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的文化阐释

“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的文化阐释 、、169 2014(02、、、 ‘‘ 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的文化阐释 李艳丰 摘要: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中“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以及“诗穷而后工” 等理论，以往研究者多从美学立场出发，认为其反映了艺术创造的普遍真理:痛苦出诗人。这种理解虽道出了 理论的共性，却忽略了话语的差异性，抽空了话语衍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色。要探讨这一理论 就需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入思，把上述理论视为一个诗学话语谱系，并结合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与话语蕴藉 的权力意识，分析这一诗学话语谱系所表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4)02—0169—07 考察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可以明显发惑和疑虑，本文尝试着对传统诗学“诗穷而后工”的 现，以悲情、怨愤人诗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文化生命中 理论话语谱系进行一次文化学的解读与阐释，以发 挥之不去的审美情结。自《诗经》伊始，即有“君子 掘诗学话语中被隐匿和遮蔽的文化意义。 作歌，唯以告哀”(《诗经?小雅?四月》)之说。至 一、从“诗可以怨”到“诗穷而后工”:一个诗学 战国屈原，汉代贾谊、王粲、苏武、李陵，唐之李白、杜 话语谱系的形成 甫，宋之欧阳修、梅尧臣、李清照、陆游，明清之徐渭、 话语谱系指多种话语因为具有亲缘性、相似性 李贽、纳兰性德、王国维等，其名章佳句，多为悲愤怨 而聚合形成的话语家族系统。一个话语谱系中的各 怒等苦难情感的符号结晶。正可谓“正声何茫茫， 种话语陈述，既具有亲缘性、相似性，同时也具有异 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国家 质性、特殊性。这意味着，我们在分析同一话语谱系 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诗便工。”(赵翼《题遗山诗》) 中国古代诗人何以总喜欢在苦难的郁积中孕育情感 中的不同话语陈述时，既要看到其家族相似的文化 性质，也要分析其在具体的历史化过程中所产生的 之胚芽，进而分娩诗性的花蕊?钱钟书先生在《诗 变异性。从这一理论前见出发，我们把上自孔子 可以怨》中作如此解释:“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 “诗可以怨”，下至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视为 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 一个具有家族相似特征的诗学话语谱系。 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常谈， 而且成为 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 (P11?。这样的理 “诗穷而后工”话语谱系的滥觞，可追溯至春秋 解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却有些意犹未尽。中国传统 时代。随着周朝的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诗歌中“变 诗学理论中所谓的“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穷 风变雅”之作大兴，怨刺之声不绝。何休在《春秋公 苦之言易好”、“诗穷而后工”等，是否仅仅只道出了 羊传解诂》中言:“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 “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这些理论话语的生 其食，劳者歌其事。【2j(刚8)”《汉书?礼乐志》日:“周 成，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根由?话语陈述在衍进的 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歌不能作。王 过程中，其意义踪迹经历了怎样的延异?诗学话语 官失业，《雅》《颂》相错。[3](n042卜’孔子尊周道而弦 的背后，到底蕴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带着这些困 歌“诗三百”，“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4]?”5引， 作者简介:李艳丰(1970一)，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万方数据 17，，，, o7?南祜:计髻磊国僻主竹公 ，， 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一?唧32’。二 然而《诗经》中已不乏大量怨刺诗，如《魏风?硕鼠》 《齐风?东方未明》《小雅?采薇》等。所以孔子论 是对个体生命悲剧性遭际的怨愤，即因李陵之祸 “幽于缧绁”、“身毁不用”。怨愤的形式不局限于 诗亦强调其“怨”的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诗，而是广义的“立言”。通过“立言”的形式，宣泄 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继孔子之后，苟子言 “天下不治，请陈傀诗。”(《苟子?赋篇》)如笼统而 怨愤情绪，用符号权力消解政治压抑，表文采于后 世，从而达到不朽之目的。如果说屈原选择诗赋抒 论，似乎可一言以蔽之:“诗可以怨。”但必须指出的 情，以舒缓此在生命的焦虑和苦难，更多表现出文人 是，自西周以降至春秋，诗并非只是士人专属的审美 的诗性智慧和生命关怀，司马迁据理经史，追慕不朽 艺术，而是普遍流行的文化形式。所以西周有采诗 ，通过采诗以观民风、考见政治得失。西周政治 之举，则彰显出士人群体性格中挥之不去的道统意 文化衰落、王官之学解体后，诗的创作和学习更是散 象与文化原型。自司马迁之后，钟嵘于《诗品?序》 中再次提出“诗可以怨”的命题:“离群托诗以怨。” 布民间，所谓“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 “‘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 在布衣”[5](n75们。早期诗歌创作、传播与接受的多 元化，意味着诗歌功能与价值的复杂性，诗既可传播 于诗矣!”111](P20,21)称李陵诗“多凄怆怨者之流”，王 政治伦理意识，以行教化布道之用，也可兴、观、群、 粲诗“发愀怆之词”，刘琨“既体良才，有罹厄运，故 怨，“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既可怨刺上政，亦可如 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表面上看，钟嵘的“诗怨” 黄宗羲言:“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 理论，似乎是传统“诗可以怨”话语的翻版，但其实 谴 不然，单就“诗可以怨”之功能而言，除了“怨刺”和 谪、讽喻皆是也”M“眦?。事实上，在这一历史时 段，“诗可以怨”并非专指士人知识分子以诗言志载 抒发穷途失意之志外，还可“使穷贱易安，幽居靡 道、怨刺上政，而是更多地传达出上至宗庙、下至民 闷”，诗成为现实生活“苦闷的象征”。齐梁时代的 文学自觉，钟嵘儒道兼修的文化积淀，及其对诗之审 间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情怀。 自战国后期，至秦汉、魏晋阶段，“诗可以怨”的 美意蕴的艺术专注，决定了钟嵘在强调诗抒发哀怨 理 论话语日益走向丰富和发展。屈原假以辞赋，接 之情的同时，必然注重诗歌的形式之美。真正的好 续 着“诗可以怨”的话语传统。“惜诵以致愍兮，发 诗，须得“情兼雅怨”，“风华清靡”，达到“风力”与 “丹彩”的辩证统一。 愤以抒情。”(《惜诵》)司马迁:“屈平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馋人间之， 可谓穷矣。信而见疑， 迄至唐宋，“诗可以怨”经韩愈、白居易、欧阳修 忠 等人发展，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话语形态。韩 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 也”[7](P1933)。刘勰:“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 愈《送孟东野序》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 刺”旧j(蹦’。相对于“诗可以怨”而言，屈原“发愤以 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12]‘n?。 抒情”的话语含义已有所突破。首先，怨的主体已 《荆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 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3J?129’。 经从无名诗人转变为有名的士人知识分子。产生这 韩愈在强调“怨”、“愁思”、“穷苦”的同时，明确提 一变化之根本原因，正在于士人阶层的兴起并获得 话语权。其次，怨的内容已从广义的悲愤怨怒，转变 出诗歌文辞形式之“工”与“好”的审美标准。虽然 韩愈独尊儒道，力排佛老，其诗学理念与钟嵘大异其 为士人抒发其对失道之政、命途之穷的怨恨。最后， 怨的形式已从言志载道转向发愤抒情，诗歌之情与 趣，但其对“穷”和“工”的强调，又同钟嵘有了某些 共通之处。白居易日:“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 采的审美意味增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日: “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 故能气往轹古， 《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迄于李、杜，其间 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 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旧J(蹦’。继屈原 之后，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之说。“乃如左丘无 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 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 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 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 垂空文以自见”[9]?73”。“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行 矣”[14]?147扪。白居易认为“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0]‘砣4舛’。怨愤的主体， 已限定为纯粹的士人知识分子。怨愤的内容则更为 薄”，骨子深处瞧不起诗人，“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 复杂，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专制主义皇权体 多”，况“诗人多蹇”，与其作穷者之诗，不如守独善 制之愤与士人知识分子卑微身份之怨。“仆之先 之道，“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 之将至”1151(PIOI’。继韩、白之后，宋代欧阳修对“诗 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 万方数据 、、、171 2014(02、、、 哉”‘241‘P118’?这种发展和变化，既丰富了“诗穷而后 可以怨”命题作出了进一步论述。《梅圣俞诗集序》 云:“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 工“诗学话语的谱系，也从多个层面折射出中国古 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 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群体性格与文化追求。 外见虫鱼 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 二、从道统到政统:权力延异与“诗穷而后工” 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 话语谱系的文化嬗变 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 考察“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的文化意义， 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6](n092’。《薛简肃公文集 除了要理性审视其所表征的诗学内蕴与美学精神之 序》言:“至于失意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 外，还需深入探讨话语运演背后的权力逻辑。福柯 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 曾说，话语即权力。“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 于文辞。故日:‘穷者之言易工也”’[17]‘n12引。欧阳 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 修同韩愈一样，一生恪守儒道，志在兼济天下。这种 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J(驯。“诗穷而后工” “士志于道”的文化精神，使其在追慕显达的同时， 诗学话语谱系的生成与流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权力 骨子深处亦带有“耻作文士”的想法。韩愈悯孟郊 逻辑?这种权力逻辑产生了怎样的文化驱力?话语 之穷，欧阳修惜梅圣俞之不得志，正在于其不能“鸣 的聚合与裂变，又折射出传统知识分子怎样的群体 国家之盛”，“幸得用于朝廷”，“功业显于朝廷，名誉 性格与文化追求?光于竹帛”。由是观之，“诗穷而后工”倒并非是在 结合“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的历史来看， 真正揄扬诗的艺术性、审美性，反而成了穷厄文人遭 遇 可以发现，从“诗可以怨”向“诗穷而后工”之说的流 “政统”遗弃的佐证。 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主要流 自宋以降，“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朝着四 个 行的还是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到了汉代，司马 “非方向发展和变化。一是认同与接受。苏轼云: 迁开始将士人之穷同诗文创作勾连起来"](n93?。 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 但真正以“穷”“达”论诗，提出“诗穷而后工”之说， 翁。”(《僧惠勤初罢僧职》)“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 则要下延至唐宋时期。元代黄潘云日:“古之为诗 饿。”(《病中大雪答虢令赵荐》)元代徐世隆《遗山 集 者，未始以辞之工拙验夫人之穷达。以穷达言诗，自 序》称元好问“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三 十 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始”[26]‘m扪。究竟如何理解 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8|。 清 这一话语现象呢?或许，仅从诗学理论的立场，很难 代归庄日:“然则士虽才，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 大不幸而际为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 作出合理的阐释。本文试图从历史出发，结合传统 政治与文化权力的延异，以及士人阶层的群体性格 也”[19](兀叭18”。二是诗达亦可工。苏轼《与王定 与文化追求，来思考“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背 国》云:“醉翁有言，穷者后工，今公自将达而诗益 工”[20]‘嘟扪。南宋周必大《跋宋景文公墨迹》日: 后的文化意义。 “柳子厚作司马、刺史，词章殆极其 余英时教授曾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经历了 妙，后世益信穷 由“道尊于势”到“势尊于道”、由道统到政统的文化 人诗乃工之说。常山景文公出藩人从，终身荣路，而 转型。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权力呈极度弥散的状态， 述怀感事之作径逼子厚。赠杨凭等诗，自非机杼既 殊，经纬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穷论 小国民主的经济与政治结构，最终酿成百家争鸣、处 士横议的文化生态格局。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 也”[21](P148)。三是诗能穷人。苏轼《答陈师仲书》 态的动荡，使士人阶层迅速崛起并获得话语权，他们 云:“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22](P1659)。 以道自任，追求“道尊于势”的文化权力。“知识分 明代以后，由于科举考试不再以诗赋取士，而是代之 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 以四子五经之书，诗能穷人之说，遂广为传布。清刘 大樾《王载扬诗序》言:“然其道皆以四子五经之书， 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 为八比之时文，至于诗盖无所用之。而天下之习为 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127](P107)。费孝通认为自 举子业，多不能诗;其能为诗者，亦不复留意举子业。 孔子之后，便“构成了和政统分离的道统”[28](蹦’。 呜呼!此诗之所以能穷人也”[23]‘嘟’。四是诗能达 在“道尊于势”的时代，虽然孟子已提出“达则兼济 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说，但在诗学领域，则延续 人。宋人陈师道以王平甫为例，言“诗能达人矣，未 见其穷”，清代姚鼐云:“夫诗之源必溯于风雅，方周 着孔子“诗可以怨”的话语传统，并未出现以穷论诗 盛时，诗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岂愁苦而穷者 的现象。 万方数据 1772’?南硅:计学，，， 零国僻主竹7 ，， 首先，士人普遍追求道，视道为真理和元权力。 会政治，这也使得战国时期趋于分离的学士群体，在 以道为尊的信念，既强化了士人的话语权力，又彰显 总体上较少地取向于纯粹的审美追求或理性思辨， 出士人的主体意识。但“道尊于势”毕竟只是一种 缺乏排除了其它考虑的‘爱美’或‘好奇”?30‘‘几52’。 士人把美孕育于政治与伦理的实用理性之中，在美 理想的文化权力格局，而非现实的政治结构图景。 作为载道主体的士，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政治与经济 政与美俗的世俗化经验世界中，体味诗艺的超越性。 结构，作凌空蹈虚的话语表演。因而，势与仕又成为 当美政与美俗之志难以实现时，士人也会退回于个 体的生命世界，但他们大多选择伦理化的修身而非 士人无法逾越的世俗化权力陷阱。道作为表征实用 审美化的诗艺，来实现个体的灵魂安顿与精神归依。 理性的政治与伦理哲学，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意识形 态话语，才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孟子言“士人慕 即便选择诗歌，也主要强调诗言志载道的意识形态 君”、“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但是，仕的前提 属性与伦理关怀价值等外部功能，而很少言及诗的 内指性和审美意蕴。 是士人与统治者志同道合，如士人之道难以获得统 治者认同，则“从道不从君”， 甚至舍达为穷、舍贵为 自秦汉以降，随着封建经济、专制主义政体与大 贱、舍富为贫。《淮南子?修务训》言:“段干木不趋 一统文化权力格局的形成，士人命运开始发生根本 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可见， 变化，道尊于势的历史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道势 “达”虽不失为士人追求道器合一的超越之境，“穷” 合一，是政统压倒道统。余英时教授指出:“历史进 未必就是士人失志无处归依的流亡之地。单就 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 “穷”而论，其所表征的或许不是士人怀才不遇、命 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 途多舛的悲剧性生命际遇，而是更多彰显出士人的 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J(胛?。宗族与田产的羁 理性意识与崇高精神。 绊，加剧了士人精神的世俗化。“天下事无大小皆 其次，士人以道为尊的价值追求，催生了君主尚 决于上”的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彻底弱化了士人的 贤、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春秋战国时代，士 主体性。如果说，在道尊于势的时代，士人用道构筑 人主体精神得以弘扬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其所 起自己的菲勒斯中心与阴茎崇拜机制，把自身视为 拥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意识。在具体的政治权力结 毋庸置疑的立法者。那么，自秦汉以后，士人实际上 构中，士不只是单纯的吏，而是具有“立法”权力的 已从整体上被皇权阉割与去势，屈原与司马迁的遭 “师”。孔颖达云:“《周礼》立官多以师为名。师者 遇就是明证。屈原被楚怀王三次放逐，司马迁被施 众所法，亦是长之意也。”(《古文尚书》孔颖达疏) 以宫刑的根本原因，正在于皇权的不可僭越性与士 人“以道抗势”原则的失效。如龚自珍所言，这种 《庄子-渔父》言:“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 “煌煌人莫违”的皇权，最终形成“一人为刚，万夫为 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 民”[29]‘嘶’。以吏为师、官师合一的政治权力结构， 柔”的格局。 既强化了士人对道统的信念，又从制度层面确保了 皇权与封建官僚体制的形成，使士人被整合到 士人符号资本的政治化。“道统”的文化追求与“师 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从而失去了身份自由与人格 独立。“知识阶层‘为王者师’的唯一凭借只是‘真 儒”的身份意识，使得士人在世俗化的政治经济活 动中，必然会把修天爵而弃人爵、求正身而薄食禄视 理’，但是当思想逐渐定型，并通过官方的认可成为 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的传播成为普遍知识，知识阶层 为自己的理性选择。《苟子?大略》载:“子夏家贫， 衣若县鹑。人日:‘子何不仕?’日:‘诸侯之骄我者， 就失去了凭借‘真理’与‘权力’对抗的能力，从‘王 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在士人看 者师’的地位降到了‘帝之臣仆’的地位”[31](P264)。 来，彰显其自我价值的真正尺度，不是官与禄，而是 当士人由“道”转向“仕”，当师儒身份流落为臣仆与 师与道。如师道不存，则宁愿选择贫与穷。由此可 家奴，士人的文化，1、5,理结构也就被彻底改写。当道 见，贫与穷非但未对士人的身份意识与人格魅力造 尊于势成为神话，“仕”便成为了士人命运必然的传 成毁损，反而成为士人以身殉道的现实佐证。 奇。回溯秦汉之后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到士人群体 最后，士人以道为尊的价值追求，使其在具体的 性格与文化追求的嬗变。相当多的士人把仕途显 文 化实践层面，更多站在实用理性的现实关怀维度， 达、官运亨通视为生命的主导性追求，甚而出现以道 而少有对个体审美意识的感性宣泄。阎步克指出: 求仕、得人爵而弃天爵的现象。《史记?李斯列传》 “处于‘俗“法’之间的‘礼’，富于人间性、现世性， 载李斯言:“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 因而较少纯文化的意味而更多地面向人伦日用、社 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 万方数据 、、173 、、 2014(02 士之情也”[32]‘n977’。已反映出士人文化心理的变 的一元化权力结构，仕也就成为士人此在生命必然 的文化归依。在道的菲勒斯权力遭遇褫夺之后，仕 迁。隋唐以降，科举制度的实施又从体制上确保了 士人人仕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固化了士人的仕宦情 为士人的文化生命注入新的“阳性”血脉与基因，士 结。唐传奇《枕中记》主人公卢生言:“士之生世，当 人则在这种虚幻的阳物崇拜中将自身误认为主体。 这种身份的迷误，使得士人把功名吏事视为最本己 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 而家亦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完全把科举人仕、建 性的价值追求。就审美化的诗艺而言，虽然士人并 功立业视为自己人生的理想。士人与官宦身份的同 不否定其所具备的政治、伦理价值与审美意义，但在 构，使其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更多偏向实用理性， 具体的现实层面，又往往“视文章为末事”。真正的 士人，其志在兼济天下，对文辞诗赋是不屑为之的。 轻把功名爵禄视为肯定自身价值的主要标尺，而相对 慢审美化的诗艺。 唯有那些不得志于有司，仕途失意、宦海无依者，当 然而，并非每个士人都能在官场如鱼得水。当 其内心郁积的悲剧性情感体验无法排遣时，才会选 士人左迁失志又不愿守道固穷时，最理想的选择或 择辞赋诗艺，以审美化的方式，达成对仕而不得之心 许就是转向文章诗艺，以文辞诗赋的形式来言志载 理缺失的宣泄与补偿。如欧阳修所言:“盖遭时之 士，功业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常视文章为末 道、发愤抒情。所以，自秦汉之后，诗不再被视为绝 事，而又有不暇为与不能为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 对的贯道之器，“诗言志”亦开始转向“诗缘情”，且 “情”多为表现士人宦海浮沉、穷厄无依的悲愤怨怒 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 之情。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以穷言诗遂开 惟无所施于世者也，皆一寓之于文辞，故日穷者之言 端倪。司马迁言:“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易好也”[17?H12引。由此而论，从不仕(主要指仕而 不得)到艺(主要指诗艺)，可谓是“诗穷而后工”诗 何以怨?正在于屈原命途之“穷”。桓谭《新论?求 学话语谱系生成的一个重要文化前提。仕途失志导 辅》言:“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欧阳修感 致士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受难，这种苦难的悲剧性 喟梅圣俞“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道 情感体验长期郁积于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最 出了以穷言诗背后的政治文化逻辑。以穷言诗发展 终化育为个体伦理的诗性表征。 到唐宋，产生韩愈“穷苦之言易好”与欧阳修“诗穷 而后工”之说，强 “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的衍生与形成，具 化了诗的审美性，但就话语所蕴藉 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从逻辑层面而言，这一诗学理 的文化权力而言，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论揭示出了一个普遍的艺术真理:痛苦出诗人。痛 三、从不仕到艺:“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 苦容易激发认知活动的深化，从而获得对宇宙人生 生成的文化前提与历史局限 的透彻理解;痛苦更能激发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从而 《论语?子罕》载，牢日:“子云，‘吾不试，故 使人产生审美的冲动。叔本华说:“痛苦是天才灵 艺’。”朱熹《论语集注》认为，试即用也，言由不为世 感的泉源”(《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斯达尔夫 用，故得以习于艺而通之。刘宝楠《论语正义》言: 人认为:“痛苦对一些喜剧天才来说，这是何等取之 “试，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见用，故多技 不竭的思考的源泉啊!”(《论文学》)可见，真正的诗 艺”[33](P331)。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不为世所用，所以 歌，多是苦难情感的艺术结晶，所谓“搬槽郁蹙以成 就学习各种技艺。这里的“试”并非仅指做官，“艺” 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刘昼《刘 也不是单纯指审美化的诗艺。结合前面的分析可 子? 激通》)，道出了苦难情感与艺术创作之关 知，在“道尊于势”的时代，士人对“不试”及“穷”的 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充分意识到这一艺联。“诗 生命际遇，往往秉持理性与乐观的态度，少有以穷为 理学机制并对其作出了理论回应。从历史术的心 悲的文化喟叹。“不试”与“穷”并不代表对士人人 言，虽然诗学话语形态和文化意蕴在历史语层面而 生的否定性评价，反而具有某种积极的伦理意义。 生了诸多变迁，但诗学话语中蕴藉的怨刺、讽境中发 谏与批 但是，自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超稳定 判的诗歌精神，却一直沿袭和传承下来。这种诗歌 精神，在文以载道之诗教观与温柔敦厚之审美心理 结构”(金观涛)的形成和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固 化，士人最终被整合到皇权政治与官僚体制之中，其 的栅栏外，种植出个体反抗的荆棘之花，从而给阴性 角色也由自由知识分子演变为封建官吏。道势的融 的审美文化与被阉割的士人精神注人了一丝阳刚之 合与士人身份的政治化，彻底改变了孔子“吾不试， 气。故艺”的话语意蕴。由于官场变成了士人无法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种诗学话语形态，“诗穷而超越 万方数据 17,，，， 47?南秸?神学 易国档乏竹?，， 后工”诗学话语谱系亦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 意识，那么，“穷而后工”之诗也就成为负载士人群 局限性。首先，在封建专制主义时期，士人的仕宦情 体政治无意识的符号象征。我们在理解“诗穷而后 工”之诗学话语谱系的文化意义时，必须看到其在 结使其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更为重视经世致用，做 政治意识形态唤询机制中所发生的话语异变。 尺，官成为士人首选，吏事则为衡量士人价值的主要标 正所谓“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刘勰)。汉代 最后，“诗穷而后工”的诗学话语谱系，反映了 甚至一度形成文儒与世儒的文化区隔。王充曾描述 封建专制主义时代集体伦理与个人伦理、实用理性 世人对文儒与世儒的不同看法:“著作者为文儒，说 与审美经验、政治无意识与纯艺术精神在士人文化 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日:文儒 心理结构中的权力交媾与博弈。受皇权政治一元化 不如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 权力结构的桎梏，“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本身 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 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结构的 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 超越与突围，如朱国华所言:“符合文学自由本性的 说，于事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 对于正统意识形态的颠覆，并非始于屈原，亦非滥觞 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34](P274)。 于发愤著书的司马迁，更不是不平则鸣的韩愈，因为 他们批判的武器或者发牢骚的前提仍然还是封建社 虽然，王充并不苟同世人之论，刘勰《文心雕龙?程 会的官方话语”[361(P121’。事实上，在封建专制主义 器》亦对文人有所辩护与正名，但从整个封建时期 来看，“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 文化权力的禁锢之下，文艺决不可能成为审美自由 的象征或“意识形态内部的爆炸性因素”[37](P103)。 看法又确实较普遍和流行。范晔“常耻作文士”， “诗穷而后工”的诗学话语谱系，虽然也反映出士人 《通鉴》不载文人的现象，彰显出文人在封建文化结 对“穷”之生命状态的文化抵抗，但这种抵抗最终在 构中尴尬的身份意识。文人身份合法性的流失，最 终带来文学话语生产主体的异化和话语自律性的沦 诗艺的境界中消弭于无形，审美喧嚣导向人性的静 丧。就“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而言，由于话语 默，怨刺之音最终转化为个体生命无望的救赎。或 许，在一个高度专制集权的奴化时代，一个自由精神 的生产者并不是纯粹的诗人，而主要是被政治文化 与独立人格缺失，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破碎与弥散的 结构同化的官宦，因此，诗学话语的所指意蕴，更多 时代，一个审美文化从属于政治与伦理文化、文辞诗 流溢出的是士人失志而悲的政治无意识，而非诗性 赋叨陪末座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任何话语实践，都不 的审美主义精神。 过是主导性权力在意识形态结构盛宴中的话语表 其次，文人身份的矮化直接导致文学话语在整 个 演。就“诗穷而后工”之诗学话语谱系而言，最终亦 权力场的边缘化。唐开元、天宝年闾及北宋王安 未能摆脱历史所赋予的文化宿命。 石变法前，科举考试的诗赋取士制度，一度把诗提升 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御用文体。晚唐皎然甚至认为: “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精英，虽非 参考文献:圣功，妙均于 [1]钱钟书(七缀集?诗可以怨[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圣。”(皎然《诗式》)但从整个封建时代来看，诗赋的 [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位明显低于经史和散文。“司马迁割相如之浮 2000( 说”(挚虞);扬雄《法言?吾子》悔其少作，称赋为雕 [3]班固(汉书?礼乐志[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 虫篆刻，壮夫不为;欧阳修云“文章止于润身，政事 1962(可以及物”;晁补之言“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 [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 身。其用以发身，亦不足言，至于诗，又文学之余事。 [5]班固(汉书?艺文志[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2005( 1962( 始汉苏、李流离异域困穷平仳别之辞，魏晋益竞，至 唐家好而人能之。然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资，局， [6]黄宗羲(南雷文定?汪扶晨诗序(四集卷?一)[o],,续 而经 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笔致公相，兵家斗士，亦以方略齐 力专斧钺，诗如李白杜 [7]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甫，于唐用人安危成败之际， 2005( 存可也，亡可也”[35]‘晰2“663’。道出了士人对实用理 [8]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性的持重和对文辞诗赋的轻慢。这种文化偏见，决 [9]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 定了士人不可能完全从审美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来建 局，1962( 构诗学理论，而是必然会不经意地滑向政治的场域。 [10]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5( 如果说“穷”更多地被视为士人仕而不得的政治无 [11][梁]钟嵘(诗品译注[M](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 万方数据 、、175 2014(02、、、 局，1998( [26]黄浯(蕙山愁吟后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 续修四库全书(第1217册)( 八)[0]( [12]韩愈(送孟东野序[M],,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3]韩愈(荆潭唱和诗序[M],,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8]费孝通(皇权与绅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9]诸子集成?第三册(庄子集解卷八渔父)[M](北京: 1988( [14]白居易集?序洛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中华书局，1954( [15]白居易(与元九书[M],,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 [30]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版社，2000( [16]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M],,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中)([3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 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版社，2004( (中)(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7]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M],,欧阳修诗文集校笺 [32]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33]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子罕第九)[M](北 2005( [18]徐世隆(遗山集序[M],,元好1'7全集(卷五十三?附 书局，1990( 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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