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效果的个体差异;情绪灵活性的作用

重评效果的个体差异：情感灵活性的作用 本文检验执行控制的一个具体类型和认知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成功的情绪调节和“情感灵活性”相关：能够灵活地处理和脱离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的情绪方面。一个新的情绪任务—转换范式，要求被试在根据情绪或非情绪特征将在分类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图片之间转换。结果明，更高的情感灵活性（较低的转换成本）能够预测使用认知重评来降低对一个悲伤电影片段的消极情绪的能力。特别是，对消极图片的中性方面和对积极图片的情绪方面更有效的转换，被发现能够预测认知重评能力。结果暗含着，情绪材料的执行控制是和有效认知重评密切相关的一种能力。 关键词：情绪调节、认知重评、执行功能、任务转换 众所周知，个体不只是被动地体验着他们的情绪，而是积极应对情绪，并且有能力改变他们(Gross, 1998)。特别是，因为体验强烈的消极情绪可能不符合达到的目标(Koole, 2009)，人们频繁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改变他们情绪反应的强度或特性。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最近大部分研究情绪调节的文献都集中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如分散注意(e.g., Siemer, 2005)和认知重评(Gross, 1998)。认知重评包括对情绪诱发情境的重新解释以改变情绪反应(Gross, 1998)。认知重评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这个观点符合情趣评价理论的核心假设，也就是对一个情景的认知评价，决定了情绪反应的特征和强度，不是情景本身所决定的(Ellsworth & Scherer, 2003; Siemer, Mauss, & Gross, 2007)。个体通过改变情绪诱发事件的意义进行重评。例如，他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事件以非情绪的方式重新解释情况，或想象情况在未来有可能发生改变(Gross, 1998)。 一般来说，认知重评已被证明在降低情绪的主观、行为和生理方面是非常有效的(Augustine & Hemenover, 2009; Koole, 2009)。此外，认知重评具有很大的适应性，因为它似乎不需达到像其他情绪调节策略所需的认知和社会成本(Gross, 1998, 2002; Ray, Wilhelm, & Gross, 2008; Richards, Butler, & Gross, 2003; Richards & Gross, 2006)。此外，习惯性认知重评和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少的消极情绪、与他人更密切的人际关系、更少的抑郁症状和更好的总体性心理健康都是相关的(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还被发现可以促进心理弹性，保护个体在面对压力时避免发展出抑郁症状(Troy, Wilhelm, Shallcross, & Mauss, 2010)。因此，认知重评不仅在调节瞬间的情绪体验中是有效的，也能为心理健康 提供长期有利性。 不幸的是，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希望或能够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也可以说，调节情绪和心情的能力上有很大范围的个体差异。考虑到成功情绪调节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都有效，我们要开始确定促进成功情绪调节的机制是什么是很关键的。一般来说，成功情绪调节需要一个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例如认知重评的使用。然而，有效的情绪调节也需要个体有能力去实现一个具体策略(e.g.,Joormann & Siemer, 2011)。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和认知重评能力的个体差异相关的认知过程中。 情绪调节和执行控制 研究人员表明执行控制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Ochsner & Gross, 2007)。执行控制需要一组高水平认知过程，在有意识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以及思想和行为的调节中有重要作用(Zelazo & Cunningham，2007)。这个想法符合最近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暗指额叶与情绪刺激的意识控制和认知重评中的执行控制相联系(e.g., Beauregard, Lévesque, & Bourgouin, 2001; Goldin, McRae, Ramel, & Gross, 2008; Ochsner, Bunge, Gross, & Gabrieli, 2002)。也有一些证据证明执行控制的个体差异是与情绪调节能力相关。Schmeichel, Volokhov, and Demaree (2008)发现，工作记忆容量（使用n—back任务和被广泛使用的SPAN任务；cf.Conway et al., 2005测量）能够预测使用认知重评来降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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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体验的能力，在对情绪电影片段做出反应时。此外，Schmeichel and Demaree (2010)最近提出结果表明OSPAN任务成绩也和负反馈之后的无意识情绪调节相关。Gyurak, Goodkind, Kramer, Miller, and Levenson (2012)发现，言语流畅性的一个测量成绩能预测通过改变看的见的情绪反应来上调和下调情绪更高能力。情绪调节能力被操作定义为心率变化和面部行为变化。并未发现其他执行功能测量成绩（包括工作记忆容量和认知抑制）和情绪调节能力的相关。McRae, Jacobs, Ray, John, and Gross (2012)报告工作记忆容量（使用OSPAN测量）和使用一个标准的总体/局部定向转换任务的成绩和应对情绪图片的认知重评能力相关。认知重评能力被操作定义为自我报告的在一个重评条件下和非调节控制条件下的情绪强度差异。没有发现认知重评能力和言语流畅性、认知抑制之间的相关。 尽管这些过去的结果很重要，因为他们表明认知重评使用执行控制资源，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超越现存研究，重点关注情绪调节和标准的执行控制任务之间的关系，通过开发一个执行控制任务专门针对和重评相关的认知过程的评估。特别是，我们假设认知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差异和认知灵活性密切相关。此外，我们假设一种具体形式的认知灵活性，在这里称作“情绪灵活性”应当比总体性的执行控制过程，与情绪调节有更密切的相关。特别是，使用情绪刺激的任务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更加接近的成功情绪调节过程的测量，相比于使用费情绪材料的标准执行控制任务。我们的方法反映了精神病理学关于执行控制对情绪调节异常的作用研究中的最近发展，研究表明对情绪材料的执行控制与一般执行控制需要不用的资源。特别是这个研究表明使用情绪材料的执行控制的测量通常比标准的执行控制任务更好地预测情绪调节异常(e.g.,Joormann, Yoon, & Siemer, 2010)。 情绪调节和情感灵活性 认知灵活性是根据情况的需要调整目标转换思想和行为的能力(Lezak, 1995)。认知灵活性包括执行控制的两个中心成分：抑制和定向转换(Miyake, Friedman, Emerson, Witzki, & Howerter, 2000)。抑制是覆盖、克服优势反应抑制不相关材料和目标的加工的能力。定向转换是灵活地在目标或心理定向之间转换的能力。 认知灵活性促进有效的情绪调节，当涉及到情感材料的加工时灵活性可能尤其重要。因此，情绪材料的灵活控制，同总体认知灵活性相比，应该对认知情绪调节尤其重要。我们假设灵活地注意情绪材料并灵活脱离的能力对于有效情绪调节尤其重要(Gross & Thompson, 2007;Zelazo & Cunningham, 2007)。我们把这种能力称作情绪灵活性。情感灵活性是认知灵活性的一个子集，包括更具体的能力，在情绪为中心和非情绪为中心的认知定向之间转换的更特殊的能力。情绪灵活性对于成功认知重评尤其重要。例如，认知重评一个情绪诱发情境经常需要改变角度，将情况带入一个更大的或不同的背景的能力，为了改变感知到的情况的重要性。这涉及不管是在局中还是在局外能够重点注意情绪中性信息的能力。因此，认知重评本质上需要在一个情绪和一个中性心理定向之间转换的能力，在加工一个情况的意义时，也就是说，在一个情景的情绪和非情绪方面转换注意力。尤其是，当认知重评被用来下调消极情绪时，能够抑制情况的消极情绪方面，将注意力转移到情况或刺激的中性方面或中性解释上是很重要的。 执行控制和认知灵活性过去的大部分测量都是用在利用中性情绪材料的情绪调节背景下的，而不是情绪材料(e.g.,Gyurak et al., 2012;McRae et al., 2012;Schmeichel et al., 2008)。很少涉及情绪刺激控制的执行控制过程(Ochsner & Gross, 2005)。然而最近几个研究已经开始表明，在研究与情绪调节和心理弹性相关的认知过程中，情绪刺激的执行控制的重要性(De Lissnyder, Koster, Derakshan, & DeRaedt, 2010; Genet & Siemer, 2011; Johnson, 2009)。 Genet and Siemer (2011)报告，在一个情绪任务--转换范式中的成绩，评估在积极和消极词的情绪和中性成分加工过程中灵活转换的能力能够预测特质性—心理弹性。De Lissnyder et al. (2010)探索使用情绪面孔做刺激的情感定向—转换任务成绩和和习惯性反刍——一种和抑郁以及抑郁脆弱性密切相关的对消极情绪的反应——之间的关系(Joormann & Siemer, 2011)。De Lissnyder et al. (2010)发现有反刍倾向的个体有更高的转换成本，重要的是，反刍者抑制受损，尤其是对消极情绪信息的加工。Johnson (2009) 开发了一个任务—转换范式，使用情绪面孔来检验执行控制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根据Johnson (2009) ，范式中的转换成本反应了有意识地调整注意使其朝向或远离情绪刺激。Johnson (2009, Study 1)发现，从一个中性类型到一个情绪类型规则的转换的更高的转换成本和更高水平的特质性焦虑和忧虑相关(Johnson, 2009)。在第二个研究中，Johnson (2009, Study 2)发现increases in the same switch costs 能够预测面对一个压力构词任务时有更少的挫败感。 总之，尽管出现一些证据表明情绪材料的灵活处理(affective flexibility)和情绪调节相关，目前仍然不清楚情感灵活性如何促进有效的情绪调节，情感灵活性是如何具体地与有效认知重评的使用发生关系的。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将现有执行控制和情绪调节的文献扩展，研究情绪灵活性作为重评有效性的一种认知机制的作用。情感灵活性的测量使用修改后的有情绪图片的情感任务—转换范式。我们假设情感灵活性预测认知重评能力的个体差异。具体的说，它能预测灵活地从消极图片中脱离并重新关注图片的中性情感方面能够预测降低消极情绪的有效的认知重评。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也包括一个使用情感中性刺激的非情感认知灵活性测量，来确立情感灵活性测量的不同效度。两种范式都要求被试在抑制以往规则和转向一个新规则之间灵活转换。我们预测，情绪灵活性的个体差异能够独特地预测认知重评有效性，超越非情感认知灵活性。 本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排除情感灵活性和认知重评能力之间任何关系的可能性，真实地反应情感灵活性和情绪反应性之间的关系。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分离是在以往研究中有关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的未能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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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rmann et al., 2010)。区分和认知情绪调节相关的认知过程，而不仅仅是反应性的个体差异，必须使用能够分离这两个结构的实验设计。为了这个目的，本研究包括了一个控制调节，被试在控制条件中不能调节他们的情绪反应。 方法 概述 认知重评有效性被操作定义为，在电影开始前被指导使用认知重评下调情绪的被试组观看一个消极电影片段之后的悲伤评估。情绪反应性的测量，是被要求不要调节情绪反应的被试组在观看同样电影将近2分钟时的悲伤评价。此外，认知重评组的一半被试关于认知重评有效性的预期，接收相反要求的指令，为了控制可能出现的需求效应。两个执行功能任务作为情绪调节有效性的预测因子：（1）一个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2）一个情感灵活性任务。 被试首先完成一个人口统计问卷，情绪状态的基线测量，特质性神经质的测量。接下来，被试完成两个认知任务，评估非情绪认知灵活性和情感灵活性。然后被试在观看一个情绪电影片段时完成一个直接的认知重评任务或观看同样的电影片段没有任何调节并评价自身情绪状态。最后，被试被问及他们在重评任务中的表现。 被试 被试是160名普通的心理专业学生（平均年龄19.3）。53女。 材料 人口统计资料和基线情绪状态。被试完成一个问卷inquiring about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age, gender, and ethnicity。此外，在实验开始之前使用5点量表评估自身的情绪状态（一点也不到极度），当下他们有多么悲伤。悲伤项目嵌入在几个补充项目之中，例如疲倦、心烦意乱和困惑。 神经质。使用大五人格量表(BFI;John, Donahue, & Kentle, 1991)被用来测量神经质（“担心很多”）。调查对象以一个5分量表，从1=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指出他们对表述的同意程度。BFI在各种美国被试中被发现是有效的心理测量(John & Srivastava, 1999)。 悲伤评估。被试指出在一个7点量表，用3个形容词（悲伤、沮丧和低落）指出他们目前悲伤的水平，1=一点也不，7=非常。Cronbach’s alpha of the scale was .95。 情绪调节随访问卷。被试完成一个随访问卷评估他们是否按照认知重评的指导调节情绪。 非情感认知灵活性。被试完成一个改良版的Schneider and Logan’s (2005)任务—转换范式，为了评估非情感认知灵活性。呈现给被试提示（“奇--偶”或“高于5还是低于5”）同时呈现一个数字（1、2、3、4、6、7、8或9）。被试根据提示所指示的规则将数字分类，在计算机键盘上按下相邻两键其中之一。提示随机轮流变化。在任务—转换试验中提示和上一个试验不同，在任务—重复试验中提示和上一个试验相同。在任务—切换试验中，任务要求被试抑制以往规则，从以往规则转换到新的规则，为了做一个正确的分类。因变量的测量时定向—转换成本（即，在任务—转换和任务—重复试验反应时差异）。 情感灵活性。情感灵活性使用一个新的情感转换任务评估，和Genet and Siemer (2011)使用的任务设计类似。不是情绪词汇，目前情绪转换任务使用的是情绪图片。使用情感图片的原因是创建一个情感转换任务，可以允许我们测量诱发实际情感反应的刺激的执行控制(Bradley & Lang, 2007)。 呈现给被试一系列情感图片，根据情感规则（区分图片是积极还是消极）或一个中性规则（对图片进行分类，根据图片呈现的人数是1或少于1还是2或多于2；cf.Hajcak, Moser, & Simons, 2006）对图片分类。 任务中使用的图片是从国际情感图片集中挑选的（IAPS;Lang, Bradley, & Cuthbert, 2008）。以前有关认知重评研究使用的照片来自同一刺激域(Ochsner et al., 2002)，是这个任务作为和认知重评相关的认知过程的测量有更密切的联系。在一个9点二级量表中，所有的积极图片平均效价评价在8到6之间，所有消极图片平均效价评价在2到4之间。照片的选择也会基于通过试点数据分类的信度。最后一组图片包括160张IAPS图片，根据图片呈现的情绪效价和人类数量分成4组，每组40张。40张图片是从以下每一个分类中选择的：有1或更少人数的消极图片（平均效价=2.79），有2或更多人数的消极图片（平均效价=2.65），有1或更少人数的积极图片（平均效价=7.38），有2或更多人数的积极图片（平均效价=7.39）。为了确定效价的评估在两种个数分类中不会产生不同，我们做了一个2×2（人类数量的效价）方差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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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价评估为因变量。结果表明，效价分类有一个微弱的主效应，F（1,156）=4097.4，p< .0001, ŋ²= 0.96，但是没有数量分组的主效应，F(1, 156)= .79, p= .38，重要的是，效价和数量之间没有交互作用F(1, 156)= .96, p= .33。 一次呈现一张图片，周围会有一个彩色边框，框架左边和右边呈现试验提示（“+” and “-”是积极和消极，分别是 “≤1” and “≥2”是1个或少于1个人，以及2个或多于两个人）。被试根据呈现的线索将图片分类，在计算机键盘上按下相邻两键中的一个。线索和图片类型（即，图片效价和人类数量的组合）根据一个伪随机序列而变化。转换和非转换试验有相同数量在所有条件中。情绪转换任务需要被试在情绪和非情绪分类规则之间转换，通过抑制过去规则，从过去规则中转换到新的规则。尤其是，任务包括在面对刺激诱发情绪状态时，处理一个刺激的情绪部分和中性部分之间转换。因此这一情绪灵活性的测量被认为，涉及到与通过认知重评调节情绪状态的能力密切相关的执行功能。基于我们的假设，我们预计在从消极情绪图片中脱离时，更低的转换成本（高情绪灵活性），与更高认知重评能力相关。 情绪电影片段。一个3分47秒电影片段，来自电影《天涯赤子心》，在情绪调节任务(Lovell & Zeffirelli, 1979)中呈现给被试，电影片段描述一个小男孩亲眼目睹父亲在一个拳击比赛中身亡。这个电影已经在几个研究中被用来诱发被试悲伤情绪(e.g., Gross & Levenson, 1995; Rottenberg, Ray, & Gross, 2007)。为了使情绪调节任务更具挑战性，以往研究都将电影片段长度扩展了54秒。 程序 被试以小组为单位，每组最多8人，完成实验。每个被试在自己的19英寸计算机上完成计算机任务，监视器在一个小隔间内。被试坐在距离显示屏大约1.5英尺的地方。被试开始完成人口统计学量表，BFI的神经质量表(John et al. 1991)，使用Filemaker Pro 5 software进行操作。然后他们完成情绪转换任务，非情绪认知灵活性任务，情绪调节任务，和情绪评价，都通过E-prime2.2软件进行呈现。最后，情绪调节随访问卷在纸质问卷上完成。为了将由于被试和顺序交互作用产生的测量误差最小化，每一个被试以同样的顺序完成任务(cf.Miyake, Friedman, Rettinger, Shah, & Hegarty, 2001)；然而，不同版本的情感灵活性和情绪调节任务在被试中平衡抵消。 认知和情感灵活性任务。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开始时进行两个24试验的联系模块，被试在每一个模块中各基于一个规则将数字分类。第3模块包括240试验，要求被试根据两个规则将数字分类，情感转换任务开始时进行两个10—试验的练习模块，被试在每一个模块中根据一个规则将效价图片分类。第3和第4模块各包括160试验，需要被试根据两个规则将图片分类。在这些任务中的试验会涉及到以往试验规则的重复（重复试验）或改变以往试验规则到一个新的规则（转换试验）。转换成本的计算，计算转换试验和重复试验反应时差异。 在两个灵活性任务中，被试被指导使用他们右手食指按下左边的键，右手中指按下右边的键，尽可能快速而正确地做出反应。线索和刺激保持在屏幕上直到做出反应，没有时间限制。Upon logging a response, the stimulus, and, on switch trials, the cue changed。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的线索和数字，以26号，26-point, Courier New font字体，白色背景上以黑色字体呈现。情感转换任务的线索以65-piont，Courier New font字体，白色背景上黑色字体或灰色背景上黑色字体——每一个背景颜色分别对应一个分类规则。情感转换任务被抵消平衡，在框架颜色（白和灰）对应提示（效价和人类数量），对应效价和人类数量分类提示的描绘对应于反应键，通过把被试随机分配到产生的8个版本的任务中的一个（cf. Figure 1是一个试验序列的一个例子）。 情绪调节任务。被试被分配到认知重评或一个情绪反应控制组中。此外，重评条件中一半的被试接收到反要求的指令，指令是关于预期的认知重评的有效性，为了控制潜在的需求效应。这导致被试被分为了3个组：标准指令的认知重评组，反要求指令的认知重评组，和反应控制组。所有的指令都通过被试的笔记本呈现给被试。起初，所有被试被告知，他们会观看一个电影片段，接下来是如何观看影片的指令。接下来，所有被试接收到如何对两个线索反应的指令：“不受调节的观看”和“降低情绪”。提供给被试详细的如何反应的指导，在线索被呈现之后。这样做是为了对即将到来的任务产生相似的期望值，防止被试在重评组和控制组被试产生先行准备的差异。实际上，被试只能看到分别对应他们各自条件的线索。“不受控的观看”条件的指令要求被试在观看电影时努力体验任何情绪，没有任何抑制或阻塞感觉。“降低情绪”条件的指令类似在Richards and Gross (2000)所使用的，要求被试采用一种中性、客观和分析思维观看电影片段，为了不对电影产生任何情绪。 遵照“不受控的观看”和“下调情绪”线索的指导，一条为确保被试已读并理解指导的检查会呈现在屏幕上。被试被问及是否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当他们看到每一个提示时，如果他们有不确定的有机会回到相应的指令屏幕。接下来，认知重评的一半被试看到一条额外的指令，来控制需求效应。反要求指令通知被试，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降低情绪强度非常具有挑战性可能无法实现，试图降低情绪可能会适得其反，也就是实际上会加强情绪反应。 此时，被试开始观看来自《天涯赤子心》的电影(Lovell & Zeffirelli, 1979)。电影片段出现在宽屏幕上，在片段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个横栏。对于认知重评组的被试“降低情绪线索”在整个片段播出时间都呈现在电影片段下面的横栏框中，在反应组的被试在整个片段播出时间都能在同一位置看到提示。 线索使用18-point Arial font呈现，重评组的被试在电影结束时评价当前悲伤情绪。反应组被试在电影结束后也评价他们的悲伤水平，在观看电影约2分钟之后再次评价悲伤水平。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想捕捉这个组一开始的情绪反应以及一个持续的情绪反应。最后，被试被要求完成情绪调节随访问卷。 结果 初步分析 数据准备和筛选。所有反应错误的实验的反应时都将在未来分析中被剔除，以使转换成本都是根据正确反应的试验计算的。试验中8.24%的结果从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分析中被剔除，11.7%从情感灵活性任务中被剔除。通过使用2.5标准差的反应时视窗降低了极端值的影响。超出这个视窗之外的反应时被替换成低于或高于平均值2.5个标准差所对应的值。这种方法在相似的研究中被使用过，包含反应时数据(e.g.,Greenwald, Nosek, & Banaji, 2003)。 此外，一共有11个被试的数据在进一步分析中被剔除，因为记录错误（6个被试）或因为认知或情感转换任务的正确率在50%以下（5个被试），将总样本数目降低到149.此外，遗失两个被试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的数据，在涉及这一任务的数据分析中被排除。 检验随访问卷的回答，确定是否认知重评条件的被试一直遵守了认知重评的指令。被试对任务中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的描述由两个研究助手进行编码，有较好的评分者一致性(к=.75)。两个评分者之间的不一致由第一作者对被试反应进行额外的检测。一共有10个被试报告使用了认知重评之外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我转身把头扭开”或“我试着深呼吸降低自己的心率”）将这些被试在分析中排除，以下描述的结果没有任何改变。因此，所有报告的分析包括这些被试。 除了通过结合三个悲伤项目建立了一个悲伤量表，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悲伤差异分数，在基线上控制被试悲伤情绪的变异性。被试对一个项目的基线反应评估悲伤情绪和悲伤量表都通过z分数转换，在重评后悲伤情绪z分数中减去被试基线悲伤情绪z分数。 为了调查自我报告需求效应的可能性，比较标准重评指令和反要求重评指令条件的任务最后的悲伤评分。一个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个组的悲伤情绪没有显著差异，t(69)= .68, p> .50，或控制了基线的悲伤情绪的测量，t(69)= .56, p> .50。标准和反要求指令组也没有情绪调节的感知到的困难的测量分数的差异，t(69)= 1.60, p> .10.因此，两个指令组被合并，在剩余部分分析中被认为是一个组。 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结果表明转换实验反应时（M= 1207,SD= 196）显著长于重复试验反应时（M= 986, SD = 147），t(146) = 25.41,p< .001, d= 4.21，证实了转换成本的存在。在转换成本被确立之后，每个被试的平均总体转换成本的计算是，平均转换试验反应时减去平均重复试验反应时。 情感灵活性任务。为计算总体转换成本，在情感灵活性任务中重复以上程序。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转换试验的反应时（M= 1502,SD= 300）显著长于重复试验反应时（M= 1340,SD= 255），t(148) = 18.42,p< .001, d= 3.03，确定了转换成本的存在。接下来，计算不同试验类型的具体转换成本。尤其是，我们计算，与离开情感（效价）和转向非情感（人类）规则相关的具体转换成本，在图片是消极（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或积极的（积极非情感转换成本）。例如，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即，当图片是消极时转向非情感规则）的计算通过，从图片是消极效价，转向非情感规则试验的反应时中减去，图片是消极效价，转向重复非情感规则的试验的反应时。积极非情感转换成本（即，在图片是积极效价时，向非情感规则转换的成本），以同样的方式计算。我们也计算离开非情感转向情感规则的具体转换成本，当图片是积极效价时（积极情感转换成本）或消极效价（消极情感转换成本）。例如，积极情感转换成本（即，当图片是积极效价时向情感规则转换的成本）的计算通过，在图片是积极的，转到情感规则的反应时中减去图片是积极的重复情感规则试验的反应时。 为了确保情感灵活性任务的转换成本不是由于一个速度——准确性权衡，配对样本检验是通过比较转换试验中的正确率和在重复试验中的正确率。情感灵活性任务的结果表明转换试验中的正确率(M= .88, SD= .09)显著低于重复试验的正确率（(M= .90, SD= .08)，t(148) = —7.03,p< .001，表明一个速度—准确率权衡没有产生。具体转换成本的分析也显示了同样的模式。 转换成本之间的相关。表1显示，总体认知转换成本和总体及具体情感转换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总体认知和情感转换成本仅仅共享了5%的变异，认知转换成本只和四个具体情感转换成本中的一个显著相关。因此，认知和情感灵活性的当前的测量在操作上似乎略微相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结构。此外，同具体的情感转换成本相关从0到适中，表明具体转换成本测量了相关又独立的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重要的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显示出，和总体情感转换成本最低的相关，和其他情感转换成本没有相关。 认知重评有效性的预测 我们首先通过比较认知重评组和反应控制组的悲伤评价来确定认知重评的操作是有效的。对比显示出，重评组确实体验到了更少的悲伤(M= 2.22, SD = 1.03)，没有下调情绪的组对电影的情绪反应为(M= 3.86,SD= 1.63)，t(147)= 7.27,p< .0001, d= 1.20。因此，平均而言，认知重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 接下来，我们检验了认知和情感灵活性任务中转换成本和重评组、控制组中悲伤的相关关系with a series of bivariate correlations (see Table 2)。首先，结果表明，非情感认知灵活性和悲伤情绪或悲伤情绪的改变在认知重评组合控制组都没有显著相关。第二，没有一个具体的情感转换成本和控制组观看电影之后的悲伤情绪或悲伤情绪的变化显著相关。此外，悲伤基线评估和所有的转换成本都不相关(all ps> .2)。 检验具体情感转换成本和认知重评组情绪评估之间的相关关系显示，和预期一样，向非情感规则转换的成本，在分类一个消极图片时（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和评估的悲伤情绪大小相关。尤其是，低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可以预测在认知重评之后更少的悲伤，和基线悲伤评估相比，悲伤情绪有更小的上升。因此，在呈现消极图片时，转向非情感规则的更高的情感灵活性能够预测更有效的认知重评使用，但和悲伤反应性不相关。为了进一步证实认知重评和反应性条件的分离，我们进行了两个调节回归分析，使用了虚拟编码组变量，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和两个变量的乘积作为悲伤和悲伤变化的预测变量。这个回归分析显示，回归对于悲伤评估是显著的，ДR²= .032, F(1, 145)= 4.88, p= .029，对于悲伤变异也是显著的ДR²= .048, F(1, 145)= 7.32, p= .008. 此外，相关分析也显示，向情感规则转换成本越低，当图片是积极（积极情感转换），同基线悲伤评估相比，会导致悲伤情绪提升的更慢。因此，在积极情感图片存在时，有更高的情感灵活性脱离非情感规则，可以预测更有效的认知重评使用，在悲伤评估方面，和基线评估更相似，和悲伤反应性不相关。这一发现再次被一个调节回归分析证实，虚拟编码组变量、积极情感转换成本和两个变量乘积可以作为悲伤变化的预测变量，这个回归分析表明，交互接近显著，ДR²= .02, F(1, 145)= 2.99, p= .086. 而且，我们目标是建立能够预测重评后悲伤方差变化的具体的情感转换成本，above nonaffective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a common trait marker of negative affectivity, neuroticism。首先将悲伤情绪作为因变量做一个分层多元回归分析，非认知灵活性和神经是第一层的预测变量，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是第二层的预测变量。结果表明，对消极图片非情感规则更低的转换成本，能够预测较少的悲伤情绪，超越了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转换成本和神经质(see Table 3)。 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相似的线性回归分析，以悲伤情绪的变化量为因变量。非情感认知灵活性和神经质，仍然是第一层的预测变量。在第二层中，输入两个情感灵活性转换成本，被发现与悲伤变化相关：消极非情感转换成本和积极情感转换成本(see Table 4)。结果表明，两个灵活性，在转向消极图片非情感规则的灵活性以及转向积极图片的情感规则的灵活性，都是悲伤变化的独立预测因子，超出认知灵活性和消极反应性。结合起来，情感灵活性的两个具体的测量能够预测认知重评有效性个体变异的19%。 讨论 本文目标就是检验执行控制和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调查认知灵活性和使用认知重评下调消极情绪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对情绪诱发情境解释的变化是认知重评所具有的特性，需要灵活地在心理定向之间转换，因此，认知灵活性与成功认知重评密切相关。此外，我们假设情感灵活性，一个特定类型的认知灵活性，包括对情感和情绪唤起材料的认知控制，与非情感认知灵活性相比，对成功的认知重评是一个更好的预测变量。因此本文的首要目标是检验情感灵活性的个体差异和成功使用认知重评下调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 为了测量情感灵活性，我们改良了Genet and Siemer’s (2011)情感任务—转换范式，通过使用积极和消极情绪图片。这个任务需要被试to switch between an affective and a neutral task set in order to categorize emotional images. Because the affective images were emotionally evocative, we hypothesized that this task-switching task would recruit cognitive processes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emotion regulation and reappraisal。Furthermore, this task allowed us to measure the costs of valence- and categorization-specific switches。我们假设，情感灵活性（即，更低的转换成本）能够预测认知重评能力的个体差异，灵活地脱离消极情绪材料的情感方面，并快速地注意这些图像的客观中性方面，能够很好地预测下调消极情绪的认知重评的有效性。 情感灵活性和认知重评能力 我们的结果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表明情感灵活性的个体差异确实能够预测认知重评有效性的个体差异。此外，和我们更加具体的假设一致，我们发现更有效地向消极图片的中性方面转换，是认知重评能力的最后的预测变量。尤其是，当图片是消极的，和脱离情感任务定向，朝向非情感定向有关的转换成本是最好的预测变量，能够很好地预测被试如何有效地使用认知重评来下调悲伤情绪。 有趣的是，结果也表明，更有效地向积极图片的情感方面转移能够预测认知重评能力。特别是，当图片是积极的，脱离中性任务定向并朝向情感任务定向的能力，可以预测消极电影片段之后消极情绪更少的增加。因此，更有效的认知重评者也显示出，在积极图片出现时，放弃中性心理定向注意情感方面的能力。 综合来讲，这些结果意味着，不只是脱离于刺激的消极方面，移向刺激的积极解释也能够使用认知重评降低消极情绪的有效性。重要的是，回归分析显示，情感灵活性的这两个成分相互独立地有助于认知重评的有效性，可以解释认知重评能力个体变异的20%。 情感灵活性vs 非情感认知灵活性 我们的结果也表明情感灵活性任务非情感认知灵活性的一个测量，首先，情感灵活性测量只是和非情感认知灵活性有一个弱相关。这表明，情感灵活性任务评估了一个具体的结构，有判别效度。此外，情感灵活新预测具体variance in cognitive reappraisal effectiveness above nonaffective cognitive flexibility.因此，情感灵活性提供了具体的信息，关于和有效使用认知调节策略的个体差异相关的认知过程。重要的是，这些过程似乎并没有被当前研究使用的标准的、非情感认知灵活性任务所占领。就像在引言里所描述的，文献发现，非情感任务转换成本和认知重评能力相关(McRae et al., 2012)。然而，McRae et al.’s (2012)和本研究有几个方法上的不同，包括非情感任务转换范式的性质和认知重评有效性的操作。此外McRae et al.’s (2012)研究至少有一部分的探索性，使用几个执行控制测量，其中只有几个个认知重评个体差异相关。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很难指出这种差异的具体原因。考虑到我们用情感转换任务求得了预测结果，我们的研究不太可能缺乏找到可靠结果的敏感性。符合我们结果当前的解释，我们认为结果不一致的最可能解释就是，非情感执行控制测量和认知情绪调节之间的相关非常脆弱。 目前结果符合其他关于精神病理学认知机制研究的最近证据，对情绪材料的执行控制可能需要招募不同的资源，相比一般执行控制。This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executive control in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affective disorders shows that measures of executive control that use emotional material are often better predictors of psychopathology and vulnerability than standard executive control tasks (e.g., Joormann et al., 2010).例如，最近几个研究表明，抑郁个体表现出一系列执行控制缺陷，尤其是有关于消极材料的控制，例如对消极材料较差的抑制，会反过来促进情绪调节不足(e.g.,Joormann & Siemer, 2011)。 最近的证据也表明不同的神经系统参与情绪vs中性刺激的执行控制。例如，在一个fMRI study,Ochsner, Hughes, Robertson, Cooper, and Gabrieli (2009)发现涉及效价的刺激vs中性语义类别的反应冲突中，执行控制过程需要不同的神经系统。此外，出现证据，情绪材料的执行控制的训练导致对具体其他任务转移了效果，任务是用来检测超出情绪刺激的执行控制的。Schweizer, Hampshire, and Dalgleish (2011)报告一个研究结果，研究对比两个执行控制训练任务的效果，一个使用情绪材料，一个使用中性材料。作者发现，工作记忆训练，无论训练材料是什么，都使收益转移到另一个执行控制任务和流体智力。然而，只有使用情绪材料的执行控制训练yielded transferable gains in control over emotional material on an emotional Stroop task。 情绪调节vs反应性 我们认为，必须在情绪调节效果的差异中将情绪反应性的差异区分出来，在研究这些差异的基础因素时。否则，低情绪反应性可能会被错误地看做有效情绪调节的信号，反之亦然。为了在实证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在有关情绪调节预测因素的研究中是独特的。尤其是，我们包含了情绪反应性控制组，证明了情感灵活性的测量只和有效的情绪调节相关，和情绪反应性无关。此外，我们包括神经质的测量，和情感反应性个体差异紧密相关的一种特质(e.g., Gross, Sutton, & Ketelaar, 1998)，在回归分析中作为一个额外的控制变量。这个结果的模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获得的结果是由于情绪反应性的个体差异。 认知重评和注意调整的认知资源 认知灵活性和注意控制使用了一部分重叠的执行控制过程。因此，认知重评涉及到的认知控制过程和其他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涉及到的认知控制过程部分重叠：注意调整，在Gross的情绪调节模型中和认知重评是有区别的(Gross & Thompson, 2007)。注意调整（例如，分散注意）包括注意直接朝向或脱离给定情景中的情绪诱发特征，为了改变情绪反应(cf.Gross & Thompson, 2007)。然而，为了在概念和实证上弄清楚，重要的是指出，研究中使用的测量认知资源的情感任务—转换范式和视觉注意的调整是不同的，并不涉及实际的注视转换的转移视觉注意力。因此，我们的情感灵活性测量不同于类似的范式，最近主要被用来测量或操纵视觉注意调整。 例如，Johnson (2009)使用一个任务转换范式来测量对情绪刺激的注意控制能力的个体差异。这个范式要求被试调整视觉注意到情绪和中性面孔的不同部位。特别是，被试必须注意显示出情绪效价的脸部位置或注意重叠在脸上的中性的几何形状。因此，Accordingly, Johnson (2009)将他的任务概念化为测量注意调整作为一个情绪调节策略能够有效使用的过程。 Urry (2010)最近使用一个实证任务，使被试直接注意情感图片的中性或情绪位置，作者发现，被试可以使用认知重评成功调节他们对于消极图片的情绪反应，不管他们的目光直接指向图片的情绪还是中性位置，这个发现表明，有效的情绪调节不一定涉及视觉注意力的转移或视觉注视的变化，意味着视觉注意转移能力不是认知重评能力的理想的测量。 总之，鉴于目前的范式要求被试抑制情感图片的情绪或非情绪方面，转向非情绪或情绪方面，目前的任务不要求或鼓励视觉注意的转换。尤其是，为了在我们任务中获得成功，被试必须使用两个心理定向处理同样的视觉信息。例如，当要求根据呈现的人类数量（中性处理规则）将一个图片进行分类时，被试必须注意图片中的人类，包含情感信息最多的位置。因此，我们的任务需要被试转变心理定向，而不是视觉注意。这和这个观念是一致的，有效的认知重评者不只是忽略了一个情况的（消极）情感方面或特征。的确，这个策略的最好分类是注意调整策略，就如分散注意。然而，成功的认知重评看起来需要首先注意一个情况的情绪诱发特点，然后忽略同样的特点，但“去除情绪性地”转移到一个非情绪或中性心理定向，注意情况的非情绪方面。通常，这会在一个完全爆发的情绪之前发生。我们相信，注意转移或心理定向注意在本质上会被我们的情感灵活性测量捕捉到。 当然有一个例子表明，尽管以上描述的认知重评策略不包括实际注视转变意义上的注意调整，这个策略最终设计注意（再）调整的某些方面。这个事实挑战了区分注意调整和重评为两个情绪调节策略的无用性吗？我们不认为一定会是这样的。相反，我们认为这两种策略的关键区别是，注意调整被描述为涉及到避免某些外部刺激（视觉注意的调整）或内部表征（分散注意），注意调整作为重评的部分涉及到更加微妙的注意转移，转移到外部刺激的不同特性上或将注意力转移到不同的心理定向上，用来解释刺激的情绪意义。 情感灵活性和灵活的情绪调节和应对 当前研究加入大量有关心理灵活性对心理健康和心理弹性的重要性的文献(cf. Kashdan & Rottenberg, 2010 for a recent review)。灵活地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和应对策略在这方面似乎非常重要。情绪调节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例如促进快乐的感觉(Larsen, 2000)，或有利于任务表现(Tamir, 2009)，情绪调节策略是否是适应性的取决于一个个体在给定情况下所追求的目标。和这个观点相一致的是Bonanno, Papa, Lalande, Westphal, and Coifman (2004)提供证据，证明情绪调节灵活性和心理弹性相关。特别是，作者发现，应对图片时，灵活抑制和提升情绪表达能预测更低水平的抑郁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New York City one and a half years after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s。Westphal, Seivert, and Bonanno (2010)最近扩展并复制这些发现。同样的，Cheng (2001)发现报告灵活使用一系列应对策略的个体每天会有更好的调整，表现出更少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比那些报告更严格使用具体应对策略的个体。 尽管目前的研究只专注于情感灵活性作为使用重评来下调悲伤的能力的预测变量，我们假设情感灵活性也能预测灵活地以适应性的方式，使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来下调和上调消极和积极情绪。未来研究应当将情感灵活性的概念与灵活情绪调节和应对相联系。 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当前研究证明灵活地处理情绪刺激（情感灵活性）是认知情绪调节能力的一个预测变量。它还提供了证据，情感灵活性的具体成分（即，在处理消极材料时灵活地转向一个中性心理定向，在处理积极材料时灵活地转向情绪定向）时重评能力的相互独立的促进因素。除了这些新发现，本研究也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使它有别于和情绪调节相关的认知过程的以往研究。 尽管本研究有这些优势，但在未来研究中仍然需要提到一些局限之处。第一个重要的局限，我们关于情绪调节有效性的测量几乎全部根据自我报告。尽管我们控制住了需求效应，未来研究应该检验是否情感灵活性不仅预测自我报告的情绪调节结果，也能预测情绪调节额心理生理指标。第二个局限之处， is that we only focused on reappraisal.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whether affective flexibility is a unique predictor of reappraisal effectiveness or whether it also predicts other cognitive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e.g., strategies that are based on attentional deployment like distraction)。第三个局限之处，我们只是测量悲伤情绪的调节。Although the successful regulation of sad affect is a resource that is central to prevent people from developing depression after a negative life event (Joormann & Siemer, 2011),仍然不清楚，是否目前的结果可以推广到其他情绪。未来研究应该检验是否情绪灵活性能够预测重评的成功使用来调节其他情绪，像害怕和愤怒。最后一个潜在的限制是present study is that executive control tasks and the emotion-regulation task were presented in a fixed rather than a counterbalanced order. This was done to reduce additional between-subjects variability that was not related to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o prevent transfer effects of the emotion-regulation task on the executive control tasks.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in the affective flexibility task may have influenced performance in the reappraisal task. Although this possibility seems remote given that only selective switching costs (not overall performance) predicted reappraisal, this limita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in future studies by counterbalancing the order of tasks。 结论 本研究为关于认知过程和情绪调节的文献提供了新知识。Th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how we conceptualize cognitive reappraisal as well as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material. It appears that individuals may have a distinct capacity for flexibl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ly evocative material separate from the capacity for flexible processing of neutral material and that the flexible affective processing task used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contributes unique informa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reappraisal. Moreover, inasmuch as deficits in cognitive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lie at the center of many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in particular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 (e.g.,Joormann et al., 2010), the present research has also important clinical implications. Moreover, if affective flexibility may be improved through training, this may provide a method of improving an individual’s emotion-regulation skills which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抑郁性沉思：研究进展与前沿（张阔） 分心的策略虽然在短期有降低抑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会增加个体的逃避倾向 完成这些活动所必需的高级认知功能就是“执行功能”⑤。它包含三个最为基本的加工成分：反应抑制（inhibition）、心理定势转换（shifting/switching）和工作记忆刷新（updating）。 由于沉思的重要表现就是无法从消极抑郁的思想和情绪中摆脱出来，这使得很多研究者认为沉思与执行功能和注意的缺陷存在相关。例如，自我调节的执行功能模型认为，消极的自我信念会影响执行功能对内部和外部环境信息的输入、监督和控制，导致消极信念和抑郁情绪的循环和强化；沉思的注意模型也认为，认知资源不足和注意缺陷，使得执行功能无法实现负性情绪的脱离和转换，认知重评和分心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情绪调节策略也难以开展，从而导致抑郁的持续乃至加重。上述理论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持。例如，Whitmer等采用任务转换范式和沉思反应量表来测量个体的抑制能力和沉思倾向，结果发现二者有显著的负相关①。Davis和Nolen-Hoeksema通过比较沉思者和非沉思者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上的成绩，结果发现沉思者要比非沉思者犯更多的持续性错误，即当分类标准发生变化时，沉思者易受先前规则的限制，表现出一种持续以往思路的倾向。 Watkins和Brown采用随机数字生成的实验范式，证实患有抑郁的个体在将注意力从一种任务转换到另一种任务时出现困难，他们推测沉思可能占用有限的认知资源，导致对先前反应的抑制能力下降，并难以实现向新反应的转换。这种推测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Curci等人的研究也发现，负性情绪易诱发沉思状态，进而减少工作记忆中的可用资源，即沉思在负性情绪和工作记忆中起中介作用。Watkins和Brown还发现，分心条件下抑郁被试和非抑郁被试在随机数字生成任务上的表现基本没有差异；他们由此推论，抑郁被试并非普遍存在执行功能的重大缺陷，但是沉思有可能损害执行功能④。Altamirano等人比较了不同沉思倾向的大学生在两种执行功能任务（目标转换和目标维持）上的成绩。结果显示，在目标维持任务上，高沉思倾向显示出更低的错误率，在目标转换任务上，高沉思倾向具有更高的错误率。 综上所述，来自不同实验范式的结果显示，沉思与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存在密切关系。沉思状态下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下降，抑制、转换和刷新等执行功能受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缺陷及其干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