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解闷十二首》探微[权威资料]

杜甫《解闷十二首》探微 摘 要:在诗题中直接用“闷”字的“闷题诗”是杜甫首创的一类诗歌，《解闷十二首》便是其中的代作，这组小诗体现出了“唐诗无讳避”的时代特征，从中可以窥见杜甫身居夔州时的心境，艺术上于整饬平板中有强烈的变化，为后人写随笔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解闷十二首》;唐诗无讳避;晚年心态;跳跃性 一、《解闷十二首》后四首所体现出的“唐诗无讳避”。 经过对比宋、明、清名家对杜诗的注本，笔者出《解闷十二首》后四首的四种主旨: (一)充贡说 “充贡说”认为《解闷十二首》的后四首是咏荔枝诗，荔枝美味，喜食者众，为满足皇宫中达官贵人的需要，岁贡荔枝以压榨百姓为代价，此行为被后世所讽刺，杨贵妃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杜臆》云:“下四章皆为明皇征贡荔枝而发。”正如《解闷十二首》第九首所言“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这首诗叹旧贡未除之事，从正面借荔枝以议论时事，唐朝的继任皇帝并没有吸取唐明皇因好色而劳民伤财的教训，对岁贡荔枝非但没有取消，反而增加了樱桃之贡，讽刺了唐朝的充贡制度。第十首云“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仇兆鳌在《杜诗祥注》中注此诗为:“讥远贡之失真也”。十一首云:“翠瓜碧李沉玉,L，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怜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仇兆鳌说:“此讥异味之惑人也。”十二首云“云壑布衣,T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荔枝因贵妃喜好的缘故，劳人害马，力求于数千 里之外，极力讽刺了荔枝贡的劳民伤财。郭曾,浴抖炼,,记》引张上若的观点，云:“泸戎章言荔枝至京，颜色已变，何取劳民远致。翠瓜章言荔枝与上四种枝蔓不异，若致憾于造物之不均者。细看三诗，皆致憾于明皇，劳民力致难得之物，以悦妇人。”[1] “充贡说”把后四首诗视为了一个整体，尖锐地讽刺了天宝年间给杨贵妃输送鲜荔枝的事件，叹息玄宗、贵妃已卒而进贡荔枝的旧历未除，显示出了诗人当时的心境。 (二)珍尚荔枝说 钱笺引《曲江赋》语，“直欲神于醴露，何比数于柑橘，援葡萄以见拟，亦古人之深失，柑橘葡萄，犹不堪比拟，况张梨木李之凡果乎，公诗申明此意，谓诸果不异枝蔓，而荔枝以远生独别，其瑰诡之状，甘滋之味，不达于京华，使人以凡果相题目，士之孤远违世，不能自拔于流俗，正此类也。”钱谦益认为以上三章为隐括张曲江《荔枝赋》而作，高度赞扬了荔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后来研究杜甫的学者如浦二田、杨西河大抵依傍钱说，虽然杜甫作此诗时距曲江不远，但“其赋或为时所传诵，少陵未必遽捋,菁爸,”，所以钱谦益单单以为曲江有《荔枝赋》，便把它和杜诗牵强,~合在一起，得出珍尚荔枝之见，这个解释就显得有些不准确。 (三)叹不遇说 钱谦益曰:“曲江谓南海荔枝，百果无一可比，特生于远方，京华莫知，固未之信，魏文帝引葡萄龙眼相比，是时南北不通，传闻之大谬耳。故《曲江赋》云‘物以不知为轻，味以无比而疑。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士无深知，与彼何异’，此诗泸戎章，言物以不知而轻也。翠瓜章，言味以无比而疑也。侧生章，言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士无以异也。云壑布衣，老死,T背，曾不如荔枝远生，犹得奔腾传置，供翠眉之一笑，士之无验永屈，殆有甚焉，深可叹也。”清代杨伦认为诗的意思脱胎于《荔枝赋序》，皆感慨 不遇之意。仇兆鳌援引钱说后，注为:“古人漫兴于小诗，托物比喻，必有由来，注家都不晓。”此外，郭曾,栽凇抖炼,,记》中批判钱说为:“数篇之中，忽而寓讽，忽而寓感，忽而自喻，旋褒旋贬，议论错出，令读者为之昏眩，所以“叹不遇”说也存在着继续考究的空间。 (四)忧国说 王嗣,]《杜臆》曰:“公因解闷而及荔枝，不过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还复入长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讽之。微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盖伤明皇以贵妃召祸，则子孙于其所酿祸者，宜扫而更之，以亟,K民困。公于《病橘》亦尝及之，此复娓娓不厌其烦，可以见其忧国之苦心矣。”杜甫写《解闷十二首》时已经五十五岁了，荔枝只是杜甫抒发心头烦闷的媒介，此时虽然他已经不再混迹于官场，但看到荔枝，他心中沉埋已深的对国事的关切再次被调动出来，忧国忧民的老杜形象跃然纸上。 以上四种说法便是笔者通过阅读注本，总结出的《解闷》组诗后四首的主旨，这四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指杜甫看到荔枝而生发出的感慨，“充贡说”和“叹不遇说”在当代研究杜甫的大家中被广泛地接受。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写到:“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先帝贵妃”、“翠眉”直指唐玄宗和杨贵妃，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骄奢淫逸，这种针砭时弊的精神是杜甫人格中极其可贵的一面，唐朝开放与自由的文化氛围和杜甫本人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使得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直言不讳，后四首写荔枝的诗体现出了“唐诗无讳避”的特点。 二、从“闷题诗”《解闷十二首》中反观杜甫晚年的心态 鹤注:“诗云‘一辞故国十经秋’，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由此，我们可将这组诗的作诗时间定为大历元年。 大历元年春末，杜甫举家移居夔州，那时的杜甫已经五十五岁了，年轻时的激情早已不复存在，同辈的亲人、好友或死，或天各一方，无法相见。此时的老杜回忆起以前的岁月，朋友，抑郁之情再次爆发，写下了《解闷十二首》。这组诗虽然透露出了老杜的忧国忧民之情，但是我们在诗中还是不难看出，诗歌没有提到战争纷扰，也没有提到朝廷党派斗争，已经离政治较远了。 除了歌咏山川和人民生活外，杜甫在这时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在这偏僻的山城与外边广大的世界隔绝，朋友稀少，生活平静，因此过去的一切经历在他的面前活动起来。杜甫最好的朋友，以及他同时代的第一流的诗人，除了岑参还在嘉州作刺史外，大都死去了。他这时所思念的只有孟云卿、薛据、郑审、李之芳。孟云卿和杜甫曾经在洛阳道上相遇，薛据和他共同登过长安的慈恩寺塔，郑审是郑虔的弟弟。他的亲戚崔,,赴湖南时，他托他告诉在荆州的薛据和孟云卿，很希望和他们讨论诗歌。[2]188他在《解闷十二首》中提到这几位朋友，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和杜甫有很深刻的友谊，而是因为他的怀旧所引发的感慨。 江东是杜甫青年时漫游的地方，他脑海中有许多关于江东的美好回忆，他曾嘱托一个往扬州去的胡商，打听淮南的米价，以便有机会时到那里去居住，“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正是老杜欲去夔游吴的心态写照，可惜江东的姑母和弟弟杜丰都久无消息，而且他在江东也没有人事，对于那里的生活他并没有多少把握，所以晚年还是没能实现再游江东的美好愿望。 杜甫到了夔州以后因为与外面的世界脱离，作诗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解闷十二首》里说:“颇学阴何苦用心。”他把一部分的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边去了，并且在指导他的儿子宗武学诗时，也教他熟读《文选》，以便从中采撷辞藻。[2]181虽然杜甫在诗中反映出了 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风格，但是夔州时代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这样写成的，不能以偏概全。 杜甫在晚年写作的以《解闷十二首》为代表的“闷题诗”展示了他晚年的心态，即怀旧、去夔游吴和作诗雕琢字句，成为他反映时代与生活的关键。杜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以博大的儒者情怀，深沉地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他的“闷”体现了传统文化范围里所能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文关怀。尽管他的“闷”也是不断消解的，但他不像王维那样极早地看透世事，皈依佛门;也不像王翰、李白那样啸傲终生。杜甫在他的一生中，总是以他最大的可能关心世事苍生。他的既崇高又平凡、既深沉又平和的人格和创作魅力，永远让后代文人高山仰止。 三、浅析《解闷十二首》在杜甫联章体诗中的跳跃性 杜甫对联章结构的应用，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从艺术上来讲，杜甫每个时期的联章诗作，为了密切配合他的心境变化，形式上总会有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说，理解杜甫每一阶段的联章作品在形式上的不断变化过程，就是理解杜甫一生艺术追求的关键。 (一)主题上的跳跃性 杜甫晚年移居夔州后写了很多联章诗，《解闷十二首》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个十二首的组诗，蕴含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主题具有多样化、跳跃性的特点。简而言之，前两首即情兴感，杜甫由夔州风景写起，描绘了夔州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第二首“老夫乘兴欲东游”一句表达了诗人欲去夔游吴的愿望。第三首至第八首回忆郑审、薛据、孟云卿、孟浩然、王维，并且阐述了自己的诗学理念。最后四首大致与荔枝相关，对统治者进行了委婉的讽刺。三个大的主题之间具有较强的跳跃性，似乎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可见，这组联章诗与杜甫同一时期所写的著名的两组七律《咏怀古迹》和《秋兴》不同，它是按照诗人思想意识的流动来谋篇布局的。杜甫身居夔州时心境非常苦闷，因为大 唐帝国的繁荣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安、史的叛乱已造成一次历史的大变动了。诗人自己空有满腹爱国热情，却长年漂泊他乡，飘零无依，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却无能为力。杜甫的这种苦闷心境可以说笼罩着他的整个夔州生活，因为看不到希望，所以年老的诗人更多地沉浸于回忆当中，夔州时期创作的大量回忆诗即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某人处于一种短暂、强烈、爆发式的情绪中时，他的意识活动往往有明确的指向，而在某种心境支配下的意识活动常常呈现一种无目的性与无逻辑性。苦闷的诗人试图记录自己思想意识的实际变化，按照它们形成的顺序，而不是按照逻辑来说明它们的转变。 《解闷十二首》大致看上去分为三个主题，从小方面来看，同一主题内的诗歌章法也错落有致。如第三、四、五、六、八首，杜甫写了郑审、薛,薄?显魄洹?虾迫缓屯跷,五个人，有的表达思念之情，有的夸赞诗学成就。然而第七首诗和其他的诗立意不同，是对自己诗歌创作经验的自述。同样，第四首到第八首都论诗，唯第三首只怀人。后四首皆因荔枝生慨，并不单有讽刺，还慨叹了无人赏识的痛苦。 (二)语言风格上的跳跃性 由于表达的不同，《解闷十二首》的语言风格也随之变化。首二章写夔州风景，语言平淡自然。第一章“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上联从广阔的空间着笔，展现了一个阴沉压抑的大环境。下联却从细节入手，用“红”、“白”这样鲜明的色彩描绘了温馨宁静的山中之景。该诗上下联表现的意境反差强烈。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情景交融的诗句不同，这种恬淡真切的自然景物与诗人的情感有些游离，作者只是对所见到的客观事物进行了如实的描写，淡淡的语言，表现诗人一种淡淡的心境。第三至第八首的语言平直浅显、诙谐风趣，杜甫不露痕迹地化用朋友的诗句，产生了一 种风趣轻松的艺术效果。如“漫钓槎头缩颈鳊”即用孟浩然诗“鱼藏缩鳊”、“试垂竹杆钓，果得缩头鳊”。在回忆薛据时，在薛诗“省署开文苑，沧浪学钓翁”前加上“独当”、“兼泛”的字眼，如叙述性语言，使薛据的今昔对比更为强烈。“李陵苏武是吾师”也是杜甫借用孟云卿自论诗学的话。另外回忆郑审时，诗用两个“故”字、两个“秋”字、两个“瓜”字，连环钩搭，读起来朗朗上口、轻松愉悦。最后四首语言典雅凝重。如“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青枫隐映石遗逃”、“不熟丹宫满玉壶”等句，用词色彩鲜明，典雅不俗。“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云壑布衣,T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等诗句，或寓人生哲理，或写致乱之由，诗人忧国之苦心溢于言表，语言严肃凝重。 这组小诗，犹如散文中的随笔，或抒情，或叙事，或议论，写起来很自由，读起来很亲切，颇能窥见诗人当时的心境，有一定认识价值，艺术上也独具不拘绳墨、挥洒尽致之妙。[3] 通过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解闷十二首》与杜甫其他的联章诗不同，具有一定的漫兴性质，在主题和语言风格上具有跳跃性 四、总结 杜甫虽然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但高昂的任侠风气使其行为和创作深受影响，所以他可以在《解闷十二首》中大胆抨击李杨。晚年的杜甫虽然用世之情在不断的消解，但他心系国家和人民，仍然体现出他伟大的爱国情怀。漫兴性质的联章体诗歌特别适合表现他晚年复杂的心境，他运用不同的诗体写自己的内心世界，为后世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范本。(作者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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