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致的意愿与行动：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探悉

不 一 致 的 意 愿 与 行 动 农 民 群 舔 陡 事 件 参 与 拣 悉 零 刘传江 赵颖智 董延芳 【摘 要】近年来，农民工因权利受到侵害，各种形式的抗争频繁发生，尤 以群体性事件引人注目。文章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 合社会挫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构建 Logistic模型研究了农民工参与群体性 事件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高、流动范围大对农民工参加群 体性事件意愿有正向影响。同时发现，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行动存 在不一致性，参与意愿能否转化为行动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其 中政府行为选择 的影响较明显。因此引导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工融合、推进 其市民化尤为重要。 【关键词】农民工 群体性事件 不一致的意愿与行动 市民化 【作 者】刘传江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赵颖智 武汉大学 人 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董延芳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 境经济研究中心，讲师。 由于权利受到侵害，农民工时常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抗争，进而造成群体性事件频发。于 水、李煜圮(2010)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为：农民工群体通常采取围堵政府机关、集体 罢工、聚众闹事 、围堵交通 ，甚至打砸破坏 、暴力冲突等行为来诉求维护 自己的权利 ，发泄心 中的不满情绪。于建嵘(2008)认为，农民工群体维权行为体现出农民“以法抗争”和工人“依 理维权”的双重性特点 ，是一种“依法维权”的行为，表现途径有司法维权 、组织维权 、法外维 权等。在对农 民工群体性事件概念取得共识的前提下，学者们通过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分 析了发生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三方面：(1)个案分析。于建嵘(2008)结 本文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 、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批准号 ：70973092)、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新时期城镇 化战略与农 民工代际分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批准号 ： 10CJL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合农民工维权个案分析发现 ，缺陷和非法侵害是造成农 民工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农 民丁对其法定权益的维护向对“基本权利”的争取发展。董碉 (201 1)通过访谈发现 ， 制度化维权渠道受阻、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缺乏社会组织支持是导致农 民工非制度化利益 抗争的主要原因。(2)调查研究。于水、李煜圮(2010)通过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发现农 民工只有在权益受损且体制内维权困难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蔡禾等(2009) 基于对珠三角企业正式就业农民工的调查 ，发现心理因素、社交网络结构和认知水平等对 其利益抗争行为有显著影响。(3)综合分析。李煜圮 、郭春华(2010)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 农 民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纳为经济、社会 、法制和社会因素。 在已有文献中，对农 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大多从农民工群体在发生利益侵害时的行 动出发 ，对其性质 、类型、成因、过程、处置等进行系统研究 ，缺乏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 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因此，本文试图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学理论出发 ，结合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其他个人特征变量等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劳动争议的群体性 事件的影响，同时探讨影响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外部条件。 二、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2010年下半年 ，湖北省按照国家人口和生育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实施了流动人 口 动态监测问卷调查。该调查深入武汉市、黄石市 、宜昌市、恩施市 4个监测城市的居委会或 行政村 ，对跨县(市 、区)流动且在流人地居住达 1个月及以上的 16～59岁的人 口进行访 谈 ，回收 4 200份有效问卷 ，其中，状态为“就业”且身份为“雇员”的农业户 口样本 751个 。 调查了“如果您所在单位发生了劳动争议的群体性事件 ，您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 ， 751个样本中，回答“有这样的事件就参加”的样本有 27个，占3．6％，回答“多数人参加才参 加”的样本有 75个 ，占 10．0％，回答“涉及 自身利益时才参加”的样本有 253个 ，占 33．7％， 回答“不参加”的样本有 205个 ，占27．3％，回答“说不好”的样本有 191个 ，占 25．4％。 (二 )变量分析 为了探讨数据呈现如此分布的原因，设 yi厂(，，s，c)，其中 y代表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 件的意愿 ，，代表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s代表农民工的社会资本，c为农 民工的其他个人特 征。假设 1：dY／dI>O，即随着农 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加 ，其参加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增大 ；假设 2：dY／dS>O，即随着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增加，其参加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增大。人力资本对人 们参加群体性事件意愿的影响可见挫折理论 ，其中包括 ，Dollard等(1939)等提出的“挫折一 攻击”理论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必然先有挫折 ，挫折的存在也总是会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 行为；Ellis(1962)创建的ABC理论认为，人们对诱发性事件即挫折本身所持有的认识和信 念才是引起人的行为反应的直接原因。考察挫折滋生的原因，无论是不平等、不对称、期望 高涨还是相对剥夺，参照基准的确定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人们参加群体性事件 88 鍪ll0爹 意愿的影响可见资源动员理论，McCarthy等(1973)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 会运动的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增大或相对剥夺感、怨恨感增加，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 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幅增加了。社会网络在行动的发起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它传递信息，达成共识，组成行动集体。其他个人特征对人们参加群体 性事件意愿的影响散见于社会心理学各相关理论中，如从众理论，Asch(1963)从某种意义 上证明了从众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倾向，大部分个体在给定压力下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小 部分人会由于刺激因素、组群压力等改变自己的判断来与大部分人保持一致。不同的人可 能因为生理、文化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趋同性，因而影响他们对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态度。 (三 )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多元 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中，除年龄(Age)和性别(Sex)作为其他 个人特征 即背景变量外 ，还引入 了样本 的受教育程度 (Edu)、流动范围(Mgs)、工作性质 (Jbc)变量。其中，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流动范围代表社会资本；工作性质既代表人力 表 表1 变量描述及统计结果 会资本 。有理由 ————————————————二二——二二 认为 ，从事技术 工作 通常需 要 更好的教育，而 体力 劳动者 群 聚工作更常见。 更 多的变量也 曾在考虑之内， 但数据 不支持 或影 响模 型 的 有效性。表 1为 变量描述。 注：年龄(Age)的均值为32．8，差为8．231。 本 文 构 建 的 多 元 L。gistic回归 模 型 为 ：l。g = +／3o．Age sex一十6 du + Eduz+ Edu + Mgs + Mgs +叼 c + c 。模型的似然比检验 P=0．000。对各自变量的作用进行似 然比检验的结果显示，除年龄(P=0．479)和工作性质(P=0．208)外，其余自变量都有统计意 义。估计系数如表 2所示 。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 )参照组对比结果分析 表 2显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样本显著地更倾向于“有这样的事件就参加”而 罄鬻 _ 89 ⋯ _ 中；冒人口科学 2ol2年第2期 表 2 估计 系数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参照组为“行动打算：不参加”。 非“不参加”，他们这样决策的机会 比分别是小学及以下样本的 1／0．068即 14．706倍、初中样 本的 1／0．072即 13．889倍、高中及中专样本的 1／0．051即 19．608倍①。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 与本文的假设 1相吻合。与男性相比，女性明显倾向于“不参加”，而不是“多数人参加才参 加”，其这样决策的机会比是男性样本的 2．367倍 。与市内跨县流动样本相 比，省内跨市流 动样本显著倾向于“不参加”而非“多数人参加才参加”和“说不好”。他们选择“不参加”而不 是“多数人参加才参加”的机会是 比市内跨县流动样本的 1／0．409即 2．445倍 ，选择“不参 加”而不是“说不好”的机会是比市内跨县流动样本的 1／0．601即 1．664倍。与市内跨县流动 样本相比，跨省流动的样本显著倾向于“有这样的事件就参加”和“说不好”而非“不参加”。 他们选择“有这样的事件就参加”而非“不参加”的机会比是市内跨县样本的 2．824倍 ，选择 “说不好”而非“不参加”的机会比是市内跨县样本的 2．033倍。 (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分析 大多数学者认为较高的人力资本理论上会带来较高的收入 ，但 lJi(2003)使用广东、甘 肃两省的数据对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教育回报率 高于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情况下，农民工多半局限于次 属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增加带来的收入提高会更加不明显。上述调查中，样本受教育程度 ① 不难理解，高中和中专样本的混合会对机会比的大小产生一定影响。对于数据原因此处不做进 一 步分析。 90 i ii 和收入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仅为0．070(Sig．(2-tailed)=0．057)。不仅如此，工作本身也存在隐 性失业，学历越高的农民工“低就”的概率越大(刘传江、董延芳，2007)。农民工在发生劳动 争议 ，特别是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受到利益侵害 ，包括拖欠工资 、无工伤赔偿等，都是造成挫 折的主要原因，而挫折通常会引发攻击。这些攻击有可能超出社会规范，群体性事件应归于 此列。在对挫折的认知上，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如果利益诉求没能得到较好地满足，其心 理落差会更大 ，从而将挫折转换为攻击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受教育程度高的农 民工更倾 向 于参加群体性事件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另外 ，即使在次属劳动市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加 往往也带来资产专用性的增加 ，资产专用性的增加则会导致劳资关系中劳方势力的提升。 上述调查中，样本受教育程度与合同签订情况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O．153(Sig．(2一tailed)=0．000)， 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更有势力，他们在劳动 合同的约束保障下更加倾向于通过参与维权行动来获得相关利益。尽管他们同样处于农民 _T群体的标志性弱势地位，但在受到利益侵害进行成本一收益比较时，其对劳动合同的认 知会增大对挫折本身的认识，即对群体性事件取得成功的概率估算提高，进而诱发更多人 参与其中。 (三 )性别因素影响分析 李超海(2009)基于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男性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是女性的 1．4倍，原因在于受中国“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文化影响，男性承担更多的经济和 社会角色，社会对女性社会价值的期望比男性低，进城打工生活的经验没有使女性获得与 男性同等的维权能力和诉求表达能力，男性在利益受到侵害时维权更积极。应当注意到，这 种解释的背后仍然是挫折一攻击理论和有关劳动者势力的原因。就前者而言，男性农 民工 比女性农民工更大的挫折感来源于更大的相对剥夺感，它和男性更高的社会价值期望有 关，而男性通常也 比女性更具攻击性(Knight等，1996)。就后者而言，由于文化和生理等方 面的原因，女性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更加严重，因此更容易从众。这里的“众”不是指参加群体 性事件的“多数人”，而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于水、李煜圮(2010)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中，81．5％的农民工表示没有参加过集体行动，而在李超海对珠三角地区的上述研究中，这 一 比例高达 87．5％。 (四)流动范围影响分析 Oberschall(1973)曾指出，社会动员的出现是招募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集体成员和参与 者，即主要是群体中已存在的活跃的和相对整合好的个体，原子化的、离群索居的个体参与 的可能性较小。在城乡二元制度下，劳动力流动环节的阻碍和流动空间的缺乏 ，使农民工市 民化进程受阻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收益明显低于享受制度 内收益的人群 ，而且大部 分农民工没有加入工会或协会等组织，其利益诉求不畅，遇到不公时如不妥协退让，常借助 于社会网络进行利益抗争。有研究证明，农 民工在打工地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 ，参加利益抗 争行为的程度越高(蔡禾等，2009)，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相比省内跨市流动的样本，市内 跨县流动的样本对群体性事件更积极。至于跨省流动的样本为什么又比市内跨县流动的样 本对群体性事件更积极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跨省流动本身更需要社会网络的支持。在本文 使用的2010下半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承认当前工作是通过同乡、朋友、同 学找到的样本，各 自占跨省流动样本的 23．6％、省内跨市样本的 15．2％、市内跨县样本的 14．6％。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本文假设 2相吻合。由此看出，农民工在流入地的聚集形成 其社会网络，通过网络内的信息传递 、行动支持等，更易达成共识组成行动集体 ，从而通过 资源动员的影响促使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四、进一步的讨论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个人特征通过各种机制影响了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件的意愿， 但意愿和行动往往存在差别。李超海(2009)研究显示 ，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 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低，年龄上的积淀和融入城市的高期望使其行为相对保守，相较 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更倾向于采取正式的手段来表达利益诉求。蔡禾 等(2009)认为，农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会受到是否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影响 ， 即与企业签有合同的农民工有机会在体制内通过协商来解决劳动纠纷、表达出利益诉求， 因此这部分农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这些研究与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有出 入。然而，在上述文章中使用的是农民工在这一问题上的行动数据，而本文采用的是意愿数 据。前文实证分析是从心理角度说明各种因素对农 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意愿的影响，然而 参与意愿能否转化为实际行动还要看外部条件。暂且抛开地区和时间因素的影响，调查样 本在意愿和行动上的差异也许意味着没有集群事件不表示社会中没有怨气和不满或怨气 和不满还不够。如前所述 ，农民工在制度背景下的弱势 、在城镇社会遭受的挫折 、不得已而 为之的集体利益抗争，由此带给城镇社会的负面刻板印象。2006年《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群 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出台，在其事件分级表述中，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被认为是农民工以“非 正常聚集”、“违法违规”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造成“社会影响以及人员和财产损失”①。2011 年广州增城“6．11事件”，由个体事件引发的本地治保队员与上千外来打工者的激烈冲突被 认为是“棍棒下 20年的治安积怨”，造成了务工人员心中的裂痕 ，一定程度上导致 2012年 开春招工难。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其他个人特征因素属于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其对农民 工在发生劳动争议时的意愿选择有着差异性的影响，然而当这些因素和群体都聚集在一 起，在外部环境的诱发和内部因素的积淀下 ，却会导致意愿与行动难 以预料的不一致 ，“增 城事件”中用脚投票就是行动的选择。由此看来 ，农民工群体中的个体因素差异是影响其意 愿选择的重要原因，而外部环境的影响却是行动选择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的户籍制 ① 引自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http：／／www．bjjs gov．crdpublish／portalO／tab1248／info44688．htm)，201 1年 5月 30日。 92 鎏 度 、就业机制、社保制度、城市管理体制、治安环境等，都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政府行为 选择。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数据信息主要是农民工行为的意愿数据 ，如果能同时有意愿数据和行动数据进 行全面对 比分析 ，结论会更明晰。同时，数据来源受国家人 口计生委流动人 口司统一设计问 卷的制约，如果是专项调查 ，数据对模型的支持可以更好 ，比如考察农民工的权力资本等。 尽管如此，本文的调查数据及分析结果还是具有一些现实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对比说明了 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差异和影响因素。 本文得出结论是：(1)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更倾向于通过 参加群体性事件来解决冲突 ，说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其参与社会活动意愿的影响是 正向的，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带来更高的期望值和相对更强的剥夺感。目前农民工的受教育 程度在提高，特别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对融人城市生活期望的增加，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 件的意愿可能会更强。(2)农 民工群体中的女性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明显倾向于不参加群体 事件 ，说明相对于男性农 民工，女性处于文化和生理上的弱势 ，更容易选择沉默。然而随着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增多，农民工群体 中的女性在利益受到侵害时 会更倾向于选择参与群体维权事件。(3)流动范围越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时越 倾向于通过参加群体性事件 ，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更容易聚集或者组织参加农民工协会 ，说 明社会资本的增加对农民工参加社会群体事件意愿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同时，社会网络 、社 会资本随着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变化都在不断增长向更高级延伸，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 意愿也会变大。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农 民工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一种困境选择 ，也是大多数农 民工的体制外维权选择。缓解和促使农 民工群体性事件的良性发展，需要从意愿和行动两 个方面人手。中国的城镇发展少了农 民工不行，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根本出路也不是回到农 村，因此，密切关注农民工作为公民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劳动者享有法律 法规给予劳动者的权利，为他们在城镇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制度化的切实保障，彻底推进数 亿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漫长艰难的过程 ，理应成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和社会各界任务 的重中之重。鉴于此，我们建议 ：(1)在农民工就业方面 ，培育与完善劳动市场服务体系，建 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形成连接城乡的就业服务网络，逐步取消劳动者的各种身份界限， 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农民工就业市场的健全发展。(2)在农民工权益 方面，强化履行劳动合同制，明确用工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鼓励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 增强农民工维护 自身权益的能力，着力保障外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3)在农民工融合方 面，宣传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树立 i93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开辟“维权”绿色通道，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多方面促进农 民工在城镇社会的融入 ，推动农民工彻底市民化。 参考文献： 1．蔡禾等(2009)：《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1期。 2．董延芳等(201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人口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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