双方对主流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论批判的一致立场。另一方面，相似的分析方法对同样的主题的研究却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从两个学派理论共识进行比较有益于理解双方的分歧所在。 (一)货币与经济周期 货币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影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后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都接受了维克赛尔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批判，并将货币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的思想。这种强调货币重要性的思想传统基本为主流经济学所接 受，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正统和新凯恩斯主义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仍然试图回归到传统的货币中性设想之中。 奥地利学派与维克赛尔的思想较为一致，他们完全接受了维克赛尔对于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的分析，其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基本上是对维克赛尔累积过程核心思想的发展和深化，而货币利率的均衡、货币的内生供给等观点也被容纳到奥地利学派学说之中。奥地利学派以其时间偏好理论对自然利率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如果不能说是继承关系的话，至少两者是不矛盾的。事实上，维克赛尔本人也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他甚至在维也纳听过门格尔的讲课。由此不难理解，现代奥地利学派学者(Rothbard，1973)甚至直接把维克赛尔视为“瑞典的奥地利学派学者”。 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无疑也闪映着维克赛尔思想的影子。正如米尔达尔说，“凯恩斯革命主要是一个盎格鲁—美利坚现象……对在维克赛尔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我辈瑞典学者而言，凯恩斯的著作可以说是沿着与之相似的思路作出了贡献，但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革命性的突破。”(13)然而，与奥地利学派相比较，凯恩斯对维克赛尔的思想发展却有着更多的批判成分。凯恩斯基本上否认了自然利率的假设，至少认为其对于经济分析没有实际价值。凯恩斯继承的方面包括突破传统货币中性观点，重视货币在实际经济中的作用，并且研究货币影响经济的机制等，而其革命的方面则在于凯恩斯从现实之中发现了广泛的不均衡以及持续失业的存在，由此引发了他对有效需求失灵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维克赛尔的思想接近于传统自由主义，充分就业是其隐含前提。传统自由市场自动均衡的观点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因而凯恩斯借鉴了维克赛尔的分析方法和观点，但致力于寻找经济 非均衡的机制，由此更加强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经济不稳定和非均衡，并创造性地提出流动性偏好的理论设想来修正维克赛尔的原有货币机制。后凯恩斯主义者自信自己坚持了凯恩斯这种对维克赛尔思想的扬弃，紧扣不确定性与预期、历史时间等主题进行研究，并对正统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思想引入到静态均衡的主流范式之中加以批判。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将凯恩斯的货币利率思想深化扩展到金融领域，同时在货币内生供给方面，则实际上深化了维克赛尔的思想，并对凯恩斯货币外生的假设作出了修正。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非中性的观点在后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之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货币非中性的根源在于政府控制的央行对货币的干扰。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商业周期完全是针对现实之中的法币系统而作出的分析。如果没有这种国家对货币发行的独家垄断，货币实质上是中性的。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避免这种对货币均衡人为干扰的方法就是消除国家对于货币发行的垄断，米塞斯主张坚持金本位制度，而哈耶克则开始支持金本位，后期则寄希望于建立竞争的商业货币机制。哈耶克晚年的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Hayek，1976[2007])系统地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思考。哈耶克要求的货币中性必须具有不干扰相对价格的性质，而“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中性货币是虚构的。然而竞争性的货币制度有可能迅速矫正其不可避免的错误。 维克赛尔对货币中性的批评的历史背景是货币的金本位制度和私人商业银行控制的信用体系，当时尚不存在国家滥用法币的情况。因此奥地利 学派实质上的货币中性对维克赛尔的非中性观构成了一定的矛盾，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则坚持了维克赛尔的非中性思想，坚持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无论是在非国家控制或国家垄断条件下都非常重大，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而问题不是政府对货币是否要控制，而是如何能够更好地控制。 (二)不确定性、历史时间与预期 对不确定性、历史时间与预期等主题的关注是后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的共同之处。后凯恩斯主义者将这些主题视为凯恩斯革命的核心观点，而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主观主义、时间偏好和资本生产的时间结构、分散知识等主题与上述后凯恩斯主义主题构成了实质上的近似。两个学派都认同根本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区别，并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和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方法之中的关键地位，并由此构成了对主流新古典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不确定性虽然在两个学派的理论当中都居重要地位，然而在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中并未出现不确定性的解释，而是强调了政府干预的货币对相对价格的扭曲和投资的时际均衡的破坏作用;在凯恩斯—后凯恩斯主义的周期理论当中，不确定性则成为了经济波动实质上的“第一推动力”。 凯恩斯与奈特一样认识到了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差异，以及主流分析方法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局限。然而，凯恩斯以其总量分析的思路，忽视了实际经济运行中微观层次上对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方法的分析，而将不确定性视为不可捉摸、完全的外生因素。后凯恩斯主义继承了这样的思想，一方面重视不确定性在经济波动中原动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消极地忽视对不确定性微观机制的研究，而片面强调以政府干预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对比，奥地利学派同样视不确定性为重大主题， 但更为积极地从主观预期、价格机制、知识论等方面力求细致而全面地把握不确定性。接受过凯恩斯和哈耶克两方面经济思想熏陶的英国经济学家沙克尔(Schakle)显示了两个学派思想的交集。后凯恩斯主义者和现代奥地利学派往往都将沙克尔视为自己学术阵营的一员，然而从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看，沙克尔的思路显然要与奥地利学派更为一致。 沙克尔(1955、1958)以外在时间和内在时间表达了主观主义的时间思想。他认为外在的时间即数学的时间，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在方程式之中的时间作为一个变量出现，各个时点被视为同一变量的无性质差异的取值。而内在时间的维度则是从个人主观角度出发，各个时点是不具有比较性的。个人能够体验的只是当下时间，对于过去只能回忆，从而不能真正地体验并比较两个不同的时刻。而个人的行动决策，必然要依据过去的经验，同时创造性地对于未来作出预期。这种想象性的预期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之中的适应性或者理性预期之处，正是在于它的主观化。传统的预期概念无论是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都是一种反应性的预期。依据这样的预期作出的决策或者选择，是可以数学化的非创造性决策，它实际上已经事先由限定条件和选择的逻辑完全确定下来，因此不是真正的决策或者自由选择。经济行为主体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Schakle，1969)。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不会重复的世界中，概率法则不适用，万花筒般的变化和根本不连续性是其特征。沙克尔发展了在真正不确定条件之下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经济行为人可能面对全新的环境，即他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环境，而且他们所作的决策，一旦实施，其结果是不可改变的。 沙克尔的不确定性思想与奥地利学派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从门格尔对货币的分析开始，应对不确定性就是货币的一种重要职能，同时货币的使用又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理论之中，不确定性与个人的决策和行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如米塞斯所说:“未来的不确定性已经隐含于行动的概念之中。人的行动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完全不是独立不相干的事物……如果个人预知了未来，他就不需要进行选择因而也无所谓行动了”(Mises，1949，P.105)。可以看出，沙克尔所表达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与米塞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哈耶克虽然没有直接对不确定性问题进行论述，然而他对市场价格功能的论述和个体知识、分散知识的观点实质上是从另外的角度论述了该主题。因此，现代奥地利学派甚至将不确定性的观点视为统一奥地利学派思想不同特性的核心概念(Gregory M. Dempster，1999)。 如何理解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后凯恩斯主义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分析方法上个人主义与总量分析的差别之外，还应该注意到企业家理论的作用。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与不确定性观点尤其相关的是企业家角色。企业家精神在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之中处于基础地位。奥地利学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分歧的关键也就在于如何对待企业家精神。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正是缺乏了对企业家功能的分析，导致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对不确定性悲观的态度。 在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正是企业家是个人决策和计划协调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成功的企业家依靠警觉和洞察能够发掘市场之中 的不协调(或者说非均衡)，然后采取行动以获得利润。这种洞察被哈耶克定义为基于特定时空中局部和分散知识的“发现的能力”(Hayek，1978)。这种事前的决策通过市场的实际检测，以获利或者亏损作出评判。面临不确定性，是企业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决策导致了市场过程协调的可能。 戴维森等后凯恩斯主义者否认这种企业家精神在协调方面的重要性。戴维森(1990)认为，对于凯恩斯和后凯恩斯学者，不确定性意味着在作决策的时候，今天的情况不可能成为对未来事件预测的科学基础。这种凯恩斯—后凯恩斯的观点使得人类拥有了创造未来结果的自由意志，戴维森强调这是一个对企业家市场系统真正的革命性的观点。他认为奥地利学派关于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观点抹去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人类天性与企业家之中创造性的方面，而“经济运行被已经写下的经济学自然法则所约束并由经济结构所决定，就如同未来行星的轨迹已经被物理学法则所确定一般”。因此，后凯恩斯学派认为市场自身无法处理根本的不确定性问题，而社会通过政府，“有能力设计政策智慧地控制和改进经济，使得其表现超越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条件”(Davidson，1990，p.25)。 显然，后凯恩斯主义者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其局限性来自从凯恩斯那里继承的总量分析方法，后凯恩斯学派虽然也有企业理论，然而这种理论与主流思想一样，实质上以所谓代表性企业生产函数的描述抹杀了企业的个性和主观性，从而也否定了真正的不确定性。从真正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出发的奥地利学派，才会产生对企业家真正的兴趣，而不是呆板无趣的最大化函数和生产函数描述。奥地利学派并不关心世界是否是决定论的，他们认为只需要明白“未来对于行动的个人而言是隐藏的”(Mises，1949， P. 105)就足矣。 在凯恩斯的世界里，企业家不具备局部和主观的个人洞察，而只是依赖于模糊的从众心理形成的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当后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讨论企业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时，后凯恩斯学者强调的是完全消极的方面，而无视人们积极行动的一面。由此如何处理经济中强烈不确定性的问题就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主题，他们顺理成章地导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减少不确定性的结论。 五 无论是后凯恩斯学派还是奥地利学派，其货币经济周期形式化的模型都未能清晰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关键所在，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主流形式化的局限。从前面所论述的不确定性、时间等观点可以看到，后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在这些主题上的相近思考使得他们在反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成为同盟军。作为攻击标靶的主流的方法主要指的是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静态均衡方法。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批判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均衡分析方法，他们主张经济过程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因而倡导历史分析的方法。奥地利学派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之后开始考虑均衡设想的误导性和自身与新古典方法上的差异问题。 事实上，重视不确定性的作用以及强调动态分析的方法在现代演化经济学中有着突出的反映。从演化经济学方法的观点来看，与主流新古典相比较，后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都更具有演化经济学的特性。霍奇逊对演化经济学的判别包括强调新奇性的本体论和反对还原论(reductionism) 的方法论(霍奇逊，2007)。从这两点看，凯恩斯与后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 满足这两个条件，而奥地利学派虽然强调了不确定性，满足第一个本体论的标准，却以其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坚持还原论的观点。然而从门格尔对货币起源的论述开始，经济演化的思想一直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隐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更是被视为演化思想的典范。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予了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这样的非主流学派其经济思想得到重视的机会。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的观点应该得到重视和深入的研究，而在经济学方法论上也应保持多元化的趋势，多种思想和方法的交流和相互借鉴无疑有益于经济学和经济的发展。两个学派在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上是有力的，但两者都无法提供主流之外可供替代的经济学范式。如果说在批判主流的立场上两者较为统一，那么在建立新的研究方法上则都存在内部的分裂。两个学派内部都存在着对自身基本方法和理论基础的分歧。事实上，主流经济学方法也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两个学派以及其他一些非主流的思想和方法逐步地被融合进来。 对于这场危机的诊断，两个学派的观点并不一致，然而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当前对金融危机的紧急救助是必要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向来主张政府干预，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往往是干预得还不够。而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即使是以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而著称于世，仍然不完全反对必要的政府干预。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拉赫曼、Garrison等人都认识到虽然经济衰退或者萧条完全是由于政府人为干预所导致的，不可避免地需要衰退和萧条本身来进行自我清洗和治疗，但这种经济灾难带来的次生的萧条或者通缩则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奥地利学派并非完全的无为学派。人们对加强监管和初步的纾困措施不存在大的争议，真正的问题在于，经过了起初的“止血式” 的紧急救助之后，如何让经济尽快恢复健康状态，并且避免这样的局面再次出现。依照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更多的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奥地利学派开出的药方则恰好相反。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术观点以及政治共识上都坚持自由市场的底线，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的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在当前的危机之中，虽然西方社会政府的直接干预依然存在，但理论界的共识仍然偏向于注重货币政策的间接作用。然而后凯恩斯货币学派的货币内生理论实际上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提出了挑战。货币内生理论意味着货币管理的无效与奥地利学派的无为而治的思路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奥地利学派的逻辑要求取消货币发行的国家垄断、建立起自由竞争的货币体系的理论设想，在货币资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政治和经济相互隔离并存的前提之下，短期内难以获得实证检验。对法定货币进行更为“聪明”或者正确的管理是较容易想见且更具可行性的。后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会对主流理论以及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两个学派的观点哪一个更能获得认可，这些问题相信如英国谚语所言:“时间会给出解答”(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 注释: ?参见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重建金融监管”，《英国金融时报》;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全球经济危机的教训”，《英国金融时报》;戴维?布莱克(David Blake)，“金融危机:格林斯潘难辞其咎,”，《英国金融时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How the Bubble Started”，August 09，2007，www.realclearpolitics.com。 ?参见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 主义”，《英国金融时报》;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英国金融时报》;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凯恩斯并非救世主”，《英国金融时报》。 ?参见克拉斯穆尔?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中国经济的萧条风险”，《全球财经观察》，2004年11月。 ?转引自明斯基，2009，第105页。 ?转引自明斯基，2009，第105页。 ?转引自明斯基，2009，第120页。 ?转引自明斯基，1973[2009]，第66页。 ?转引自黄奕林，1997，第46-47页。 ?转引自郭蓉、王平，2007，第6页。 ?引自(Kaldor，1970);转引自樊苗江、柳欣，《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第247页。 (11)柯兹纳，《资本理论》，转引自埃德温?多兰，2008，第125页。 (12)拉赫曼，《论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转引自埃德温?多兰，2008，第133页。 (13)转引自张晓晶，“„斯堪的纳维亚的马歇尔?——维克塞尔与今日主流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1997，第3—4页，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