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

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 〔美〕� · � � � · 内亭’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对于生态学的中心问和民族志方面的各种例证的研究 , 是宾夕法 尼亚大学本科和研究班特别开设的课程。 那时生态人类学刚开始形成 , 并且被认为是文化人 类学之下的附属领域 。 有必要说明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地理学 、 环境决定论 、 生物 学模式和��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 。 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 , 存在一些由来已久的疑难问题 , 每一代新学者的理论都必须经受如何解释这些难题的考验。 比如狩猎 一采集生活 、 西北 海 岸 的赠则·礼节 �� �� ��� � � � 习俗 、 东非的蓄牛文化丛等 , 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 想 通 过 把 生 态 学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社会结构 、 价值 、 个人品格的研究方法进行对照 , 指出生态学观点对 人类学可能有的用处及其局限性 。 对于人类学中生态学理论的概括性的综合论著 , 主要可参阅韦达 �� ·�� � �� �的 与拉 帕波特 �� · � · � �� � � ��� �� 合著的 《生态学—关于文化的和非文化的论述》 , 载� · � · 克利夫顿编的 《文化人类学 导论》 �� � � �年 , 波士顿 � � 拉帕波特的《自然 、文化和生态人类 学》 , 载 � · � · 沙皮罗编的 《人类 、 文化与社会》 �� � � �年 , 伦敦 � �韦达和麦凯 �� ·�� � � � �� 合 著的 《生态学的新方向和生态人类学 》 , 载 �� �� 西格尔 、 � · � ·毕尔斯和 �� � ·泰勒 合 编 的 《人类学年鉴》 �� � � �年 , 帕洛阿尔托� � �� � ·贝内特的 《生态学 的 过 渡 � 文化人类学与 人类适应》 �� � � �年 , 牛津 � � � · � ·哈迪斯蒂的 《生态人类学》 �� � � �年 , 纽约 � 等 。 “文化生态学 ” 是一个沿用下来的比较合适的名称 , 不致引起学究气的争议 , 而与之有 关的课题可以分属于生态人类学 、 人类适应或文化地理学 。 生态学的调查工作需要几种学科的知识和训练 。 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往往比结构主 义者和文化人类学家更容易地理解并采用生态学的观点 , 这个趋势是正常的 。 生态学观点的形成 “生态学” 是源于希腊字�� � �� �居住 � 的由来己久的科学术语 。 但是近 来 , 随 着 通俗 化 、 大众化 , 这一术语被普遍应用 , 而缺乏确切的定义 。 生物学家海克尔于 � � � 年创用这一 术语 , 认为生态学是 “研究经济 、 家族和动物有机体的 , 包括研究动物与无机的和有机的周 围环境的关系 , 首先是利害关系 , 即达尔文提 出的生存斗争的条件。 ” 诚然 , 学术界一般都同意 , “生态学是研究处在周围环境之内的有机体 , 研究有机体与其 居住地联系的程序 。 ” 但是 , 有些人又认为 , “生态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 因为不存在单 纯的生态学的人做为研究对象 , 凡是人就都具有思想和技术能力 。 ” 生态学 “只是一种研究 方法 , 一种观点 , 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 ” 。 � · ��� · 内亭是美国亚利桑那大 学人类学教授 , 主要研究文化生态学 , 曾在北达科他 、 尼 日利亚北部 、 瑞 士 等地进行 田野考察。 —译者 当文化人类学家从生物学家那里借用生态学这一术语时 , 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使用它 。 他们开始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学研究 , 考察环境对人的影响 , 人如何利用 、 了解 和 改 变 环 境 。 人类与 自然的相互关系肯定是人们最永久关心的实际问题 , 人类最初的知识也是用于处 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类学家常常意识到是置身于周围环境的 , 但只是近年来才把这一认 识系统地同他们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 过去有几种因素妨碍构成明确的生态学理论 。 在划分学术权限时 , 人类学家也感到许多研究人类文化的方法都暴露了不足之处 。 人类 学家中, 反对以过分简单化和以 自我民族为中心的观点解释文化的差异 , 这种倾向越加发展 了 。 人们用那些不出名的民族的第一手详实材料 , 能够挑出普遍概括性理论的破绽 。 在十九 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 这样做的结果就促使产生了环境决定论 , 认为文化特性是因环境不 同 而引起的 。 的确 , 研究人类性质的学者时常对这类解释感兴趣。 例如 , 亚里斯多德曾提到 � “欧洲较寒冷地区的国家居民是勇敢的 , 但是在思想和技术能力上稍感欠缺 , 因此他们比别 人更长期地处于 自由闲散状态 , 也就缺乏政治组织和统治邻人的能力 。 ” 孟德斯鸿主张 , 温 暖的气候促使软弱、 胆怯 、对痛苦的敏感 。 十九世纪的拉茨尔认为 , 进步是在多凤暴地区促成 的 , 那些地区常有丧失生命财产的危险 , 这就加强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 克娄 伯 反 对 这 种粗泛的概论 , 坚持 “文化现象是由其他文化现象引起的 。 ” 在相同的地区有截然不同的社 会存在 , 例如 , 西南部从事农业的霍皮人和半游牧的畜牧者纳瓦霍人 � 托列斯海峡的岛民虽有 水运之利 , 却失掉了制造独木舟的手恙 罗维也说 � “一致的环境之中包含着不同的文化 。 文化特征 由于惯性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下仍然可以存在。 文化特征在显然有利的地方却没有得 到发展 。在人们根据地理的原则 , 指望某些文化特征发展时 , 相反那些特征甚至会消失 。因此 , 不能用环境来解释文化。 ” 但并不是说人类学家无视气候、 地理条件 、 自然生物对他们所研 究的人类群体的影响 。 总的说来 ,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 , 美国人类学家一般采取审慎的态度 , 认为环境可能对某些文化现象有影响 , 但这种影响是经常改变的 , 而且不能保证任何特征都 可能出现 。 其实 , 惠斯勒在� � � �年 、 克娄伯在� � � �年就曾仔细地论证了北美的文化特征与 自‘ 然区域之间的一致性 。 人类学家只是对简单的机械的解释文化的做法采取谨慎态度 。 对大体 上处于相同或相邻地区的社会进行比较时 , 他们着重于环境与人们为了利用 自然环境所采取 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及社会的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 现代人类学家首先认为文化是由特定时间 的各特殊社会体现的 , 应该用文化本身的模式和规律去阐明它 。 除了前面所提及的有关生态人类学或文化生态学论著以外 , 人类学家对生态学感兴趣的 过程还可从以下的文章或章节中看到 � �� 赫姆的《人类学中的生态学方法》 �载 《美 国 社 会 学杂志》第 �� 卷� � � �年 � � � ·吉尔兹的《农业的改革 � 印度尼西亚生态学的变化 程序》�� � � �年 , 伯克利� � � · � 谕萨林斯的 《文化与环境 � 文化生态学研究》 �� �� �年 , 芝加哥� � 内亭的 《尼 日利亚山地的农民 � 乔斯高原考夫雅人的文化生态学》 �� �� �年 , 西雅图� � � · � · 安德森的 《生态人类学与人类学的生态学》, �载� · �� 霍尼曼编的 《社会文化人类学手册》� � � �年 , 芝加 哥 � 等 。 没有必要重复这些著作的内容 , 但是可以这样评价人类学研究中的生态学理论 � 文 化生态学是人类学的一种必然倾 向, 是合乎情理的产物 , 是为了在更加广泛的参照构架中了 解人类的行为 。 我们可以把自从 � � � �年以来的文化人类学归纳成三种主要的倾向 。 这三种倾向并未形成 明确的历史的顺序 , 不完全是先后承袭 , 而是互相交错的 。 这就是 � 观念的 、 社会结构的和 生态的三种倾向。 鲍亚士及其弟子不把人类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 , 而是只注意某种特殊的文化 , 研究其社 会成 员共有的普遍性观念 , 认为人类群体即是由一定的风俗 、信仰 、价值模式组成的整体。 由 于不了解原始群体的历史 , 又不想追溯文化特征的起源 , 他们于是就寻求内在的一致性 。 而 且 , 即使象北美印第安人常有的那种情况 , 传统生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时 , 还能从协助工作 的当地人那里了解该群体的传统文化 , 搜集到关于共同信仰和亲属制等观念性东西的资料 。这 些资料就可用来综合出一幅文化的画卷 , 现了具有相似观念的人格特征。 这种观念存在于 社会成员的思想中 , 能够世代传袭 , 并可以象对待一个实在的物体那样分析它 。 这种观念的 方法能够精彩地描述文化 , 但是只阐述文化应该是什么 , 而不观察文化实际是什么 � 强调人 们曾怎样思想而不管他们过去如何谋生 。 随着以亲 自考察的方法研究 “前进中的社会 ”的兴趣不断增长 , 人类学家的注意力从体现 文化传统的个人 , 转为研究由社会关系维系的群体 , 认为文化中重要的不是个体文化的特色 , 而是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系 。 虽然中心问题仍然是研究思想的结构 , 但已经更关心权 利和义务 、 作用和地位这一类具体的关系 。 人们必须在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能感到并了解 它们 , 也可以间接地描述它们 。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比较关』乙维系社会制度在功能方面的整体 性 , 而较少注意文化知识的总体形态 。 任何社会就如同一个有机体 , 一个部件的运转必然涉 及其他有关部分 。譬如 , 制造一个独木舟 , 必然涉及参加制造者相互的亲戚关系 、 所有者的政 治权 力 、 给独木舟施加的巫术魔力仪式和出海的经济目的 。 这个复杂事物的关键 , 这种社会 的有机组合表现为以亲属 、 婚姻和政治关系做基础的结构 , 即 ,’� · · ⋯社会结构不是文化的一 个方面 , 而是一定的人们运用特殊的理论构架所产生的全部文化 ” �福蒂斯语 � 。 社会结构是 精巧的网络和微妙的均衡 , 人们无论在何处都看到几乎无差别的不厌其烦的重复的生存活动 。 人类学的分析采取生态学观点的趋向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增强 。 这个观点的产 生并不是牵强附会出一种新理论的构架 , 也不是要验证一套固定的假说。 由于人类学中的文 化价值和模式以及结构主义的解释各有弊病 , 文化公式是含混不清没有证据的 , 结 构 主 义 的理论则僵化得不能说明社会的变迁和个体的差异 , 因而生态学的观点应运而生 。 关 于 这 个新观点的术语见于�� 斯图尔德的一些概要的论述 。 他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 “适 应 的 过 程 。 社会的本质和那些不能预测的文化特性就是按照基本上的协调来受这一过程影响的 , 人 类则通过基本上的协调来利用特定的环境 ” 。 经验表明 , 与生存活动和经济行为关系最密切 的那部分文化是 “文化的内核 ” , 应该加以详细地说明 。 正是 田野工作的经验使年轻一代的 人类学家认识到过去一直低估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大量可靠的有分量的资料能够用以 说明内容广泛而有系统的生态学观点 。 令人兴奋的并不是推翻了以前的认识 , 而是把它们置 于更广阔的范围 , 进一步解释已知事物的意义 。 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的其他方法处 理同一资料 , 显然看出文化生态学方法的长处 。 因为生态学的观点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流行 起来 , 那么至少在这方面应该有个概括的介绍 。 人类学问题与生态学研究的初步尝试 在人类学中提出生态学的假说是比较容易的 , 然而要得到生态系统真正在发挥作用的明 证却比较困难 。首先 , 生态学的分析所需要的各种证据与人类学家通常搜集的那些不同。 要了 解自然环境中对人类有影响的因素 , 很可能得应用有关降水量 、 地下水 、 土壤类型、 温度 、 各种植物和动物分类的专业知识。 其次 , 有些资料必须经过长期搜集才有意义 。 例如 , 频发 , � � � 的严重干旱对该地动物 、植物的影响 , 从而对于某特定地区的狩猎 、 放牧 、 农业有着直接的利 害关系。 田野工作者只有懂得在抛荒以后又更新了的土地上植物生长的顺序 , 了解标志着土 地恢复了地力的植物 , 懂得土壤性能的测定 , 才能估价轮作农业的意义 。 由于人类学家或许 缺乏必要的气候学 、 地质学 、 地理学和土壤学知识 , 就得寻求有关 的文献记录 , 或者让专家 参加此项工作 。 为 了区划伊富高人的稻田和水源 , � ·康克林在 � � � �年进行了大范围的 航空摄 影 , 据以绘制详细的等高线地图 。 通过对哈诺努人已知的上百种植物进行分类研究 , 康克林 也成了民族植物学家 。 � ·李在对布须曼人的田野考察中 , 就需要考古学家和营养学 家 的 配 合 。 他搜集了关于人口构成和分布的详细统计数字 , 以及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投人的劳动与 食物产量的比率。 在研究任何一种农业制度时 , 田野制图和测量以及称量产品是艰巨费时但 却必要的工作 。 这些工作有些可以由当地统计员做 , 可以训练能写会算的学生坚持记各种类 型的 日记 , 包括家务工作的内容 、 食物消费的种类和数量等。 然而 , 要长期坚持 一 个 有 代 表性的抽样研究 , 并在适当的指导下防止过多的错误 , 也是不容易的 。 但绝不是象有些人类 学家所说 , 在田野工作的条件下不可能搜集到这类材料 。 帕斯皮西尔在 � � �� 年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显高地环境与经济变化的�’�� 题 , 测量了 � �� 个 种植园 , 仔细地划分农业周期的各种操作时间 , 计算庄稼产量 , 甚至在刨白薯时每天称白薯 的重量 。 · 这些资料连同家务工作的调查 , 使他清楚地看到各家族耕种土地的数量与可以 �� 草 的妇女人数之间的关系 , 妇女的刘草劳动在全部农业生产中有关键意义 。 帕斯皮西尔的数据 也表明 , 就投入的劳动量说来 , 密植和复种比山区实行的广种和抛荒轮耕制花费更多的劳动 。 譬如 , 后者的劳动时间是 � 男人平均每天 � 小时 , 妇女 � � � 小时。 这个发现使人们对 “土著 民族的农业耕作方式劳动时间长 , 劳动强度大的传统看法产生了很大疑问” 。 经娇究 , 秘鲁东南部的农业轮耕者的每 日时间安排是 � 男人平均每天在田地里劳动 � � �小 时 , 妇女 � � �小时 � 打猎和采集野生食物 , 成年已婚男子每 日 � 小时 , 妇女 � � �小时 � 制造器 物及准备食物也得用一定时间。 这是� �� 天内对� , � �� 人调查的结果 , 资料是由计 算 机 处 理 的 。 拉帕波特曾详细地阐述估算单位面积产量 、 田地劳动量 、 运输劳动量消耗的情况 。 他还 大致描述了原始森林和次生植物的花卉构成 , 把常见的植物和其他天然资源进行登记 。 调查 食物的方法是 � 每 日称量蔬菜 、 食品 , 从中减掉喂猪用的部分及在准备工作中损失的部分 , 于是可以算出个人摄取食物的营养价值。 如果人类学家想了解能量交换的模式—特殊生态系统功能的核心 , 这样的资料是必须掌握的 。 人类在适应方面截然不同的表现 , 也可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区别 � 或是比较同时代的 不 同社会 , 或是把同一个群体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比较。 · 巴思 � � � �年研究北 巴基斯坦毗邻民族 集团时 , 使用了 “小生境找 这样一个生态学的概念 。 那里不同的自然环境各由定居农业的帕 坦人 、 半农半牧的科希斯坦人 、 草原游牧的古扎人开发利用着 。 帕散人在海拔较低的地区生 活 , 一年两熟的作物提供的剩余产品足以支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组织 。 稍差 的气候 条件造成高山区科希斯坦人生活的特征 � 实行单一作物耕作制 , 随季节变化在山地与草场之 间游牧 。 他们显然是被帕坦人强大的军事力量驱赶到这个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地域 。 古扎人 是与上两个群体共生的 , 他们用乳 、 肉 、 肥料换取粮食和其他必需品 。 这三种人 在 政 治 结 构 、 社区规模 、 社会阶层方面各有特色 。 还可以看到某个群体的生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相对短期的有时是周期性的变化 。 在夸基 乌特人和考菲阿人中已经有这类例子 。 特别是在疫病 、战争或新的贸易机会的影响下 , 人口 、 有用的资源 、 社会生产和消费单位之间的关 系都是能迅速改变的 。 把比较一历史方法最充分地应用于生态学的 , 可推�� 贝内特 � � � �年在加拿大西部地区的 研究 。 他对印第安人 、 大牧场工人 、 农民和赫特利提人从几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 即 他 们 如 何把 自然环境中的有利因素转化为生存资源 � 他们在历史上如何适应地理条件而产生各有特 点的民族经济 � 这几个人们共同体相互间的适应 。这些工作需要丰富的统计学 、 编年学资料 , 并用现代化的手段加以处理 。 贝内特计划在七十年代完成下述过程的研究 � 包括急速移民 、 经济萧条、 铁路 、 汽车 、 电话的出现 , 所有这些影响到人 口的数量和分布 、 定居点的选择 , 并使社会群体分化为不同的阶层 。 个人的回忆录 、 政府官方的档案 、 法律文件都证实 � 个体 家庭的成长 、 农场事业的发展 、 外部 自然界的气候和市场波动等等事件之间互有影响 。 谈到 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 现在人们常把强调文化价值的那种方法同生态学的理论构架进行对 比 。 贝内特就在研究工作中考虑到大牧场工人与农民对于 自然环境的不同态度 。 在人类学界 , 一种新的理论或假说的地位常取决于同行专家是否承认它的效果 。 倘若能 够搞清那些以前认为是没有联系的纷乱的事件 , 并且使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术语和简洁严谨的 公式 , 这种新理论或假说则可能被采纳 。其他科学家很少过问那些似乎能够自圆其说的发现 , 对同一事物难得进行重复的研究 , 没有实验室对人类学的资料加以试验。 由于这种种原因, 使得负责行政管理 、 土地使用权 、 卫生制度 、 市场销售 、 资源权利等工作的人员 , 往往觉得 人类学者所提供的资料是无关痛痒的和抽象的 。 大概正是在这类事情上 , 人类学工作者需要 具有一些专门的知识 。 生态学角度的研究能直接探讨与当代利害相关的问题 , 如环境的恶 化、 能 源 供 应 、 污 染 、 社会秩序的杂乱无章等 。 有关变革的动议在实施前必须经过考察 , 视其对于环境和文化 会产生什么影响 。 即使关于现代化的建议或某项规划陷于失败 , 人类学家也不必悲观。 人类 学家对社会制度和价值模式的熟悉 , 结合有关生产、 人口 、 能量转递的广泛知识 , 能够对建 造整个体系的模式做出贡献 , 并预见社会变迁的原因和性质 。 制定正确的计划需要借鉴社会科学 , 生态人类学家应该责无旁贷地接受社会的要求 , 而 且进行应用研究是验证我们假说的机会 。 一星半点的证据无法说明理论的有效性 , 只有在实 际生活中 , 才可以判断事先推测的疾病与定居模式之间 、 土地的使用与农业强度之间的关系 有多少是可以成立的 。 我们推荐的医疗方案、 地方政府的工作 、 农业改革等建议的成败 , 只 能由实施这些建议的人们在身体和经济上的客观状况来衡量 。 只要坚持长期观察实验 , 不断 地改进和提高 , 就能把全部生态系统有意义的变化做成可靠的图表 , 提供有关方面的需要 。 过去人类学家所做的生态学研究是有限的 , 其原因可能是 � � � 人类学家一向只关 心 久 远的过去和 偏僻地区的社会 , 那些地方对 自然界的冲击通常是微乎其微的 。 � � 许多 , 即 使 不是绝大多数的研究人员把社区看做孤立的统一体 , 不与更广大的制度体系相联系 , 在这种 情形下 , 就没有考虑到外界的强大力量对这些社区在利用环境或破坏环境方面的作用 。 � � 大 部分对当代社会的文化一生态学的研究都是偏重研究文化而较少研究生态 , 即使描述生存体 系 , 仍然主要是强调它们能够解释社会文化的差别 。 � � 文化人类学家即使进行长期的 社 区 研究 , 也很少注意该社区在资源利用方面的发展 、 变化情况 , 甚至认为生态学领域的关系是 固定不变的 。 由于各种因素的结合 , 例如 , 在第三世界各地区进行田野工作的便利机会减少了 � 在工业 化国家 , 鼓励为了民族的需要搞调查研究 � 加以众所周知的直接的生态问题—能源危机 , 、 干旱及食物短缺 、 滥伐森林 、 水土流失 、 人 口过剩 , 这些情况遂使生态学的观点受到重视 。 人类学家可以根据已获得的地区生态系统的知识 , 根据对自然景观 、 生存技术 、 人 口 、 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 提出一套模式和建议 。 单纯理论的研究能够而且应该与应用 的研究互相补充。 以克拉克为例 , 他了有关方面的经验 , 把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 , 使热 带森林地区的轮耕农业制度保存下来 , 并注意到休耕时间过短将使森林不能恢复等问题 。 又 如 ,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 不是所有的人们都懂得有选择地除草和有计划地植树 。他们不加区别 地放火漫烧 , 以致对生产有利的草地所剩无几 。 没有理由认为技术简单的社会是生活在扣其 环境相平衡的状态中 , 也不能说以往延续下来的制度同样适合于将来 。 而且 , 不可避免地要 发生影响地区生态体系变化的内部或外部因素 。 战争的平息 、 较好的医疗条件 、 便 利 的 交 通运输 , 结果必定是人 口的增长。 土地休耕时间缩短 , 产量衰减 , 食品匾乏 , 原始森林被破 坏 , 土壤质量下降 , 这些都是可预知的后果 。 当地方上的农民通过向他们开放的几种途径参 加市场经济时 , 对土地的需求量随之大大增长。 于是 , 克拉克建议当局鼓励用当地最有效的 办法促进土地从轮耕向固定使用转化。 这些措施包括 � 提倡在一块田地上搞多种经营 , 发展 木本植物的休耕地 , 制定制止滥伐森林的计划 , 修建梯田 , 重视木本作物的稳定产量 。 科学 技术和工业则能在下述方面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 培植高产量 、 高蛋白含量的热带植物 , 进行 休耕制度与农耕方法的各种试验 , 发展并改进低能量工具和痕量元素化肥 。 牲畜饲养也可以 同农业上的豆科 、 禾本科的轮作制结合起来 。 克拉克并不鼓吹笼统地代之以温度带方法 、 高 能量技术 、 工厂式农庄或某类种植业组织 。 他推荐的是创造性的而且实际可行的办法 , 符合 过去热带农学家经过证实的研究成果 , 以现代科学来看也是正确的 。 当然 , 由于变化的 速度太快 、 人 口增长过多 , 上述调整办法也许会遇到许多困难 , 但是它们对于人类的一些重 大问题指明了生态学的前景。 生态学方法的局限性 强调在文化人类学中进行生态学分析具有科学性和积极作用的同时 , 不应忽视这种方法 的局限性和开拓人类社会的其他研究方法 。 如果要避免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任何一种决定论 的过于武断 , 就必须承认还有尚待解答的问题 。 文化观念通常并没有对生存 、 居住等问题给 予最完满的解释 , 但是却提到了一个也许行得通的折衷办法 。 大家知道 , 在一个社会环境里 人们总是努力选择最大限度满足自己需要的事物 , 但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影响这些选择的物质 上的因素 。 更重要的是 , 从来没有一个人以一种全无偏见的 、 理智的 、 精确的方式适应周围 环境 。 每个人所继承的文化只是应付各种事物的手段的总和 , 过去证明它们是有价值的 , 可 是对目前来说也许就没有过去那样大的作用 。 我们仍不能充分地理解 “品格结构 ” 、 “价值 的完形” 和使人类得以生存的 “认识体系” 。文化特性 、 语言 、 服装 、 宗教和婚姻制度在不同 的民族集团中有不同的表现 , 即使这些集团几乎以相同的经济手段生活于同样的自然环境中 。 不久前 , 对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讲德语和罗曼语的两个相邻社区的研究表明 � 数百年 来 , 他们的物质文化一直是不同的 , 尽管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混合山区农业的生态学模 式里 。 过去每个家族都要到不同海拔高度的耕地 、 草场 、 森林去从事生产活动 。 由于自然条 件的限制 , 可利用的土地是有限的 。 丫个男子如果没有足够的土地养家 , 他就无法建立 自己 的家庭 , 一于是 , 或者同兄弟姊妹一起生活 , 或者迁移到别处 。 讲德语的村落实行 整 体 继 承 法 , 长子要继承父亲的全部不动产 �而邻近的操罗曼语的村子则把父母的土地平均分给所有的 子女 , 即一种办法是把占有的土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 一种是土地每一代都进行分解。 然 而实际上每一种继承观念都是 同土地和社会的局限性一致的 。 继承法的原则肯定各有其历史 起因� 但实际的继承过程却是 由生态学因素所决定的 。 可是 , 两个集团在文化上的重要差异 并不因共同的生态环境而消失 。 道路的修建使这些孤立闭塞的社区加强 了与外界的联系 , 到 城市中能够找到挣工资的工作 。 这时 , 许多操罗曼语的青年外出工作 , 永远荒废了他们的家 园 � 而操德语的青年从事工资劳动却是为了返回家乡购买土地 , 经营乳制品贸易 。 这里 , 环 境和技术原因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些差别 。 生态学的调查研究就是要充分说明人类因利用环境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和文化 价 值 的 特 色 , 并且与那些同环境关系较少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特性进行比较。 斯图尔德称这种生态学特 征为 “文化的内核 ” 。 再来谈谈民族志中使用生态学解释的事例 � 达玛斯从环境 适 应 及 历 史进程方面对三个爱斯基摩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他们利用环境的共同办法似乎与他们冬季聚 居的规模有直接关系 。 三个群体都凿开冰层猎取海豹 , 这需要众多的狩猎者参加 , 堵住海豹 呼吸用的通气孔 。 因此 , 冬季就必须几个营帐聚集在一起 , 总共约�� 人到 � �� 人 。夏天的生产 活动生态条件不需要很多人合作 , 人们则以较小的规模灵活地居住 。 生活责料较有保障的一 个群体没有杀婴现象 , 另两个生计艰难的群体则流行杀女婴习俗 。 但是 , 其他方面的差别同 食物的获取和生态学适应就没什么关系了 。 人类学中的生态学研究只是刚开始表明它的作用 , 而且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起于一 种新的教条 , 其目的是努力使当前关于人的科学有更广阔的前景。 我们对于 自然环境的永久 性依赖 , 各种有害的影响对于生态系统的破坏 , 使我们需要懂得更多的 、 长期以来人类成功 地利用环境的多方面知识 。 研究各社会群体的生动经验 , 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抗害防护技术 , 汇集关于人 口 、 劳动输入 、 资源权利和可靠的消费的资料 , 这些都是可能做到而且有必要做 的工作 。 为了做到这点 , 人类学家就必须学会某些新技能 , 并要求其他学科给以专业性的帮 助 。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迅速打破学科的界限 。无疑 , 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能从逻辑 上 加 以 功 能的解释 , 而且 由于采用生态学的方法 , 人类学对文化价值和社会组织的传统研究工作展开 了一个新领域 。 �张雪慧摘译自美国 《文化生态学》 一 , � �� 了年版� �上接第�� 页� 通过有关文献来探索华南广大地 区的瑶族迁移路线时 , � 又得知瑶族的原住她为湖南 武陵, 以此地为出发点 , 向东南方的福建和浙江 , 向南方的广东 、 广西 , 向西南方的贵州 、 四川 、 云 南 、 老挝、 泰国移动。 在探索他们的迁移路线的过程中, 发现了许 多 饶有趣昧的问题 , 如苗族与瑶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 亲缘关系颇为复杂 , 而舍族与瑶族由于两者有同祖 的神话 , 说明他们也有种族上的亲缘关系 。 这样 , 苗 、 瑶 、 舍三族的形志 就成了考察华南民族的重 要问题 , 有必要详细加以考察 。 对此问题 , 长期以来颇为关注的笔者 , � � � 年 � 月至�� 月以三周时间访华时 , 无意中在中央民族 学院民族研究所看到了舍族祖图 《祖像流芳》 这套 极为珍贵的画卷 , 并拍下了全图 。现已全文译出 , 并 在� �� �年 � 月出版的 《松木信广先生追悼论文集》 中做了介绍。 其中所述 , 除其种祖龙犬盘弧是由一 大耳婆的左耳诞生之外 , 其余皆与在泰国西北部山 地玲斜寸中得到的 《评皇卷碟》 相同。 由此可见 , 舍 族与瑶族的种族应该是共同的 。 为了探索舍族与瑶 族的起源 、 迁移的路线和分支的原因 , 因此才去访 问他们分布较广的浙江 、 福建 、 广东和字胡南各省 。 �马 宁摘译自日本 《东南亚历史与文化》 , � �名�年第�召期 �