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一次蕴含必然性的偶然事件

武昌起义一次蕴含必然性的偶然事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国之路. 一 武昌起义确实有其偶然性和突发性 从事件表面而言，武昌起义确实有其偶然性和突发性。有人甚至提出了武昌起义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1]，是一次民众自发的偶然事件，这一点，当时社会各阶层均感意外和突然。 （一）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意外。 首先孙中山在起义前从未部署在湖北的革命起义。武昌起义不是以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直接领导。事发后，孙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之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2]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毕生领导的十三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而这次起义又不是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的名义直接领导的，最后却成功了，而且领导这次起义的组织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有的甚至只是受到革命影响还未参加任何革命团体的小人物，革命领袖孙中山当然觉得意外。 （二）革命党人感到意外 一些革命党人不仅没有把湖北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相反对湖北的革命形势未抱希望。1911年9月29日反清志士雷铁崖，就撰文抨击“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批评湖北人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既远逊于“拼死以争”的川人，又落后于“亦尚有罢课开会之举”的湘粤两省，“声息俱无，群仰清政府鼻而嘘而沫”。③把湖北看成是清朝政府堡垒地区。但他怎么也未想到正是被革命党人高层不看好的湖北却打响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起义枪声。 （三）武昌起义内部也感到起义这么快成功实属意外 由于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要冲，是重要的农业地区性和洋务运动核心地区，所以武昌起义既存在容易成功的可能性，又存在容易遭到镇压的危险。加之武汉地区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到起义前夕仍未做好协调组织工作。而共进会，文学社在同盟会领导下只是影响力不大的分支机构，其作用，名气都不能堪当领导起义的重任。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最佳人选落在黄兴身上，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黄兴只注重两广和云南地区而忽视武汉的做法很不满，而且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都未成功，湖北的革命党人认为是“常败将军”，加之黄兴此时在海外并明确表示不看好湖北的革命形势，甚至要求推迟起义，可以说武昌起义群龙无首，仓促上阵，以至起义成功后找不到合适的领军人物，只好在革命党人强逼下找到黎元洪充当重任。 （四）顽固派人士感到意外 顽固派人士感到意外，当时武汉是清朝新军重点布阵的地方，设一镇一协统，新军人数在全国是较多的，实力也是很雄厚的。但起义爆发后，在革命党人强逼之下，黎元洪作为清朝军事将领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总督，武汉军政各界都感到意外，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绝对优势的顽固派以学生的心理打击，导致总督瑞澂逃跑，镇协张彪没有倾力镇压起义，在客观上有利于起义的成功。 二 武昌起义发生的必然性武昌起义发生的必然性 （一）清末政治社会矛盾加剧，客观上促成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辛亥革命之前，晚清政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首先，从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地主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大群以军功起家的汉族士大夫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封疆大吏。他们和以前的督抚不同之处，不仅自己手里有只听自己指挥的军队，而且通过在战争中形成的厘金，扩大了手中的财政权。于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一再上演。满清贵族的势力实际上遭到巨大削弱。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面对地方上日益滋长的反清浪潮，满清当局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镇压了。其次，自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失败对政治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对外战争的失败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传统士大夫心中的文化自尊，天朝上国的迷梦一旦被打破，就有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将检讨的目光转向政治制度自身。这种局面对清政府的合法性是极大的冲击，特别是领土的割让，更使普通民众和部分精英阶层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19世纪末的自强和救亡图存运动固然反映了部分政治精英企图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同时反映了满清政府合法性日益削减的现实。再次，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反清风潮越来越烈，已经形成了不可遏制之势，甚至许多军队都受到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倒向了革命阵营。辛亥革命前夕“以相当多的留日士官生为军官的‘新军’各派都拒绝给中央提供支持”。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农民的抗捐斗争、各阶层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暴动，已经形成了遍地烽火的局面，使统治者感到“防剿俱穷”，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已危如累卵了。 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旧的政治体制内以旧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小修小补已经难挽大厦之将倾。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 （二）清末新政的客观使然 由于清末政治体制抱缺守残，国力衰退，任人宰割。一些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乃至文化，而武汉就是这一实践的受益者。特别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广泛致力于以“求富”为目标的“振兴实业”，先后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湖北炼铁厂、丝麻四局，修建京汉铁路，修筑堤防，引进农业科技，兴办教育，推行新学制。尤其是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本学习。仅1904年湖北派往各国的留学生在全国列第三位，德国25人、法国10人、英国23人、美国11人、比利时24人、日本5000余人。虽然张之洞主管愿望是借助清末推行的新政维护清朝政治统治。但客观上在海外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们，成了辛亥革命的启蒙者和实践者，成了推翻旧体制最强有力的掘墓者。 清末新政还包括编练新军。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把编练湖北新军视为重要工作。他主观目的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式武器和建制、训练方法，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以强化垂危的清王朝，同时也形成张之洞的个人军事力量，到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有一镇（相当于一个师）一混成协（相当于加强旅）总计两万多人，在全国新军中力量是较强的。尤其重要的是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钟，不仅注重硬件建设，更注重软件建设，大力推进士兵文化提高，办有各类军事学堂，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招募新兵有文化者优先录用。如1905年在黄陂招募新兵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有知识的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旧式军队所没有的。这就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张之洞苦心经营湖北新军也走到了他的主管愿望的对立面。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成了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士兵的大多数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站到革命党一边。而且，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指挥新军训练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山西、陕西、湖南等省就有湖北新军训练骨干成为当地的重要人物。 （三）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 在武汉社会矛盾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的过程中，武汉革命力量也蹶而复起，发展壮大。自日知会被破坏后，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在反动当局的防范和高压下之下，公开的、大规模的活动虽不可能进行，但分散的、小团体的革命活动却在各种缝隙中迅速发展。 从1907年开始，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小团体竞相破土而出。诸如同兴俱乐部、集贤学社、军队同盟会、种族研究会、中华铁血军、群治学社、自治团、军队同盟、将校研究团、武德自治社、兰友社、钟祥学社、忠汉团铺仁会、蕲春学社、振武学社、德育会、数学研究会、群英会、黄汉光复党、竞存社、神州学社、义谱社、振武尊心社、柳营诗社、益智社、文学研究社、自新文学研究会等[8]。 这些小团体，少则几人，多则百十人，并采取了有保护色的名称，活动也很机密。如此众多的小团体的出现，反映了武汉地区深藏的革命潜力。武汉地区近代知识分子群不断扩大，其中不少人参加新军、或在社会上进行革命宣传，而广大工农又越来越对清政府增长不满情绪，在当时不可能进行公开政党活动和革命活动的环境下，声气相投、自由组合的这些小团体就成为革命力量集结的一种形式。但这些小团体也带来了门户之见和宗派习气，经过分化、组合、终于演变为武汉地区两个分途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正式形成较晚，但组织则源远流长。文学社的前身，可上溯到湖北军队同盟会。后演变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再演变为文学社。由蒋翔武任社长。社员多分布在新军中，人数达5000人之多。 与文学社相伯仲，武汉地区还有另一重要革命组织——湖北共进会，主要负责人为孙武等。共进会于1907年发端于日本东京。成立后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并自称为同盟会支派。湖北地区共进会在辛亥革命前曾秘密联络长江会党，谋举事，遭失败。因会党举事未成，亦转谋新军。7月23日，谭人凤受黄兴之托，携款800元到汉口和孙武、居正密谋建立机关，运动起事。居正和谭人凤来鄂，使湖北共进会与同盟会发生了联系。当时，黄兴正谋划广州黄花岗起义，孙武等大力加强共进会在新军中的工作，以至共进会和文学社常常发生争夺社员的现象。为了联络军中同志，邓玉麟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吸引了许多人入共进会。一个月后，同兴酒楼迁蛇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11号设立分机关。刘公亦自襄阳到武昌，居雄楚楼10号杨玉如家中，担任进进会入会主盟人。当湖北共进会加紧准备，以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广州起义已败于倏忽之间。孙武等人并没有后退，他们决心变“响应”为“首义”，以进击的姿态在武汉发难。 （四）四川保路运动处置不当，加速了武昌起义的步伐。 1911年夏季，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处置处当，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引发了1911年9月7日的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9]。清政府调兵入川导致湖北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起义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但是由于泄密，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清政府则按照缴获的名册搜捕，逼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以前策划的起义，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孙中山自己，也没有想到起义会在突然之间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武昌起义所以有“首义”之称，主要在于它推拿了满清政府倒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苦命党人士气大振，集中力量迅速攻占了南京。1912年元旦，民国政府建立，意味着新的政治纪元开始。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实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当时政治情势变化的偶然性，可以称之为水到渠的偶然事件. 武昌起义简介 背景原因 思想条件 武昌起义(18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社会条件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 革命准备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3625.htm" \t "_blank" 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76.htm" \t "_blank" 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 导火事件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 风潮”。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编辑本段起义经过 前夕策动 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 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同日，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临时决定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星夜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 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武汉光复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历史功绩 引领革命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初创法治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 。 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 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771198.htm" \t "_blank" 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 《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 开启共和 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首先是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其次是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武汉革命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掌握革命武装，抓住历史时机，敢把皇帝拉下马，主动出击，发动首义，创立湖北军政府。其次是武汉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的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武昌起义的胜利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和英勇流血牺牲换来的。如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慷慨就义，程定国、熊秉坤勇于发难，纪鸿钧、王世龙舍身烧督署，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广大武汉三镇人民群众也同仇敌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农民、市民踊跃参军，与革命军并肩作战，痛击清军。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把它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