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治水能臣张伯行

清朝治水能臣张伯行 张伯行与于成龙齐名,同为康熙朝的著名廉吏。于成龙生活在康熙前期,张伯行则生活在康熙中后期。可以说,他俩的政治活动贯穿了康熙朝六十余年的历史。 第一节治河崭露头角 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号敬庵。清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出生在河南开封府属一个名仪封(今兰考县东侧)的小城镇。他成名后,人们又尊称他为“仪封先生”。 张伯行的家资富有,这使他有优越的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他从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父亲通晓孔孟之学,经常告诉他,“宋朝周、张、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传者也,他日务读其书。”①张伯行牢记父亲的教导,总是打听、搜集周、张、程、朱五位大学者的书。十三岁时他已读完了“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以县学廪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他进京考试,获殿试三甲八十名,给予赐进士出身。这年,他已三十五岁。经考核,授予内阁中书,又改授中书科中书。中书科的是缮写册文、诰敕等事宜①。这是直接为皇帝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张伯行所任之职不过是一小办事员,还显露不出其才华。 张伯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引起人们的注意,始于治河,他的发迹和锦绣前程亦始于治河。 张伯行的家乡仪封地处黄河南岸,水患频年发生,沿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断地被洪水所吞没,清政府的经济为此也受到巨大损失。康熙帝很重视治黄,从康熙二十年到二十七年,以考城、仪封一带为重点地段,施工筑堤,以防水冲刷。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连续下暴雨,迅猛的洪水冲开了仪封城北关堤坝,咆哮而出,向城内袭来。人们惊惶失措,乱作一团,是时,张伯行正在家中为父丧守制,在此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召募当地百姓,亲自督率,找来布袋装沙填塞住决口,从而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张伯行的事迹很快被前来巡视水患的河道总督张鹏翮所知道,他很赏识张伯行的才干和魄力,便上疏推荐他治黄。次年,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下达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赴河工之任,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及马家巷、东坝、高家堰诸地的水利工程。他悉心于河务,苦干三年,劳绩显著。康熙四十二年(1703),授山东济宁道,他善治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施展。后来,他回忆这段治水的经历时,说:“余自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岁,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驰于淮扬(指扬州一带)徐泗(徐州地区)数百里之间。”②其辛苦和鞍马劳顿可以想见。不仅如此,他对治河颇有见地。他细心体察河务,精心研究治河,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设想。 清政府在开海运之前,运河一直是南北经济运输的大动脉。由于运河河床狭窄,加之长期淤积,容水量有限,往往黄河发大水时,倒灌入运河中,不只运河,连淮河也都跟着同时受害。所以,治理黄河,不能不治运河、淮河,而运河北段水浅,常出现干涸,更影响至关重要的漕运。如何治理黄、淮、运河,成了清政府长期面临的一大难。张伯行驻地济宁,地当运河要津,距黄河甚近,黄河一发大水,济宁地段的运河同被水灾。他在此任上,以治河为要务,倾注了心血与才能。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上。 ①《雍正会典》卷245。 ②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张伯行根据自己的实践,参酌古人治水经验,提出治水的原则是:“补偏救弊,相时度势,毋拘成格,毋循覆辙,善为之节宣。”①他认为,河水“宜蓄者蓄之,宜泄者泄之,而河犹有不顺其治者,未之前闻”②。这就是说,只要“蓄”、“泄”得宜,河水就不会为害。张伯行总结前人治水,概括为四个字:疏、浚、筑、塞。他则强调治黄河在于“分”其水。因为黄河之害苦于洪水来临无处可泄,其结果势必冲决堤坝,或倒灌运河、淮河,造成大面 1 积水灾。因此,他建议应修通会河,最为有效。这样做,是“分”其水势,减“强”为“弱”,水流畅通,就不会发生水患。 治理运河,也是这样。张伯行详察运河水量,看出运河北段水源不足,是其干涸的主要原因,提出北运河要蓄水,办法是开引河一条,把发源于山西而流入黄河的沁水,设法引至张秋,入运河。其南运河所依赖的水源如南旺湖、马场湖,逐渐变为百姓耕地,运河缺水,而一到雨季,则田地尽被淹没。张伯行主张应将两湖还其为湖,既足运河水源,又使运河之水可蓄可泄,可保运河畅通而无害。 张伯行治河的思想主张及实践都保存在他自编的《居济一得》一书之中。从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展示出他对治河的许多精辟见解。 虽然张伯行提出许多治河的建议未尽被采纳,但是他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努力实践其主张。他亲自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往来督催,无时即安”。他颁行《济宁以南各闸放船之法》,制定山东四十八闸放船的具体规章,这些措施保证了他管辖的一段运河畅通无阻。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康熙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十分赞赏他的治河才干,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①张伯行以治河而知遇于康熙帝,受到器重。次年五月,经康熙帝批准,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②。从此,张伯行进入清政府的高级官员的行列。 ①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②《居济一得》卷7《条陈通会河》。 ①《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载:“(康熙)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误。查《清圣祖实录》卷225 所记,四十五年五月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之前,并无南巡之事,仅在二月有“巡幸畿甸”之举(见卷二百二十四)。而康熙南巡是在四十四年二月:“御舟泊临清州”(卷219),伯行即于此时被召见,赐“布泽安流”榜。 ②《清圣祖实录》卷225。 第二节“清白之名闻天下” 张伯行是继于成龙之后又一个著名清官,他以廉洁、爱民、不畏权贵的“清白之名闻天下”,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体恤民情,重民命,封建统治者一向以此为标榜。然而,张伯行与一般官吏不同,他从政伊始,就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很得人心。他上任山东济宁道时,适值山东闹饥荒。他急灾民之所急,不等朝廷采取措施,便慷慨捐出河南家中的钱、粮、棉衣,分装数船,运往灾区,分发给运河标兵和灾民,“倾资广惠,众赖以济”①。这时,朝廷下达旨意,指令当地官员开仓赈济。张伯行奉命赈济汶上、阳谷等县,先后动用仓谷二万二千六百余石。事后,布政使司指控他专擅,上疏弹劾。张伯行毫不畏服,据理申辩:“奉旨赈济,不发仓谷,坐视各州县之百姓流离死亡而不救,仓有余粟,野有饿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又写道:“今本道以擅动仓谷被参,理应顺受。第恐将来山东各官,以本道为戒,视仓谷为重,民命为轻,一任鹄面鸠形,辗转沟壑,害有不可言者矣。”②张伯行驳斥得有理,朝廷没有追究,此事即作罢论。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康熙帝再次南巡,三月二十五日,在松江召见张伯行,对大臣们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又对吏部说:“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③康熙帝征求大学士和督抚们的意见,都“推奖无异词”。康熙帝非常高兴,说:“汝等何莫保举,朕保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①当即又赐张伯行“廉惠宣猷”榜②。 张伯行在江苏按察使任刚满十个月,即升为福建巡抚,从地方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一跃而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深感责任之重,更加勤于政事,为地方兴利除弊。福建人多田少,一年所产粮食,不足一岁之用,市场米价昂贵,不法商人趁机牟取暴利。张伯行每年派 官赴湖广、江西、广东等省采购粮食,以平价售出。他还广设仓储,积贮粮食,严防盗粮,禁止粮食出洋贸易或走私,从而保证了粮食供给,即使遇到荒年,粮食也无匮乏之虑。张伯行“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③。省城福州多崇信佛教,皆买贫家女髡发为尼僧,多至千百人。张伯行下令严禁,并将已出家为尼的人都由其家属赎回,择婿婚配。贫穷之家无钱的,由官府代为赎出。“数月之间,怨旷得所,舆情大悦。”④康熙中期以后,吏治由松弛而变法,贪风也日甚一日。诸如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已屡见不鲜。张伯行身在官场之中,保持自己清廉的节操,坚决抵制贪贿之风。还是从他补授山东济宁道时说起。他被任命后,入京进见康熙帝。吏部文选清吏司有一个姓陈的官员,明目张胆索要一份厚礼。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②《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③《清圣祖实录》卷269。又,《清史稿·张伯行传》载,康熙于苏州见伯行,误,实在松江。①《郎潜纪闻》(下)卷12。 ②《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 ③《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七年。 ④朱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神道碑》。 张伯行拒绝送礼,因而不得进见,而与他同行的山东济东道馈以厚礼,陈某即准其先进见。张伯行怒目而视,被拒两月余。后经康熙帝查问,陈某才不敢不准张伯行进见。张伯行出任江苏按察使,按官场惯例,要向上司总督、巡抚馈送礼物,约合白银四千两。张伯行愤愤地说:“我为清官,岂能办此!”仅以价值数十金的茧 扇帕等小物分赠督抚。他们嫌礼物太轻,都不受。①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②。他一到任,就以整肃官场贪风为目标,严禁徇私舞弊,不得上下互相馈送。为此,他向全省发布一道政令:一黍一铢,皆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日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水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③这份通令,写得简练如歌谣,通俗易懂。广大士民交相传诵,无不欢喜称快。 张伯行严格约束全省各地属员,而他自己则率先示范,杜馈送,处处节俭。他到福州上任时,见衙署“铺设甚盛,金银器皿,锦绣帷幕,炫耀于目”。于是,他召见属吏询问为何如此铺张。属吏说:“往例抚院新任,行户协备。”他严肃地说:“吾生平未尝用此,岂可过分?况行户即百姓,可滥用乎?”下令将全部陈设撤除,如数奉还,只留下前任巡抚不用的旧物。④调任江苏巡抚,先派旗牌官至苏,通令禁止官员科派百姓铺陈衙署。“及入署,四壁萧然,公(伯行)恬然安之。”⑤伯行在外做官三十余年,“未尝携眷”,每次上任,所带随从人员很少。任济宁道时,随行只四人,在福建任上有二十余人,而到江苏任上仅十三人。他的家很富有,在河南所置田产,“跨三、四州县”①。他“日用蔬菜米麦、寸丝尺帛,以至研麦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运载之”②。张伯行一生为官,个人费用不取自官,而取自于家,始终廉洁朴素,声望日隆,谁不为之叹服! 张伯行廉洁做官,操行端正,为贪官所不容,屡遭攻击,甚至陷害。但他不畏权势,凭一身清正之气,同贪官们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与江南江西总督噶礼的斗争,突出地表现了其个人品质。 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人,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的四世孙。他以勋臣之后,入朝为官。论才具,尚称能干。但他为人十分贪婪,纵容属员残虐百姓。康熙四十九年正月,他由山西巡抚擢升江南江西总督。他本已声名狼藉,一到江南,又大张威福,搜括财物,更无所顾忌。适逢三年一次考核外任各级官员优劣,噶礼对其属吏多所包庇,隐匿其劣迹。张伯行查出,尽行揭露革职。从此,噶礼心怀忌恨。康熙五十年九月,发生了科场舞弊案,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五年十月。 ②《清圣祖实录》卷240。 ③《碑传集》卷17,《太子太保谥清恪敬庵张先生行伏》,又《郎潜纪闻》卷1,页336—337 也记载此文,字句略有差异。 ④《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六年六月。 ⑤《张清恪公年谱》巷上,康熙四十九年正月。 ①《清圣祖实录》卷261。 ②《碑传集》卷17《张尚书传》。 原来,此年江苏省举行乡试,副主考官赵晋等人内外交通关节,噶礼从中牟利,据传他索银五十万两。榜文公布,舆论哗然。苏州考生千余人共抬财神像入学宫,供奉明伦堂,辛辣讽刺官场钱能通神,以此表示他们的愤怒和强烈抗议。张伯行即上疏,据实事情经过。康熙帝即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及安徽巡抚梁世勋等在扬州会审,很快搞清了事实。案犯新中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副主考官赵晋等人作弊均供认不讳。事涉噶札,张伯行坚持穷追到底,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噶礼又气又怕,从中百般阻挠。主持会审的张鹏翮与噶礼关系密切,便停止审问,希图尽速结案。这时,已是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上疏劾总督噶礼,揭露他“营私坏法”“数十事”及与考官为奸等罪状,要求将他解任,一并严审。他在疏中大声疾呼:惩办噶礼等人,“振千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①。这一浩然正气的疏章很快传出,远近抄诵。张伯行不畏权势、刚直不阿的精神震动了朝野。噶礼见疏,惶惶不安,为了自保,也罗织罪名,上疏诬陷张伯行。督、抚互参,斗争愈加尖锐,问题也愈复杂。康熙帝下令督、抚都解任,交由钦差大臣审明。 福建、江苏百姓听说张伯行被撤职,纷纷罢市歇业。张伯行于扬州交印之日,数万人拥塞公馆院内及街道,哭声响彻全城,很多人要求赴京,向康熙帝申诉。次日,士民老弱又集公馆前,送上大量水果和蔬菜,张伯行皆谢绝。众人都跪在地上不起来,用膝盖爬行,恳求说:“公现任上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张伯行深为感动,仅收下豆腐一块,蔬菜一束。 及至张鹏翮审理督、抚互参案,有意偏袒噶礼,称张伯行“所奏全虚,应革职”;噶礼“所奏,有实有虚,应留任”②。康熙帝发现张等人有意掩饰真相,给予斥责,又改遣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等前往扬州再审。噶礼心虚恐慌,指使一位姓李的官员私向张伯行说和,又以噶礼“党众”,如张伯行不退让“必遭害”相威胁。张伯行说:“圣明在上,我何惧焉。”①穆和伦、张廷枢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开导两人互相让步,和气了结。张伯行严辞拒绝。于是,穆、张两大臣仍按张鹏翮原议上报。康熙帝很生气,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而噶礼“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他“屡次具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谕旨见在噶礼处。此所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第二天,康熙帝召见他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②最后,康熙帝申明为“保全清官之意”,作出判决:将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③消息传到江苏,广大士民齐声欢呼,家家门上张贴祝文:“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又云集圆妙观,焚香结彩,遥拜皇恩。在北京,江南人有数万,持香至康熙帝所居畅春苑,向康熙帝谢恩,表示愿各减寿一岁,添加给圣寿“万万岁”。④康熙帝对此不胜欣慰。 ①朱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神道碑》。 ②《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四月。 ①《清圣祖实录》卷251。 ②《清圣祖实录》卷251。 ③《清圣祖实录》卷251。 张伯行复官后,“以海上有贼,欺君妄奏,监毙良民数人”之罪,被张鹏翮等屡次参劾,拟斩。康熙帝为保全张伯行,免罪,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命其来京。⑤十二月,授为总督仓场侍郎,“戴罪效力”⑥。后调任户部侍郎、充会试副考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康熙帝赐满汉老臣参加“千叟宴”。在宴会上,康熙表彰张伯行,说:“凡为大臣,当仰体君心,惠爱百姓。如张伯行为巡抚时,凡地方情形,米麦价值,皆不时奏闻,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①时年已七十二岁的张伯行,对此评价感到由衷的欣慰。 ④《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十月。 ⑤《清圣祖实录》卷265。 ⑥《清圣祖实录》卷266。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第三节“礼乐名臣” 张伯行在勤政之余,一生孜孜求学,穷究程朱之学说,躬身倡导,为儒林所推重。雍正帝称他是一代“礼乐名臣”。 张伯行出身于礼乐之家,从小就受到孔子儒学的严格教育。及长,恪遵家教,又受到当时崇尚儒学的深刻影响,埋头苦学儒家经典,天天诵读、手抄,掌握了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精髓。这为他以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及至从政以后,无论在鞍马、舟车之上,无论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释卷,读书研究不分昼夜和寒暑,“以道为娱”。他终生勤奋好学,卓有成就,确为同时代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张伯行笃信儒家,独尊程朱之学,作为自己研究学问和为政的指导思想。他说:“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②他把儒家各代所学和主张概括成一“敬”字,因此学习儒家思想,应当把“主敬”放在首要地位。他比较各家学术思想,说:“《论语》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刊也。”凡此皆不是“正学”,皆不足取。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熹)集诸儒之大成”,他们的学说思想“皆忠君爱国,明体达用之言”①。他特别反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视他们是“异端邪说”,对贯彻儒学妨碍极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甚至奋声疾呼:“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②这一切都表明张伯行是纯正的儒家学者、程朱的信徒。 张伯行致力于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多所建树。康熙三十四年(1695),伯行归故里守制,设义学,召揽学生,接着,又自建“请见书院”。以后,他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设书院。如,在济宁道时,自己出资办“清源书院”、“夏镇书院”;在江苏巡抚任,建“紫阳书院”;在福建,设“鳌峰书院”,等等。这些书院的设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青年前来学习。伯行每乘从政之暇亲至书院讲学。这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起了促进作用。 张伯行既从政,又办学,还写书,自行编纂文集,著述甚是丰富。如,《正谊堂文集》、《道学源流》、《困学录》、《濂洛关闽集解》、《伊洛渊源录》、《性理正宗》等书,还有记述他治河的《居济一得》,不下百余种。这些著述丰富了清代文化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张伯行以清官廉吏和学风纯正而受到雍正帝的敬重。次年,雍正元年(1723),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接受雍正帝的任命,升任礼部尚书。雍正帝并赐与“礼乐名臣”榜,给予很高的赞誉。雍正二年(1724),伯行七十四岁,还受雍正帝委托,前往阙里,祭祀“崇圣祠”。 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七十五岁的张伯行病了,他自感他的人生已临近尽头,便留下他最后的一份遗疏,吁请雍正帝崇尚“正学”即儒学与理学,奖励和扶持正直的大臣。延至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 雍正帝赠谥“清恪”,追赠太子太保①。光绪四年(1878),准张伯行从祀文庙②。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张伯行、汤斌、陆陇其三人。 ②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①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②《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 ①《清世宗实录》卷29,页19。 ②《正谊堂文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