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的希望

无畏的希望 第一次看到白宫 第一次看到白宫是在1984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在纽约市立学院外的哈莱姆小区做社区组织工作。此时，里根总统正在推行一轮削减学生资助的提案。于是，我与一群学生领袖一块工作――他们大多是黑人、波多黎各人或东欧后裔，几乎都是自己家庭的第一代在读大学生。我们收集反对削减提案的各种提议，然后提交给纽约议会代团。 这是一个简短的旅行，得到国会山职员彬彬有礼又草草的接见，这些职员实质上也比我大不了多少。黄昏时，学生们和我便抽时间去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然后再去看一看白宫。我们伫立在离海军陆战队警卫站几英尺远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眼前蜿蜒的过道上满是行人，身后则是汹涌的车流。白宫的优雅恢宏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惊讶的倒是它置身在都市的喧嚣中;我们可以靠近白宫的大门，进而绕到背后去观赏玫瑰花园以及后面的官邸。我想，白宫的不设防表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自信。这证明我们的领导人与我们并无二致。他们依然要遵守法律，遵守我们的共识。 二十年后，靠近白宫已不是那么容易了。检查哨、武装警卫、前卫、摄像头、警犬以及收缩的路障将白宫四周隔离在两个街区那么大的范围内。无证小车再不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行驶。在一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也就是我宣誓成为参议员的前一天，拉斐特公园的游人寥寥无几。当小车开出白宫大门驶上车道时，我扫了一眼，不由为昔日情景的消逝而感到一丝凄凉。白宫里面不像你从电视和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光彩夺目。它看上去管理得不错，但是显得有一些老旧，犹如人们想象中的一幢苍老的旧房子。 我得到了一位白宫立法助理的接待，被领进了金器室(Gold Room)，大部分新当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已经聚集在这儿。十六点整听到宣布布什总统到达。他向讲台走去，看上去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轻盈而坚定的步履似乎暗示着他胸有成竹。总统做了大约十分钟的讲话，号召这个国家团结起来，话语间伴着几记玩笑，然后邀请我们去白宫的另外一侧用茶点，并与他和第一夫人合影。 我碰巧此时闹肚荒，所以在大部分议员开始排队等候拍照的时候，便向自助餐厅走去。我想起以前与总统的两次邂逅:一次是在议会选举后他给我送来简短的电话祝贺，另一次是总统和我及其他新任参议员一道在白宫用早餐。但是早饭会议时，我发现了他的另外一面。总统开始讨论他的第二任期的安排，主要是重申他竞选演讲的要点――在伊拉克坚持到底和修订《爱国者法案》的重要性等。忽然，好像有谁在后面动了一下开关，总统目光如炬，说话声音有些激动，语速急促，让人不习惯，也不希望人打断。他谦和的态度变得救世主般坚定。看着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同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此时我注意到权力所能带来的这种危险的隔离感，领会到先辈们权力制衡体系的英明。 最悲惨的一次竞选 一想到在2000年竞选时惨败于在任民主党国会议员波比?鲁什的手下时，我便有一阵揪心的感觉。那次竞选中，能出错的都出了错，悲剧和闹剧构成了我自己的错误。募集了几千美元后，便宣布参加竞选，之后两个星期的第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鲁什先生的知名度高达百分之九十，而我的仅为百分之十一;他的支持率保持在百分之七十，而我的仅仅只有可怜的百分之八。就这样，我掌握了现代竞选的一项重要规则:在宣布竞选之前做民意调查。 此后事态每况愈下。十月，我为获得一位官员的支持去参加会议，这位官员是尚未向我的对手许诺给予支持的为数不多的党派人士。途中我听到一则广播简讯，国会议员鲁什已 成年的儿子于住宅外被两个毒品犯枪杀。我非常震惊，并为议员感到悲痛，我立即暂停竞选一个月。 接下来在圣诞假期中，我去了夏威夷，利用短暂的五天时间看望外祖母，顺便和妻子米歇尔及十八个月大的玛丽亚增进感情。此时，州立法机构就要召开特别会议，就枪支管制法进行投票。但是，当时玛丽亚生病了，无法乘坐飞机，我错过了投票。这项法案没有获准通过。两天之后，我在奥黑尔机场走下夜航飞机，孩子在我身后号啕大哭，米歇尔也不跟我说话。我一眼看到《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新闻，报道枪支管制法因几票之差未获通过，而州参议员及国会议员候选人奥巴马却决定在夏威夷“度假不归”。我的竞选策划人给我打了电话，提到国会议员鲁什有可能制作的广告――一排排棕榈树下，一个男子躺在海滩上的卧椅里，头戴草帽，饮着媚态酒，背景里，有夏威夷式吉他弹奏着悦耳的乐曲，伴随一个画外之声:“芝加哥凶杀率达历史最高，但是巴拉克?奥巴马……” 我打断了他的话，一切都明白了。 就这样，竞选活动未过半，我就从骨子里感觉到我将失败。此后，每天早上醒来，一想到这天我必须微笑着和别人握手，好似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就隐约感到害怕。初选前几个星期，我的竞选稍稍出现转机，在几场报道不多的辩论中我表现很好，我关于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提议得到正面报道，我甚至获得了《芝加哥论坛报》的支持。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我赶到庆功宴现场时才发现竞选结果已有定论，我以三十一个百分点落败。 我并非在此暗示政治家的失望和沮丧是独一无二的。我的意思是，多数人失败后，仍能在私下里舔舐自己的伤口，政治家可不一样，他们没有这个特权，他们的失败将被公布于众。你必须面对空了一半座位的大厅诚心诚意发表演说，承认失败;你必须故作坚强，宽慰你的竞选伙伴和支持者;你必须给帮助过你的人打电话表示感谢，还得尴尬地请求他们在你退出竞选偿债时进一步提供帮助。你竭力完成这些事情，但是，无论你用多少大相径庭的理由为自己解释――你认为失败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运气太差、缺乏资金，你不可能不感到，似乎全体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你，似乎你不具备必需的品质，似乎你所到之处，“失败者”这个字眼都会从公众脑中闪过。这些感觉是大部分人读中学时就有过的体验，那是一种你暗恋许久的女孩当着她朋友的面用一个玩笑就轻松涮了你，或者一场重要比赛的关键时刻你两次罚球不中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大多数成年人会明智地加以回避。 我记得曾和一个公司老总交谈过，他曾经是2000年总统竞选时副总统阿尔?戈尔的重要支持者。见到我后，他开始讲述选举六个月后与戈尔的一次会面，戈尔正在为他当时刚刚起步的电视事业寻找投资者。 “很奇怪，”这位老总告诉我，“前副总统来过这里，几个月前他差点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竞选活动期间，我随时恭候他的召唤，只要他想会面，我就会重新安排自己的日程。但是选举结束后，看着他走进来，突然间我不由觉得与他的会面不过是桩琐事。我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因为我是真喜欢这个家伙。但是，某种程度上，他已不是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他只是每天到我这儿来寻求资助的众人之一。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简直是处于陡峭的绝壁上。” 陡峭的绝壁，人生的起落。在过去五年中，阿尔?戈尔依然春风得意，影响依旧。我猜想这位老总该又对前副总统的召唤每求必应。但是，在2000年竞选失败后，我想戈尔应该觉察到了朋友出现的变化。戈尔坐在那儿，推广他的电视事业，极力从容地面对逆境。他一定感受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荒唐，他奋斗一生，胜利在握之际，却因为“蝴蝶票”打孔未对准而失之交臂。而他的老总朋友坐在对面，脸上挂着恩赐的微笑。命运就是如此不公，但是那也不能为前副总统改变一切。如同大多数走上公众生活道路的人们一样，戈尔在决定参加竞选的那一刻就明白他给自己带来的将是什么。竞选或许有第二次行动，但是没有第二位。 (摘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