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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

2013-04-02 10页 doc 54KB 9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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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 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 (1750——1990) 摩根斯·赫尔曼·汉森 自从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7年将民主政治引入雅典后至少2500年的1994年,毫无疑问这个周年纪念日会被所有自诩为民主的国家所庆祝,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各地。但是在庆祝的时候,怀疑论者可能至少回味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希腊民主和现代民主有多少相同点;第二,现代民主的观点和体系成形在多大程度上能追溯到古代的模式?是否正如伯利克里在他的葬礼上所说的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而且是被我们今天西方世界普遍接受的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抑或是雅典人的例子只是构成当地民主制...
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
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 (1750——1990) 摩根斯·赫尔曼·汉森 自从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7年将民主政治引入雅典后至少2500年的1994年,毫无疑问这个周年纪念日会被所有自诩为民主的国家所庆祝,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各地。但是在庆祝的时候,怀疑论者可能至少回味两个基本问:第一,希腊民主和现代民主有多少相同点;第二,现代民主的观点和体系成形在多大程度上能追溯到古代的模式?是否正如伯利克里在他的葬礼上所说的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而且是被我们今天西方世界普遍接受的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抑或是雅典人的例子只是构成当地民主制度一副巨大智力拼图中的一小块,甚至是相当不重要的一块,上面除了天空或水域让人记住不住的一块,因此几乎是不可能将其放对位置的吗? 我将通过当代民主制定义与古代雅典民主制描述的比较来公正简短的回答第一个问题。在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打开“民主制”映入眼帘的便是: 民主制是一种以人民自治、现代自由选举代机制、行政对人民负责为基础的政府形式,以及生活方式以所有个体平等、拥有生存、自由(包括自由思考和表达)和追求幸福的权力的基本假定为基础。 在伯利克里国葬演讲中,修昔底德提供了如下广为人知的雅典民主描述: [我们的宪法]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因为城邦在大多数人手中而不是极少数人管理。在私人争端中法律面前所有人平等;就在公众事物中而言,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才能被认为是首要条件,而不是其他,总体而言,是公平的轮流地担任;但是对于优秀之人,甚至是贫穷之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不会默默无闻。自由是我们政治生活的特点;而关于在日常生活中私人追求的彼此怀疑,如果他的行为是追逐个人舒适或表达不愉快的不满之色然而毫无伤害,我们并不因此生气。 这两篇阐述——在我看来——在古代雅典民主和现代自由民主制之间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两个民主制都是一个政治体系和一个政治理念;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它是由人民管理(尽管通过代表制而不能再通过公民大会直接管理城邦);作为一个政治理念,它是与自由和平等紧密相连;并且它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本质区分为先决条件。 对于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详细比较我参考了我的论述《雅典是不是民主政治》,这里要阐述的是我在上面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代的自由民主和雅典古典民主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一些古典学者的解释,有时也得到一些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的拥护,认为当代民主政治理念受到强大的古典传统的启发和限制,如果没有一般的古典传统和详细的雅典民主政治理想的传统,当代民主政治可能就不是今天它所采用的形式。此外,据说这种古典传统对18世纪后半页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理念有很强烈的影响。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古典起源的学生倾向于把美国和法国改革作为两个主要事件,通过他们古典民主政治给当代民主政治留下标记。我将引用当代政治哲学家汉纳·阿伦特作为这种观点的典型。在她的书《改革》中她分析了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理性背景,她写到‘没有古典范例……在大西洋两岸没有改革者能够有巨大的勇气去完成这种空前的行为。’‘古典范例’是广泛的解释;它覆盖了希腊和罗马世界的所有方面。在多大程度上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作为古典传统的重要因素——假设——这激发了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者们并为当代民主政治铺平道路? 希腊民主政治之于雅典民主政治 在任何对古典民主政治对于当代民主政治的影响的讨论中会想到一个重要的区别——但经常会无视——在一般的希腊民主政治传统和特殊的雅典民主政治传统。在政治哲学中从大约1200到1800份对古典民主政治的参考文献都几乎总是来源于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的对话录(特别是在《政治家》和《理想国》)以及波利比阿的六卷通史中关于民主政治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的。 在这些著述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讨论了一般的民主政治,然而很少有能反映雅典民主政治的。无可否认,雅典,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已经成为所有古典时代希腊世界民主政治的楷模,但是雅典是一个极大的城邦,有许多政治机构在其他希腊城市没有建立;而且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民主政治可能是在几百年前的一个或另一个希腊城邦国家中找的的最普通政体形式。此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恰当地赞美他们的普遍职业。柏拉图在他的早期的对话录中明确引用到雅典民主政治,例如在《高尔吉斯》,有许多对雅典体系的含蓄讨论在《法律篇》中,但是在《理想国》和《政治家》中找到的关于民主政治的讨论很难找到任何提及雅典的地方,除了在对苏格拉底的审讯中含蓄的提到外。其次,就是大约三百个亚里士多德举出的历史例子在《政治学》中,不少于三十处提到雅典,这些中三分之一是关于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6世纪的暴政或是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的寡头政治革命。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雅典民主政治很有限,这是由于混合了索伦改革和一些对贝壳放逐法的分散的参考的相当长的论述,还有克里斯提尼对外邦人的接纳以及很少的其他机构。当讨论民主政治时,讨论雅典的超过了对凯里尼亚,塞拉库斯,罗得斯,科斯和其他城市的参考。这样在我看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批评的论述的目的就是:对一般的混合了许多不同城市因素的民主政治的评价而忽视了许多典型的雅典体系。另一方面,至于他所反映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对大众观点的反对是很特殊的。民主政治总是被视作是贫穷和暴民的法则(民众是他的社会含义)而不是对全部人民的法则,这是雅典民主政治对民众和民主的理解。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这么多。波利比阿对雅典民主政治没有兴趣并在一句话中反驳了它。 但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的民主政体的观点作为三种基本类型的体制之一,反映它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从大约1250年复原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19世纪初期历史学发展成为现代的意义。在这段超过500年的时间里古希腊民主制度的标准的叙述包涵以下七个元素: 1. 民主体制不是凭借他本身的权力来叙述,而只是作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式即君主制,寡头制以及民主制之一。 2. 描述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作为大多数人的政府的民主制度,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政府形式而被提及,人们无需给予太多的关注。 3. 民主政体的观点大多都是带有敌意性的,当它具有积极性的时候,民主政体只不过被认为不可能实行。 4. 人们普遍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一种混合政体,包括君主的,贵族的以及民主的因素。 5. 至于民主制能够被接受,它只是作为混合体制中的一种元素,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政体。 6. 对于雅典制度偶然涉及的大部分是来自著名的立法者梭伦,他被相信是温和地混合民主政治之父。 7. 来源是基于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时候还有波利比阿的古老的民主制度的叙述。而所提到的雅典民主制度的主要来源是普鲁塔克所写的梭伦,伯利克里,德摩斯梯尼弗西昂以及其他雅典政治家的生平。 让我举例来证明这七个观点。在1576年,在他的关于共和国的六本书的第二部中,路易斯伯丁写道: 只有三种城邦或者共和国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以及民主制。一种君主制城邦,自高权力归于一个人名下,其他人能做的只有服从。民主制,或者人民的城邦,是一种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共同行使最高权力。一种贵族制的城邦是一种少数人共享最高权力,并把法律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包括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古人都同意至少有三种形式的国家。一些人加上了第四种,一种由其他三种组合的混合体。柏拉图增加了第四种,或者称作智者的统治。但是严格来讲这仅仅是一种贵族政体能够采取的最纯粹的形式。他不接受一种混合体制的城邦作为第四种类型。亚里士多德接受了柏拉图的第四种类型以及混合政体,认为总共有五种类型。波利比阿区分了七种,三种好的,三种坏的,还有一种混合了其他三种好的。 然后以下的参考了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索斯和西塞罗,以后,当时民主制度被简要地讨论,梭伦是伯丁提到的唯一的希腊政治家。 类似的关于民主政体是政府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描述可以在托马斯阿奎那,帕多瓦的马尔西留斯,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布莱克斯通,詹姆斯穆勒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中发现。这样,很可能被误导地说,雅典民主制度的传统是十八世纪革命者的知识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激励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还有英国激进者的古典榜样是罗马而不是希腊。这样,1787年在费城开会的开国元勋们建立的就不是最高法院理事会而是一个参议院,最后在美国国会大厦开会。还有1799年的法国政体,是有西哀士设计的,并没有将军委员会,只有三人组成的执政官。 当我们看希腊传统的时候,斯巴达是希腊传统的典范,而不是雅典。直到1819年,当本杰明·康斯坦特出版了他的小册子《论古代的自由与现在的自由》他把斯巴达的政治自由的概念看作是古希腊的典范,而且雅典的忒里亚概念(与现代自由的概念惊人的相似)作为一种例外被无视。 偶尔,当古典雅典作为典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的受到一致好评,混合了温和派梭伦民主制。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早在1787年为解放的殖民的新宪法写了一个很长的辩论,在这个辩论中他写了大约20页来描述雅典的民主制。这是对非典型希腊民主制的描述。 它是一篇没有特色的关于梭伦民主制的描述,而不是现代读者对于从克里斯提尼到狄摩西尼雅典民主所期望的那样。同样的,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之后的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都把索伦敬为雅典民主之父,然而甚至一次没有提到伯里克利。相反,当谈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制时,举起了圣物来警告当今反对过度民主的那些人。因此,按照卢梭的说法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由演说家组成的贵族的残暴统治。但索伦的民主政治对革命者来说是一个历史神话——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第二本《政治学》和普鲁塔克的《梭伦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误导和普鲁塔克对雅典民主的歪曲使启蒙运动时期对古典的雅典民主理解非常模糊。 对雅典民主制的一般理解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德国,与罗马相比,德国人更喜欢希腊,雅典和斯巴达相比他们对雅典更感兴趣。而且,这种理念不是古老的,而是传统的雅典的自由和民主。这种德国传统跨越半个世纪从18世纪中叶的约翰·温克尔曼到19世纪早期的威廉·冯·洪堡。据温克尔曼的说法,正是由于雅典的自由,民主体制,造就了质量上无与伦比的雅典艺术,在1807年读了狄摩西尼·洪堡的著作受到启发,写了一本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类似的作品叫做《希腊共和国的衰落和崩溃的历史》。从目前保留下来的片段来看,这本书的主旨大意是倡导个人自由,珍爱所有古典希腊。但是德国的自由人文主义被普鲁士的反动分子在18世纪20年代破坏殆尽,但随着1848年革命兴起再次复苏起来,后又被俾斯麦为首的保守派给平灭了。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正好相反,德国后来古典传统的发展与雅典和斯巴达背道而驰。用斯巴达的法律秩序来赞颂多利安民族,使早期对雅典自由平等的崇拜黯然失色。 但是,在19世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注点从斯巴达转到雅典,从梭伦转到到伯里克利,在一战期间,英国和法国人表达了对传统的雅典民主制的崇拜。然而德国人有同样的骄傲,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与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海军作战的斯巴达路上联盟或是打击雅典民主政治的国王菲利普二世的马其顿,由法学家德摩斯梯尼领导。 其次有少量证据也能证明:1915年所有的伦敦巴士司机抢夺伯利克里在葬礼上关于赞扬自由的演说的英文版本翻译。同时1920年乔治·克里孟梭退出了政治舞台,并将余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其中就有为捍卫雅典自由而抵抗马其顿帝国的德摩斯梯尼的自传。另一方面,德国的赫尔曼·迪尔斯预计:在1916年,斯巴达式的反法律者(德国)将再一次打败加入雅典式的哲学(英国和法国),甚至,在胜利之后,德国对斯巴达的赞扬频繁地体现在反复的引用中,在教科书中例如,西蒙尼戴斯在列奥尼达斯的著名碑文以及法国人希勒对他的同样著名的翻译:来自斯巴达的迷路人…对于马其顿的例子而言,我们可以参考希特·迪亚普,他将1916年的威廉皇帝看成是打败立法者德摩斯梯尼的菲利普二世(劳埃德·乔治)。 对雅典民主的重新评价与十九世纪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的兴起相联系。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哲学的发展使历史学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当历史学随着十九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时,它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古代民主的分析经历了从哲学方面到历史方面的转变,以及由于雅典体制的变化出现了由批评的观点转向更为积极的看法,这些变化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些被提及的事情的主要来源不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以及1890年后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的宪法》这本书。梭伦黯然失色,不仅是因为伯利克里是关键人物,而且是因为对希腊民主消极的观点被一个对雅典民主更有利的描述所代替。 对雅典民主的重新了解可以追溯到三个主要的历史学家:一个英国的、一个法国的和一个德国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乔治·格罗特,他在1846-1856这十年期间出版了著名的《希腊历史》十二卷。1851年法国出版了维克多·杜鲁伊的《古希腊的历史》同时1857-1867年德国出版了恩斯特·库尔修斯写的《希腊历史》三卷本。这三个人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而且是杰出的人物。格罗特是下议院激进者的代表,杜鲁伊是拿破仑三世时的教育部长,库尔修斯是普鲁士王储威廉一世·弗雷德里克的家庭教师,弗雷德里克仅仅是1888年德国的短期国王。这三个主要的历史学家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雅典的民主都持积极的观点,尤其是伯利克里时期的民主。毫无疑问,乔治·格罗特是这三个人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是受德国的学校所影响,尤其是博克和尼布尔这两所学校,以及早期德国人对伯利克里时期的民主和雅典自由的赞赏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尽管1820年之后德国发展倒退了,但是通过格罗特,这些文明幸存并被传播到英美地区。 由于历史学家对于描述的古代的民主的新方法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政治思想和哲学上发生相当大的改变,他不再局限于与三个亚里士多德形式的政府相关的理论性的评论,古代的民主有时在涉及民主概念的历史这一单独的部分时往往被描述的更为详细,这个参照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代民主,而是雅典民主,尤其是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 我的结论是雅典的民主可能给现代的民主带来灵感,但是传统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迟,我们的关注点必须从18世纪转移到19世纪和20世纪上来。 民主包括一套政治体制和一套政治理想,民主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当然-紧密的联系,民主派认为民主理想通过民主体制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机构更能推动民主,但是在民主的一个分析来看,最好把体制和理想区别对待,这种方法论研究不仅适用于当代民主的研究,也适用于民主的历史研究,因此,民主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我将提出两个问题:1是不是任何一个特有的雅典政治制度都会在后来的世界历史中再次出现?2,当出现与雅典制度类似的制度时,是不是雅典雅典为实行这种体制的人提供了一个模式?在这简短的调查中,我将讨论两种相似制度的案例。一个关注公民大会,另一个是选举程序和地方行政官的抽签。 在民主的雅典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召会”,每个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权发言和投票。事实上数千公民定期辩论政治问题,经五百人会议优先考虑后呈现给人们,然后再议会辩论之后,问题由举手表决的多数票决定。 与雅典市民议会制度最惊人的类似的是瑞士的广场集会表决制度。它是13世纪出现的,仍然存在于一个州和四个半州。几千人的公民共同参加一个重要的公开的政治集会。每个参与者都有权利发表观点和投票。所有重要的事情必须放于人民面前,但是是在经过州委员会考虑之后;然后在广场集会公开讨论,之后人们举手表决,通过获取多数票来决定问题的处理方法。 雅典的市民议会制度与瑞士的广场集会表决制度是非常相似的体制,但是它们没有任何联系。小的森林土地的世袭保有者创建了中世纪瑞士的广场集会表决制度是用来反对哈布斯堡皇室的诸侯,他们从未想过这个制度在许多方面与雅典的市民议会制度如此的类似。 另一个流行的政治决策会议的例子是北美新英格兰的镇民大会。他们追溯到早期殖民时代,第一个经证实的规定就是1632年12月,在剑桥市定期举行的镇民大会。然而,镇民大会起源于清教徒的圣会,基督教中市民议会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英格兰殖民者在创建他们的镇民议会时就知道雅典的市民议会制度。 我的第二个例子关注的是官员的选举和抽签。详尽的雅典程序有时甚至可以敌得过中世纪时期大多数意大利城邦更加复杂的选举程序,它们的程序是通过抽签来选出大多数的地方行政官。威尼斯总督的选举和佛罗伦萨传道者、高梵伦尼勒的选举时两个最著名的例子,但是他们其中大部分选票在其他的城市。意大利城邦投票和抽签的方式极其类似于雅典投票和抽签选举的方式。但是,再一次说明,这种类似并不是来源于传统;从雅典城邦到中世纪意大利城邦之间没有任何完整的线索。如果这是一个传统,那也是来源于罗马,而不是希腊,而且罗马人投票的方式与雅典大相径庭,并且抽签通常是用来排序或分配任务,如执政官。罗马人不赞成,也从来没有采取过希腊人通过抽签来选举地方行政官的民主方式。更进一步说,这种复杂的选举程序和地方行政官的抽签在13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希腊文学中重新发现这种方式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因此,单从年代顺序来看,我们可以反对所有试图将意大利使用抽签和投票的方式与文艺复兴以及由此恢复的古代雅典政治制度的知识相联系的任何做法。 总之,我讨论的这两个例子表明这两个极其相似的政治制度之间没有任何传统的迹象来解释它们的相似。一个单独的雅典制度似乎并没有在后代留下印记,雅典和后来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似也都是偶然的,或者说它们之间从来都没有任何的传承。 但是,从更广泛和更抽象的意义来看,建立雅典民主制式的制度和现代民主制之间是很难建立联系的。直到大约1790年,民主制总是被人们看作是政府的意思:即在人们之间,通过一种受欢迎的集会的方式。代议民主制这一词第一次的出现是在1777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信中。但是,除了在18世纪90年代间一段时间的兴盛以外,这个概念在多数时间里发展缓慢,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人们才将“代议制”的概念嫁接在民主的概念上。(这运用了托马斯·佩因在《男的人权利》一书中的隐喻)。在民主旗帜下第一次真正的重要的政治运动(即典型的民主制)是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建立的以美国南部和西部为中心建立的民主党。在大西洋彼岸,正是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的《民主美国》使得大家普遍接受了代议民主制的概念。但是,到1848年,新的瑞士联邦宪法将“民主”和“代议”定义为“直接”的反对面。 人19世纪中期开始,代议民主制的概念广泛流行。纯粹的民主现在称为直接民主制,如果只有民主这一个词语,那就代表它是在受欢迎政府中的间接或者代议制民主。从那以后,由于民主制经常在解释相对立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时被提及(它现在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上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在一般情况下,提及古代希腊民主,特别是引用经典的雅典人作为显著的历史例证变得非常普通。 但是除了这些纯粹的历史的雅典民主制的观点之外,或者关于雅典民主制的现代疑惑之外,关于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已经出现在了当然社会的讨论之中。直到1850年,民主制仍然受到批判并且被拒绝接受。这是培养煽动家和引发党派之争的因素,而且,严格其意义来说,它在现代国家中是不现实的。 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议制民主逐渐受到认可,甚至是欢迎。到1915年,民主制已经广泛地被接受;我们可能会想起威尔逊总统的口号:“为了民主将世界变得安全”。民主是一个有积极含义的短语,有些时候甚至只是一个“欢呼语”,更不用说那些有着最民主形式的政府是最好形式的政府了。 不可否认,直接民主要比代议制民主好的多,对于许多在当代的民主制的拥护者来说,他们有一点小小的忧虑,那就是代议制民主的流行形式不像由全部公民支持的直接民主制那样民主。代议制民主有一些问题:就是参与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19世纪争取普选权运动的时候才显现出来,但是1918年之后,当普选权被普遍接受的时候,民主制又遇到了人们不会使用他们手中的民主的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选民中间不断增长的对选票的忽视以及冷漠是对民主制的一个主要的威胁。在这篇文章里,回忆古代雅典和羡慕雅典人的民主参与程度已经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了。 雅典民主最惊奇的地方是确实达到了30000成年男性公民参与的程度。每年雅典人都定期召开40次集会,每次都不少于6000公民参加.从每组6000个市民中选出的年满30或大于30岁的人被任命为成千上万的陪审员在大约200个法院.大多数雅典人在500人的议事会服务至少一年。每年选出至少700其他地方法官或更多。这种大规模的参与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也引发了一些赞善,但也招致其他人的厌恶,它们更加喜欢正确的引导,政治参与被局限于成年男性公民,他们是由只有少数人口的阿提卡人构成的,而且,雅典民主权力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政治活动公民手中,他们主导着民主体制。另一方面雅典被作为一种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主元素这种模式由那些人提倡更多的参与。在古代希腊有可能完成的必须再次完成,要么通过代议制民主改革要么引入一些直接民主形式。最新的发展是新电视民主——所谓的电视民主——通过技术将允许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当通过有线电视和类似的未来设备讨论电子投票时,两种模式通常是指新英格兰镇民大会和雅典集会。 总之,仅仅在上一世纪期间传统的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变的显著了,主要是在连接政治参与的一般讨论。他不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而是历史学家追随浪漫主义学者,他们负责重建和重新评估雅典古典政治机构,除了汤姆潘恩、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少数人,对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者而言,雅典的例子并不是很重要。 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我现在将把从把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变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主,讨论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通过引用许多自由民主的事例,让我解释一下当代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形式,好比它们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点或角度,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从平等和自由到彼此联系在第三点民主上,而且也形成三角形的最后的一侧,直接把自由与平等联系起来。 同样地,在古希腊民主政治,忒里亚以及伊索(诺米亚)它们的概念是一致的。这三个概念被我之前引用的伯利克里在葬礼上的演说词很好的解释。但有些人不赞成。正如我引用的伊苏克拉底的话:祖先没有提出宪法,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管理人们,他们将傲慢视为民主,将不受法律约束视为自由,将厚颜无耻的谈论视为平等,以及将允许干他们高兴的事视为快乐。 自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将民主、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这三个概念就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政党思想意识,当稳定结构形成时,谁将古典时期的雅典想像为现代民主意识的模型呢? 作为两个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对自由和平等的评价有三种不同的来源: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功利主义者。但是只有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倾向于将自由、平等同民主结合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三个代表分别是:杰里本·边沁、托马斯·潘恩和詹姆斯·密尔。托马斯·潘恩赞扬古典雅典,他的作品证明了古典传统的重要性。然而在詹姆斯·密尔关于政府的文章中,唯一对古典民主的参考是激进的。同时如果边沁受到古代希腊民主的鼓舞,那他很好地吸收了这点。此外,边沁承认:早期赞扬民主的功利主义者被孤立。除了1800年之前的那几年,对民主的负面评价广泛盛行于美国,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杰克逊的上台,同时在欧洲,直到1848年革命才重新审视民主,处在大西洋这两边的美国和欧洲将对民主的重新评价和雅典的事例结合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民主党人领袖杰克逊是一个接受很少教育的中产阶级商人,几乎不懂古希腊文学,然而在南部州依靠种植园经济生活的他有强烈的古典传统,他更喜欢亚里士多德提到的拥有“天生奴隶”突出特征的城邦模式,很少关注雅典人的实例。 在欧洲第一个重要的检验“民主-自由-平等”这个三角模式的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但是托克维尔并未提到古典传统。对于古典文学对教育的影响,一小章就全部概括了。此外,托克维尔对民主有复杂的感情,同时趋向于相信民主对平等有利但是很容易对自由造成威胁。这只能慢慢变化。在十九世纪,民主逐渐变成了一个可以兼容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毫无疑问,在对法国民主-自由-平等这种三角关系的政治思想的早期检验中持积极看法,同时E.瓦罗德在他的书《民主》中这样写到:民主,好的语言表达,意味着人民的管理,这是平等的自由。这本书在拿破仑三世时出版,使作者遭受了一个短期的监禁。 德国1948年的革命将德国从民主——平等——自由的世纪带回了政治典范。很快就有反应,人们把民主作为一种典型来回忆,他们赞美德国宗教改革的民主方面,甚至塔西陀、孟德斯鸠都简洁地描述了“日耳曼语的民主”,然而,古典的雅典民主并不重要。 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最早提出英国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之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在他关于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中也提到了这一内容。但是,他们仍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就像同代人一样,米尔认为古代的政治自由与近代的个人自由有根本的区别。因此,乔治·格罗特对个人自由是伯利克里民主首要特征的评价与他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相差甚远。他的成就很快就因菲斯泰尔·德·古朗士的成就而黯然失色。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在《古代城市》一书中成功地提出个人自由在古代社会是不被人们所认识的这一错误观点。 结论 18世纪,当古典传统是公共观点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雅典民主的传统并没有被认为很有价值。涉及到的民主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批评性描述的。如果雅典的例子是特别的,那么从亚里士多德和梭伦时期普鲁塔克生活中所了解到的历史幻想就是梭伦时代的混合民主。19世纪,当帕里克里斯时期更多的赞成雅典民主的观点取代对希腊民主的批评的时候,古典的传统没有它在改革时期发挥的作用大。雅典民主-自由-平等的三要素与近代的民主-自由-平等之间更没有什么直接的传统联系。我将以警告结尾。不应该过分估计传统,相反,也不能过分贬低人在相似情况之下发展明显的相似的能力,但是,基本的不相干的是制度和典范。一个关于直接民主制度的研究表明,由元老院召开的公民大会与古代雅典的市民议会和中世纪瑞士的州民大会非常的相似。但是,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希腊对中世纪制度的影响。此外,一个关于民主政治典范的研究表明,雅典民主价值观与19、20世纪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很相似。古典传统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它还需要时间,直到人们相信它并且认识到雅典对近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与其他原因比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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