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莫能忘是故人

忘莫能忘是故人 几位朋友小聚，一人微醉，拍着我的肩说：“你呀，就 是起步太晚了，不然……”我清楚这半截话的弦外之音，大 约是说我如果早一点踏入“国家干部”队伍，混得也许要比 现在好一些。 我当时说：“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人要向上比， 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要是看看那么多有本事的人还在当着 普普通通的凡人，心理就会平衡”。 这不是故做姿态之语，而是实实在在的由衷之言。 想来这点自知之明，其实可能就是来自于自己初涉社会 在最低层和最普通人相混相熟以至于相知的那将近二十年 的生活阅历。 刚从学校回村，自己也曾心浮气躁过，因为那时在农村 中，中学生没有几个，象我们这些在县里的中学读过书的人， 便被视为“洋学生”，俨然入“知识分子”之流的。但随后 的遭遇却如一盆凉水，对着我尚有些优越感的发热头脑迎面 泼来。那是1968年末，学校恢复上课，所有不管原来是在县办的高中、初中还是公社办的农中上过学的学生，一律到 改成社中的学校复课。招生名单白纸黑字贴在大队部墙上， 是学生的不是学生的便一涌而去，名曰“看榜”。我是趁收 工后人少时去的，但密密麻麻两大张纸上，从头到尾连看几 1 遍，所有我熟悉的同学的名字都在其上，却怎么也找不到我 的名字。我是含着泪跑回家的，第二天也没有出工，在炕上 整整躺了一天，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连进社中读书的资 格也没有。 这天晚上，大哥带我去找村革委会的干部，质问为何取 消我的上学资格，我还一一列举我的条件：第一，我们家几 代贫下中农，父兄都是共产党员且都当过干部，该算革命家 庭，算得上根红苗正；第二，我本人还不满15周岁就加入 了共青团，且从初中一年级直到“文革”中，都是学生干部； 第三，在我们那所学校，、历史、地理、美术等多门课 程，还没有谁的成绩能超过我……最后指出，村里没有被录 取的，只有我和两三个“四类分子”家庭子女，为何连地富 出身的都能上学，我莫非连地富家庭的人也不如？说到此 处，那名一直哑口无言的村革委干部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人 家那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这一下子轮到我哑口无言。还说什么？我已被列入教育 也教育不好的子女之列。出得门来，大哥一声长叹：“都是 派性闹的……”。 这事后来出现转机，是由于我们村一个当中心校长的 （当时叫教育干部）回村发难。他质问村革委干部：“一个 县办中学的高材生，连个破社中也不让上，你们亏心不亏 心？”在他的干涉下，我在社中开学的二十多天后被破例“二 批录取”。第二天，我兴冲冲到社中上课，被安排到教室一 2 角。整整一个上午，前半截老师念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并讲 了一通写得如何如何好，后半截自习，教室里溜得没剩几个 人。年轻自负的我丢下一句：“什么破校，叫上也不上了”， 下午便没有再去。至此，我的学校生活彻底结束 ，而且， 至今也不知道那半天上的是初中还是高中。 那一年我十七岁，这是一个稍稍懂得观察生活、思索人 生的年龄了，也就是从那次遭遇，使我从生活、情感乃至社 会交往等方面一下子消除了原来的虚幻和浮躁，自觉把自己 放臵进了社会最底层去历练，并暗暗发誓要凭自己的努力活 出个人样儿来。到离村几里地的岗子上看花生，人们怕挨偷 花生的人打，且天气又冷，都不愿去，队长派我去，我二话 不说就去了，顺路背两捆玉米秸搭在毛渠上，人钻进去就睡 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想起队里有每晚丢五撮花生不扣 工分的规定，到地里一转，一撮没少，于是自己挑最大的拔 了五撮，扯把茅草烧着吃，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无与伦比 的享受；群众渠放水，为防别的生产队偷水，须派人看守水 闸，人们怕争水打架，又是阴雨天，不愿去，队长派我去， 还是二话不说接受，回家找块旧雨布，在渠边树上折几根柳 枝在水闸边架起来，人钻进去，听外边秋雨淅淅，人拿一本 当时禁看的“旧书”，半天不用动弹，一水浇下来，读完了 厚厚一套《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又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 神享受；冬天，上级让派民工修渠，条件是必须去整劳力， 即每天能挣十分工的青壮年，而当时队里给我定的是每天记 3 六分工，只能算是半劳力，队长派我顶整劳力参加，我还是 二话不说参加了。累固然累，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普通农民 在外地的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 ，使我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 番社会最低层的那些人的坚毅、义气、野性以及偶尔使用一 次的狡黠。 真该感谢生活 。作家和艺术家感谢生活是因为生活给了他们创作灵感；我也感谢生活，是因为生活告诉我用简单 的革命道理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评价社会人的善恶真假美 丑都是理论发明者的自欺欺人，因为中国最广大、最基层、 最普通人的生活、观念和情趣丰富得无可辩析和无所容纳。 但年轻的心毕竟不会成为一泓死水。后来，为了能在村 里挣上“软工”（即不参加队里的体力劳动而挣的工分），我 在煤油灯下苦练了一段美术字，很快就被安排进村里写大字 标语和主席语录的队伍，再后来，又被安排给村里的“专政 小组”做 。在“专政小组”，我见识了别一面的人生。 那年冬，我们村一位老人因被指为国民党员从内蒙某市 遣返回村，交“专政小组”审查。我初识此人，但见他身材 虽清瘦但挺直，面色红润如年轻人，一部雪白长髯直垂及腹， 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专政小组”设在两间黑黝黝的屋 子里，一头是“专政人员”用的一张破桌子，一头堆了一堆 弯弯曲曲的槐木树杆，那老人遵照喝令坐在一根细细的木杆 上，双目微闭，双手抚膝，端端正正，整整一个上午未动一 下，任凭“专政人员”声声喝斥甚至巴掌上身，此老不言、 4 不避也不动，一番审讯无功告结。老人出门时，照旧身不晃， 腿不软，步履沉稳。“专政小组”几个人便背后纷纷赞叹：“这 老头儿，厉害！”事后，我听人私下说，原来，这人解放前 在天津国术馆是正经练过几年功夫的，后来在内蒙开作坊， 亲自操劳之余还不辍武术，故此虽不张扬，但内功惊人。后 来，老人落实政策回了内蒙，是否是国民党员一直未弄明白。 推算起来，现在恐怕已去世多年。虽然未曾和他交谈一语， 但当年他老僧入定一般的坐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且 一直作为屠贾之中亦有奇人的例证。 第二年，蒙村革委干部照顾，我进我们村的村办学校当临时代课老师，专司“打补丁”之职。所谓“打补丁”，即 不具体负责哪个班，只要有老师请假，不管是哪个年级、哪 门学科，我都要顶上去，或三天两天，或十天半月，先后教 过的年级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教过的学科有语文、 算术、政治、体育、音乐、美术等等，以至到现在我已记不 清那些年自己是怎么糊弄过来的。也就是那两年，我结识了 一个比前面那位老人更奇的人。 此人当年以国民党员嫌疑从北京遣返回我村，曾成为全县哄动一时的话。因为此人“七〃七事变”前在国民党的 县党部待过，后来到北京又弄了个“少将参议”头衔，故而 一回村，各村便派人来找其查证那些被指为国民党员嫌疑人 的真假。据说此人当时手腕极其高明，一方面说的云山雾罩， 让人觉得某人有点象国民党；另一方面又绝不涉及时间、地 5 点、介绍人、职务等实质问题，让人最终无法认定某人确凿 是国民党，中间还夹杂些许冷潮热讽，嘻笑怒骂，让取证人 吃了不少哑巴亏。听到这些，我开始觉得他不过是政客加恶 棍的作派，很是不屑了一阵子，但后来一件事却使我改变了 看法。 那年夏，“革命大批判”又掀高潮，上级指示为扩大声势，各公社要搞一次大规模、高质量的集中批斗大会，批斗 对象要高规格，发言人要高水平。此令一出，下边立即行动， 遴选批斗对象时，我村这位“国民党少将”毫无争议的成为 首选。公社指示，批斗这样的人，发言水平一定要高，不知 怎么竟选中了我。当时，这位“少将”已因在生产队劳动“蛊 惑人心”而改派到村办学校打扫厕所，我与他虽常见面却未 交谈过一语。为了能在公社组织的批斗大会上发好言，我认 真准备了一天，晚上还拿到驻村工作组念了一遍接受审查， 获得通过。第二天，批斗大会在公社驻地如期召开，各村推 出的典型反人物在台前齐齐站成一排，我村这个人被优先安 排站在正中。各村的发言人一个接一个登台，文理通不通念 得顺不顺且不论，但声色俱厉慷慨激昂却是一致的。轮到我 发言时，我用余光看到我村那位“少将”不时偷偷回头看一 眼，当场便有人怒喝：“看什么？想搞阶级报复吗？”“少将” 才规规矩矩的站好。 事情过去几天后，有一天傍晚，我因为批改学生作业晚走，出门时学校已空空荡荡，“少将”却突然迎面走来。我 6 心中一凛：“怎么，阶级报复这就要来？”因为据人们讲， 此人武功深厚，虽已年近七旬，但较起力来，三两个壮汉也 不是对手 。看到我一脸警惕，他倒淡然一笑，说：“小伙子 行啊，那天批斗会的发言我都仔细听了，就数你批我的发言 水平高，写得好，念得也好”。这一下弄得我一时无言答对。 后来，他又问我姓什么，家里老一辈人叫什么，还问我上过 什么学，看过那些书等等，阶级斗争观念在这平淡的一问一 答中渐渐弱化最后以致消失。最后，他说：“你聪明，又还 年轻，甭光跟着吵哄，还是趁青春年少多学点东西，有本事 才是安身立命之本”。当时，这些话听来简直有语重心长的 味道，而且，说这些话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倘若我揭发出来， 想来他挨一顿暴打、受几次批斗是少不了的。但是，我不知 怎么想也没想到去揭发。 此后，我们之间便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白天，我 上我的课，他扫他的厕所，有时开批斗会什么的我还照常被 指定登台发言批判他，但又常常在学生放学、老师回家后， 和他在一块天南地北的闲扯。他说，他的“少将参议”是花 钱买来的虚衔，因为日本人占了北京，门口竖块“毛将军公 馆”的牌子可以免受骚扰；又说，他在北京以行医为业，开 一张处方收十块钱，因为和郭沫若住得近，二人还常在一起 切磋医道；还说，他时常练习毛笔字，所仿的郑板桥曾被人 当真迹买去…… 时间久了，我对这个人渐渐了解，发觉他是一个多重性 7 格的人。一方面，他孤傲尖刻，自视高乡亲们一等，言谈话 语间常有蔑视嘲讽之意，同时还世俗浮夸，象上面所说的行 医练字的话就未必可信，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暗许这个 的大度、洒脱和仗义。 他的这些特点在以后的日子里表现的更为明显。两年后，“文革”形势稍稍平缓，对他的批斗和监管也便放松。 很快，他那种不安分的性格便暴露出来，公然丢下扫厕所的 活计，开始四处行医看病，据说还真治好了当时县直几个单 位的领导干部的多年顽疾。他离开学校后，我与他的联系自 然减少，但却在一次去县城的路上不期而遇。当时，他的打 扮让我着实吃了一惊：骑一辆当时还很少见的“二六”型绿 色自行车，载一顶窄边的白色草帽，穿一身笔挺的银灰色中 山服，臂弯上还搭一根黑漆手杖，连灰白的胡髭也修剪的齐 齐整整，活脱脱一个归国华侨的样子。我打趣说：“你是挨 斗没挨够还是怎么着，竟敢如此嚣张？”他竟一脸严肃地说： “我给共产党的干部看病，这是对共产党有功，凭什么斗 我？这身装扮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送的，有什么问题？” 再往后的结局被我不幸言中，他的行为举止很快招来众议，新一轮斗争于是开始。所幸时间不长又有了“落实政策” 的规定，他被宣布可回北京养老，逃过一劫。原以为与他的 联系也就此终止，没想到几年后，我已招聘到公社广播站工 作，有一天忽然听到屋外有人大呼小叫在喊我的名字。我出 去一看，见他正柱根拐棍站在院子里，面容与身体显见衰老。 8 我问他回来干什么，他说：“北京现在形势宽松多了，都允 许办书画展览了，我在北京去看了两次。后来还出了书画集， 我看你喜欢书画，就给你买了一本，这不给你送回来了吗？” 我一时无语。为了一本画册，一个老人不避嫌疑、不惮劳累 专门返乡，是该感谢他，还是该调侃他？ 现在，他也早已故去，而且据说晚景有些凄凉。至今我 也无法用现有的政治或道德去评判他，只能说，他其实 就是那个特别的社会形态塑造出的一个特别的处世形态的 人，他身上的所有烙印，不管是红是黑，都是那个特殊的社 会环境打上去的，只不过，在他身上打得深了一些而己。 还有一个人是我至今仍时常想起无法忘却的。他虽然年 龄大我许多 ，但按乡亲辈份我管他叫哥。据说此人解放以 后在我县最高档的一所完小教过几年书，后来有了病，似乎 是抑郁症一类神经性毛病，就辞职回村，当了农民。我从学 校回村时，他在村里的合作医疗站当医生，第一次接触他就 感到此人有些不合时宜。那时，他上身永远穿一件白细布中 式褂子，下身总是穿一件黑细布中式裤子，洗的干净，熨得 平整，但脚上一双鞋却从不见规规矩矩穿好，总是趿拉着， 脚后跟露在外面，将其落拓不羁的性格暴露无遗。 时间久了，我渐渐对此人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发现，此 人出奇的聪明，知识面极宽，但凡文史掌故、武术丹青无不 通晓，却也因此便不入俗流，在乡亲们中薄有非议。 先说医道。当时大多数农村赤脚医生是靠一本《赤脚医 9 生》行医的，稍有功底的是读过几本医书的，但大抵也只是略记《本草纲目》、《濒湖脉学》，能背诵《汤头歌诀》的水平。但此人论病，张口便成段背诵叶天士等人的述著，能将一张处方的“君臣使佐”关系论述的与众不同。听他讲，他开始学医是在因病辞职之后，一开始便研习比较高深的医著，有弄不通的问题，常人可能会找当地有些名望的人请教，但他于此不屑，第一个登门求教的老师竟是晚请曾为宫廷御医、解放后仍健在的我国当时的“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见我对此事将信将疑，他还给我讲了施今墨给他讲过的如何入宫成为御医的经过。他说，当施今墨还是医界“小字辈”时，某年初冬，“老佛爷”慈禧患病，一干御医轮流诊视，俱认为属天气骤冷、感受风寒所致，所以均开的是祛寒补中之剂，谁知越治病越沉重，以致不能饮食。众人无奈，只得请已略有了些名气的施今墨进宫诊治。“望、闻、问、切”一番之后，施今墨出语惊人：“老太后乃中暑之症”，众大臣闻之色变：“已经冬天了，哪里来的中暑之说？这个小医生怕是胡来”。但施今墨言之凿凿：“太后足不出户，宫中如此燠热，怎么能够受寒？我想，只能在太后的衣着被服上找原因，不信，可打开太后的衣厨验证。”众人半信半疑，便让宫女开厨。待偌大衣厨一打开，都感觉到一股热气自厨内扑出，燥热难当。此时，施今墨才款款道来：“太后衣服被褥，俱是秋天阳光好时晾晒，趁热折迭送入厨中，热气久不能散。天气骤冷，太后一次连衣服带被褥换掉，余热犹存，致中暑 10 气，此决非不可能”。当下开出一张调中解暑之方，慈禧服 后果然不日而愈。自此，施今墨名声大噪，地位骤增。 这位老兄评价说，其实，与那些死抠书本的御医相比， 施今墨只不过多了一层体物察情的功夫，按毛主席说的就是 注重联系实际。所以，学医特别是学中医不学辩证法，就永 远只能是庸医。对此论，我是深表同意，但听乡亲们背后讲 起来，对他却颇有微词，大都说他看病讲起闲话来没完没了， 分析病情病因听不明白，碰上不要紧的小病还爱开个玩笑等 等。我当时就想，这算是高深和通俗之间的矛盾吧？ 这位老兄也爱写，是以魏碑为底子的。与他闲聊，谈及 书法，他一拐便拐到《龙门二十品》、《南宫碑》上头去了， 但又不肯按魏碑法度规规矩矩去写，偏偏喜欢上郑孝胥的灵 动流利，所以一手魏字便伸胳膊蹬腿，不大安份。那时搞“忠 字化”，满街用水泥抹上毛主席语录牌，便请全村最好的三 个书家来写。三人中，一位当过多年校长的，是一手规整的 柳字，另一位是颜体传家，功力不俗，这两位写出来的就与 小学生练字的字帖有些仿佛；只有这位老兄写的，不规矩也 就罢了，兴致来了还时不时学一学郑板桥的“乱石铺街”， 众人看了便摇头，说还不如小学生写得好认些。此人便愤懑， 对我连吟“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此人又爱画，但大抵有墨无色。那时，村里人入冬便换 “板子门帘”，其形制是在一块白粗布四边和中间镶上黑布， 隔成上下两个方块，中间夹一块木板便于掀动。这“板子门 11 帘”照例是要画的，通常是上块画一大圆圈，圈内画上花鸟； 下块画一大方框，框内画上山水。那时村内能画的人奇缺， 只有求这老兄，但求归求，画后大都不甚满意，一致认为他 不怎么用心，画得“粗拉”，此兄也不以为意。我是很见过 一些他画的门帘的，大都上圈不圆，下框不直，墨色也不填 实，留下不少“飞白”，所画花鸟景物逸笔草草，显见不够 认真。直至后来见了几册八大山人和徐文长的作品集子，才 恍然觉出他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画上是很下过一些功夫的。不 过，这在当初他是不敢解释也解释不明白的。 此人还练武。当年我村是有“拳房”的，学武的人不少，练的据说是一位义和团的二师兄所传授的“小花拳”。此人 于此拳法还算熟练，刀枪剑棍都能拿得起。但他说，武术的 极致是太极，因为太极不仅是武术，还是一套完整的道家哲 学，因此便四出投师，后来，一套太极拳便打得如行云流水， 到六十多岁时，还不分严寒酷暑，每天清晨到村东三四里地 之外的树林里汇通天地万物之灵气。 由于有了这些本事，这位老兄便多多少少有了些名士般的怪脾气，令乡亲们难以理解。一次是县办卫校要设中医班， 知他中医理论极深，便决定请他任教，条件是转为国家公职 人员，月薪六十，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 谁知和他一谈，他张口便问：“我去享福了，那我的老婆孩 子怎么办？”人家说：“先办了你的事，他们再找机会往外 带呗！”他连连摇头：“不去不去，还是守着老婆孩子自在”， 12 此事遂告不成。 我知道他这番话决非妄语，因为他在家里确实自在，除 了每天到村合作医疗站上班，在家里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 但却有一事例外，即对菊花甚是偏爱，育苗上盆、追肥浇水， 绝不许别人插手。为讨一株菊种，他肯在烈日下奔波几十里， 讨到手后便乐不可支。一年秋，他告诉我，今年的菊花开得 齐，花苞又大，特别是一株培植多年未曾开过的绿菊竟也开 了两朵，约我到他家赏菊。几天后，我如约而往，他把我引 进厢房。但见小小的厢房清扫得一尘不染，几十盆各色菊花 开得正艳，小小的屋地下摆不下，一部分便放臵到炕上，只 留下靠窗户窄窄的一条，摆放着他的被褥。我大笑，说“老 兄这是伴花而眠，如得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呀！”他也大笑。 这时，大嫂从窗外说：“为他这些花，搅得俺一家不得安生”。 原来，自从裁下菊苗，他就严令全家管好猪狗，看好鸡鸭， 如若损他一枝一叶，决不轻饶。偏有一只鸡不谙此令，飞上 花盆蹬折了一根菊枝,此老兄怒火中烧，拿起棍子边追边打， 直吓得鸡群四处飞逃，最后钻进鸡窝避难。此老兄仍不罢休， 把木棍插进鸡窝口，一用力便将鸡窝掀翻，妻子在一旁泪水 涟涟却不敢阻拦，此事在村里一时传为笑谈。 再后来我离了村，与他的联系便少了，后来听说他患了 偏瘫，行动不便，已转而信佛。我想，这老兄倒好，儒、道、 佛三教让他一人占全了。后来，我还专门搜寻了几册佛经和 一部经文播送机，准备抽时间回去送他，未几便有人告诉我 13 他已去世。那些书和那个播放机现在还摆在案头，睹物思人， 留在心底的不仅是悲伤，更多的是惋惜。正如村里人说：“按 这人的聪明，如果一生只钻一门学问，该是能有大出息的！”。 文章题目中我特意用了“故人”二字，不仅是因为当年 曾与他们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也因为他们俱是已经故去之 人，对故去的人总是比较容易进行评价的。在此，我没有写 那些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英雄烈士和领导干部，也没有 涉及外村外乡的知名人物，而是刻意选择了几个极普通的人 甚至当时连普通人也算不上的凡人琐事，只是想借此说明， 一个村尚且有那么多在这一点那一点上优于我们的人，那 么，在全县，应该有多少默默劳作的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长 处和本领让我们自叹不如！ 真的，想想这些，所有关于自身境遇的悲观和不平，还 有什么理由存在呢？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