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的籍贯、出生地及家世问题_6092

论李白的籍贯、出生地及家世问_6092 论李白的籍贯、出生地及家世问题 论李白的籍贯、出生地及家世问题 本文所论述的这三个问题，均属于李白家世生平的范畴。从近几十年，特别是,,,,年兖州国际李白讨论会关于对李白家世生平研究的实践中。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颢，就是研究李白家世生平的命题立论，必须掌握以李白自述为前提的原则。换句话说，凡不符合李白自述原则的，特别是与李白自述原则相抵牾的说法，不管来自任何人，也不管任何碑传，都不能作为命题立论的根据。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保证李白家世生平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否则，就很有可能误入乱说的歧途，甚至陷入诡辩的泥坑。这是本文对研究李白家世生平所的一条经验教训，也是本文论述李白籍贯出生地及家庭出身问题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一、关于李白的籍贯问题。从李白本人的诗文自述中得知，他有三种说法的籍贯，即祖籍、原籍和客籍。对祖籍陇西成记，客籍山东任城，这是早已明确的问题，于此不赘。关于原籍四川江油，原本也没有什么疑义。然从对李白的出生地发生争议后，对他原籍的看法，自然也会发生影响，因为籍贯是指祖居地和出生地而言。本文只在这方面补充一点新的看法。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使书》中对他的世居地有一段比较系统概括的自述，云:“白本家金陵(王琦注:金城之误)，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这段文字是说他东晋时代的先祖，凉武昭王李皓所建立的西凉国，被北凉沮渠蒙逊灭掉以后，其李白先祖一族子孙，又因做官而寓家于咸秦。“少长江汉”是说他在江汉长大。在这段文字中，“奔流咸秦”与“少长江汉”紧紧相接，其间并未说再移居他地的问题。其实李白涉及他籍贯的自述，除此以外，也只有“白陇西布衣”、“本家陇西人”两种说法了.“陇西”、“金城”，其地望均为甘肃，这些地名，无疑都是反映他未“遭难”之前的远祖的籍贯。“咸秦”、“江汉”则是反映李白先祖“遭难”以后至他的少年时代世居的地名了。我们知道，同一个籍贯(家的所在地)，可以用多种地名来反映。如李白的一个任城之家，就使用了“东鲁、“鲁中”、“沙丘旁”、“汶阳川”、“鲁门东”等五个地名。那么此处的“咸秦”和“江汉”究竟是反映的一个家还是先后两个家呢,这要以“咸秦”和“江汉”这两个地名含概的地域范围判断。“咸秦”这个地名，不是法定的真实地名。从字面上看，它是以咸阳和秦两个现实的地名为基础，概括(或者说虚构)而成的。李白在其诗中如此使用概括的地名多矣。如“我欲因之梦吴越”的“吴越”、“流落楚汉”的“楚汉”、“燕赵多壮士”的“燕赵”、“邹鲁多鸿儒”的“邹鲁”、“笛声喧沔鄂”中的“沔鄂”、“高卧沙丘城”中的“沙丘城”、“遨游盛宛洛”中的“宛洛”、“誓欲清幽燕”中的“幽燕”、“降夕叛幽蓟城”的“幽蓟城”、“潇条徐泗空”的“徐泗”、“剖竹商洛间”的“商洛”、“鄢郢翻扫荡”等等。此两个不同的地名一经概括合称，就成了一个新的地名概念，这个新的地名，不但含概的范围发生了变化，而性质也发了变化。“咸秦”这一地名，在李白的这段自述中，其性质只能是反映李白“奔流”后的先祖寓家地的一种现象。既不能把它规定为某一个真实的法定地名，更不能把它与李白先祖的“家”混为一谈。就如杜甫《别蔡十四》诗中“扶榇归咸 秦”是反映郭英义的归葬之地，高适《答侯少府》诗中“赫赫三伏时十日到咸秦”是反映高适奉诏授职之地，其地虽然明显的是在长安，但只能说长安在咸秦，而不能说长安就是咸秦。“咸秦”既然含概了咸阳和秦两个地名所辖的范围，那么这个范围究竟区域多大呢。按“咸阳”、秦之国都，汉唐之长安。秦地是那里呢,按《汉书地理志》:“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柯、越,、益州皆宜属焉”。“约相当于今日的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和贵州的西北部地区，这应是咸秦的地域范围。也就是说，李白“奔流”后的先祖，就寓家在这一地区的范围之内。江汉，是李白少年成长的地方。江汉也不是法定的地名。按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一》:“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成雁鹜池。”和《其十》:“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等所说的江汉，未必是指的长江汉水流域或荆楚之江汉。因为当时安史叛军所骚扰的地区，只限于河北、河东、河南、关内、淮南诸道，并未有涉及长江、汉水流域诸州。所以说“扫清江汉”一句与时事不切，疑此江汉另有所指。杜甫是公认的最能反映现实的诗人，他在蜀中之成都、梓州(今三台)、阆州(今阆中)所写的《忆昔•其二》:“周宣中兴望我皇，泪洒江汉身衰疾”、《贻华阳杨柳少府》:“我裹卧江汉，但愧识璠玙”、《赠左仆射郑公严武》:“飞帆出江汉，孤舟转荆衡”、《客旧馆》:“无由出江汉，愁绪日冥冥”、《奉寄章十侍御》:“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送李卿晔》:“暮春巴蜀僻，春风江汉清”、《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其一》:“风尘终不解，江汉忽同流”、《到村》:“蓄积思江汉，疏顽惑町畦”等等诗句，均称这一地区为江汉。此一地区恰是巴西之地。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云:“巴西，则绵汉也。”此则可知，杜诗中的江汉，就是指的巴西。约相当于今日的成都、绵阳、南充地区。这或许也就是李白所说的江汉了。唐人称巴西为江汉，本文认为起码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此地是汉族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据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汉族”条说:汉族“最初根据地当在昆仑山，五千年前，沿河源东下居于内地之西部及北部。自黄帝战胜苗族，势力扩大„掩有中国全部。”巴西是最接近昆仑山的西部内地，自然是汉族人最早内移活动的中心地区，所以此地也就很自然以“汉”字而命名了。自秦历汉迄唐，又都先后在这一地区的三台、梓潼、德阳、绵阳等地置汉州、广汉郡等。第二，这一地区的嘉陵江水系(包括白水江、涪江)，早就称为汉江(又称西汉江)。故此，人们将此汉族人早期活动的地区和汉江流域，称之为江汉了。 按上所述，江汉(即巴西)是咸秦范围之内的一块特殊地区。此则即可作出一个判断，即咸秦和江汉均属于用作反映同一个李白祖居地(巴西)的两个不同的地名现象。换言之，也是反映李白同一个原籍的两个不同的地名现象。这和他在《寄东鲁二稚子》诗中用“东鲁”和“汶阳川”两个不同的地名，来反映他同一个东鲁(酒楼)之家一样。只不过这两个地名所含概的范围大小不同罢了。 既然咸秦和江汉两个不同称谓的地名，均是反映同一个巴西，即李白先祖的寓家地，此则即可证明，李白自晋代奔流后的先祖至李白的当时，其家就一直住在“咸秦”之巴西。巴西就是李白的世居之地，即籍贯无疑矣。 二、关于对李白出生地的讨论问题 上文虽然肯定了巴西是李白一族近三百年的居家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西就一定是李白的出生之地。因为一个人的籍贯可能与出生地相一致，如孔子为鲁国曲阜人，他的出生地就是鲁国曲阜尼丘，也可能不相一致。如秦始皇三世祖居秦国咸阳，他的籍贯应是秦国咸阳，但他却出生于赵国的邯郸。唐太宗六世祖居绥州 今内蒙包头附近)，他的籍贯应为武川，但他却出生在京兆武功。宋太祖的武川( 籍贯为河北涿州，但他却生于河南洛阳等等。所以用籍贯来判断出生地是错误的，起码是论据不足。 本文虽然提出了关于李白出生地的问题，但并无意参与李白究竟出生在那里的讨论，只想对出生地讨论方法发一点看法。 出生地，即出生的地点。反映他的判断(或称现象)有详略两种形式。详者既有地名，又有地物。如:孔子出生于曲阜尼丘洞，唐太宗出生于武功别,，唐高宗出生于长安郦正院。略者只有地名，如秦始皇出生于邯郸。宋太祖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等。不管是详细的判断还是简略的判断，都是根据出生即时所在的地物、地名的实际情况直接断定出来的。根本没用其它的什么条件，这种无条件的判断，用哲学术语说就叫“直言判断”或“定言判断”。既然出生地是无条件的判断，那么我们想获知李白的出生地这一知识，只有一条途径，就是查我发现对它的可靠历史记载，舍此没有第二个办法。在未有发现关于李白出生地记载的情况下，任何的命题立论，都是无效的。 近几十年来，对李白出生地的讨论曾一度为热门话题，出现了种种所谓不同的新说。本文认为，还是传统的“蜀中”一说可信。因为这一说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就是李白生前的忘年之交，上元登第进士魏万的《李翰林集序》，其《序》云:“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身既生蜀”一句，明确地说清了李白生于蜀中。自唐迄今，关于李白的出生地也只有此一则记载。对此记载，也没有任何人提出疑义。这一记载，也符合李白“少长江汉”的自述原则。所以传统的李白生于蜀中之说，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其它各说，都是不足凭信的。之所以不可信，不只是论点没有丝毫历史根据，而其论证方法，也是错误的。以“碎叶”、“条支”两说为例。李白出生于“碎叶”或“条支”之说，不但李白本人未说，两《唐书•李白传》没说，就连卑官野史也未提及，只是说着的一种臆想而已。此两说的说者，为了证明自己之说的真实性，都有长篇大论。恰恰又是这些长篇大论，更进一步证明了其说的不真实性。因为他们共同犯了两种性质的原则错误。第一种性质的原则错误是替代论题。他们的论点明明白白地是李白出生于“碎叶”或“条支”，而却始终是考的“碎叶”、“条支”是哪里,李白出生于“碎叶”或“条支”与“碎叶”、“条支”是哪里,这分明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论题。前者与李白出生相关，后者则与李白出生无任何关系了。这种现象就叫“替代论题”。第二种性质的错误就是论旨相违。既然论文是论的“碎叶”、“条支”是哪里,而结论却是李白出生于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和阿富汗的加兹尼。这又不明显的是论旨相违、答非所问了吗,“替代论题”即是“跑题”、论证无效。“论旨相违”，答非所问更是无效。所以“碎叶”、“条支”两说是没有任何真实性的。 三、关于李白的家世问题 以往论家，多根据李《序》、范《碑》作为研究李白家世及出生地命题立论的依据，这种做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李《序》、范《碑》中关于李白家世的那些记述，如:“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和“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隐易姓名。神龙初潜还广汉”等。不但不符合李白自述 见《送的原则，而且与李白的自述恰相抵牾。按李白自述，他出身于“侯门”(杨燕之东鲁》:“我固侯门士”)，他有一个从祖，两个叔父，一个兄长分别时任济南太守、任城、嘉兴、中都县令(见《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对 。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秋于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别中都明府兄》)《旧唐书》“本传”又说他的父亲为任城县尉。此则说明他出生于地方官僚世家。(或有人说这些“从祖”、“叔父”、“兄长”都是联宗，此言唯恐不妥。李白诗中联宗之兄弟、叔祖者确实不少，但其诗中都直呼其姓氏名字，而比四者，既不说姓，也不道名，这就证明比四人是他的至尊，这完全符合当时社会对至尊避讳的习俗。如果把此四人也视为联宗，那未免就有些过疑了，况且以“父”之称呼联宗者，未之有也)。而李《序》、范《碑》却说他出身于罪犯之家。又李白明明说他祖居陇西“成记”或陇西“金城”，因“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根本来说他的先祖“谪居条支”、“窜于碎叶”一事。面对此种严重分歧，我们只能以李白的自述为准，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怀疑与动摇的，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乱说的泥坑。这正如否定李白千年的任城之家一样，李白在《寄东鲁二稚子》诗中明明自述，他东鲁的家以酒楼为特殊象征，而有些人却硬不承认，偏偏以“东鲁”、“沙丘”、沙丘旁”、“寓家地”、“鲁城南陵”等等为特征。结果导致了否定李白寄家任城千年定论的悲剧。同样以李《序》中的那些话为准而命题立论者，不但把李白说成了出身于罪犯家庭，而且连他的父亲也弄成了杀人犯。甚而至于把李白说成了外国人。如此离开李白的自述原则而命题立论岂不成了乱说了吗,当然这是从表面上谈问题，实质上不能把李《序》、范《碑》中的说法，与后者否定李白任城之家的一些论调相提并论。本文认为，李《序》、范《碑》的那些说法，是为给李白树碑立传的需要，而后来的这些人的论调，实则是为平衡一己不健康之心态的需要。 为什么说了李《序》、范《碑》中的那些话是为了给李白树碑立传的需要呢,这主要是当时李白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天宝初年，李白在宫中当供奉翰林期间，由于他的个性骨鲠刚直，与李林甫之类的奸邪佞臣不相为伍，引起了以当朝天子唐玄宗在内的朝廷最高统治者的不满，而被放逐宫廷，这必然使李白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的境地。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东武吟》)“一朝谢病游江海，俦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交结明日改。”(《赠南平太守之遥•其一》)。更由于他在安史之乱中不明真相，误上了永王贼船之后，又成了朝廷的钦犯。这自然在一般士大夫阶级，特别是在在朝的官员眼中，被视为政治上的危险人物。杜甫在《不见》诗中就说他“世人皆欲杀”，可见当时李白的政治处境严峻到何等地步。其实李白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他当时政治处境的恶劣。他在诗中所说的“我自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万愤词》)这些话，就是明显的证据。李白处在如此一般人都不敢接触的危险政治氛围中，作为当时在朝的朝廷命官，著名书法名流李阳氷，能在李白逝世的当时，毅然第一个为其编集作序，这是难能可贵的。其《序》实际上就是为李白作的传，至于李阳氷当时为李白编集作传，究竟冒不冒风险，可姑且不论，起码 他要考虑到他编的集序，能否允许在社会流传，这不能说不是个问题。李阳氷为了不被那些嫉恨李白的权要人物抓住口实，所以他从政治说了这些不着边际的贬义之词，这种现象，在一般社会政治实践中，从古至今是屡见不鲜的。人们通常所说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是对此种现象而讲的。之所以说不能以这些话为准，其原因也在这里。范《碑》晚于李《序》56年，其关于李白家世的述说，除“碎叶”与李《序》之“条支”不同以外，其它基本一致。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多出的一段文字，即:“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这段猜疑、动摇、似乎近于揣测的话，已经明确地提醒人们，他关于李白家世的说法，是缺乏准确性的。这与某些人以字残为由，把“咸秦”说成“碎叶”，把“南陵”说成“南阳”同样的不可靠一样。 以上，我们把李《序》、范《碑》关于李白家世的述说，认定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伪托之词，并非仅出于推理。无独有偶，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则其一例。此《墓志》一物，是随死者同时埋入圹中的。可知李华的《墓志》和李《序》为同年所作，其时序略早于李《序》。我们已知，李白当时是病逝于李阳氷的寓所，时已穷愁潦倒的李白的丧葬事宜，自然由李阳氷料理。其时李华正被贬官杭州司户，他是否参加了李白的葬礼，不得而知。然《墓志》是受李阳氷之托，是有可能的。因为李阳氷与李华早有过从，这有鲁山令元德秀墓“四绝碑”为证。李华是第一个把李白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的人，其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因为李华原任吏部员外郎，在安史叛军攻陷京城长安后，李华不但当了安禄山的俘虏，而且又被安禄山伪署为凤阁舍人。长安收复后的乾元元年(758)，朝廷对当时三百余名陷贼官员分六类定罪，李华被从轻贬官，而同时李白也因“从璘”之事，被定罪长流夜郎。二人可以说在同一时间，同一时代背景下，犯了同一种叛逆朝廷性质的罪过。李白逝世的宝应元年，朝廷的大军，还正在大规模的与安史叛军进行激烈战斗。刚被贬不久的李华，在这种情况下给刚被大赦后不久而死的李白作墓志，不能说李华一点思想顾虑也没有。如果在《志》中褒李白，难免遭到一些人为自己鸣冤之嫌;如果从政治上再编造不实之词而贬李白，更是两头不落。在这种情况下，李华为了能达到把李白的大名铭刻于石，以示不朽的目的，所以他采取了少说话，说空话不给人留口实的办法，这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至于后人所说，李华当时以文章名满天下，全国不少的士大夫及州、县官吏，多以金帛往求其为作碑颂。而他为李白所作之《墓志》，草草一百余字“不特于生平、行事一切不言，即郡邑、世系、表字、配偶亦略而不书，了了数言，何其惜墨如金乃尔。即其揄扬之词，亦与太白贬而不切，较之元微之所作杜子美墓志相去天渊矣。”(见王琦《李太白文集》31卷，1485页)这些似乎不太理解李华《墓志》之作苦衷的话，实则是对当时李白与李华二人所处时代及自身政治背景，缺乏详细了解分析所致。 zzgghh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